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 · 第105卷第29期

在中华医学会成立110周年之际，笔者回顾了从事医学教育60多年，在多所医学院校担任校长、院长的经历，分享了发展医学科学、搞好医学教育的成功经验。介绍了杂志和医学丛书出版、外文科学文献引入、医学学制与规培教育和促进科研成果转化等方面的心路历程和奋斗经验。并呼吁在人工智能快速发展时期，医疗工作者应与时俱进地将人工智能应用于医学教育、医学研究及疾病诊疗，推动中国医学发展，为实现健康中国和民族复兴而奋斗。

自身免疫性疾病是指人体免疫系统错误识别并攻击自身组织，引发一系列炎症反应和组织损伤的疾病，致病性IgG在该类疾病的发生发展中起着关键作用。传统治疗药物效果有限且常伴随显著不良反应，以新生儿Fc受体（FcRn）抑制剂为代表的新型生物制剂的出现，为自身免疫性疾病的治疗带来了突破性进展。FcRn抑制剂通过特异性阻断FcRn与IgG结合，加速致病性IgG的降解，从而减轻靶器官损伤。多项高质量临床研究证实，FcRn抑制剂在IgG介导的多种自身免疫性疾病中展现出显著疗效和良好安全性。然而，目前仍存在个体疗效差异和给药方案有待优化等问题。未来研究应重点关注：FcRn抑制剂的结构优化、适应证的拓展、联合治疗策略的探索，以及个体化给药方案的制定。随着药物结构的改进、临床证据的积累，以及治疗方案的完善，FcRn抑制剂有望成为自身免疫性疾病治疗领域的重要选择，为患者带来更为显著的治疗效果。

颅内动脉粥样硬化性狭窄（ICAS）是缺血性卒中和短暂性脑缺血发作（TIA）的重要病因，亦可引起认知障碍和痴呆。总体而言，亚洲ICAS患病率显著高于西方国家。近年来，关于ICAS的流行病学、诊断、评估、预后和治疗方面出现了很多新的证据，国外亦有相关指南或共识发布。为了更好地指导我国各级医疗机构进行ICAS的筛查、诊断和治疗工作，中国研究型医院学会、中国医师协会神经介入专业委员会以及中国神经科学学会脑血管功能与疾病分会成立专家组，制订《颅内动脉粥样硬化性狭窄诊治指南（2025版）》。本指南依据已发表的临床研究证据并结合国内外相关指南或专家共识，拟进一步明确ICAS的相关定义、流行病学特征、预后情况及高危人群特征，并基于现有证据就相关筛查、诊断、评估及治疗方法和策略提出30条推荐意见，旨在提高相关临床和科研人员对ICAS的重视和认知、促进对相关患者的规范化治疗，以期最终降低ICAS的患病率及相关的卒中、认知障碍和其他临床事件风险，改善患者的预后。

高尿酸血症（HUA）是常见病，在我国患病率逐年增长并呈年轻化趋势。长期HUA不仅可导致痛风、肾结石及肾功能损害，还常与心血管疾病、代谢性疾病、神经系统疾病等其他系统性损害的发生和发展密切相关。为及时识别HUA相关损害的高危人群并进行规范管理，明确哪些HUA患者可推荐药物降尿酸治疗（ULT）并提出具体方案（如给药时机、药物选择和治疗目标等），中华医学会风湿病学分会和中国初级卫生保健基金会风湿免疫专委会组织国内相关专家制订了《高危高尿酸血症药物降尿酸治疗专家共识（2025版）》。本共识通过系统总结当前国内外最新研究证据，结合中国患者的具体情况与专家意见，提出高危HUA的定义和ULT相关的11个临床问题，提出具体推荐意见，供业界参考，以规范国内高危HUA的诊治水平并最终造福广大患者。

