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外科杂志
2026年 · 第64卷第05期
出版日期 2026-05-01电子版 ￥20.00元￥40.00元
中华外科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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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评
二次开胸体外循环心脏直视手术的挑战与对策
邱志兵 黄福华 陈鑫
中华外科杂志2026年 64卷 05期
DOI: 10.3760/cma.j.cn112139-20260119-00030
摘要
随着心脏外科技术的进步和患者远期生存率的不断提高，需要接受二次或多次心脏手术的患者数量逐年增加。二次开胸手术增加了手术难度与风险。良好的手术前评估和手术策略制定可明显降低手术并发症发生率和病死率，心肌保护策略是心脏手术成功关键之一，本文结合既往文献和作者的临床经验，总结二次开胸手术的外科技巧和经验，为减少手术导致的心脏大血管损伤和致命性出血，安全建立体外循环进行心脏直视手术提供参考。
重视胰腺段胆总管囊肿的规范化诊治
王坚
中华外科杂志2026年 64卷 05期
DOI: 10.3760/cma.j.cn112139-20250127-00041
摘要
胰腺段胆总管囊肿解剖位置深在，易反复发生炎症并与周围组织粘连，且囊肿末端与主胰管存在多种汇合类型，因此安全彻底地切除胰腺段病变胆管是治疗该病的核心难点。精准的术前评估是确保手术安全的前提，需重点明确囊肿的位置与范围、肝动脉与门静脉的解剖关系，以及胆胰管汇合方式。精细的术中操作是保障疗效与安全的关键，应通过胰门板降低技术全程显露胰腺段胆管，完整切除囊肿，并完成高质量的胆肠吻合，以确保吻合口长期通畅、提升患者的生活质量。术后并发症的预判性管控是提高整体疗效的重要环节。胰腺段胆总管囊肿的规范化诊治，需统筹术前评估、术中操作与术后管理三个环节，以达到手术根治与手术安全的平衡。
专家共识
缺血性糖尿病足腔内治疗临床实践专家共识
中国医疗保健国际交流促进会外周血管医学分会 首都医科大学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临床诊疗与研究中心
中华外科杂志2026年 64卷 05期
DOI: 10.3760/cma.j.cn112139-20251217-00594
摘要
缺血性糖尿病足是糖尿病严重的慢性并发症之一，若未接受规范治疗，可能逐步进展为溃疡、坏疽，进而引发截肢，甚至导致患者死亡。缺血性糖尿病足患者的下肢血管病变复杂，常表现为弥漫性钙化、膝下小动脉闭塞等，临床实践中各诊疗中心在治疗方案选择和技术操作方面存在较大差异。为规范我国缺血性糖尿病足的临床实践，提升诊治水平，中国医疗保健国际交流促进会外周血管医学分会，首都医科大学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临床诊疗与研究中心组织国内相关领域专家，结合最新循证医学证据与临床经验，制定本共识，旨在为相关临床医师提供规范化实践指导。
专家论坛
《胆胰肠结合部疾病规范化诊治专家共识（2026）》解读
王坚 全志伟 赵玉沛
中华外科杂志2026年 64卷 05期
DOI: 10.3760/cma.j.cn112139-20260127-00042
摘要
《胆胰肠结合部疾病规范化诊治专家共识（2026）》是国内外首部聚焦胆胰肠结合部疾病规范化诊治的专家共识，本文从四个维度对共识的进行解读：在背景和意义方面，共识的制定旨在提高对胆胰肠结合部整体性和重要性的认识、规范胆胰肠结合部疑难复杂疾病的诊治流程，并搭建相关研究平台，为后续深化临床与基础研究提供方向。在核心思想方面，明确提出重视Oddi括约肌功能保护、重视病理依据在治疗决策中的重要性、重视微创技术的合理应用、重视规范性随访和重视功能性疾病的规范化诊治流程五大原则。在争议焦点方面，重点围绕经十二指肠壶腹切除术（TSA）的安全性与必要性展开论证，通过文献数据证实TSA在病理学诊断及良性疾病的治疗中具有明显优势。在共识的不足方面，共识的推荐意见主要基于回顾性临床研究和专家经验，未来可利用我国病例资源优势，通过开展全国多中心前瞻性或真实世界临床研究，用更充足可靠的数据来支持或修正共识意见。
