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 · 第64卷第08期

人口老龄化是21世纪全球重大的社会变革之一，其不仅是人口结构的统计学变化，更深刻影响着国家发展全局，牵动着每一个家庭的健康福祉。老年外科作为应对老龄化挑战的前沿领域，已成为现代外科学体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支柱。本文旨在分析我国老年外科的现状与发展瓶颈，并探讨其未来发展方向，为深入贯彻落实《“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推动我国老年外科事业的高质量发展提供实践指引。

微创入路肝切除术（MILR）与加速康复外科理念的结合为肝切除日间化提供了可能。本共识基于国内外最新循证实践，系统阐述了MILR日间手术的准入标准、围手术期管理和出院随访体系。准入制度强调严格的机构与术者资质审核、个体化的患者筛选及病种术式评估；围手术期管理涵盖术前一站式评估与预康复、术中精细技术与多模式镇痛、术后快速康复路径；出院管理建立分层随访与应急响应机制；质量控制体系通过核心指标监测推动持续改进。本共识旨在为日间MILR的规范化开展提供循证指导，促进医疗效率与患者体验的双重提升。

随着新辅助治疗在胰腺癌治疗中的广泛应用，传统以手术为中心的治疗范式正经历深刻转变。在系统治疗前移的背景下，外科手术不再占据治疗流程的起始环节，其适应证、实施时机及预期获益均需在新的治疗框架下重新审视与界定。新辅助治疗通过提高全程治疗完成度、实现生物学筛选及优化外科干预对象，推动可切除性评估由单纯的解剖学判断向融合肿瘤生物学行为与治疗反应的综合决策模式转变。然而，外科治疗亦面临适应证边界模糊、手术时机判断复杂化、技术难度与围手术期风险变化以及传统评价体系滞后等多重挑战。在此基础上，外科医师的角色正由手术技术执行者向多学科协作模式中的决策核心转变，手术策略趋于精细化，手术技术与评估理念不断创新。总体而言，新辅助治疗时代胰腺癌外科策略的重塑，并非围绕“是否手术”，而是聚焦于“为谁手术、何时手术、如何手术”，其核心目标在于实现以患者长期生存获益为导向的精准外科决策。

寒冷地区（简称寒地）的气候及生活方式，使高脂血症成为寒地胰腺炎的主要病因，疾病呈秋冬季高发、易重症化、预后差及易复发的特点。寒地重症急性胰腺炎（SAP）的临床表现为早期炎症反应期进展快，器官功能衰竭早发且易导致心脑功能受损，感染期病情复杂难治，远期易继发胰腺炎后糖尿病。建立区域性胰腺疾病诊疗中心，是破解寒地胰腺疾病诊疗难题的重要举措。早期强化液体复苏和器官支持治疗，感染期恰当地把握外科干预的时机与方式，加强对SAP后代谢性并发症的系统管理，是提升寒地SAP治疗效果的关键。本文旨在为建立寒地适应性的SAP全程防治体系提供理论依据。

胰腺导管腺癌（PDAC）的基因组异质性高且肿瘤微环境复杂，传统诊疗手段效果有限。影像学诊断和分期准确性不足、胰腺手术难度大、综合治疗方案有限且易发生耐药，这些长期存在的瓶颈亟待突破以改善PDAC的治疗效果。近年来，融合人工智能、机器学习、高通量多组学与数学建模的计算医学试图克服难题，推动PDAC的全程诊治从基于群体的标准化模式向数字化、智能化、多维度、精准化的新型模式变迁。本文从影像学评估、外科辅助技术和药物治疗三方面总结了计算医学在PDAC多维度诊疗中的前沿进展。尽管仍面临许多挑战，但随着效率指数级增长和可解释人工智能的不断成熟，计算医学将在帮助人们攻克PDAC中发挥重要作用。

胰腺导管腺癌（PDAC）具有微转移发生时间早、侵袭性强和复发率高等特征，单纯依靠手术治疗难以实现总体生存的持续改善。近5年来，围手术期系统治疗策略迭代、新辅助与转化治疗证据持续累积、放疗与消融等局部强化技术精细化应用，以及以CA19-9、ctDNA和分子残留病灶为代表的生物学标志物逐步进入临床研究与实践，使PDAC的诊疗模式由“以切除为中心”加速转向“以全程获益为导向”的综合治疗范式。在该范式下，胰腺外科的学科价值并未弱化，而是从“实现切除”延伸为“全程路径管理与关键节点决策”，其核心任务包括基于解剖学-生物学-宿主状态的可获益性分层、围手术期系统管理与疗程完成率保障、肿瘤学质量与围手术期安全的双重质控、复发风险分层与再干预策略整合，以及以临床研究和真实世界数据驱动的专病中心体系建设。相应地，胰腺外科医师角色需由“技术型切除者”升级为“多学科团队协作主导者、围手术期协同管理者、局部治疗整合者与质量管理负责者”。本文结合近年来指南与关键临床研究进展，系统阐述了综合治疗时代下胰腺外科及胰腺外科医师的再定位问题。