目的 探究髋关节镜术前不同时间超声引导下关节腔内局麻药物注射与股骨髋臼撞击综合征（FAI）术后关节感染风险和炎症反应的关系。 方法 回顾性纳入2017年5月至2023年10月在解放军总医院确诊为FAI并接受髋关节镜手术的患者，按关节腔内注射到手术的时间间隔，将患者分为四组：（1）≤30 d组；（2）30~90 d组；（3）>90 d组；（4）未注射组。收集比较4组患者术前1周内及术后住院期间的临床症状和体征、外周血感染相关炎症标志物，术前及术后12个月的国际髋关节结果工具评分（iHOT-12）、疼痛视觉模拟评分（VAS）、改良Harris髋关节评分（mHHS），术后手术部位感染情况。比较组间术后感染率、体温及炎症标志物、髋关节评分差异。 结果 共纳入425例患者，男264例，女161例，年龄（37.2±12.9）岁。≤30 d组152例，年龄（36.9±12.5）岁；30~90 d组58例，年龄（41.4±13.2）岁；>90 d组28例，年龄（37.3±12.0）岁；未注射组187例，年龄（36.2±13.0）岁。入组患者中未发现急性和慢性感染，发现8例可疑急性感染者：未注射组5例（2.7%）、30~90 d组2例（3.5%）、>90 d组1例（3.6%）、≤30 d组0例，各组可疑急性感染患者比例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61）。术后第1日最高体温≥38.0 ℃患者17例，其中未注射组9例（4.8%），>90 d组2例（7.1%），30~90 d组1例（1.7%），≤30 d组5例（3.3%）；体温轻度升高患者（37.0~38.0 ℃）143例，其中未注射组74例（39.6%），>90 d组10例（35.7%），30~90 d组17例（29.3%），≤30 d组42例（27.6%）；各组间不同程度发热人数比例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180）。≤30 d组外周血白细胞水平［M（Q1，Q3）］为10.6（8.5，12.2）×109/L，30~90 d组为9.7（7.8，10.5）×109/L，>90 d组为8.9（8.0，10.7）×109/L，未注射组为10.0（7.9，11.3）×109/L，≤30 d组外周血白细胞显著高于其他组（均P<0.05）。术后各组间的中性粒细胞百分比、中性粒细胞淋巴细胞比、C反应蛋白及红细胞沉降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各组患者术后12个月的iHOT-12、VAS及mHHS评分均较术前改善（均P<0.001）。 结论 在超声引导和标准化无菌操作下，术前髋关节腔内局麻药物注射不会提升FAI患者关节镜术后感染风险和炎症反应。

目的 分析结直肠癌区域淋巴结状态与结直肠癌肺转移患者预后和疗效之间的关系。 方法 回顾性分析2010年1月至2020年12月在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诊断为结直肠癌伴单纯肺转移的204例患者的临床资料，男121例，女83例，年龄（58.6±9.1）岁。记录患者生存情况，随访截至患者死亡或2024年12月31日。通过多因素Cox比例风险回归模型分析结直肠癌肺转移患者总生存时间（OS）的影响因素。采用Kaplan-Meier法绘制生存曲线，log-rank检验评估结直肠原发瘤不同淋巴结状态下结直肠癌肺转移患者OS的差异，并对肺转移瘤仅接受内科治疗的患者进行疗效分析。 结果 204例患者随访48.0（34.1，80.4）个月，1例患者失访，39.7%（81/204）患者死亡，中位OS为48.0个月（95%CI：11.5~119.3个月），5年总生存率为58.5%。多因素Cox比例风险回归模型分析显示，原发瘤病理学淋巴结分期（pN）（+）（HR=2.14，95%CI：1.17~3.92）、原发瘤阴性淋巴结数目（NLN）<13枚（HR=1.97，95%CI：1.22~3.18）、肺转移时癌胚抗原（CEA）≥10 μg/L（HR=2.25，95%CI：1.28~3.98）、多发肺转移（HR=2.16，95%CI：1.08~4.31）和肺转移瘤未外科切除（HR=2.28，95%CI：1.11~4.65）是影响结直肠癌肺转移患者OS的危险因素。Kaplan-Meier生存曲线分析显示：原发瘤pN（+）或原发瘤阳性淋巴结对数比（LODDS）≥-1.1或原发瘤淋巴结阳性率（LNR）≥0.02或原发瘤NLN<13枚或原发瘤淋巴结清扫总数（TLN）<16枚时结直肠癌肺转移患者的OS更短（均P<0.05）。204例患者中72例肺转移瘤患者未行外科手术，仅接受内科治疗，根据预后情况分为部分缓解（PR）组（n=32）和疾病稳定（SD）+疾病进展（PD）组（n=40）。结果表明，PR组原发瘤pN（+）、原发瘤LODDS≥-1.1、原发瘤LNR≥0.02、原发瘤NLN<13枚、原发瘤TLN<16枚的占比均低于SD+PD组（均P<0.05）。 结论 原发瘤pN（+）或原发瘤LODDS≥-1.1或原发瘤LNR≥0.02或原发瘤NLN<13枚或原发瘤TLN<16枚的结直肠癌肺转移患者OS更短，治疗效果更差，建议采用强化的全身治疗策略，以改善内科治疗效果，并尽可能为手术创造条件。