ERCP引起的胆胰肠结合部损伤防治的研究进展
仇毓东 苏呈祥 赵嘉熙
中华外科杂志2026年 64卷 05期
DOI: 10.3760/cma.j.cn112139-20260202-00054
摘要
内镜下逆行胰胆管造影（ERCP）在胆胰疾病的诊断与治疗中的作用日益受到关注，但其相关并发症，尤其是胆胰肠结合部损伤，是临床关注的重点。胆胰肠结合部的解剖结构复杂，是ERCP操作中最易发生严重不良事件的区域。本文结合国内外研究进展及临床实践，系统综述了ERCP相关胆胰肠结合部损伤的主要类型、危险因素、诊断方法及防治策略，重点总结了出血和穿孔两类最严重并发症的诊治进展。在出血方面，概述了早期与迟发性出血的危险因素及以内镜治疗为主、介入和外科治疗为补充的处理原则；在穿孔方面，系统阐述了不同穿孔类型的影像学诊断要点及分级治疗策略。同时，本文总结了ERCP远期并发症的特点及其与内镜下乳头括约肌切开术的关系。作者认为，严格把握ERCP适应证、优化操作技术，并依托多学科团队进行规范化评估与管理，是降低胆胰肠结合部损伤发生率、改善患者预后的关键。
Oddi括约肌功能障碍诊治策略演变：基础和临床研究证据剖析
周迪
中华外科杂志2026年 64卷 05期
DOI: 10.3760/cma.j.cn112139-20260123-00035
摘要
Oddi括约肌功能障碍（SOD）可导致胆胰管内压升高，表现为持续的胆源性疼痛或反复发作的胰腺炎。目前，SOD的诊治仍面临诸多困难。既往根据Oddi括约肌压力测定（SOM）结果指导的内镜下乳头括约肌切开术（EST）仅对部分改良Milwaukee Ⅱ型SOD患者有效，且术后并发症较多。究其原因，主要是SOD的病理生理机制复杂，现有关于SOD的研究主要聚焦于胆道测压，且证据多来自于早年的动物实验。因此，应进一步应加强SOD相关的真实世界研究，探索胃肠道、胆胰系统、神经系统、内分泌系统对于Oddi括约肌的整体调控机制；并加强消化内镜科、影像科、核医学科及消化外科医师的临床协作，以期寻找到更便捷、安全和微创的SOD诊治方法。
重视感染性腹主动脉瘤的预防与治疗
辛世杰 王鼎
中华外科杂志2026年 64卷 05期
DOI: 10.3760/cma.j.cn112139-20260107-00012
摘要
感染性腹主动脉瘤（IAAA）的发生是主动脉壁退行性变、免疫稳态失衡与微生物侵袭三者协同作用的结果。随着腹主动脉瘤腔内修复术（EVAR）的广泛应用，医源性隐匿性病例增多。临床上需整合临床症状、炎症指标、病原学证据，以及CT血管造影、PET-CT等影像学检查进行综合诊断，通过分子病原学技术可有效提升诊断的准确性。IAAA的治疗以抗感染治疗、经皮引流与外科干预为核心，开放手术为传统治疗的“金标准”，EVAR可作为危重患者的过渡性桥接策略。IAAA的诊疗过程需建立多学科协作机制，融合精准诊断技术与个体化治疗方案的应用有助于改善患者预后。本文梳理近年来国内外相关研究及临床实践文献，从IAAA的概念分类、病原菌地域差异、发病机制、诊断挑战、治疗策略及预防管理等方面进行综合分析与归纳，以为临床规范化诊治提供参考。
外科论坛
从精准诊断到根治性决策：远端胆管狭窄的 多学科诊疗破局之路
星发亮 孙嘉 李淳 吴昕 李秉璐
中华外科杂志2026年 64卷 05期
DOI: 10.3760/cma.j.cn112139-20260128-00043
摘要
远端胆管狭窄（DBS）是胰胆疾病中常见而复杂的临床问题，其病因涉及炎症、良性纤维狭窄及恶性肿瘤等多重因素。DBS良恶性鉴别困难，临床决策往往需要影像学、内镜技术、组织病理学与分子诊断协同完成。随着超声内镜引导下细针穿刺抽吸/活检、经内镜逆行胰胆管造影术活检、分子标志物、影像组学及人工智能的发展，DBS的病因诊断准确率显著提升。同时，多学科团队（MDT）模式逐渐成为标准诊治流程。本文在系统阐述DBS病因、诊断流程及治疗策略的基础上，重点阐述MDT模式下精准外科的关键作用，以期促进临床诊疗的规范化与同质化。
超声内镜在胆胰肠结合部疾病诊治中的应用进展
何理 陈倩
中华外科杂志2026年 64卷 05期
DOI: 10.3760/cma.j.cn112139-20260204-00055
摘要
