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第64卷第11期

血管外科近30年来发展迅速。在微创介入手段应用于血管外科相关疾病的诊断和治疗的时代背景下，血管外科的临床研究和技术革新取得极大的进展。在中国乃至全世界人口老龄化加剧，心脑血管疾病患病人数不断增加的趋势下，血管外科在现有医疗保健体系中的价值日益凸显。血管外科的未来将围绕微创化、精准化、智能化三大核心，结合基础研究、工程学及人工智能的突破，促进临床转化，推动血管外科从“疾病治疗”向“健康管理”转型，同时也从“以手术为中心”转向“以患者为中心”的整合模式。学科发展的趋势将进一步融合人工智能、大数据模型、精准医疗、更先进全面的微创技术、多学科协作与预防管理，显著提升血管外科疾病的诊治效果和患者的生活质量。

胃肠外科围手术期风险评估是保障患者安全、优化治疗决策及降低术后并发症的重要环节。随着人工智能及大数据技术快速发展，基于机器学习与多模态数据融合的智能风险预测模型，逐渐成为推动围手术期管理精准化的重要工具。然而，目前胃肠外科领域在人工智能风险评估模型的输入指标、预测结局、验证方法及临床应用等方面仍缺乏统一规范。为推动人工智能技术在胃肠外科围手术期风险管理中的规范化应用，中华医学会外科学分会结直肠外科学组联合国内胃肠外科、循证医学及人工智能等多领域专家，基于现有循证医学证据及临床实践经验，制订了《胃肠外科手术人工智能风险评估专家共识（2026版）》。本共识围绕高风险并发症预测、模型构建与验证、动态风险监测及干预策略等核心问题，系统提出胃肠外科人工智能风险评估的关键输入变量、主要预测结局、模型评价指标及多中心推广原则，旨在构建适用于我国胃肠外科临床实践的标准化人工智能风险评估框架，推动围手术期管理向精准化、智能化方向发展。

肝细胞癌患者在初诊时多已处于晚期阶段，缺乏有效的根治性治疗手段，整体预后较差。近年来，基于免疫检查点抑制剂的联合治疗方案在提高疾病客观缓解率、延长患者生存期方面表现出临床优势。经规范化转化治疗后，部分初始不可切除的晚期肝细胞癌患者可序贯接受根治性肝切除或肝移植治疗，最终获得稳定的长期生存获益。为了进一步规范晚期肝细胞癌免疫联合转化治疗序贯外科治疗的全流程管理，相关学术组织结合《晚期肝细胞癌免疫靶向联合转化序贯外科治疗专家共识（2024版）》发布以来的最新循证证据与国内临床实践经验，组织多领域专家对共识内容进行了修订与更新，以期指导临床医师制订合理诊疗决策，最大化提升患者治疗获益，推动我国肝细胞癌综合诊疗水平持续提升。

主动脉弓上动脉病变，包括颈动脉、锁骨下动脉及椎动脉病变等，是导致脑缺血及上肢缺血的重要病因，其诊疗策略正经历从传统开放手术向微创腔内治疗、再向个体化精准融合的深刻变革。当前，影像学评估技术的进步显著提升了病变识别与风险分层能力；腔内器械的迭代优化了手术安全性；同时，经颈动脉血运重建与经股动脉支架成形术的循证医学证据的比较、对锁骨下动脉窃血与椎动脉病变病理生理学的再认识及个体化治疗决策体系的构建，成为该领域的研究热点。然而，现有诊疗仍面临术式选择争议、并发症防控不足及长期疗效证据匮乏等问题。本文以血管外科前沿视角，系统述评近年来该领域在腔内器械、手术技术及治疗理念等方面的进展，旨在为国内临床医师提供前沿、实用且具有指导意义的诊疗新思路。

慢性肢体威胁性缺血（CLTI）是下肢动脉疾病的终末阶段，具有较高的致残率和病死率。随着腔内技术的快速发展，“腔内优先”策略逐渐成为治疗CLTI的主流方式，但对于复杂、长段、重度钙化、弥漫性、炎性病变或反复腔内治疗失败的患者，远端搭桥术在挽救肢体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远端搭桥不仅对外科技术要求极高，其疗效更依赖于患者选择、流入流出道评估、移植物的应用及围手术期管理。本文结合近年来国际指南及临床研究进展，重点讨论远端搭桥技术的流入道选择、靶血管评估、移植物选择、隧道建立、远端吻合技术、术中血流评估及术后抗栓治疗与创面管理，并结合近期循证医学证据讨论其在CLTI综合治疗中的合理定位。本文同时简要探讨了可替代移植物及基因治疗和细胞治疗等新进展，以期为CLTI患者的血运重建策略提供参考。