目的 分析维得利珠单抗（VDZ）治疗溃疡性结肠炎（UC）患者疗效的影响因素。 方法 回顾性收集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2020年11月至2024年2月接受VDZ治疗的活动期UC患者的临床资料。每例患者于第0、2和6周静脉注射VDZ（300 mg/次），此后每隔8周静脉注射相同剂量的VDZ维持治疗。第16周时将患者分为临床缓解组（达到临床缓解）和临床未缓解组；第34周时分为黏膜愈合组（达到黏膜愈合）和黏膜未愈合组、病理学缓解组（达到病理学缓解）和病理学未缓解组。分别于第0周和16周检测血清细胞因子［白细胞介素（IL）-4、IL-6、IL-10和肿瘤坏死因子-α（TNF-α）］水平并计算细胞因子变化幅度（第16与第0周的差值），第16周评估患者临床缓解情况，第34周复查结肠镜评估肠道黏膜愈合和肠组织病理学缓解情况，采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临床缓解、黏膜愈合和病理学缓解的影响因素。 结果 共纳入100例患者，男54例，女46例，年龄（43.5±13.7）岁。第16周时，临床缓解组68例，临床未缓解组32例。临床缓解组IL-6［M（Q1，Q3），-0.85（-1.23，-0.46）比-0.26（-1.04，0.19）ng/L，P<0.001］、IL-6+TNF-α［-0.99（-1.46，-0.52）比-0.30（-0.83，0.47）ng/L，P<0.001］的降低幅度均高于临床未缓解组；IL-6降低幅度≥0.40 ng/L（OR=15.33，95%CI：4.42~53.19）、病变部位局限于直肠和（或）左半结肠（OR=0.16，95%CI：0.05~0.51）以及基线部分梅奥（Mayo）评分<5分（OR=0.25，95%CI：0.07~0.84）均是第16周临床缓解的有利因素。第34周时，共87例患者复查结肠镜，黏膜愈合组43例，黏膜未愈合组44例。黏膜愈合组IL-6、IL-6+TNF-α的降低幅度均高于黏膜未愈合组，IL-10的升高幅度亦高于黏膜未愈合组（均P<0.05）；IL-6降低幅度≥0.45 ng/L（OR=13.53，95%CI：2.67~68.45）、基线Mayo内镜评分（MES）<2分（OR=0.08，95%CI：0.01~0.65）均是第34周黏膜愈合的有利因素。第34周时，病理学缓解组23例，病理学未缓解组64例。IL-6、IL-6+TNF-α的降低幅度和IL-10的升高幅度均高于病理学未缓解组（均P<0.05）；IL-6降低幅度≥0.45 ng/L（OR=18.23，95%CI：2.32~143.52）是第34周病理学缓解的有利因素。 结论 IL-6降低幅度≥0.40 ng/L、病变部位局限于直肠和（或）左半结肠以及基线部分Mayo评分<5分均是VDZ治疗UC患者第16周临床缓解的有利因素；IL-6降低幅度≥0.45 ng/L、基线MES<2分均是第34周黏膜愈合的有利因素；IL-6降低幅度≥0.45 ng/L是第34周病理学缓解的有利因素。

回顾性分析2018年1月至2024年12月天津市儿童医院行腹部超声检查且经手术和病理证实为脾扭转的患儿超声图像资料，总结其超声表现。共纳入6例患儿，男1例，女5例，首诊时患儿年龄1~14岁，中位年龄9岁。超声均发现扭转的脾脏肿大，5例脾脏位置异常，1例原位脾扭转；以肝脏回声为参考，4例超声的内部回声呈弥漫性回声增强、粗糙，2例内部高低回声相间，可见极低回声液化区；6例脾门处脾蒂结构杂乱增厚，回声增强，其中2例动态观察呈漩涡征；6例脾脏周围组织回声增强，2例脾周积液。彩色多普勒血流成像提示脾实质及脾门无血流信号或血流信号稀疏。6例患儿均行脾脏切除术，术后病理证实脾扭转、梗死。儿童脾扭转超声表现为脾脏多位置异常；内部回声增粗增强，部分可见极低回声液化区；脾蒂增厚、回声增强，部分呈漩涡征；脾脏周围组织回声增强。

