2025年 · 第105卷第46期

随着全球人口往来频繁、社会经济快速发展、气候变化与人口老龄化进程加快，多重传染病威胁并存，多种健康影响因素复杂交织，传染病多病共流行已成为公共卫生面临的新挑战。传染病多病同防针对在临床表现、传播方式、危险因素，以及防治对策与措施等方面具有一定共性的传染病，统筹其规划、监测、检测、预防、控制和管理，以提高防控质量和效率。传染病多病同防的可行性在于其科学把握各类传染病在流行特征、传播机制与防控逻辑上的共性规律，高效协同防控。多病同防是应对多病共流行的现实紧迫需求，是优化资源配置、提升防控效率的重要手段，是推动公共卫生体系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路径。未来建议完善多病同防体制机制，按照“同规划、同监测、同检测、同防控、同评估”的原则，科学开展传染病多病同防工作。

自2017年版《中国失眠症诊断和治疗指南》发布以来，失眠症的诊疗体系在精准医疗、数字疗法及多学科整合方面取得了显著进展。为此，中国睡眠研究会组织国内相关领域专家制订了《失眠症诊断和治疗指南（2025版）》。新版指南在诊断分类与治疗策略上均有重要更新：采纳睡眠障碍国际分类第三版修订版诊断分类，系统引入失眠症亚型分类，并拓展了数字化认知行为治疗、新型药物及儿童/青少年、女性、老年人等特殊人群的个体化管理策略。本文旨在从诊断体系的更新、治疗策略的进展等维度，解读指南的核心更新与临床意义，为推动我国失眠症的规范化与精准化诊疗提供参考。

骨小梁是骨微结构的关键组成单元，其复杂的三维立体互联微观结构与骨骼力学性能密切相关。传统影像学研究多局限于骨小梁二维形态学分析，对其互联拓扑结构关注不足，难以全面反映骨质量特性。超高分辨率CT（U-HRCT）技术的发展为骨微结构三维成像带来革命性突破，其空间分辨率可达50 μm，能够清晰显示骨小梁的精细立体结构，为在体评价骨小梁互联网络提供了技术基础。重视基于立体互联骨微结构的骨骼质量影像学评价，对于创新骨质疏松诊疗模式、提高骨折风险预测准确性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在系统梳理骨小梁立体互联微结构研究进展的基础上，重点述评了U-HRCT在骨微结构成像中的技术优势，分析了基于立体互联骨小梁网络评价的设备与技术可行性，提出了发展骨质量影像学评估新路径，构建反映互联拓扑特征的影像新参数，整合多层次信息建立骨质量评估新模型的发展方向。同时指出当前面临的标准化缺乏、成像时间长、数据处理复杂等挑战，强调临床转化仍需要内分泌、骨科学、影像组学、生物力学、AI等多学科交叉融合与协同推进。

急性呼吸道感染（ARTI）是儿科常见病、多发病，明确其病因有助于精准的规范化防治。目前，各级儿科医师对儿童ARTI病原学检测与临床管理存在认知水平差异，尤其对儿童不明原因ARTI尚无统一定义和诊疗路径。为提高ARTI病原学检测合理性，优化治疗策略和管理流程，中华医学会儿科学分会呼吸学组组织专家，围绕儿童ARTI病原学初判、诊断流程、病原检测方法选择、二代测序结果合理指导临床、病情评估、经验性治疗和管理、新发突发呼吸道传染病早期识别与处置，基于国内外相关文献和临床经验制订了本专家共识，对儿童ARTI病原学诊断与管理思路给出推荐意见。旨在同质性提高儿科医疗服务整体水平，改善儿童ARTI的转归和预后。

目标仿真试验（TTE）是一种基于真实世界数据的研究方法，通过在真实世界数据中仿真随机对照试验，开展相对高质量的因果推断。近年来，随着医疗大数据与真实世界队列研究数据的积累，在临床研究中遵照随机对照试验研究的设计原则开展TTE的研究越来越多，但是研究的规范性与质量参差不齐。在此背景下，中国康复医学会康复大数据工作委员会及来自全国多家单位的临床医学、流行病与卫生统计学、临床研究方法学、循证医学、大数据等多学科领域的专家，在广泛检索国内外文献的基础上，经过多轮专家咨询与研讨，最终形成《目标仿真试验临床研究应用规范专家共识（2025版）》。本共识明确提出17条推荐意见，系统界定了TTE的概念、适用场景及组成要素，涵盖TTE研究中的关键环节，包括数据来源选择、新用药者设计、时间零点确定和事后随机化方法选择等。本共识填补了我国在TTE方法学应用规范领域的空白，为规范使用TTE设计开展临床研究提供了科学参考，对推动我国临床研究领域发展具有重要实践意义。

