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 · 第45卷第09期

快速康复外科(fast-track surgery,FTS)是指为了加快择期手术患者术后恢复、减少术后并发症的发生、降低患者病死率及缩短住院时间而采取的一系列围手术期多学科技术综合运用措施[1-3],主要包括快速通道麻醉(fast-track anesthesia,FTA)、微创技术(MIS)、最佳镇痛技术及强有力的术后护理(如术后早期进食、运动)等[4-5].FTS是一种新的外科理念,其实质是利用现有手段将围手术期各种常规治疗措施加以改良并重新进行优化、组合.FTS的内容涉及多学科领域,并非外科学的独立分支,而是对传统外科学的重要补充与完善.FTS的宗旨是为患者提供最优质的服务、最大的益处和最少的损伤.虽然外科界关于FTS的内涵和延伸仍然存在着分歧,但正是争议和讨论才使得FTS能够不断地被重视以及丰富与发展。

肝脏外科是一个古老而又充满生机的学科.早在1888年,德国医生Langenbuch就成功地施行了肝左叶切除手术.从那时起至今,肝脏外科不断发展,日趋完善,始终充满活力.特别是近30年来,随着麻醉学、围术期处理的进展,新材料、新技术、新方法的应用以及肝脏解剖研究的深入,推动了肝脏外科突飞猛进地发展.而在所有的重大进展中,肝移植的出现对肝脏外科产生的影响最为广泛和深远,甚至可以说是划时代的。

由中华医学会继续教育部、北京协和医院基本外科主办，德国Wolf公司协办的“国际经肛门内镜显微手术（TEM）学习班”定于2007年9月15至18日在北京举办。学习班将邀请国内外知名专家就TEM手术历史及进展进行专题讲演和讨论，同时还有手术实况播放、TEM手术模拟操作训练等。

南京鼓楼医院脊柱外科将于2007年6月14日至19日在南京举办第七届脊柱畸形学习班，届时将邀请国内外著名脊柱外科专家作专题报告。

目的 总结罕见肝良恶性占位性病变的诊治体会,以提高该类疾病的诊治水平.方法 回顾性分析42例罕见肝良恶性占位性病变的影像学检查、治疗方法及预后等临床资料.结果 术前10例影像学诊断与术后病理诊断一致,诊断准确率为23.8%;B超、CT、磁共振成像(MRI)诊断准确率分别为14.3%、19.4%和22.2%.32例罕见肝良性占位手术切除后无复发,7例罕见肝恶性占位性病变术后2例已分别存活18和36个月,余5例术后平均存活7.5个月.结论 罕见肝良恶性占位性病变术前确诊困难,B超、CT、MRI三者联合检测可提高诊断准确率,良性占位性病变术后无复发,恶性占位性病变手术可延长患者生命。

目的 了解预防性经导管动脉化疗栓塞(TACE)对不同肿瘤生物学特性肝癌的抗复发作用.方法 1996年10月至2001年9月,对收治的823例肝癌患者进行了肝癌切除术,其中126例(15.3%)术后行预防性TACE.以肿瘤生物学特性的不同将患者进行分组,评价预防性TACE对具有不同生物学特性的肝癌患者的抗复发作用.结果 对于肿瘤直径≤3 cm的患者,术后实施TACE并未能降低其复发率,反而可能导致肝功能损害,给之后治疗手段的选择带来限制;而对肿瘤直径为＞3～10 cm、甲胎蛋白(AFP)阳性且伴有血管侵犯和肿瘤直径≥10 cm、伴有AFP阳性、存在子灶和血管侵犯、手术切缘＜1 cm的患者,则建议术后在系统情况良好、肝功能恢复后尽早行TACE.结论 术后TACE对具有术后复发高风险的患者具有降低复发率延长生存时间的作用。