标准主动脉腔内修复术因创伤小、患者恢复快及围手术期安全性较高，已被广泛应用于腹主动脉瘤及部分复杂主动脉疾病的治疗。然而，在短瘤颈、重度成角、锥形瘤颈、附壁血栓或环形钙化等险要主动脉锚定区中，标准腔内修复仍面临近端贴壁不良、Ⅰ型内漏、移植物迁移及再干预等问题。目前，推送技术、反向滑块技术、“壁咚”技术及分步可控释放等手法释放技术可在一定程度上改善覆膜支架的轴向对位、近端边缘定位和局部贴壁质量，但其作用主要限于释放过程的优化，不能替代可靠封闭区原则。本文从险要锚定区的解剖特征、手法释放技术的作用机制与临床证据、开窗/分支腔内修复及医师改良支架的规范化价值、辅助固定和术中补救技术、急诊破裂腹主动脉瘤中的应用场景等方面作一综述，以期为复杂主动脉腔内治疗中标准支架优化释放与复杂封闭区重建策略的合理选择提供参考。

国际血管异常研究学会（ISSVA）制订的血管异常分类是血管瘤与脉管畸形领域国际通用的诊断与交流框架，自1996年确立“血管肿瘤-脉管畸形”二分法以来，该分类历经了2014版、2018版修订。2025年6月，ISSVA分类工作组发表了更新版分类，并将其定位为持续更新的“动态文件”，是迄今幅度最大的一次修订。其核心更新包括：在顶层以“潜在独特血管异常”取代原“暂未分类血管异常”，构建“导航页+完整分类表”两级可视化结构，并新增独立的术语表；脉管畸形不再以血管类型（简单型/混合型）为主轴，改以血流速度（快流速/慢流速）及知名血管发育异常为纲；同时系统性地纳入了分子遗传学信息。本文以2018版为参照，系统梳理2025版血管异常分类的更新要点，结合分子遗传学进展、靶向治疗及我国血管瘤与脉管畸形诊疗实践予以解读，以期为规范诊断、多学科沟通及个体化治疗决策提供参考。

目的 开发判断钝性胸主动脉损伤（BTAI）美国血管外科学会（SVS）Ⅰ~Ⅳ型的分割引导多任务深度学习模型，并验证其在鉴别SVS Ⅱ、Ⅲ型BTAI中的临床应用价值。 方法 本研究为回顾性病例系列研究。收集2006年1月至2026年5月解放军总医院第一医学中心、四川大学华西医院、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西南医科大学附属医院及其他各地方医院共计12家医院的317例BTAI患者的CT造影（CTA）资料。男性258例，女性59例，年龄（54.8±15.3）岁（范围：16~92岁）。开发队列253例，按SVS损伤分型及病例来源中心分层，按8∶2比例随机划分为训练集202例和内部验证集51例；将西南医科大学附属医院收治的64例BTAI病例提前锁定为独立外部测试集。模型由共享编码器、病灶分割分支和掩码引导分类分支组成，主要评价外部测试集中SVS Ⅱ型（壁内血肿）与SVS Ⅲ型（假性动脉瘤）鉴别的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的曲线下面积（AUC）和判断Ⅲ型的灵敏度；次要评价分割、自动测量及离线医师读片结果。 结果 内部验证集覆盖SVS Ⅰ~Ⅳ型，总体分型准确率为92.2%（47/51），宏平均F1评分为0.919。外部测试集包括SVS Ⅱ型（壁内血肿）31例和SVS Ⅲ型（假性动脉瘤）33例。模型鉴别壁内血肿与假性动脉瘤的AUC为0.968（95%CI：0.924~0.996），准确率为92.2%（59/64），判断Ⅲ型的灵敏度为93.9%（31/33），Ⅱ型识别特异度为90.3%（28/31）；2例Ⅲ型被误判为Ⅱ型。自动分割成功率为96.9%（62/64），总体病灶Dice相似系数为0.872±0.072（范围：0.46~0.99），单例模型推理时间为（15.4±2.4）s（范围：10.8~22.6 s）。固定顺序读片中，6名低年资医师在人工智能辅助阶段判断Ⅱ、Ⅲ型的准确率和判断Ⅲ型的灵敏度均高于独立判读阶段，且判读时间较短。 结论 本研究构建的分割引导CTA深度学习模型可完成BTAI病灶分割、SVS分型及关键形态学参数测量，在独立外部测试集中对SVS Ⅱ、Ⅲ型保持了较好的鉴别效能。模型辅助有助于减少低年资医师对Ⅲ型的漏诊并缩短判读时间，可为BTAI的标准化影像学评估提供辅助。