目的 比较2001—2011与2022—2024年白癜风患者的流行病学特征、临床特征与疾病相关因素。 方法 回顾性收集2001—2011、2022—2024年于西京医院皮肤科门诊确诊为白癜风患者的首次就诊的临床资料，比较2001—2011年组和2022—2024年组的首次就诊、发病年龄和病程的分布，疾病临床特征及发病相关因素。 结果 2001—2011年组纳入8 053例，男4 284例，女3 769例，2022—2024年组纳入1 041例，男581例，女460例，两组性别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119）。与2001—2011年组相比，2022—2024年首次就诊年龄［M（Q1，Q3）］和首次发病年龄更大［分别为29（16，39）岁比21（11，31）岁和22（11，33）岁比17（9，26）岁］，≥50岁发病比例更高［7.5%（78/1 041）比3.8%（305/8 053）］，且轻度病例占比更高［73.8%（768/1 041）比66.3%（5 341/8 053）］，极重度病例占比更低［0.4%（4/1 041）比1.9%（157/8 053）］，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P<0.05）。同时，与2001—2011年组相比，2022—2024年组冬季发病比例更高［14.2%（148/1 041）比4.4%（353/8 053）］，夏季发病比例更低［15.3%（159/1 041）比18.6%（1 495/8 053）］，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P<0.05）。 结论 与2001—2011年相比，2022—2024年就诊的白癜风患者呈现出年龄增长、冬季好发等重要特征。

目的 分析Janus激酶（JAK）抑制剂利特昔替尼和巴瑞替尼治疗全秃和普秃的疗效及安全性。 方法 回顾性纳入2022年12月至2025年4月于中南大学湘雅医院皮肤科接受巴瑞替尼或利特昔替尼治疗的全秃和普秃患者［斑秃严重程度工具（SALT）评分≥95分］。分别于基线及治疗后第12、24和36周采用SALT、眉毛受累程度评分（EBA）和睫毛受累程度评分（ELA）评估疾病严重程度，主要疗效指标为治疗后SALT评分≤20分的应答患者比例。次要疗效指标包括眉毛应答率和睫毛应答率，通过治疗期间发生的不良反应评估安全性。 结果 共纳入患者30例，男12例，女18例，年龄［M（Q1，Q3）］为16.5（13.0，27.0）岁，90.0%为普秃（27/30），86.7%（26/30）眉毛受累，60.0%（18/30）睫毛受累。22例接受利特昔替尼治疗，8例接受巴瑞替尼治疗。基线、治疗后第12及24周的SALT评分分别为100.0（98.0，100.0）分、76.5（53.0，100.0）分和28.0（4.3，91.3）分。疗效分析显示，治疗12周时，利特昔替尼的SALT治疗应答比例为3/22，巴瑞替尼为2/8；至24周时，利特昔替尼为12/22，巴瑞替尼为2/8。此外，治疗12周时，总体眉毛应答比例和睫毛应答比例分别为7/19和7/12；治疗24周，眉毛应答比例和睫毛应答比例分别为13/19和9/12。共报告15例不良反应，均为轻中度，以毛囊炎（9/15）最常见。 结论 JAK抑制剂巴瑞替尼与利特昔替尼对全秃和普秃均显示出较好的临床疗效，且安全性良好，不良反应可控。