胆胰肠结合部是胆道、胰腺与肠道交汇的核心区域。胆胰肠结合部疾病的早期诊断与鉴别诊断存在一定困难，超声内镜可在其中发挥重要作用。首先，超声内镜可对该区域的微小病变及细微结构进行近距离、动态扫描与成像；其次，超声内镜引导下细针穿刺活检是获取组织标本以进行病理学检查的重要手段。超声内镜尤其对胆胰十二指肠结合部肿瘤、微小胆总管结石、不明原因胆总管和（或）胰管扩张、胰腺分裂及胰胆管合流异常等疾病具有重要诊断价值。另一方面，超声内镜引导下介入技术发展迅速，包括超声内镜引导下胆道引流、超声内镜引导下胃肠吻合术等，推动了胆胰十二指肠结合部疾病治疗方式的技术革新。本文分别从诊断及治疗两方面介绍超声内镜在胆胰肠结合部疾病中的应用价值。
论著
全主动脉弓替换联合支架象鼻置入术后胸腹主动脉替换术的治疗效果
朱俊明 郑杰升 陈苏伟 董文韬 里程楠 胡海瓯 葛翼鹏 乔志钰 刘永民 孙立忠
中华外科杂志2026年 64卷 05期
DOI: 10.3760/cma.j.cn112139-20251208-00579
摘要
目的
探讨全主动脉弓替换联合支架象鼻置入术（孙氏手术）后胸腹主动脉替换术（TAAAR）的治疗效果，并比较遗传性主动脉疾病（HAD）患者与非HAD患者的手术情况。
方法
本研究为回顾性队列研究。回顾性分析2009年7月至2024年1月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心血管外科收治的199例孙氏手术后行TAAAR的患者资料。男性150例（75.4%），女性49例（24.6%），年龄（39.3±10.9）岁（范围：16~66岁）。根据是否患HAD将患者分为HAD组（n=97）和非HAD组（n=102），分析患者的基线特征、围手术期治疗结果与随访情况。组间比较采用Mann-Whitney U检验、独立样本t检验、χ2检验或Fisher确切概率法。通过Kaplan-Meier法进行生存分析，并采用Log-rank检验比较组间差异。
结果
199例患者的手术病死率为6.5%（13/199）。HAD组患者既往接受2次及以上心血管手术的比例更高［38.1%（37/97）比21.6%（22/102），χ2=6.55，P=0.011］，孙氏手术至TAAAR的间隔更短［M（IQR），2.2（4.0）年比3.1（6.9）年，Z=-1.98，P=0.048］，患者年龄更低［（34.7±9.2）岁比（43.7±10.6）岁，t=-6.41，P<0.01］，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两组患者手术病死率、术后脊髓损伤、肾替代治疗和感染发生率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值均>0.05）。176例患者完成随访，随访时间4.7（5.0）年（范围：1个月至16.2年）。HAD组与非HAD组的8年总体生存率分别为78.9%（95%CI：63.9%~88.2%）和88.1%（95%CI：75.0%~94.5%），8年免于再干预生存率分别为86.5%（95%CI：72.2%~93.7%）和91.0%（95%CI：79.2%~96.3%），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值均>0.05）。
结论
孙氏术后TAAAR的效果良好，可为HAD与非HAD的TAAA患者提供良好的生存率和较低的远期再干预率。
单中心不同入路经导管二尖瓣“瓣中瓣”置换术治疗生物瓣衰败的中期效果评价
刘顺 杨晔 王尧 陈金淼 陆云涛 宋文煜 傅广国 董丽莉 杨雪 潘荪 等
中华外科杂志2026年 64卷 05期
DOI: 10.3760/cma.j.cn112139-20251202-00557
摘要
目的
探讨不同入路经导管二尖瓣“瓣中瓣”置换术治疗生物瓣衰败的中期效果。
方法
本研究为回顾性队列研究。回顾性分析2021年5月至2025年7月于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心脏外科接受经导管球囊扩张式二尖瓣“瓣中瓣”置换术的101例二尖瓣生物瓣衰败患者的临床资料。男性35例，女性66例，年龄（74.5±6.3）岁（范围：55~86岁）。根据手术入路不同，分为经心尖组33例（32.7%）和经股静脉组68例（67.3%）。通过导管、超声心动图、CT等检查手段评估术后治疗效果，记录手术并发症及相关不良事件。数据比较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重复测量方差分析、χ2检验或Fisher确切概率法。
