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 · 第52卷第05期

急性胰腺炎严重程度的准确分级对于临床实践和研究十分重要。在临床实践中，准确的分型有助于正确地评估疾病的严重程度，监测疾病的发展，制定治疗策略。而临床研究中，准确的分型对于患者的正确入组、实验结果的有效性都有很大影响。一个多世纪以来，急性胰腺炎的严重程度被简单地分为轻型和重型，而且对于轻型和重型的定义尚未统一。近年来，研究发现重型胰腺炎又有不同的亚组，而不同亚组患者的预后有很大差异，轻型和重型二分法的局限性慢慢显现。

在我国，80%以上的肝细胞癌患者伴有不同程度的肝炎后肝硬化［1-2］。因此，肝硬化是肝细胞癌治疗不可忽视的因素。研究表明，肝切除是目前治疗肝细胞癌最有效的方法，而肝硬化是肝细胞癌术后复发及长期生存的重要预后因素［3］。肝硬化是慢性肝病长期损伤肝脏造成的一个渐进发展的病理过程，不同患者伴随的肝硬化严重程度有很大不同。然而，目前对不同严重程度肝硬化对肝细胞癌肝切除疗效的影响尚缺乏深入研究。肝移植可以去除肿瘤，同时去除硬化的肝脏，被认为是肝细胞癌最理想的治疗方法［2］。由于供体短缺、等待期肿瘤进展及治疗费用较高，肝移植在我国还不能取代肝切除成为治疗肝细胞癌的首选。因此，深入研究不同严重程度肝硬化对肝切除长期疗效的影响，对于合理选择肝切除还是肝移植、解剖性肝切除还是非解剖性肝切除等外科治疗方法具有重要意义。近年来，肝细胞癌微创消融治疗取得了长足的进展，使肝细胞癌治疗有了更多的选择。目前国内外已发表的关于肝细胞癌外科治疗方法选择的指南尚没有充分考虑肝硬化严重程度这一重要因素。笔者认为，深入研究、充分认识不同程度肝硬化对肝细胞癌外科治疗疗效的影响，才能使肝细胞癌的外科治疗方法选择更为科学、合理。

目的研究透明细胞型、巨细胞型、肉瘤样3类特殊细胞形态肝细胞癌的临床病理学特点及预后因素。方法对1998年10月至2013年6月78例术后病理证实为少见病理类型肝细胞癌患者的临床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透明细胞型43例，男性33例，女性10例，年龄25～80岁，中位年龄56岁；巨细胞型19例，男性16例，女性3例，年龄38～66岁，中位年龄59岁；肉瘤样肝细胞癌16例，男性14例，女性2例；年龄46～70岁，中位年龄57岁。结果透明细胞组多灶肿瘤发生率（4.7%）低于巨细胞组（4/19）和肉瘤样组（4/16）（χ2=6.157，P=0.034）。细胞学分级透明细胞组细胞分化程度较好，肉瘤样组细胞分化程度最差，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0）。生存分析结果显示，透明细胞组中位生存时间和1、3、5年生存率为45个月和92%、65%、45%，优于巨细胞组（13个月和55%、30%、0）和肉瘤样组（8个月和31%、0、0）（χ2=4.473～26.981，P<0.05）。肿瘤细胞组织学分级、TNM分期为影响预后的独立因素（回归系数分别为4.038和1.354，P<0.05）。结论透明细胞型肝细胞癌恶性程度较低，预后相对较好。巨细胞型肝细胞癌和肉瘤样肝细胞癌是恶性程度较高，预后较差的特殊病理亚型。