胰腺位于腹膜后间隙，毗邻腹腔干、肠系膜上动脉、肝动脉、脾动脉及胃十二指肠动脉等重要血管，且这些血管的解剖变异率高，增加了胰腺手术的难度。动脉变异，尤其是肝右动脉、胰背动脉、胃十二指肠动脉的起源异常及脾动脉走行异常等，被证实与术中出血、肿瘤切缘阳性、肝脏缺血等并发症密切相关。通过高分辨率CT血管造影、三维重建、三维打印和人工智能影像学分析等技术的临床应用，使动脉变异的术前评估更加精准。本文系统梳理和总结了胰腺手术中常见的动脉变异类型，重点分析了肝动脉、胰背动脉、胰十二指肠下动脉、胃十二指肠动脉与脾动脉的解剖变异，并提出相应的手术策略，旨在为胰腺手术精准、安全地实施提供参考。

胰腺手术因手术区域的解剖结构复杂、血管分布密集，术中出血风险极高，无论采用开放还是微创术式，均面临严峻挑战。本文基于胰腺区域血供特点，系统提出胰头、胰中段及胰体尾三类区域的血流控制技术体系，强调“血供优先离断和预阻断”策略，优先识别与控制关键血管，从而创造少血乃至无血的手术视野，提升手术安全性与肿瘤根治性，推动血流控制技术成为胰腺外科手术的新范式。

目的 探讨“2+3”胰肠吻合法在胰十二指肠切除术中的应用效果。 方法 本研究为回顾性病例系列研究。收集2022年12月至2025年7月山东大学齐鲁医院胰腺外科由同一术者连续完成的110例胰十二指肠切除术（术中采用“2+3”胰肠吻合）的患者资料。男性61例，女性49例；年龄（60.9±10.9）岁（范围：21~83岁）。术前接受新辅助治疗4例（3.6%）。“2+3”胰肠吻合法为改良的导管对黏膜吻合方法，“2”代表采用4-0不可吸收线进行胰腺前后层与肠壁的两个连续缝合（后壁缝合时将胰管后壁与空肠打孔处缝合），“3”代表采用4-0可吸收线在主胰管6点、12点及3点方位进行胰管对肠管黏膜的3针间断缝合。组间患者临床和病理学资料的比较使用Student′s t检验、Mann-Whitney U检验、χ2检验或Fisher确切概率法。 结果 术后总并发症发生率为20.0%（22/110），临床相关胰瘘（CR-POPF）发生率为9.1%（10/110），无C级胰瘘、二次手术及围术期死亡病例。术后住院时间（13.6±4.0）d（范围：7~27 d）。病理学类型：胰腺癌54例（49.1%），十二指肠（乳头）癌29例（26.4%），胆总管癌10例（9.1%），其他类型肿瘤17例（15.5%）。根据手术方式分为腹腔镜胰十二指肠切除术（LPD）组（44例）和开腹胰十二指肠切除术（OPD）组（66例）。LPD组与OPD组CR-POPF发生率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15.9%（7/44）比4.5%（3/66），P=0.086］。根据胰管直径分为细胰管组（79例）和粗胰管组（31例）。细胰管组CR-POPF发生率［12.7%（10/79）］与粗胰管组［0（0/31）］相比，差异亦无统计学意义（P=0.059）。根据胰腺质地分为软胰腺组（68例）和硬胰腺组（42例），两组患者在手术时间、术中出血量、CR-POPF及术后住院时间等方面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值均>0.05）。 结论 胰十二指肠切除术中应用“2+3”胰肠吻合法进行胰腺功能重建简单、可靠。