目的 比较人肝血流加肝静脉血流阻断术与单纯第一肝门阻断术在第二肝门区域肿瘤切除中的作用.方法 从2000年1月至2005年10月,共施行2100例肝脏肿瘤切除术,其中235例肿瘤紧贴或压迫1根以上主肝静脉,根据肝血流阻断方法的不同,将235例患者分为两组:选择性肝血流阻断组(SHVE组,125例)和第一肝门阻断组(Pringle组,110例).分析两组患者的术中及术后情况.在SHVE组,完全SHVE(阻断第一肝门和所有主肝静脉)25例,部分SHVE(阻断第一肝门和部分主肝静脉)100例.肝静脉阻断方法有3种:丝线结扎肝静脉,止血带阻断和辛氏钳阻断.结果 两组间年龄、性别、肿瘤大小、肝硬化发生率、HBsAg阳性率、术中热缺血时间和手术时间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SHVE组的术中失血量及输血量明显少于Pringle组(P＜0.05).Pringle组有17例发生主肝静脉破裂,其中大出血14例,空气栓塞3例.而SHVE组无1例肝静脉破裂、大出血或空气栓塞发生.Pringle组术后再出血、再次手术和肝功能衰竭等并发症发生率高于SHVE组,ICU时间和住院时间长于SHVE组(P＜0.05).结论 SHVE较Pringle法能更有效地控制术中大出血,防止肝静脉破裂导致的大出血和空气栓塞,降低术后并发症和手术病死率.用辛氏钳阻断肝静脉较结扎法和止血带阻断法更安全和简便。

目的 鉴定人肝癌细胞系HLE细胞表面自然呈递的1条HLA-A2限制性MAGE-A3抗原表位FLWGPRALV(MAGE-A3271-279).方法 用高效液相色谱仪(HPLC)及液-质联用仪对人工合成多肽FLWGPRALV进行鉴定,明确该多肽的HPLC出峰时间和质谱信号特征,并确定这两种仪器对该多肽的检测下限.以弱酸洗涤法从HLE细胞表面洗脱出由主要组织相容性抗原复合物(MHC)分子自然呈递的抗原多肽,用HPLC纯化分馏,根据人工合成多肽的出峰时间,收集该出峰时间前后2 min的馏分,低温冻干后以液-质联用仪进行鉴定,明确其中是否存在MAGE-A3271-279抗原多肽.结果 经纯化的多肽洗涤样品经液-质联用仪检测,可获得一个(m/z)2为529.9的双电荷质谱信号,对其碰撞诱导解离谱图进一步分析,证明其序列(自N端至C端)为FLWGPRALV,相对分子质量为1058.4 Da,与MAGE-A3271-279抗原多肽相符,说明样品中存在低丰度的目的抗原多肽.结论 可以从人肝癌细胞系表面直接分离、鉴定出可被HLA-A2分子自然呈递的MAGE-A3表位多肽,提示MAGE-A3271-279抗原多肽在肝癌免疫治疗中具有潜在应用价值。

目的 研究同种异体移植菲立磁(Feridex)标记的大鼠骨髓基质干细胞(BMSCs)在急性化学性肝损伤大鼠肝脏的定居、迁移及其对肝功能的修复作用.方法 采用四氯化碳制作SD大鼠急性化学性肝损伤模型,将Feridex标记的大鼠BMSCs注入此模型肝脏.分别于注射前6 h,注射后6 h、1周、5周行大鼠肝脏磁共振成像(MRI)扫描,血清谷氨酸转氨酶(ALT)、天冬氨酸转氨酶(AST)、血清铁(Fe3+)测定和肝组织病理学检测.结果 肝损伤组,镜下可见肝内出现弥漫性分布的点片状坏死,肝血窦充血明显,弥散性炎性细胞浸润.普鲁士蓝染色证实Feridex标记BMSCs阳性率＞90%;透射电镜见铁颗粒位于BMSCs胞质中;MRI扫描SE-T2WI序列成像显示:Feridex标记BMSCs注射组注射后6 h与注射前比较,在局部注入区域可见明显的低信号改变,注射后1周、5周低信号改变区域逐渐扩大,与对照组比较,肝损伤组在各时间点的MRI低信号改变范围更大.各组病理学改变均随时间延长逐渐好转,血清ALT与AST水平降低,BMSCs肝脏注射组更为明显;Feridex标记BMSCs注射组与未标记细胞注射组在各时间点的肝组织病理学改变类似,血清ALT、AST及Fe3+水平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同种异体移植的BMSCs可促进大鼠肝脏急性化学性肝损伤功能恢复;MRI可追踪到Feridex标记的BMSCs在肝损伤大鼠肝脏实质内弥散。