目的比较胰十二指肠切除术（PD）后早期胰管支撑管内、外引流的临床疗效。方法采用前瞻性研究方法，将2010年1月至2013年3月收治的219例接受PD的患者根据胰液引流方式随机分为外引流组110例和内引流组109例。内引流组术中将胰管支撑管留置于空肠内，外引流组胰管支撑管通过肠壁和腹壁留置于体外。比较两组患者术中出血、手术时间、术后住院时间、病死率及胰漏等相关并发症发生情况。结果与内引流组相比，外引流组的PD术后胰漏（13.6%比22.6%）、胃排空延迟（10.0%比27.5%）、腹腔感染（6.4%比19.3%）、肠梗阻（8.2%比20.2%）及总体并发症（24.5%比41.3%）发生率较低（χ2=5.735 8～11.047 7，P<0.05），胰漏愈合时间较短［（11.5±2.93）d比（20.1±5.7）d，t=5.07，P<0.01］。两组患者术中出血、手术时间、术后住院时间、病死率等指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胰管支撑管外引流可有效降低PD术后患者胰漏及总体并发症的发生率，安全可行，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目的探讨成人急性复杂型阑尾炎的临床特征。 方法回顾性分析2003年1月至2012年12月手术切除的742例急性阑尾炎病例，根据术后病理结果分为急性单纯性阑尾炎组和急性复杂型阑尾炎组。比较2组患者的一般情况、临床表现、体检结果、实验室检查及影像学检查结果，寻找急性复杂型阑尾炎的临床规律。 结果本组患者中急性复杂型阑尾炎533例（71.8%），病理类型包括急性化脓性阑尾炎306例，急性蜂窝织性阑尾炎57例，阑尾穿孔59例，急性坏疽性阑尾炎100例，阑尾穿孔伴脓肿形成6例，阑尾炎合并肿瘤5例。较之单纯性阑尾炎，成人急性复杂型阑尾炎入院时白细胞计数更高（t=－7.142，P=0.000），体检发现腹肌紧张者较多（χ2=10.646，P=0.000），B超或CT提示阑尾内有粪石嵌顿（χ2=16.759，P=0.000）、右下腹局部积液者较多（χ2=13.531，P=0.000）。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表明，无阑尾炎病史（OR=0.593，95%CI：0.373～0.942）、白细胞计数高于20×109/L（OR=2.717，95%CI：1.834～4.027）、腹肌紧张（OR=1.649，95%CI：1.047～2.597）、B超或CT发现阑尾内粪石嵌顿（OR=2.939，95%CI：1.607～5.377）及阑尾周围积液（OR=3.273，95%CI：1.424～7.525）是成人急性复杂型阑尾炎的主要危险因素（P<0.05）。 结论白细胞计数显著增高、腹部体检触及肌紧张、影像学检查发现阑尾粪石或阑尾周围积液对鉴别成人急性单纯性和复杂型阑尾炎有较大意义。

目的比较有症状性腹主动脉瘤和无症状性腹主动脉瘤腔内修复术的围手术期结果。方法回顾性分析2008年1月至2013年2月符合纳入排除标准的230例进行腹主动脉瘤腔内修复术的非破裂性腹主动脉瘤患者临床资料。其中有症状性腹主动脉瘤43例（18.7%），男性40例，女性3例，平均年龄（69±10）岁；无症状性腹主动脉187例（81.3%），男性162例，女性25例，平均年龄（71±9）岁。于术后1个月进行随访。主要研究内容是围手术期全因死亡，次要研究内容是手术相关数据、主要围手术期不良事件。结果有症状组与无症状组在年龄、性别、美国麻醉师协会评分、基础疾病等方面差异无统计学意义。有症状组瘤径较无症状组更大［6.00（1.97）cm比5.10（1.70）cm，Z=2.51，P=0.01］。围手术期全因病死率分别为0和1.1%（P=0.66），技术成功率和临床成功率两组均为100%，其他手术相关数据两组结果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包含死亡的主要围手术期不良事件发生率分别为0和2.1%（P=0.43）。结论腔内治疗有症状性腹主动脉瘤和无症状性腹主动脉瘤围手术期结果相似，但需要更多的研究进一步比较中长期结果。