目的 探讨多腔主动脉夹层（MCAD）的血流动力学模式。 方法 本研究为回顾性队列研究。纳入2019年1月至2023年12月于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就诊的急性非复杂性Stanford B型主动脉夹层，并根据术前标准化CT血管造影诊断为双腔主动脉夹层（DCAD）或MCAD的患者。以4例术前死亡MCAD病例为核心，匹配基线均衡、具备完整术前CT血管造影资料且预后明确的非术前死亡MCAD、DCAD 患者各4例，共纳入12例男性患者。术前死亡MCAD组、非术前死亡MCAD组和非术前死亡DCAD组患者年龄分别为（62.0±5.7）岁（范围：54~66岁）、（61.5±5.8）岁（范围：54~67岁）和（61.3±8.1）岁（范围：52~71岁）。基于计算流体力学方法及个体化主动脉模型，量化分析患者术前血流动力学指标，包括血流速度、压力分布、流量分布、壁面剪切应力（WSS）及时间平均壁面切应力（TAWSS）。 结果 血流动力学分析结果显示，假腔流量在三组间呈现出递减的趋势，术前死亡MCAD组为（62.81±7.59）ml/s（范围：56.29~73.78 ml/s），高于非术前死亡MCAD组的（24.84±9.25）ml/s（范围：17.23~36.84 ml/s）及非术前死亡DCAD组的（11.86±5.62）ml/s（范围：6.72~19.84 ml/s）。三组的假腔流量比例和假腔TAWSS最大值相近，术前死亡MCAD组分别为0.77±0.16（范围：0.56~0.93）和（34.44±6.50）Pa（范围：27.54~41.38 Pa），高于非术前死亡MCAD组［0.44±0.17（范围：0.33~0.70）和（15.46±7.75）Pa（范围：6.69~25.01 Pa）］与非术前死亡DCAD组［0.22±0.11（范围：0.14~0.37）和（20.80±7.34）Pa（范围：15.23~31.60 Pa）］。此外，术前死亡MCAD组假腔最大WSS［（125.76±26.57）Pa（范围：87.55~147.91 Pa）］亦高于非术前死亡MCAD组［（64.89±30.45）Pa（范围：28.62~102.40 Pa）］及非术前死亡DCAD组［（91.15±28.16）Pa（范围：61.51~126.41 Pa）］。 结论 本研究结果初步提示，假腔流量优势与异常高剪切应力刺激可能与MCAD患者不良预后相关，可作为潜在生物力学标志物。流体力学模拟可作为识别高危主动脉夹层患者的辅助工具，对优化MCAD患者临床诊疗策略、推进个体化精准治疗具有一定应用价值。

目的 探讨经皮机械血栓清除（PMT）联合经颈静脉肝内门体分流术（TIPS）治疗急性非肝硬化性门静脉血栓（NCPVT）的临床效果。 方法 本研究为回顾性病例系列研究。回顾性分析2017年6月至2023年6月于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腔内血管外科接受PMT联合TIPS治疗的61例急性NCPVT患者的临床资料。男性39例，女性22例，年龄［M（IQR）］49.0（24.5）岁（范围：21~73岁）。采用配对样本t检验或Wilcoxon符号秩检验比较术前与术后1年肝体积及生化指标变化，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比较不同支架通畅状态患者的肝体积变化。采用Kaplan-Meier法绘制支架通畅曲线及症状复发曲线。采用单因素和多因素Cox比例风险回归模型筛选支架闭塞的相关因素。 结果 61例患者中，7例（11.5%）住院期间死亡，5例（8.2%）出院后30 d内死亡，最常见死因为肠坏死。其余49例患者随访时间为43（34）个月（范围：4~94个月），35例（71.4%）发生支架闭塞，中位一期支架通畅时间13.0个月（95%CI：7.3~18.7个月）。35例支架闭塞者中21例症状复发，14例支架持续通畅者中4例复发。10例支架闭塞患者行支架再通术，中位二期通畅时间为21.0个月（95%CI：16.8~25.2个月）。单因素Cox回归分析结果显示，骨髓增殖性肿瘤（HR=3.08，95%CI：1.48~6.42，P=0.003）和双支架植入（HR=2.26，95%CI：1.09~4.70，P=0.036）是支架闭塞的影响因素；多因素Cox回归分析结果显示，仅骨髓增殖性肿瘤（HR=2.75，95%CI：1.31~5.78，P=0.008）为支架闭塞的独立影响因素。患者术后1年炎症及凝血指标均较术前改善，总肝体积减少（P=0.005），且支架通畅者肝体积降幅大于闭塞者［（-215.6±205.5）cm³ 比（-3.5±236.5）cm³，t=-3.505，P=0.001］。 结论 对于急性NCPVT患者，PMT联合TIPS在技术上是可行的，但长期支架通畅性欠佳。该技术可作为急性NCPVT患者的挽救性治疗策略而非根治性治疗手段。