比较不同下肢关节慢性疼痛患者的心理状态差异。回顾性纳入2024年6至12月解放军总医院骨科医学部运动医学科病房住院的慢性髋关节、膝关节、踝关节疼痛患者各25例，其中男36例，女39例，年龄（31.6±9.5）岁。通过宗式焦虑量表（SAS）与贝克抑郁量表（BDI）评估患者的心理状况。髋关节组的SAS评分高于踝关节组（均值差异=0.101，95%CI：0.029~0.174）和膝关节组（均值差异=0.164，95%CI：0.094~0.235）；髋关节组的BDI评分高于踝关节组（均值差异=2.081，95%CI：0.848~3.314）和膝关节组（均值差异=2.044，95%CI：0.866~3.222）。髋关节、膝关节、踝关节疼痛患者中，慢性髋痛患者心理障碍更加显著，应加强这部分患者心理干预支持。

患者男，29岁以急性右侧肢体乏力伴言语障碍起病，于2024年11月就诊于湘潭市第一人民医院。实验室检查示血清及脑脊液梅毒螺旋体抗体（TRUST 1∶128/1∶4）、髓鞘少突胶质细胞糖蛋白（MOG）抗体（滴度1∶32/1∶3.2）阳性、人类免疫缺陷病毒（HIV）阳性；头颅MRI显示左侧额顶颞叶、左侧放射冠区及右侧额叶多发性缺血性病灶。经驱梅毒螺旋体治疗后，症状较前改善。青年卒中患者需警惕神经梅毒可能，合并MOG抗体阳性时应优先抗感染治疗，避免过度免疫干预。

患者女，76岁，2020年9月18日因“反复心悸、胸闷10年余”就诊于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住院行经食管超声心动图后出现饮热水后突发胸腹痛，胸部CT提示气胸、右肺压缩50%，急行胸腔闭式引流术。后续出现液气胸、呼吸衰竭、感染性休克，胃镜发现食管穿孔（距门齿约30 cm处），给予钛夹夹闭并置管引流。经多学科协作，给予抗感染、营养支持及内镜治疗后，病情好转出院。

抗苗勒管激素（AMH）是由睾丸支持细胞分泌的一种生物标志物，属于转化生长因子β超家族成员，参与男性性别分化、睾丸发育和精子生成。男性不育症影响着约50%的育龄期男性。近年来关于AMH在不同男性不育疾病中的研究不断增多，AMH水平异常与无精子症、隐睾症、先天性低促性腺激素性性腺功能减退症、苗勒管永存综合征等多种男性生殖疾病密切相关。本文旨在综述AMH在男性不育疾病诊疗中的最新研究进展，探讨AMH作为生物标志物的临床应用潜力，以期为未来相关疾病的诊疗提供新的视角和方向。

噬血细胞性淋巴组织细胞增生症（HLH）即噬血细胞综合征，是一种罕见的、危及生命的免疫失调综合征，其特点是免疫系统异常激活引发细胞因子风暴。γ干扰素（IFN-γ）已被证实在HLH的发生发展过程中发挥着关键的作用。本文详细阐述了IFN-γ在HLH的发病机制中的关键地位，包括其通过激活巨噬细胞和CD8+T细胞引发细胞因子风暴的机制；同时，分析了IFN-γ作为生物标记物在HLH诊断、鉴别诊断及病情评估中的关键价值，尤其在不同HLH亚型中的水平差异及其与器官受累的关联；本文还重点评估了抗IFN-γ治疗策略，特别是依马利尤单抗在不同亚型HLH中的临床疗效与安全性，并探讨了其作为造血干细胞移植前桥接治疗的潜力；此外，文章还提及了依马利尤单抗可能的不良反应及预防措施，旨在为不同亚型HLH的诊疗策略提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