目的探讨乳腺癌腋窝Ⅲ水平淋巴结转移的高危因素。方法回顾性分析2001年8月至2011年12月收治的746例乳腺癌根治术或改良根治术行Ⅰ～Ⅲ水平淋巴结清扫患者的临床资料，患者均为女性，年龄33~80岁，中位年龄46岁。选取11个可能与乳腺癌Ⅲ水平淋巴结转移相关性较大的因素，分析不同情况下Ⅲ水平淋巴结转移的高危因素。结果腋窝Ⅰ～Ⅱ水平淋巴结移数目（OR=4.541，95%CI：3.569～5.776）、肿瘤位置（OR=1.437，95%CI：1.029～2.007）、淋巴结外浸润（OR=3.809，95%CI：1.683～8.618）、雌激素受体表达阴性（OR=0.740，95%CI：0.569～0.964）是Ⅲ水平淋巴结转移的高危因素。进一步分层分析表明：T3期以上的肿瘤位于外侧时更容易发生腋窝Ⅲ水平淋巴结转移（χ2外侧比内侧=4.458，P=0.035；χ2外侧比乳晕区=7.090，P=0.008），ER表达阴性时随着肿瘤分期的增高更容易发生Ⅲ水平淋巴结转移（χ2T3比T1=6.133，P=0.013；χ2T3比T2=5.664，P=0.017）。结论对于术前乳腺肿瘤穿刺活检证实ER表达阴性的T3期及以上的肿瘤、术中探查疑腋窝Ⅰ～Ⅱ水平淋巴结较多转移或疑伴有淋巴结外组织浸润时，宜积极行腋窝Ⅲ水平淋巴结清扫。

目的比较单胸弯青少年特发性脊柱侧凸（T-AIS）患者与同龄健康青少年脊柱骨盆生长发育模式情况。方法研究对象包括2011年12月至2012年10月就诊的48例女性T-AIS患者（T-AIS组）和48例同龄健康女孩（正常对照组），年龄10～18岁。在站立位全脊柱正位X线片上测量两组研究对象的全脊柱长度及高度（LOS和HOS）、T1～T12胸椎长度及高度（LOT和HOT)、骨盆高度及宽度（HOP和WOP）以及胸廓宽度（WOT），并计算HOS/HOP、LOS/HOP、LOS/LOT、WOT/WOP 4组比值。对两组间的测量指标及比值进行独立样本t检验。结果T-AIS组患者的HOS及HOT均显著小于正常对照组青少年（t=2.060和3.359，P=0.042和0.001），但是其LOS及LOT均显著大于正常对照组青少年（t=-2.364和-1.495，P=0.020和0.043），而两组之间的WOP、HOP及WOT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此外，正常对照组的LOS/HOP为2.26±0.14，而T-AIS组患者LOS/HOP、LOT/HOP均显著大于正常对照组。T-AIS组患者的LOS/LOT比值与正常对照组相比较为稳定，显示了T-AIS患者胸椎纵向生长速率较腰椎快。结论T-AIS患者的真实全脊柱长度及胸椎长度均显著大于同龄正常青少年，且胸椎纵向生长速率较腰椎生长速率快；而骨盆的宽度和高度未见明显差异。