结果
101例患者中22例采用植入后瓣环扩断技术。经股静脉组患者中19例（27.9%，19/68）采用瓣环扩断技术，经心尖组为3例（9.1%，3/33），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8.471，P=0.031）。两组患者的伤口感染、脑卒中、Ⅲ度房室传导阻滞等并发症发生率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值均>0.05）。但经心尖组术后胸腔积液［6.1%（2/33）比0，P=0.040］和术后出血［9.1%（3/33）比0，P=0.012］的发生率高于经股静脉组。经股静脉组术后左心房峰值压和左心房平均压分别为（23.9±4.8）mmHg（1 mmHg=0.133 kPa）和（15.8±3.2）mmHg，低于经心尖组的（29.2±6.5）mmHg和（20.4±5.6）mmHg，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t=1.624，P=0.008；t=1.598，P=0.007）。术后随访时间（18±10）个月（范围：1~36个月）。随访期间共15例（14.9%，15/101）患者死亡。经心尖组死亡5例（15.1%，5/101），其中3例为心力衰竭，2例为肺部感染。经股静脉组死亡10例（14.7%，10/68），其中5例为心力衰竭，3例为肺部感染，2例为脑血管意外。两组患者的全因病死率和主要不良心血管事件发生率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值均>0.05）。
结论
经导管二尖瓣“瓣中瓣”置换术是临床上治疗二尖瓣生物瓣衰败可选择的技术，能够显著改善患者血流动力学状态。经股静脉入路与经心尖入路相比，术后胸腔积液和出血并发症更少，住院时间更短，入路方式对患者中长期预后的影响仍需进一步验证。
再次冠状动脉旁路移植术的临床效果：单中心107例回顾性研究
武恒朝 张本青 孙寒松
中华外科杂志2026年 64卷 05期
DOI: 10.3760/cma.j.cn112139-20251202-00558
摘要
目的
探讨再次冠状动脉旁路移植术的临床效果。
方法
本研究为回顾性病例系列研究。回顾性分析1997年3月至2025年9月于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行再次冠状动脉旁路移植术的107例患者的临床资料。男性93例，女性14例，年龄（61.4±7.8）岁（范围：40~78岁）。患者初次手术均为单纯冠状动脉旁路移植术，无复合手术。二次手术与初次手术间隔时间为（95.3±63.4）个月（范围：2~264个月）。二次手术行非体外循环冠状动脉旁路移植术（OPCAB）59例，体外循环下冠状动脉旁路移植术（ONCAB）48例。收集患者一般资料、手术情况、围手术期并发症与死亡情况，并比较行OPCAB与ONCAB患者的手术情况。组间比较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Mann-Whitney U检验或χ2检验。
结果
107例患者仅1例手术入路采用左前外侧切口，其余均采用正中开胸，建立旁路支数为（2.4±1.0）支（范围：1~5支）。38例患者应用动脉桥，其中左乳内动脉21例，右乳内动脉6例，桡动脉12例，旋股外侧动脉1例。术后30 d内死亡6例，均为2012年以前手术病例，手术病死率为5.6%（6/107）。ONCAB组患者体外循环时间为（151.3±73.1）min（范围：38~375 min），主动脉阻断时间为（90.1±41.6）min（范围：21~215 min）。与ONCAB相比，OPCAB的呼吸机使用时间更短［M（IQR），13.5（8.5）h比17.0（37.3）h，Z=2.555，P=0.011］，术后早期病死率低［1.7%（1/59）比10.4%（5/48），χ2=3.804，P=0.051］。
结论
随着技术的进步和经验的积累，再次冠状动脉旁路移植术的病死率逐步降低。在手术策略中，选择OPCAB可能取得更好的临床结果。
人工瓣置换术后再次外科干预的原因和手术近中期疗效分析
王梧圩 项飞 汪黎明 徐明 黄福华 邱志兵 蒋英硕 刘培生 王睿 陈鑫