目的 探究CD4+T细胞中甲基转移酶样蛋白3（Mettl3）基因在卡泊三醇（MC903）诱导的小鼠特应性皮炎（AD）中的作用。 方法 构建CD4+T细胞特异性Mettl3敲除C57BL/6小鼠（Mettl3-/-）模型（cKO组，n=4），并以无CD4-环化重组酶的Mettl3flox/flox小鼠（Mettl3+/+）作为对照组（WT组，n=4）。采用MC903涂抹在小鼠右耳腹侧面诱导AD样皮炎模型，通过皮损处红斑鳞屑情况、表皮真皮厚度、特应性皮炎评分（SCORAD）评估AD样皮炎特征；检测皮损处关键细胞因子［白细胞介素（IL）-4、IL-10等］和丝聚蛋白（FLG）的mRNA表达水平，以及小鼠引流淋巴结中CD4+T细胞亚群比例。 结果 与WT组相比，cKO组MC903诱导的AD样皮损严重程度轻，皮损增厚程度与肿胀程度及SCORAD评分均更低（均P<0.05）。MC903诱导10 d后，与WT组相比，cKO组皮损表皮厚度低［（45.4±16.3）μm比（59.6±2.9）μm］，皮损处IL-4 mRNA相对表达水平低［（0.7±0.1）比（1.0±0.1）］，而FLG和IL-10 mRNA相对表达水平高［分别为（2.7±1.3）比（1.0±0.1），（1.4±0.3）比（1.0±0.1）］，淋巴结中调节性T细胞比例更高［（5.7%±1.3%）比（2.4%±0.3%）］，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P<0.05）；而辅助性T细胞2（Th2）比例更低，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0.7%±0.2%）比（0.8%±0.7%），P>0.05］。 结论 CD4+T细胞特异性敲除Mettl3可影响MC903诱导的小鼠AD皮损局部IL-4、IL-10、FLG的表达和Th2/Treg细胞比例，减轻皮肤炎症。

目的 探讨基于应激性高血糖比值（SHR）的模型预测急性心肌梗死（AMI）发生心原性休克（CS）的价值。 方法 回顾性横断面研究。纳入2008至2022年美国重症监护医学信息（MIMIC）-Ⅳ 3.0数据库诊断为AMI的患者，按7∶3比例计算机生成随机数随机分为训练集（1 861例）和内部验证集（799例）。另纳入2021年1月1日至2025年2月1日青岛市市立医院符合条件的AMI患者作为外部测试集（316例）。采用最小绝对收缩和选择算子（LASSO）回归筛选关键因素。采用单因素和多因素logistic回归模型筛选AMI患者发生CS的影响因素，并绘制基于SHR的预测模型的列线图，并分别采用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下面积（AUC）、校准曲线和决策分析（DCA）曲线对模型的预测能力进行评估。 结果 训练集患者年龄为69（61，77）岁，男1 293例，发生CS患者占比16.7%（310/1 861）。内部验证集患者年龄为69（61，77）岁，男550例，发生CS患者占比18.3%（146/799）。外部测试集患者年龄为72（64，80）岁，男199例，发生CS患者占比为11.1%（35/316）。多因素logistic回归模型结果显示收缩压（SBP）、SHR、白细胞（WBC）计数、红细胞压积（HCT）、天冬氨酸转氨酶（AST）、阴离子间隙（AG）、活化部分凝血酶原时间（APTT）、心力衰竭（HF）、急性肾损伤（AKI）均为AMI患者发生CS的影响因素（均P<0.05）。以上述9个变量建立AMI患者发生CS的预测模型，该模型在训练集中预测AMI患者发生CS的AUC为0.82（95%CI：0.80~0.84），灵敏度为0.68，特异度为0.82；内部验证集中AUC为0.79（95%CI：0.75~0.83），灵敏度为0.64，特异度为0.77；外部测试集中AUC为0.84（95%CI：0.77~0.92），灵敏度为0.77，特异度为0.80。校准曲线显示该预测模型在所有数据集中显示有较好的一致性，DCA曲线显示具有良好的临床适用性。 结论 SHR是AMI患者发生CS的影响因素，以SBP、SHR、WBC、HCT、AST、AG、APTT、HF和AKI指标开发的预测模型可更直观地识别AMI患者发生CS的风险。