目的评价长海支点侧屈位X线片在青少年特发性脊柱侧凸患者术前柔韧性评估中的作用和价值。方法2012年6月至2013年8月采用自行研制的可升降可测重长海支点侧屈位装置对37例青少年特发性脊柱侧凸患者的46个胸椎及腰椎侧弯进行术前影像学柔韧性评估，其中女性31例，男性6例；年龄10～19岁，平均15.0岁。评估内容包括术前站立前后位X线片、长海支点侧屈位X线片（基础支点侧屈位、最大支点侧屈位）、仰卧侧屈位X线片、传统支点侧屈位X线片以及术后1周站立前后位X线片。测量患者Cobb角并计算手术矫正率、侧弯柔韧性指数以及矫正指数。并测量长海最大支点高度、长海基础重量值和长海最大重量值。对术前几种评估方法的结果与术后矫形结果之间差异采用成对t检验，长海支点侧屈位柔韧性指数与手术矫正率、长海最大支点高度与长海最大重量、长海支点侧屈位支点高度变化与支点重量变化之间的相关性采用Pearson相关性及回归分析进行检验。结果本组共包括46个结构性弯曲，其中28个主胸弯，18个胸腰弯/腰弯。46个被评估结构性弯曲在站立前后位X线片的术前平均Cobb角为47°±11°，术后1周平均Cobb角为11°±5°。仰卧侧屈位Cobb角（t=7.2，P=0.001）、传统支点侧屈位Cobb角（t=7.1，P=0.001）、长海基础支点侧屈位Cobb角（t=6.5，P=0.001）与术后站立前后位Cobb角相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传统支点侧屈位Cobb角（t=11.0，P=0.001）、长海基础支点侧屈位Cobb角（t=13.6，P=0.001）与长海最大支点侧屈位Cobb角相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而传统支点侧屈位Cobb角与长海基础支点侧屈位Cobb角相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t=2.0，P=0.051），长海最大支点侧屈位Cobb角与术后站立前后位Cobb角相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t=0.9，P=0.36）。长海最大支点高度平均为（29.6±1.4）cm，长海基础重量平均为（20±6）kg，长海最大重量值平均为（40±6）kg。28个主胸弯术前站立前后位Cobb角平均46°±11°，术后1周Cobb角平均12°±6°。18个胸腰弯/腰弯术前站立前后位Cobb角平均49°±12°，术后1周Cobb角平均10°±5°。两种侧弯的评估结果与整体数据评估结果一致。整体数据的相关性分析提示长海基础支点侧屈位柔韧性指数与手术矫正率呈正相关关系（r=0.67，r2=0.45，P=0.001)，长海最大支点侧屈位柔韧性指数与手术矫正率也呈正相关关系（r=0.59，r2=0.35，P=0.001），长海最大支点侧屈位支点高度与支点上所测的最大重量呈正相关关系（r=0.69，r2=0.47，P=0.001），长海支点侧屈位支点高度变化与支点重量变化呈正相关关系（r=0.62,r2=0.38,P=0.001）。结论长海支点侧屈位X线片可以更好地反映青少年特发性脊柱侧凸患者的柔韧性，因此可以辅助脊柱侧凸患者的术前柔韧性评估。与传统的支点侧屈位X线片及仰卧侧屈位X线片相比，长海最大支点侧屈位X线片的结果更接近椎弓根螺钉系统矫形的结果。

目的探讨分析髌股关节置换术治疗膝关节髌股骨关节炎的中短期疗效、手术技术及围手术期处理。方法回顾性分析2010年1月至2012年6月收治的17例24膝髌股关节置换患者资料。其中男性2例4膝，女性15例20膝；年龄52～77岁，平均（64±9）岁；体重指数（BMI）18.0～30.1 kg/m2，平均（24±3）kg/m2。术后3、6个月、1年进行随访，此后每年随访1次。对患者满意度、膝关节疼痛视觉模拟量表（VAS）评分、关节活动度、膝关节美国纽约特种外科医院评分（HSS评分）、Feller髌骨评分、股四头肌肌力等进行评估分析，分析髌股关节置换临床效果、遇到的问题及应对方法。术前、术后的均值比较采用配对样本t检验，随访不同时间点的均值比较采用单组重复测量数据的方差分析。结果术后随访18～47个月，平均（29±10）个月，无返修，无感染、深静脉血栓、假体脱位等。患者1年内满意度75.0%，末次随访满意度87.5%。HSS评分由术前（61±11）分增至（90±6）分（t=12.24，P=0.000）。VAS评分由术前的（6.7±1.0）分降至（2.4±1.0）分（t=15.84，P=0.000）。末次随访的膝关节活动度平均达126°±7°（t=3.25，P=0.003）。Feller髌骨评分术前（18.0±3.2）分，术后3、6个月、1、2年、末次随访分别为（18.5±4.5）、（19.7±3.4）、（24.0±3.8）、（26.0±3.3）、（26.6±2.5）分；股四头肌肌力术前为（3.9±0.5）级，术后3、6个月、1、2年、末次随访分别为（3.7±0.5）、（3.9±0.5）、（4.2±0.5）、（4.3±0.5）、（4.3±0.5）级。单组重复测量数据的方差分析结果显示Feller髌骨评分（F=38.97，P=0.000）及股四头肌肌力（F=6.89，P=0.000）变化差异有统计学意义，但二者术后3、6个月分数较低，与术前相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二者在术后1、2年及末次随访的结果与术前、术后6个月相比有明显提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5.65～10.65和t=2.18～2.73，均P＜0.05）。术后3膝疼痛不缓解，股四头肌肌力均不超4级。结论髌股关节置换术治疗膝关节髌股间室骨关节炎中短期疗效满意，但是需要加强围手术期股四头肌肌力康复锻炼。