中华外科杂志2026年 64卷 05期
DOI: 10.3760/cma.j.cn112139-20251209-00583
摘要
目的
探讨人工瓣置换术后再次外科干预的原因和手术近中期疗效。
方法
本研究为回顾性病例系列研究。回顾性分析2020年7月至2025年7月在南京市第一医院心胸血管外科行二次或多次心脏瓣膜手术的144例患者资料，其中不包括前次手术为瓣膜成形或经导管瓣膜植入术，以及再次手术未处理前次植入人工瓣的患者。男性80例，女性64例，年龄［M（IQR）］63（14）岁（范围：29~78岁）。本次手术为二次手术的患者140例（97.2%，140/144），三次手术的患者4例（2.8%，4/144）。前次手术行二尖瓣、主动脉瓣和三尖瓣置换的患者分别占71.5%（103/144）、56.3%（81/144）和2.1%（3/144），其中28.5%（41/144）的患者前次手术同时接受了二尖瓣和主动脉瓣置换。根据前次手术使用瓣膜类型，分为生物瓣置换术后78例（生物瓣组），机械瓣置换术后66例（机械瓣组）。分析患者再次干预的原因，再次手术后的全因病死率以及围术期主要并发症发生率等。组间比较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Mann-Whitney U检验、χ2检验或Fisher确切概率法，采用Kaplan-Meier法进行生存分析。使用单因素和多因素Cox回归分析患者术后全因死亡的危险因素。
结果
再次手术与前次手术中位时间间隔11（9）年（范围：3个月至32年）。生物瓣组再干预的主要原因包括：结构性瓣膜衰败（71.8%，56/78），人工瓣膜心内膜炎（21.8%，17/78）。机械瓣组再干预的主要原因包括：血管翳或血栓形成（69.7%，46/66）、瓣周瘘（22.7%，15/66）。144例患者在本次手术中行再次二尖瓣置换88例次，再次主动脉瓣置换62例次，再次三尖瓣置换3例次。所有患者再次手术均采用胸骨正中切口，72.2%（104/144）行外周插管。术后30 d病死率为6.3%（9/144），低心排出量综合征发生率为10.4%（15/144），永久起搏器植入率为8.3%（12/144），机械通气延长率为22.2%（32/144）。患者术后随访12（12）个月（范围：0~42个月），5例患者随访中死亡，其中4例为心源性死亡，1例为非心源性死亡。Kaplan-Meier生存分析结果显示，患者术后1年生存率为90.8%（95%CI：86.2%~95.7%）。单因素和多因素Cox回归分析结果显示，肾小球滤过率（HR=0.97，95%CI：0.95~1.00，P=0.019）、重度三尖瓣关闭不全（HR=6.41，95%CI：1.31~31.17，P=0.022）、人工瓣膜心内膜炎（HR=3.67，95%CI：1.06~12.73，P=0.041）、术前心源性休克（HR=7.70，95%CI：3.14~27.73，P=0.002）、急诊或抢救性手术（HR=7.39，95%CI：1.82~30.09，P=0.005）是再次瓣膜手术患者的术后死亡的独立影响因素。
结论
生物瓣置换术后再次外科干预的主要原因是结构性瓣膜衰败，而机械瓣术后再次干预的原因主要是血管翳或血栓形成和瓣周瘘。术前肾功能不全、重度三尖瓣关闭不全、人工瓣膜心内膜炎、心源性休克和急诊手术可能增加再次手术后死亡风险。
胰腺癌术后复发或转移行二次手术切除的临床价值研究
康晓超 付振东 时霄寒 王欢 顾凌云 都金 李雪莹 马洪运 郭世伟 金钢
中华外科杂志2026年 64卷 05期
DOI: 10.3760/cma.j.cn112139-20250730-00378
摘要
目的
探讨胰腺癌根治性切除术后复发或转移患者行二次手术切除的临床价值。
方法
本研究为回顾性队列研究。纳入2016年1月至2024年6月海军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肝胆胰脾外科收治的322例胰腺癌根治性切除术后复发患者的临床和病理学资料。男性202例，女性120例；年龄［M（IQR）］59（13）岁（范围：33~80岁）。根据复发部位分为局部复发组、肝转移组和肺转移组，其中肝转移组根据转移灶数量进一步分为转移灶≤2个亚组和转移灶>2个亚组。使用Wilcoxon双样本检验、χ2检验或Fisher确切概率法比较组间数据的差异。采用Kaplan-Meier法比较各复发模式间及单一复发模式中行二次手术切除与未行二次手术切除患者的总体生存时间和复发后生存时间的差异。采用单因素和多因素Cox回归分析患者的独立预后因素。