目的 研究肿瘤坏死因子α(TNF-α)对体外培养的人肝癌耐阿霉素细胞系(HepG2/ADM)多药耐药现象的逆转作用.方法 不同浓度(100、500及2500 U/ml)TNF-α作用于HepG2/ADM细胞72 h后进行以下试验:用实时荧光定量聚合酶链反应技术检测各组多药耐药相关基因(MDR1)及脂质过氧化物酶体增殖物激活受体α(PPAR-α)基因的mRNA表达情况;用罗丹明外排法检测各组P-糖蛋白活性;用Annexin V检测0.5 mg/L阿霉素诱导的各组细胞凋亡情况;利用MTT法检测各组耐药性的改变.结果 TNF-α能诱导HepG2/ADM细胞的MDR1基因表达下调,PPAR-α基因表达上调,且能增加阿霉素诱导的凋亡细胞的比例及细胞毒作用.结论 TNF-α可能分别通过抑制MDR1表达及促进PPAR-α表达而逆转HepG2/ADM细胞的耐药性。

目的 研究转染不同癌基因的大鼠骨髓基质干细胞(MSCs)移植到大鼠体内分化为肝癌细胞的作用.方法 分别将原癌基因c-myc、K-ras及c-myc联合K-ras转染至同种异体大鼠的MSCs,并通过门静脉移植到肝脏急性损伤和正常大鼠体内,观察其在大鼠肝脏内的成瘤作用,检测转染癌基因的MSCs在受体肝脏中的分布和转归.结果 移植同种异体MSCs后,未出现免疫排斥反应,移植的MSCs可在受体大鼠肝内定居.移植单独转染K-ras基因及联合转染K-ras和c-myc双基因的MSCs的大鼠中共有6只大鼠形成肝癌结节;免疫组织化学检测发现,移植后第7天,出现甲胎蛋白(AFP)阳性细胞.移植转染c-myc的MSCs的大鼠肝脏未见明显结节和肿块,汇管区的卵圆型细胞数量增多,移植后第7天,AFP阴性.所有移植了MSCs的大鼠肝脏内,均可见c-kit染色阳性细胞.结论 MSCs的基因变异可导致肝脏发生癌变。

目的 评价肝功能显像结合单光子发射型计算机断层显像(SPECT)技术对术后肝功能的预测价值.方法 20只新西兰白兔,随机平均分为肝纤维化肝癌组和正常组.两组均行肝脏右外叶切除术,术前1 d行99mTc-二乙基乙酰苯胺亚氨二醋酸(99mTc-EHIDA)肝脏显像,计算代表整体肝功能的5 min心区清除指数(HCI5)、5 min心肝相关指数(HLI5)、15 min肝脏排泄率(Ex15),结合SPECT技术计算代表剩余肝功能的HCI5P、HLI5P和Ex15P;术后4 d重复99mTc-EHIDA肝脏显像.术前1 d和术后4 d检测肝功能,包括丙氨酸转氨酶(ALT)、天冬氨酸转氨酶(AST)、γ-谷氨酰转肽酶(GGT)、总胆红素(TBil)、总蛋白(TP)、白蛋白(ALB)、胆碱脂酶(CHE)和白蛋白与球蛋白比值(A/G).结果 整体肝功能指标中,肝纤维化肝癌组Ex15低于正常组(P＜0.05),肝纤维化肝癌组HCI5和HLI5较正常组有升高趋势(P＞0.05);Ex15与ALB成正相关、与TBil和GGT成负相关(P＜0.05),HCI5与CHE成正相关(P＜0.05),HLI5与A/G成负相关(P＜0.05).剩余肝功能指标中,HLI5P与术后A/G成负相关(P＜0.05),Ex15P与TBil和GGT成负相关(P＜0.05).结论 应用肝脏显像结合SPECT技术可以在动物模型上建立三维立体肝功能评估方法,在获得的参数中,Ex15可以定量评价整体肝功能,Ex15P和HLI5P可以预测术后剩余肝功能。