目的观察重组人促红细胞生成素（rhEPO）对猪缺血心肌的血管生成效应及其作用机制。方法选用12只6～8个月的巴马小型猪，应用胸腔镜微创技术将血管缩窄环放置于回旋支，利用心电图、冠状动脉造影评估回旋支闭塞或相应心肌缺血的程度，建立猪慢性心肌缺血模型。治疗组6只分别于建模后第1、3、7、14、21天皮下注射6 000 U rhEPO，对照组6只于同样的时间点皮下注射等量的生理盐水。用ELISA法检测治疗前及治疗后第3、7、14、21天血清中血管内皮生长因子（VEGF）蛋白的分泌；28 d后行超声心动图检测左心室功能变化，行冠状动脉造影进行回旋支血流分级；取各组心肌，采用Western blot法检测VEGF、磷酸化蛋白激酶B（p-Akt）、磷酸化细胞外信号调节激酶（p-Erk）的表达，免疫组化染色法检测毛细血管和小动脉生成情况。结果rhEPO治疗后第3天血清VEGF分泌水平达到高峰，至第28天时回落至接近基础水平；rhEPO治疗后，治疗组心功能较对照组改善明显；Western blot检测结果显示rhEPO治疗后1个月，VEGF、p-Akt和p-Erk蛋白表达水平都有不同水平的升高，其相对表达量分别是对照组的2.5倍、1.1倍和1.5倍（t=37.721、10.907、12.957，P均=0.000）。治疗组心肌毛细血管密度和小动脉密度分别为（944±98）%/mm2和（73±13）%/mm2，对照组分别为（569±102）%/mm2和（45±10）%/mm2，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t=4.214、2.869，P=0.016、0.023）。结论rhEPO可促进猪缺血心肌血管的生成，其机制可能是通过上调p-Akt、p-Erk的表达实现的。

目的系统评价腰椎融合术和腰椎间盘置换术治疗腰椎间盘退变性病患的相关临床结果，为手术方式的选择提供参考依据。方法计算机系统检索PubMed、EMBase、COCHRANE图书馆、中国生物医学文献数据库、CNKI中国知网数据库、维普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等。检索时间从建库到2013年10月。搜集关于比较腰椎融合和腰椎间盘置换治疗腰椎间盘退变性疾病的临床随机对照试验。通过方法学评估后，提取有价值的评价指标数据资料。应用RevMan 5.1软件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结果纳入6篇随机对照试验，共1 658例，其中腰椎融合组543例，腰椎间盘置换组1 115例。Meta分析结果显示：腰椎间盘置换组在视觉模拟量表（VAS）评分（OR=-3.33，95%CI：-5.94～-0.71，P=0.01）、Oswestry功能障碍指数(ODI) （OR=-5.21，95%CI：-7.51～-2.92，P=0.00）和并发症发生率（OR=0.45，95%CI：0.21～0.95，P=0.04）方面优于腰椎融合组。在手术时间、出血量和二次手术率方面两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但是在2年和5年亚组分析中发现，两组并发症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腰椎间盘置换在近期临床有效性方面可能要优于腰椎融合，但是远期的疗效需要进一步验证。