结果
在复发和转移方面，102例为局部复发，其中行复发灶二次手术切除43例；138例为肝转移，其中32例行转移灶切除；28例为肺转移，其中14例行转移灶切除。肺转移组患者的中位总体生存时间（68.3个月）和中位复发后生存时间（30.9个月）均优于局部复发组（44.8个月和19.7个月）和肝转移组（28.4个月和14.2个月）（P值均<0.05）。二次手术切除可改善局部复发和肝转移患者的总体生存时间和复发后生存时间（P值均<0.05），但对肺转移患者的生存时间影响不显著（P>0.05）。多因素Cox回归分析结果显示，首次术后切缘状态及是否行二次手术切除是局部复发的独立预后因素（P值均<0.05）；而首次术后病理学分化程度、转移部位、复发后是否行系统化疗及是否行二次手术切除是肝转移和肺转移患者的独立预后因素（P值均<0.05）。在肝转移患者中，转移灶≤2个组的复发后生存时间优于>2个组（24.0个月比9.8个月，P=0.012），而>2个组的复发后生存时间与未二次手术组相当（9.8个月比11.0个月，P=0.733）。
结论
胰腺癌术后复发或转移患者的预后与复发模式密切相关，肺转移患者的预后优于局部复发和肝转移患者。对于经过系统治疗获得肿瘤控制的患者，二次手术切除可改善局部复发和局限性肝转移（≤2个）患者的预后。
头盆环牵引联合后路截骨术治疗重度僵硬型NF-1脊柱侧后凸的疗效分析
岳煜 张振辉 朱峰 徐宏辉 马鸿杰 刘少铮 孟长涛 梅伟
中华外科杂志2026年 64卷 05期
DOI: 10.3760/cma.j.cn112139-20260121-00031
摘要
目的
探讨头盆环牵引联合后路截骨术治疗重度僵硬型Ⅰ型神经纤维瘤病（NF-1）脊柱侧后凸的临床疗效。
方法
本研究为回顾性病例系列研究。回顾性分析2017年3月至2024年6月郑州市骨科医院收治的13例重度僵硬型NF-1脊柱侧后凸畸形患者的临床资料。男性6例，女性7例，年龄（17.5±7.2）岁（范围：11~39岁）。患者在接受头盆环牵引6~9周后，进行脊柱后路矫形手术治疗。收集患者的牵引时间，牵引前后及矫形术后身高、冠状面主弯和矢状面Cobb角、躯干平衡指标、肺功能等数据。重复测量资料的比较采用重复测量方差分析，两两比较采用LSD-t检验。
结果
13例患者牵引时间为（55.5±5.8）d（范围：47~65 d），牵引后均接受了后路顶椎区Ponte截骨及非顶椎区关节突截骨矫形术。患者身高由牵引前的（149.1±3.1）cm（范围：132~153 cm）增至牵引后的（158.8±2.9）cm（范围：139~162 cm）及手术后的（157.0±3.1）cm（范围149~160 cm）（F=37.641，P<0.01）。主弯冠状面Cobb角牵引前为（111.4±15.6）°（范围：96°~150°）降至牵引后的（77.3±4.6）°（范围：68°~83°）及手术后的（58.2±4.1）°（范围：52°~64°）（F=100.637，P<0.01）；矢状面Cobb角牵引前为（97.8±11.2）°（范围：90°~135°），牵引后降至（69.6±4.8）°（范围：63°~77°），手术后降至（54.5±2.6）°（范围：50°~58°）（F=119.930，P<0.01）。所有患者肺功能均有不同程度提高，牵引前肺活量为（1.1±0.1）L，牵引后为（1.2±0.1）L，术后为（1.4±0.1）L（F=75.004，P<0.01）；牵引前第1秒用力呼气量为（0.9±0.1）L，牵引后升至（1.1±0.1）L，术后为（1.3±0.1）L（F=92.937，P<0.01）。在牵引过程中未出现针道松动、感染等并发症，2例患者在牵引后期出现臂丛神经损伤症状，经对症治疗后恢复。术后随访时间为（47.8±24.7）个月（范围：12~87个月），患者植骨愈合情况良好，脊柱内固定无松动、断裂及移位。
结论
头盆环牵引联合后路低级别截骨术治疗重度僵硬型NF-1脊柱侧后凸可有效改善脊柱畸形及躯干平衡，提升肺功能，矫形效果稳定，疗效满意。
国产机器人与达芬奇Xi机器人辅助肾部分切除术围手术期指标及学习曲线的比较研究
李津乔 苏衍宇 袁樱 聂铭 董咨余 曲玥 孙永亮 崔宇航 王子琦 王宏磊
中华外科杂志2026年 64卷 05期