目的 探讨伴发急性胰腺炎（AP）与不伴发AP的胰腺导管腺癌（PDAC）患者的临床特征及伴发AP对PDAC患者预后的影响。 方法 本研究为回顾性病例对照研究。收集2019年1月至2023年12月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肝胆外科收治的1 030例PDAC患者的临床资料。男性578例，女性452例；年龄（62.2±9.7）岁（范围：31~90岁）。根据是否伴发AP分为AP组（n=92）与非AP组（n=938）。AP组中男性56例（60.9%），女性36例（39.1%）；非AP组中男性522例（55.7%），女性416例（44.3%）。采用1∶2倾向性评分匹配（PSM）法对两组患者的临床资料进行匹配，以控制基线混杂。根据是否接受根治性切除及是否进行化疗进行亚组分析。采用Kaplan-Meier法绘制PSM前后的生存曲线，并使用Log-rank检验比较两组总体生存（OS）时间的差异。 结果 生存分析结果显示，PSM前后AP组和非AP组患者OS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值均>0.05）；亚组分析结果显示，所有亚组中两组患者的OS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值均>0.05）。根据是否接受根治性切除进行分层分析，接受手术者中，AP组患者年龄小于非AP组，N0期比例更高，胰体尾部肿瘤比例高，天冬氨酸氨基转移酶、碱性磷酸酶、γ-谷氨酰转移酶、直接胆红素及癌胚抗原水平均低于非AP组（P值均<0.05）；未接受手术者中，AP组T1分期比例更高（P<0.05），其他变量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值均>0.05）。两组患者中接受根治性切除并同时接受化疗的患者预后最优，未接受手术与化疗的患者预后最差（P<0.05）。 结论 是否伴发AP不是PDAC患者长期生存的独立影响因素；但在接受根治性切除的患者中，伴发AP的PDAC患者年龄更小、肿瘤N分期更早、肝功能指标和癌胚抗原水平更低。

目的 探讨术前MRI测量的肛提肌复合体体积对括约肌间切除术（ISR）后重度低位前切除综合征（LARS）的预测价值并构建列线图模型。 方法 本研究为回顾性病例系列研究。回顾性收集2016年1月至2023年12月陕西省人民医院的134例与2021年1月至2022年12月空军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的43例接受ISR的低位直肠癌患者资料。男性110例，女性67例；年龄（64.7±8.6）岁（范围：32~78岁）。按7∶3的比例将陕西省人民医院收治的病例根据计算机生成的随机数分为建模组（94例）与内部验证组（40例），将空军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收治的病例作为外部验证组（43例）。收集患者的临床资料，利用3D Slicer软件于术前MRI图像上分割并标准化计算肛提肌复合体等排便相关肌肉体积。以造口还纳术后6个月LARS评分≥30分为重度LARS。采用单因素与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筛选重度LARS的独立影响因素，并建立列线图模型。通过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校准曲线与决策曲线分析（DCA）评估模型的预测效能。 结果 建模组94例中，发生重度LARS 41例（43.6%）。多因素分析结果显示，术前放化疗（OR=4.901，95%CI：1.806~13.300，P=0.002）、完全型ISR（与部分型ISR相比，OR=7.001，95%CI：1.679~29.197，P=0.008）和较小的肛提肌复合体体积（OR=0.665，95%CI：0.458~0.964，P=0.032）是术后重度LARS的独立危险因素。列线图模型在建模组中的曲线下面积（AUC）为0.778，1 000次Bootstrap校正后的AUC为0.761；内部验证组AUC为0.759，外部验证组AUC为0.707。校准曲线显示预测与实际风险一致，DCA提示模型具有临床净获益。 结论 肛提肌复合体体积、术前放化疗及ISR的分类是ISR后重度LARS的独立影响因素。基于此构建的列线图模型预测效能良好，可为术前风险评估提供参考。

在临床实践中，少数重度颈动脉狭窄患者在行颈动脉血管重建术后，虽然颈动脉再通且血流恢复，但脑血流灌注水平未获预期改善，临床脑缺血症状未见缓解，甚至出现恶化，这种脑血流灌注及临床症状与颈动脉血流恢复程度不匹配的现象，即为脑低灌注综合征（CHypoS）。CHypoS的发生可能与血管解剖因素、血流动力学紊乱、脑血管收缩和微循环功能障碍等因素相关，可导致脑卒中复发风险升高。目前，脑低灌注综合征缺乏统一诊断标准，治疗上缺乏高级别的循证医学证据，多依赖于经验性的血流动力学调控。未来应深入探索CHypoS的病理生理机制，将手术目标从靶血管的解剖学再通转向患者真正的血流动力学和临床获益，从而更有效地预防脑卒中，改善患者的长期预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