目的评价M受体阻滞剂联合α受体阻滞剂治疗膀胱过度活动症（OAB）合并膀胱出口梗阻（BOO）患者的疗效及安全性。方法检索PubMed、EMBase、Ovid、万方数据知识服务平台和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检索时间范围均为建库至2013年10月。收集比较M受体阻滞剂联合α受体阻滞剂与α受体阻滞剂单药治疗BOO+OAB患者的随机对照试验。由2名研究者按Cochrane系统评价方法来筛选文献、评价质量、提取资料，并用RevMan 5.2软件进行Meta分析。结果共纳入7个随机对照试验，其中1 737例患者接受联合治疗，1 721例患者接受单药治疗。Meta分析结果显示，联合组总IPSS和储尿期IPSS的改善优于单药组（RR=－0.23，95%CI：－0.44～－0.02，P=0.03；RR=－0.69，95%CI：－0.88～－0.51，P＜0.01），两组间排尿期IPSS及Qmax的差别无统计学意义（P=0.86、0.89）。联合组的口干（OR=2.53）、便秘（OR=3.74）、头晕（OR=0.73）以及尿潴留（OR=0.26）等不良反应的发生率高于单药组（P＜0.05），但是总体发生率低，表现轻微。 结论M受体阻滞剂联合α受体阻滞剂治疗BOO+OAB的整体疗效优于单用α受体阻滞剂，不良反应能为患者所耐受。

腹主动脉瘤（AAA）是腹主动脉壁永久性的局限性扩张，是具有潜在致死性的主要心血管疾病之一。在年龄>65岁的男性中，AAA发病率为4.3%～8.8%，未破裂的动脉瘤择期手术病死率为2%～7%，而破裂的动脉瘤病死率为50%～70%［1-2］。自1991年Parodi等［3］首次报道腔内修复术治疗AAA以来，腔内修复术治疗AAA在临床上得到了越来越广泛的应用［4］。腔内修复术的主要原理是通过完全封闭瘤腔降低瘤腔内压力，从而达到避免动脉瘤扩张破裂的目的。但是，文献报道腔内修复术后有10%～40%会存在各种类型内漏［5］，而内漏持续存在导致瘤腔内压力增高，使瘤腔不断扩大，最终导致动脉瘤的破裂［6-8］。目前监测内漏主要依靠影像学方法，均是通过影像进行间接判断，无法实现对内漏的直接有效检查，有漏诊可能；而且存在操作复杂、检查成本高、对患者有一定创伤等缺点。内漏与瘤腔压力关系密切，瘤腔压力是决定主动脉瘤是否扩张或破裂的最主要因素。因此，瘤腔压力的实时、直接监测是AAA腔内修复术后非常重要和可靠的随访手段。瘤腔压力无创即时监测系统即是解决方案之一。

儿童骨盆骨折占儿童骨折的0.5%～7.0%［1］，随着交通事业快速发展，儿童骨盆骨折呈逐年增多的趋势，受伤机制多为高能量损伤并且易合并其他组织脏器损伤。近年来，对儿童骨盆骨折研究报道相应增多，本文从儿童骨盆的解剖特点、骨盆骨折流行病学、受伤机制、诊断分型、治疗等方面进行综述。

吻合口漏是结直肠手术后的严重并发症，尤其在左侧结肠和直肠术后的发生率较高，部分文献报道高达15%～20%［1］。对于高风险患者，通常通过保护性造口术预防吻合口漏的发生，但会给患者带来生活质量下降、Ⅱ期手术、并发症和医疗费用增加等问题。是否行保护性造口应取决于对吻合口漏发生风险的临床判断［1-2］。吻合口漏的发生与多种因素有关，如性别、年龄、营养状态、美国麻醉师协会（ASA）评分、吻合口位置、吸烟、饮酒等，但上述因素均被证实为吻合口漏的非独立风险因素［3-4］。已有的与结直肠手术风险预测有关的评分系统，如结直肠手术病死率和发病率生理学和手术严重性评分系统（CR-POSSUM）、克利夫兰基金会结直肠癌模型（CCF-CCM）、美国外科医师学会全国外科质量改进计划评分系统（ACS-NSQIP）等，均不能针对性地预测吻合口漏的发生［5-7］。2011年，Dekker等