在我国肝炎后肝硬化是门静脉高压症的最常见原因,约占95%以上.发生门静脉高压症时,门静脉系统和腔静脉系统之间的交通支扩张,形成曲张静脉,超过30%的患者出现食管胃底曲张静脉破裂出血,表现为呕血和黑便,病死率很高,第一次出血的病死率约为25%,且在第一次出血后1～2年内,约半数患者可发生再次大出血,第二次出血的病死率可达50%.门静脉压力增高时,还可出现顽固性腹水和脾功能亢进等临床表现.当出现以上严重并发症时,往往需要外科治疗.但由于肝硬化的存在,给外科治疗带来很多困难.传统的外科手术方法如脾切除门奇断流术、分流术及经颈静脉肝内门体分流术等虽然能暂时缓解出血、改善患者的临床症状,但在延长患者生存期、提高患者生活质量等方面并不能满足需要.随着外科技术的进步,肝移植手术已成为治疗肝炎后肝硬化门静脉高压症有效的和最终的临床治疗手段.但肝移植手术本身有创伤大、风险高、费用高和术后并发症多等缺点,并且毕竟有一部分患者通过传统手术也能取得较好的临床疗效,故目前对门静脉高压症外科治疗的选择及手术时机的掌握存在争议,本文就此作一探讨。

目的 探讨腘静脉环缩术和股深静脉结扎术治疗股深静脉功能不全的作用与疗效.方法 34例患者经静脉造影和血管彩超检查证实股深静脉功能不全;CEAP临床分级,C431例,C51例,C62例.股深静脉形态Raju分型,Ⅱ型22例,Ⅲ型10例,Ⅳ型2例.32例在股深静脉与腘静脉交通远侧以及在腓肠肌静脉汇入腘静脉的近侧环缩腘静脉.另2例在股深静脉与腘静脉交通处结扎股深静脉主干.结果 31例患者(91.1%)平均随访4.6年,小腿酸胀痛症状消失,足靴区色素沉着明显消退,溃疡愈合无复发.另3例失访.术后检测下肢运动静脉压与术前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静脉压力恢复时间大于22 s.术后头高足低60°静脉造影,记录造影剂到达髌骨上缘水平腘静脉显影的时间以及立位彩超检测腘静脉每分回流量,与术前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结论 股深静脉功能不全所致反流对下肢血流动力学的影响密切相关.在腘窝部位选择腘静脉环缩术和股深静脉结扎术治疗股深静脉功能不全是可行有效的。

目的 探讨从人脐血中分离、体外培养CD133+血管内皮祖细胞(EPCs)的方法及其生长特性和鉴定.方法 采用密度梯度离心法结合MACS分选法提取人脐血中CD133+细胞,进行流式细胞仪检测纯度,予EBM-2培养液接种培养,观察其生长特性;利用Dil-LDL及FITC-Lectin摄取实验、细胞免疫组织化学等进行鉴定.结果 经流式细胞仪检测CD133+细胞平均占单核细胞的(1.13±0.10)%,磁珠分选所得CD133+细胞平均纯度为(91.45±1.04)%;CD133+细胞贴壁生长,可分化为梭形血管内皮细胞及形成集落;CD133+细胞培养过程中Dil-LDL及FITC-Lectin摄取阳性,双染阳性率为(95.83±1.72)%;CD133+细胞培养1周后经免疫组织化学检测CD34、Ⅷ因子阳性率分别为(95.83±2.23)%和(95.92±1.43)%,与人脐静脉内皮细胞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CD133+细胞体外培养4 d、1周可形成小血管结构.结论 免疫磁珠分选法可获取较高纯度CD133+血管内皮祖细胞,在生长因子作用下诱导其分化为成熟血管内皮细胞。

目的 通过2例胸腹联体婴儿分离手术探讨联体婴儿的外科治疗方法.方法 于2004年7月和2005年4月收治2例胸腹联体婴儿,第1例因脐疝皮肤破裂、肠管外露伴破裂急诊行分离手术,胸腹创面用局部皮瓣修复,继发创面用人工皮覆盖.第2例于出生后2个月先行胸腹壁皮肤扩张术,扩张完成1个月后行分离手术,用异体心包重建心包腔,多孔聚乙烯支架重建胸骨缺损,聚丙烯单丝网片重建腹壁,用胸腹扩张旋转皮瓣关闭胸腹创面.结果 第1对婴儿分别于分离后2 h和39 h死于呼吸衰竭和呼吸、循环衰竭.第2对婴儿均成活治愈出院.结论 胸腹联体分离术应先行皮肤扩张以利于创面愈合,胸壁重建以多孔聚乙烯支架为好,腹壁重建可用聚丙烯网.分离手术最好在婴儿出生3个月后进行。