目的 比较老年原发性醛固酮增多症（PA）与老年原发性高血压（EH）患者左心结构与功能的差异，并探讨影响老年PA患者左心结构及功能的相关因素。 方法 回顾性纳入2017年1月至2023年7月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同仁医院确诊的老年PA患者264例，及本中心同期诊断为EH的患者266例，根据年龄、性别比例、收缩压及舒张压进行1∶1倾向性评分匹配（PSM）。比较两组患者临床指标及心脏结构和功能之间的差异，采用多重线性回归模型分析PA患者心脏结构及功能改变的相关因素。 结果 最终纳入两组各147例患者，PA患者男61例，女86例，年龄［M（Q1，Q3）］66（63，69）岁；EH患者男63例，女84例，年龄67（63，70）岁。PA患者左心室质量指数、左心房内径及室间隔厚度均大于EH患者（均P<0.05），而两组患者左心室射血分数、二尖瓣血流速度与心肌组织运动速度比值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多重线性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在PA组患者中，血浆醛固酮浓度（β=0.162，95%CI：0.138~0.186，P=0.030）、收缩压（β=0.163，95%CI：0.053~0.273，P=0.026）、血浆肾素浓度（β=0.243，95%CI：0.039~0.447，P=0.002）与左心室质量指数具有相关性；体质指数（β=0.260，95%CI：0.125~0.395，P=0.001）、收缩压（β=0.207，95%CI：0.187~0.227，P=0.004）、血浆肾素浓度（β=0.155，95%CI：0.090~0.220，P=0.031）、年龄（β=0.212，95%CI：0.130~0.294，P=0.003）与左心房内径具有相关性；体质指数（β=0.165，95%CI：0.122~0.208，P=0.010）、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β=-0.192，95%CI：-0.294~-0.090，P=0.004）、血浆醛固酮浓度（β=0.151，95%CI：0.149~0.153，P=0.016）与室间隔厚度具有相关性。PA亚组分析结果显示，醛固酮腺瘤患者左心室质量指数高于肾上腺增生患者［94（81，103）g/m2比81（70，98）g/m2，P=0.039］。 结论 与年龄、性别、血压匹配的老年EH患者相比，老年PA患者存在更明显的左心肥厚及左心房增大；两组患者左心收缩及舒张功能未见明显差异；醛固酮与肾素水平与老年PA患者左心结构的改变相关；醛固酮腺瘤患者较肾上腺增生患者左心肥厚程度更重。

目的 分析2016—2024年健康人群肠道大肠埃希菌中mcr-1基因的分子流行病学特征。 方法 本研究为横断面调查。于2016、2019、2022、2024年全国6个省份的6 475名健康人群肠道分离出362株mcr-1阳性大肠埃希菌。使用基质辅助激光解吸飞行时间质谱仪（MALDI-TOF/MS）鉴定菌种；采用PCR扩增技术筛选mcr-1基因；用抗生素敏感性试验测定菌株耐药表型；利用全基因组测序技术分析mcr-1遗传环境和宿主菌系统发育。比较不同年份间mcr-1阳性大肠埃希菌的流行特征、耐药谱及遗传差异。 结果 362例携带mcr-1阳性大肠埃希菌患者的年龄为（49±20）岁，男性194例；大肠埃希菌中mcr-1基因携带率从2016年13.3%（91/684）下降至2024年0.4%（5/1 250），呈下降趋势（P=0.029）。mcr-1阳性大肠埃希菌对头孢噻肟耐药率最高（51.9%，118/362），其次为环丙沙星（46.9%，170/362）、氨曲南（31.2%，113/362）；对阿米卡星、头孢哌酮/舒巴坦、碳青霉烯类和替加环素保持较高敏感性；相较2016年，2019年mcr-1阳性菌株对氨曲南、头孢噻肟、环丙沙星的耐药率均较高（均P<0.05）；相较2022年，2024年mcr-1阳性菌株对除环丙沙星和美罗培南外的所有抗菌药物的耐药率均降低（均P<0.05）。质粒分析表明，mcr-1阳性菌株的质粒类型共9种，IncI2型质粒最多（40.1%，145/362），其次分别为IncX4（15.5%，56/362）、IncHI2（6.4%，23/362）、IncHI2A（2.8%，10/362）、IncP（2.2%，8/362）、IncF（1.4%，5/362）、IncY（1.1%，4/362）。遗传环境分析显示，IncI2质粒在演化过程中保留了Tn6330转座子的“mcr-1-pap2”结构。 结论 mcr-1阳性大肠埃希菌在健康人群肠道中的携带率逐年降低，健康人群肠道mcr-1阳性质粒趋于集中，为IncI2类型。