腹主动脉瘤合并胸主动脉病变在临床上并不少见。以腹主动脉瘤就诊的患者中，有10%～20%同时合并不同程度的胸主动脉病变［1-3］。此类患者无论采用开放手术或是腔内手术，均有较高的脊髓缺血风险，是血管外科比较棘手的问题。而且，对于一般情况差、合并症多的患者，分期手术使患者面临双重手术打击，增加围手术期风险。同期行胸主动脉腔内修复术（TEVAR）及腹主动脉腔内修复术（EVAR）正逐渐为血管外科医师接受，但目前尚缺乏多中心大样本随机对照试验评估其疗效及安全性。我们分析了我科收治的该类患者资料，以期为该类患者治疗提供依据。

中枢神经系统血管母细胞瘤是高血运良性肿瘤，它可以散发或是合并von Hippel-Lindau（VHL）综合征。侵及脑干血管母细胞瘤少见，约占脑干肿瘤的2%～10%［1-3］，显微手术切除是其主要治疗方法。尽管显微外科技术的发展，切除侵及脑干血管母细胞瘤对于神经外科医师依然是一个挑战。2007年1月至2012年1月我们手术治疗了24例侵及脑干血管母细胞瘤患者，手术效果较好，现报道如下。

近年来，胸腔镜手术（VATS）已广泛应用于胸外科各类疾病的诊断与治疗，并逐步替代开胸手术，成为胸外科最常用手术方式［1］。传统多操作孔电视胸腔镜对胸部疾病的治疗效果已达成共识，且成为胸外科医师的必备技术。国内多个手术中心已有开展单操作孔电视胸腔镜手术的报道。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胸外科2011年8月至2013年11月应用单操作孔电视胸腔镜技术治疗纵隔肿瘤患者43例，总体临床效果满意，现将经验总结报告如下。

软骨瘤为起源于软骨细胞的良性肿瘤，常见于四肢长骨，极少发生于肺实质，目前国内外有关原发性肺软骨瘤的临床病理特征的报道甚少，且多以个案报道为主［1-2］。2003年7月至2013年6月，我院共手术治疗原发性肺软骨瘤17例，切除标本均进行了病理学检查确诊。现将原发性肺软骨瘤的临床病理学特征及外科治疗方式分析、总结如下。

肝样腺癌是肝外器官或组织中发生的具有肝细胞癌样结构和细胞学特征的腺癌，临床少见。文献报道多见于胃、胰腺及肠道等脏器，而发生在肾上腺的肝样腺癌罕见，以往国内外文献仅见一例报道［1］。我们诊断2例患者，报道如下。

患者 女性，50岁，反复鼻衄、咯血20年，右侧胸痛5 d。母亲、姐妹3人均有不同程度的咯血、鼻衄症状，于外院诊断为遗传性毛细血管扩张症。体格检查：贫血貌，双面颊部和唇部可见散在红色扩张样毛细血管。外院胸部CT示右侧胸腔积液，肺体积压缩50%。行胸腔闭式引流术，引流暗红色胸腔积液1 300 ml左右。入院后行胸部增强CT（图1,2）示右肺上叶椭圆形软组织密度影，边缘清晰，可见多个增粗、迂曲血管影与其相连；增强扫描动脉期病变及血管迅速强化，双侧肺动脉增粗迂曲。进一步行肺血管CT血管造影（图3）提示肺动静脉瘘。超声心动图示右心功能不全，右心增大，肺动脉压 73 mmHg（1 mmHg=0.013 kPa）。初诊为右肺上叶动静脉畸形合并遗传性出血性毛细血管扩张症(HHT)、右侧血胸。于2013年7月10日全身麻醉下行右侧开胸探查术。探查见右侧胸腔内可见鲜红色血性积液约800 ml，右上肺可见一大小为6.0 cm×6.0 cm×8.0 cm紫红色囊性肿块，肿块内压力高，并可见鲜红色血液从肿块内涌出，右肺中叶部分肺实变，右肺动脉、右上肺静脉、右肺支气管动脉明显增宽、迂曲。切除右肺上叶及实变的部分右肺中叶，游离右肺动脉，经心包腔阻断增粗的右肺动脉近心端主干，纵行切开右肺动脉，切除部分肺动脉壁，以5-0无创缝线连续缝合重建右肺动脉。手术时间160 min，术后第10天出院。术后5个月复查超声心动图示肺动脉压62 mmH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