目的 探讨大鼠小肠系膜淋巴组织通过树突状细胞(DC)和外周血单核细胞(PBMC)作用后刺激混合淋巴细胞增殖强度和与DC作用后MHC类分子表达变化.方法 分离培养SD大鼠DC、PBMC、混合淋巴细胞,获取Winstar大鼠肠系膜淋巴结组织悬液.CCK-8检测法测定负载肠系膜淋巴组织抗原的DC和PBMC,及负载肠系膜淋巴组织抗原和卵白蛋白(OVA)抗原的DC对混合淋巴细胞刺激增殖能力;流式细胞仪分析肠系膜淋巴组织作用于DC后,其MHC类分子表达变化.结果 获得的大鼠小肠淋巴组织悬液中,淋巴细胞占91%,其余包括少量粒细胞、浆细胞、上皮细胞等;在各组中负载肠系膜淋巴组织抗原的DC对混合淋巴细胞刺激增殖能力,均强于PBMC(P＜0.05);在DC与混合淋巴细胞比例≥1:100各组中,负载肠系膜淋巴组织抗原的DC,对混合淋巴细胞刺激增殖能力,强于负载OVA抗原的DC(P＜0.05);肠系膜淋巴细胞组织刺激DC后,其MHC-Ⅰ和Ⅱ类分子表达高于未加入抗原组.结论 小肠系膜淋巴组织具有强抗原性;DC抗原呈递作用强于单核细胞;负载肠系膜淋巴组织抗原后的DC高表达MHC-Ⅰ、Ⅱ类分子。

脂多糖(LPS)与免疫细胞表面相应的受体结合后可引发一系列信号转导进而诱生大量炎性介质,导致全身炎症反应综合征(SIRS)或脓毒症.以往的研究多以大肠杆菌LPS为对象,对于临床厌氧菌感染中最重要的致病菌脆弱类杆菌(bacteroides fragilis,B.fragilis)的LPS研究较少.髓系触发受体-1(TREM-1)是新近发现的表达于单核/巨噬细胞等髓系细胞表面的激活型受体,能在细菌或LPS等的刺激下触发髓系细胞产生大量炎性因子,从而在炎症反应的触发和放大过程中起重要作用[1-4].本文拟通过体外单核细胞炎症反应模型,观察TREM-1在转录及翻译水平的表达情况,以探讨其是否参与脆弱类杆菌LPS所致炎症反应。

槐耳清膏的主要活性成分是多糖蛋白[1](polysaccharide of trametes robiniophila murr,PS-T),能诱导人直肠癌细胞株(HR8348细胞)发生凋亡[2],对血管内皮细胞体外构建新生血管有抑制作用[3].但槐耳清膏对肝癌在体内的生长和转移的干预作用尚无报道.本研究利用裸鼠人肝癌转移模型LCI-D20[4]进行了抑制肿瘤生长和转移的动物实验,现报道如下。

神经浸润是胰腺癌特征性浸润和转移方式,其转移率高达53%～100%,是影响胰腺癌患者预后的主要因素之一[1].但胰腺癌这种高度神经浸润特性的机制尚未完全清楚.近年研究表明胶质细胞源性神经营养因子(glial cell line-derived neurotrophic factor,GDNF)是TGF-β超家族的成员,而其受体RET(属于酪氨酸激酶)为RET原癌基因的产物,两者过表达与胰腺癌[2-3]及甲状腺癌[4-5]等肿瘤细胞增殖密切相关,但其过表达与胰腺癌的临床病理生物学行为的关系尚不清楚.本文通过检测胰腺癌组织GDNF及RET的蛋白表达情况,探讨GDNF及RET基因在胰腺癌发生发展过程中的作用及其对预后的影响。

1956年7月下旬,中华医学会第十八届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出席大会的外科学会正式代表51人,列席代表50余人.外科学会向大会提交了106篇学术论文,其中26篇论文进行了大会宣读。