DOI: 10.3760/cma.j.cn112139-20250801-00386
摘要
目的
比较使用国产机器人手术辅助系统与达芬奇Xi机器人手术辅助系统行肾部分切除的围手术期指标，并探讨国产机器人手术辅助系统的学习曲线。
方法
本研究为单中心、前瞻性、随机对照研究。收集2024年8月至2025年5月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收治的符合纳入及排除标准的拟行机器人辅助腹腔镜肾部分切除术（RAPN）患者的临床资料。采用简单随机分组的方式将患者随机分为使用国产机器人手术辅助系统组（国产组）与使用达芬奇Xi机器人手术辅助系统组（达芬奇Xi组）。分析两组患者的围手术期指标，组间比较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Mann-Whitney U检验或Fisher确切概率法。采用累积和（CUSUM）控制图法对国产组的学习曲线进行分析，以评估术者熟练操作国产机器人手术辅助系统所需的手术例数。
结果
共90例行机器人辅助腹腔镜的RAPN患者纳入本研究，其中国产组45例，达芬奇Xi组45例。男性56例，女性34例，年龄［M（IQR）］57（48）岁（范围：31~79 岁）。TNM分期：T1N0M0 80例，T2N0M0 10例。90例患者的手术均在机器人辅助下顺利完成，未出现阳性手术切缘患者。两组手术时间、对接时间、住院时间、术中出血量等指标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值均>0.05），国产组的热缺血时间短于达芬奇Xi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23（10）min 比24（8）min，Z=0.167，P<0.05］。国产组手术时间的CUSUM学习曲线拟合结果显示，第18例手术时达到曲线拐点。将国产组病例分为学习期（第1~18例）和熟练期（第19~45例），两阶段患者的围手术期指标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值均>0.05）。
结论
国产手术机器人辅助系统能够安全有效地用于肾部分切除术，对于已有达芬奇Xi系统手术经验的术者，约18例手术后即可掌握国产系统的操作并进入熟练阶段。
雷帕霉素药物涂层支架治疗V1段椎动脉狭窄的真实世界研究
赵克强 赵俊来 蒋超 郭爽 张童 曹战江 杨宇 朱融融 吴巍巍
中华外科杂志2026年 64卷 05期
DOI: 10.3760/cma.j.cn112139-20250820-00409
摘要
目的
探讨雷帕霉素药物涂层支架治疗V1段椎动脉狭窄的临床效果。
方法
本研究为回顾性队列研究。回顾性分析2023年1月至2024年8月清华大学北京清华长庚医院血管外科收治的因V1段椎动脉狭窄接受支架植入手术治疗的191例患者资料。男性161例，女性30例，年龄（68±8）岁（范围：47~86岁）。其中V1段>70%重度狭窄146例。根据应用支架不同，分为雷帕霉素药物涂层支架组（n=93），传统裸金属支架组（n=98）。两组术前基线资料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值均>0.05）。收集两组患者手术情况、围手术期并发症情况及死亡情况，以及术后12个月随访情况。组间比较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χ2检验或Fisher确切概率法。采用Kaplan-Meier法绘制患者术后支架通畅及免于脑卒中发生曲线。
结果
雷帕霉素药物涂层支架组患者的手术时间为（63±31）min（范围：24~120 min），技术成功率为98.9%（92/93），围手术期30 d内脑卒中发生率为1.1%（1/93）。传统裸金属支架组手术时间（58±24）min（范围：26~110 min），技术成功率100%，围手术期30 d内脑卒中发生率为2.0%（2/98）。两组手术时间、技术成功率、围手术期脑卒中发生率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值均>0.05），两组均未出现死亡病例。雷帕霉素药物涂层支架组91例，传统裸金属支架组95患者获得12个月以上随访。患者均获得12个月以上随访，雷帕霉素药物涂层支架组术后12个月通畅率高于传统裸金属支架组［94.5%（86/91）比83.2%（79/95），χ²=5.838，P=0.016］，术后1年内免于脑卒中发生率亦高于传统裸金属支架组［97.8%（89/91）比89.5%（85/95），χ²=5.410，P=0.020］。