目的 探讨程序性细胞死亡受体1（PD-1）单抗内化精氨酸-甘氨酸-天冬氨酸多肽（iRGD肽）偶联物［αPD-1-（iRGD）2］联合过继性T细胞治疗（ACT）对“冷肿瘤”免疫微环境的调控作用及其协同抗肿瘤效应。 方法 采用糖基化定点偶联技术构建αPD-1-（iRGD）2。在HGC27胃癌细胞系常规细胞培养及三维培养模型中，将该肿瘤细胞分为对照组、PD-1单抗单药组（αPD-1组）、PD-1单抗及游离iRGD肽组（αPD-1+iRGD组）以及偶联药物组［αPD-1-（iRGD）2组］，评估其对T细胞穿透能力及肿瘤杀伤效力的影响，流式细胞术检测T细胞活化标志物（CD25、CD69）及效应分子的表达特征。通过构建经典“冷肿瘤”模型——BALB/c小鼠4T1乳腺癌皮下瘤模型，分组同前，评估αPD-1-（iRGD）2 联合ACT的抑瘤效果，并运用流式细胞术分析小鼠肿瘤、淋巴结、脾脏组织中T细胞、巨噬细胞等肿瘤微环境变化情况。通过小动物活体T细胞体内实时近红外荧光成像系统动态监测荧光标记的过继T细胞体内分布情况，流式细胞术分析肿瘤浸润淋巴细胞（TIL）表型变化及耗竭标志物（TIM3）表达水平。 结果 αPD-1-（iRGD）2显著增强T细胞穿透HGC27胃癌细胞肿瘤球体的能力，30 min时中心荧光强度高于αPD-1组（P=0.008），在HGC27胃癌细胞常规培养条件及三维培养体系中，T细胞的杀伤比例均高于对照组（均P<0.05）。αPD-1-（iRGD）2介导T细胞激活的竞争性抑制实验流式细胞术分析结果显示，αPD-1-（iRGD）2组颗粒酶B（GZMB）⁺T细胞、人干扰素γ（IFN-γ）⁺T细胞及CD25⁺CD69⁺T细胞比例均高于对照组（均P<0.05）。在4T1乳腺癌皮下瘤小鼠模型中，αPD-1-（iRGD）2联合ACT治疗后肿瘤体积小于对照组（P<0.001），肿瘤内CD8⁺T细胞数量高于αPD-1组（P=0.001），GZMB⁺和IFN-γ⁺CD8⁺T细胞比例分别升高至61.98%±1.80%和58.70%±2.15%（均P<0.05）。近红外体内成像证实，αPD-1-（iRGD）2组的瘤区荧光信号均高于αPD-1组和αPD-1+iRGD组（均P<0.05）。肿瘤组织流式细胞表型分析发现，与αPD-1组相比，αPD-1-（iRGD）2组TIM3⁺耗竭T细胞比例降低，CD44⁺CD62L⁺记忆表型比例升高（均P<0.05）。 结论 PD-1单抗iRGD偶联物通过增强过继T细胞的瘤内浸润能力，改善免疫抑制微环境及维持T细胞效应记忆表型，显著提升“冷肿瘤”对ACT的治疗响应。

评估经鼻湿化快速充气交换通气技术（THRIVE）在小儿复发性喉乳头状瘤（JORRP）手术麻醉呼吸暂停期间通气支持的应用效果，回顾性纳入2023年1月至2024年12月于北京同仁医院接受JORRP手术且应用THRIVE的12岁以下患儿55例（男27例，女28例）。收集患儿一般资料、手术相关信息、术中最低脉搏氧饱和度（SpO2）、不同时间点（麻醉诱导前、后，手术开始时，手术开始后5、10、20及30 min，手术结束时，离开手术室）的心率及平均动脉压（MAP）、手术期间拔管次数及呼吸暂停时间。患儿年龄［M（Q1，Q3）］为7（6，10）岁，术前喉阻塞程度Ⅰ~Ⅲ度，35例（63.6%）患儿术前存在Ⅱ度及以上喉阻塞。术中呼吸暂停时间为9（8，12）min，50例（90.9%）术中仅拔管1次，52例（94.6%）术中最低SpO2≥90%，其中44例（80.0%）的SpO2维持在95%~100%。术中发生低血氧（SpO2<92%）5例（9.1%）。未发生THRIVE相关心血管或呼吸系统严重并发症。所有患儿不同时间点心率和MAP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P<0.001）。研究提示在Ⅰ~Ⅲ度喉阻塞小儿JORRP手术中应用THRIVE可有效维持呼吸暂停期间氧合及循环，避免术中多次插/拔管，是一种安全有效的通气支持方式。