创面愈合是一个复杂的生物学过程,包括炎症反应、细胞增殖迁移和创面重塑.这些过程连续且相互交叉,在这一复杂生物学过程的各个阶段都有生长因子的参与和调控.既往研究发现:糖尿病慢性创面并不遵循正常愈合模式,其确切机制尚未明确,但生长因子含量的减少、降解的加速或者活性的减弱都是其难以愈合的重要因素.近年来生长因子治疗日益受到人们的关注,本文就影响创区愈合有重要作用的几大生长因子治疗糖尿病慢性创面的研究新进展予以综述。

精索脂肪瘤是发生在精索结构内的脂肪组织来源的良性肿瘤,常在腹股沟疝手术时被发现[1],但往往不被重视.经研究发现,精索脂肪瘤可对腹股沟疝的发生及术后复发产生影响.本院在近1年时间内共接诊25例,现总结报告如下。

乳腺癌是女性最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根治术后常进行放射治疗以降低其复发率.然而,放疗常导致部分患者局部皮肤溃疡并经久不愈,严重影响患者生活质量.我科近期采用背阔肌皮瓣转移修复乳腺癌根治术后放射性溃疡8例,取得满意疗效,现报告如下。

患者 女,60岁,因"反复腹胀10个月,加重伴上腹痛3个月"于2006年1月23日入院.入院查体:生命体征平稳,皮肤巩膜无黄染,心肺阴性,腹膨隆,中上腹压痛,无反跳痛,左肝增大至剑突下10 cm,脾脏肋下未触及,移动性浊音阳性,液波振颤阳性,双下肢无明显水肿.大小便常规、血常规无明显异常.凝血酶原时间15.5 s,活化部分凝血酶原时间36.8 s,国际标准化比值为1. 22,谷氨酸转移酶21 U/L,天冬氨酸转移酶38 U/L,白蛋白31.9 g/L,总胆红素1.0 g/L,乙肝五项阴性.超敏C反应蛋白27.5 g/L,CA125 49.9 U/ml,AFP、CEA、CA19-9、CA50均正常.血沉2 mm Hg(1 mm Hg=0.133 kPa),自身免疫检查:抗核抗体1∶160,颗粒型。

患者 女,19岁,因腹部进行性膨隆7年于2006年8月2日来我院就诊.7年前因腹胀、腹痛曾行手术治疗,切除腹腔"囊肿",术后症状无缓解,腹部进行性膨隆,3年前脐旁右侧出现瘘口,常年流黄褐色黏液,10～50 ml/d.患者能进流食,有排气排便.入院查体:体重40 kg,四肢发育不良,呈脊髓灰质炎后遗症样畸形,智力低下.腹部明显膨隆,右侧明显,右侧腹脐旁3 cm处见一直径为0.5 cm的瘘口,有黄褐色泥浆样黏液流出.整个右侧腹可触及一直径为30 cm的圆形质硬肿块.术前CT检查示右上腹低密度类圆形囊肿,将肝脏、十二指肠、胰腺、胃向上、向左推移,考虑为畸胎瘤(图1)。

患者 女,17岁,"下腹部腹胀3个月,盆腔B超发现肿物2 d"于2006年8月8日收入院.该患者于入院3个月前无明显诱因出现下腹满胀不适,未特殊诊治.入院前2 d于外院行B超检查提示:下腹部盆腔混合性肿物.自发病以来,饮食睡眠良好,大小便正常,体重无明显改变.既往史、个人史无特殊,月经规律.入院体检:体温36.5℃,脉搏76次/min,呼吸18次/min,血压95/60 mm Hg(1 mm Hg=0.133 kPa).一般状况好,心肺检查未见异常,腹部膨隆,无压痛、反跳痛和肌紧张,未触及明显异常包块,移动性浊音( - ),肠鸣音正常.妇科查体:外阴发育正常,子宫前方可触及一个15 cm×10 cm×9 cm囊实性肿物,无压痛,活动尚可,双侧附件触诊不满意。

就读者对我们发表在<中华外科杂志>2006年第5期的"微创甲状旁腺肿瘤切除术34例临床分析"[1]一文提出的质疑,我们已在<中华外科杂志>2006年第15期作出了答复[2].但在读了<中华外科杂志>2006年第23期刊载的纪光伟医师"对<微创直接甲状旁腺肿瘤切除术34例临床分析>一文作者答复的再商榷"[3](以下简称"再商榷")一文后,我们认为有几点所谓歧义与观点仍需要进一步澄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