结论
雷帕霉素药物涂层支架在治疗V1段椎动脉狭窄围手术期安全性高，术后12个月支架通畅率及免于脑卒中发生率优于普通金属裸支架，中远期疗效仍需继续随访观察。
技术交流
应用Commando手术行再次多瓣膜置换的临床经验
苏存华 刘一鸣 黄福华 蒋英硕 刘培生 陈鑫
中华外科杂志2026年 64卷 05期
DOI: 10.3760/cma.j.cn112139-20251202-00562
摘要
Patients after valve replacement may need to treat the prosthetic valve again due to artificial valve failure, biological valve failure, artificial valve endocarditis, pannus or thrombosis resulting in artificial valve dysfunction, and prosthesis-patient mismatch (PPM). It has been reported that up to 1/3 of patients after prosthetic valve replacement require re-valve intervention［1］。 Although transcatheter valve replacement has matured over the past 20 years as a viable alternative to open valve replacement for biological valve failure and failure［2］。 However, when faced with prosthetic valve endocarditis, post-mechanical valve replacement, valve thrombosis or paravalvular leakage, re-open valve replacement is still the only option［3, 4］。 How to improve the prognosis of patients with multiple valve replacement after re-thoracotomy is a serious challenge for cardiac surgery clinicians. David et al.［5］Commando surgery was attempted to deal with this kind of problem. However, due to the high requirements of surgeons, complicated operation, high postoperative mortality and complication rate, it has not been widely carried out at home and abroad. At present, there are few related studies of Commando surgery applied to multi-valve replacement in rethoracotomy. This study retrospectively analyzed the clinical data of patients with multiple valve replacement after rethoracotomy using Commando surgery, and provided clinical refe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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