病例1：55岁女性，因胸闷、呼吸困难10余天于2022年4月13日就诊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诊断为ⅣA期肺腺癌伴有表皮生长因子受体（EGFR）L858R突变和间质-上皮细胞转化因子（MET）基因扩增（amp），口服奥希替尼+赛沃替尼，治疗24 d后复查胸部CT，临床评价为部分缓解（PR），截至2025年1月，无进展生存期（PFS）达32个月。病例2：67岁男性，因发现肺部肿物20 d于2023年1月30日就诊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诊断为ⅢB期肺腺癌，伴有EGFR p.L861Q、PIK3CA p.R88Q和METamp三个驱动变异。口服奥希替尼+赛沃替尼，治疗45 d后复查胸部CT，临床评价为PR，截至2025年3月，PFS达25个月。

本文报道1例以顽固性剧烈瘙痒为表现的老年挪威疥。患者男，88岁，独居，因“全身顽固性剧烈瘙痒3个月”于2023年2月13日就诊于成都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皮肤科，曾多次被误诊为湿疹皮炎。皮肤科检查：躯干、臀部、腹股沟及双大腿红色丘疹、结节，部分融合成斑块；脐部、阴茎及阴囊部见黄色厚痂。皮肤镜检查发现疥螨隧道及末端褐色三角翼样结构（飞机尾迹征），显微镜下检出疥虫，确诊为挪威疥。患者经10%硫软膏规范治疗2个疗程后，皮损大部分消退，瘙痒消失。

本文报道1例迟缓凝聚杆菌所致感染性心内膜炎合并肾损伤患者的诊治经过。患者男，42岁，因“尿检异常伴血肌酐升高1个月余”入院；既往有二尖瓣脱垂病史。血培养提示迟缓凝聚杆菌阳性，肾穿刺活检提示伴有免疫复合物沉积的毛细血管内增生性肾小球肾炎，给予抗菌治疗，门诊随访期间复查尿检及肾功能好转。

本文报道1例乳腺癌术后十二指肠转移的病例，患者女，59岁，2025年4月因腹痛伴黄疸入院，入院后完善上腹部MRI及超声胃镜检查考虑十二指肠肿瘤性病变累及胰腺可能，实验室检查肿瘤标记物糖类抗原19-9（CA19-9）、癌胚抗原（CEA）升高，CA-153均正常，既往患者于2024年4月行右侧乳腺癌手术。因乳腺癌十二指肠转移罕见，考虑原发十二指肠肿瘤可能性大，患者胆道梗阻较重，有手术指征，遂行胰十二指肠切除术，但术后病理检查结果显示为乳腺浸润性小叶癌转移。随访至2025年10月，患者病情稳定。

系统性红斑狼疮（SLE）是多因素驱动的系统性自身免疫性疾病。在遗传、表观遗传及环境等因素的协同作用下，机体免疫耐受被破坏，导致免疫细胞异常激活并持续产生自身抗体。这些抗体与抗原结合形成免疫复合物，进而沉积于多器官，最终引发慢性炎症与多组织损伤。近年来，研究在Ⅰ型干扰素信号通路、代谢重编程及免疫细胞互作等关键机制上取得突破，多种靶向药物与细胞治疗已进入临床试验阶段或获批应用，显著拓宽了SLE的治疗选择。本文旨在概述SLE的核心免疫发病机制，并重点评述针对B细胞、T细胞、树突状细胞及干扰素信号通路的关键治疗进展，以期为推动SLE的精准化和个体化治疗提供理论依据与临床参考。

银屑病与特应性皮炎（AD）为皮肤科常见炎症性疾病，传统观点认为二者在临床表现、免疫机制及治疗策略上差异显著。近年研究发现，存在兼具两种疾病特征的患者，因其临床表现多样，常规治疗应答不足，病理机制尚未完全阐明，为临床诊断与治疗带来挑战。本综述系统梳理兼具银屑病与AD特征患者的临床分型，包括湿疹样银屑病或银屑病样湿疹、生物制剂治疗后出现的湿疹样/银屑病样皮炎及银屑病与湿疹重叠表型，及其免疫机制和治疗研究进展，旨在为其临床分型与有效治疗管理提供理论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