目的 探讨在腹腔镜胰十二指肠切除术（LPD）术中应用牛心包生物补片包裹骨骼化的肝动脉及胃十二指肠动脉（GDA）残端对预防术后迟发性出血的安全性和有效性。 方法 本研究为回顾性队列研究。收集2020年6月至2025年2月于徐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普通外科接受LPD的217例患者的临床资料。男性135例，女性82例；年龄（63±13）岁（范围：13~90岁）。根据术中是否使用牛心包生物补片对肝动脉及GDA残端进行包裹分为补片组（109例）和对照组（108例）。分别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Mann-Whitney U检验、重复测量方差分析、Pearson χ2检验或Fisher确切概率法比较两组患者围手术期结局、术后并发症及随访结果，并采用单因素和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迟发性出血的相关因素。 结果 补片组和对照组术后分别发生临床相关胰瘘21例（19.3%）和24例（22.2%），发生胆瘘6例（5.5%）和1例（0.9%），发生胃排空延迟2例（1.8%）和0例，发生腹腔感染4例（3.7%）和6例（5.6%），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值均>0.05）。补片组发生迟发性出血4例（3.7%），低于对照组（12例，11.1%）（P=0.041）。补片组出血部位为GDA残端的患者比例（0.9%，1例），低于对照组（7.4%，8例）（P=0.019）。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补片包裹是迟发性出血的独立保护因素（OR=0.206，95%CI：0.055~0.768，P=0.019），临床相关胰瘘是迟发性出血的独立危险因素（OR=16.623，95%CI：4.759~48.061，P<0.01）。 结论 LPD术中采用牛心包生物补片包裹肝动脉及GDA残端，可在不增加主要围手术期并发症的前提下，降低术后迟发性出血，尤其是GDA残端出血的发生率。

目的 探讨葡萄糖转运蛋白1（GLUT1）表达水平对胰腺癌根治性切除术后辅助化疗效果的影响及其预后意义。 方法 本研究为回顾性队列研究。纳入2021年7月至2023年10月于海军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接受胰腺癌根治性切除术及辅助化疗的200例患者。男性103例，女性97例；年龄［M（IQR）］63（13）岁（范围：33~80岁）。126例（63.0%）患者的肿瘤位于胰头颈部，74例（37.0%）患者的肿瘤位于胰体尾部。收集临床病理资料及辅助化疗方案。采用免疫组化法检测肿瘤组织中GLUT1的表达水平，并分为高表达组与低表达组。通过1∶1倾向性评分匹配（PSM）平衡组间混杂因素，采用Kaplan-Meier法及Cox比例风险回归模型分析无病生存（DFS）时间和总体生存（OS）时间。 结果 原始队列中，GLUT1高表达组的DFS时间与OS时间均短于低表达组（DFS时间：13.6个月比21.1个月，P<0.01；OS时间：25.0个月比31.4个月，P<0.01）。PSM后两组各71例，基线特征均衡（P值均>0.05）。单因素和多因素分析结果显示，GLUT1高表达是DFS（HR=4.742，95%CI：2.978~7.551）和OS（HR=5.042，95%CI：2.673~9.513）的独立不良预后因素。亚组分析结果表明，在接受mFOLFIRINOX方案或以吉西他滨为基础联合方案进行辅助化疗的患者中，GLUT1低表达组的DFS与OS均优于高表达组（P值均<0.05）。 结论 GLUT1表达水平会影响胰腺癌术后辅助化疗效果，其高表达为胰腺癌患者根治性切除术后的独立不良预后因素。

目的 探讨重症急性胰腺炎（SAP）并发感染性胰腺坏死（IPN）患者继发脓毒症后外科救援（SR）治疗的有效性及SR失败的影响因素。 方法 本研究为回顾性队列研究。回顾性收集2019年1月至2025年10月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收治的130例SAP并发IPN继发脓毒症患者的临床资料。男性86例，女性44例；年龄［M（IQR）］47（21）岁（范围：22~74岁）。根据是否进行SR分组，SR组86例，非SR组44例。两组患者年龄、Balthazar-CTSI评分、首次脓毒症时肌酐及尿素氮水平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值均<0.05）。按照最邻近匹配法1∶1比例对两组患者进行倾向性评分匹配（PSM），卡钳值取0.2。根据SR是否成功再进行分组，SR成功组52例，SR失败组34例。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Mann-Whitney U检验、χ2检验或Fisher确切概率法进行单因素分析，将单因素分析中P<0.05的变量纳入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利用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分析多因素Logistic回归模型对SR失败的预测价值。 结果 PSM后，SR组和非SR组患者各38例。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SR是患者生存的独立保护因素（OR=0.184，95%CI：0.063~0.537，P<0.05）。绘制SR组和非SR组的Kaplan-Meier生存曲线，SR组患者28 d累积生存率高于非SR组（χ²=14.950，P<0.05）。多因素Logistic分析结果显示，年龄（OR=1.188，95%CI：1.068~1.322）、急性生理与慢性健康评价Ⅱ（APACHE Ⅱ）评分（OR=1.303，95%CI：1.043~1.628）、首次脓毒症时序贯器官衰竭评估（SOFA）评分（OR=1.840，95%CI：1.205~2.811）及首次SR时间（OR=3.004，95%CI：1.208~7.469）为SR失败的独立影响因素（P值均<0.05）；ROC曲线的曲线下面积为0.950（95%CI：0.903~0.997）。 结论 SR能延长SAP并发IPN后继发脓毒症患者的生存时间；年龄、APACHE Ⅱ评分、首次脓毒症时SOFA评分和首次SR时间为SR失败的独立影响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