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 · 第50卷第08期

世界范围的脏器极度短缺已成为制约器官移植发展的主要问题，这一问题在我国更加突出。随着移植和脏器保存技术的提高，心脏死亡器官捐献（donation after cardiac death，DCD）的术后移植物存活率已接近于有心跳供体器官，DCD再次引起世界移植界的广泛关注[1]。目前我国器官移植的供体来源主要是死囚器官捐献，这一来源途径受到国际移植界以及人权组织的广泛质疑，使得我国的器官移植事业乃至国际形象也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2]。为了改变这一局面，卫生部自2010年3月起委托中国红十字总会开展公民心脏死亡后器官捐献。作为首批试点单位之一，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自2010年3月至2012年3月共发现、转介、访谈潜在捐献者98例，其中成功捐献22例。现结合本中心的经验，着重就潜在捐献者的发现及影响捐献因素进行陈述和分析。

2012年美国癌症协会发布了2011年度美国癌症发病率与死亡率调查报告，其中甲状腺癌新发病例56 460例，死亡1780例[1]。尽管美国甲状腺学会（American Thyroid Association，ATA）以及NCCN甲状腺临床实践指南分别制定出相关诊治规范，但是，由于分化型甲状腺癌预后相对良好，目前尚缺少前瞻、随机的临床试验结果支持，其治疗方式选择等临床问题仍然存在诸多争议。

肝胆外科患者由于合并慢性肝病和梗阻性黄疸等，术前常存在凝血功能障碍，围手术期多种因素又可以进一步影响已有的凝血障碍[1-2]，因此需要对肝胆外科患者的凝血功能进行全面准确的评估，对围手术期可能出现的凝血功能障碍做出预警提示并实施有效干预[2-4]，从而确保手术患者的安全。本共识旨在为肝胆外科、肝脏移植、麻醉、ICU等专科医生对肝胆外科患者围手术期凝血功能的评估与干预提供参考。

深静脉血栓后综合征（postthrombotic syndrome，PTS）是深静脉血栓形成（deep venous thrombosis，DVT）慢性期最常见的并发症，病理机制是DVT后静脉阻塞和深静脉瓣膜功能受损所导致的长期静脉高压。即使经过正规的抗凝治疗，急性DVT后PTS的发生率仍然有30%～50%。PTS给患者造成了巨大的痛苦和长期的负担，它的预防和治疗是我们血管外科医师所面临的一大难题。

深静脉血栓形成（deep venous thrombosis，DVT）好发生于下肢，血栓脱落移位至肺动脉，可引起肺栓塞，是DVT最严重的并发症，两者合称为静脉血栓栓塞症（venous thromboembolism，VTE）。据有关报道，高达90%的肺栓塞源于下肢深静脉血栓[1]。Bell和Simon[2]报道46%～60%的肺栓塞与下肢DVT有关。考虑到早期活动可能增加血栓脱落以及增加肺栓塞的发生风险，急性深静脉血栓患者多被要求严格卧床一段时间。虽然这种理论缺少有力的事实依据，却在过去几十年里一直是临床医生所遵循的治疗方式。近年来，国外对DVT患者卧床和早期活动两种治疗方式做了许多对比研究，其中包含了多项随机对照临床试验及大样本的前瞻性研究，我们通过回顾这些研究，对两种处理方法在肺栓塞发病、症状缓解及DVT延伸等方面的差异进行对比分析，以期了解其研究进展及临床指导意见。

目的探讨高强度聚焦超声（HIFU）联合经动脉化疗栓塞（TACE）治疗原发性肝细胞癌的疗效、预后及安全性。方法将2009年12月至2011年6月行HIFU治疗的72例肝细胞癌患者按治疗方法分为HIFU组40例，联合组（TACE+HIFU）32例，同时将同期于我院接受TACE治疗的40例患者（TACE组）作为对照。分析治疗前后临床症状改善情况、甲胎蛋白、肿瘤缩小情况、术后1年生存率以及术后并发症的发生情况。结果HIFU组、TACE组、联合组在治疗后临床症状改善方面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HIFU组和TACE组的有效率分别为35.0%和37.5%，甲胎蛋白下降50%比例分别为41.4%和41.9%，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2=0.054，P=0.816；χ2=0.002，P=0.965）。联合组有效率为62.5%，甲胎蛋白下降50%比例为72.0%，大于HIFU组（χ2=5.394，P=0.020；χ2=5.098，P=0.024）和TACE组（χ2=4.448，P=0.035；χ2=5.062，P=0.024）。Kaplan-Meier曲线分析结果示，联合组、HIFU组、TACE组近期生存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远期生存率联合组要高于其他两组。结论TACE联合HIFU治疗原发性肝细胞癌是一种有效、安全的治疗方式。

目的观察处于活动期与缓解期的克罗恩病（CD）患者术后并发症及复发的情况，并加以比较。方法回顾性分析2002年1月至2011年1月因CD相关并发症在南京军区南京总医院行肠切除吻合手术的90例患者的临床资料，比较缓解期CD（47例）与活动期CD（43例）患者术后内镜复发、临床复发、并发症发生率、拆线时间、术后住院天数及住院花费情况。结果2组患者术后并发症发生率（分别为14.9%和51.2%，χ2=6.979）、拆线时间（t=4.124）、术后住院时间（t=8.837）差异比较均有统计学意义（P<0.001）。2组术后1年累计内镜下复发率分别为8.5%和27.9%，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4.605，P=0.032），术后2、3年的复发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结论缓解期CD患者术后并发症发生率低，伤口愈合快，住院天数短，住院花费少，且术后早期内镜下复发率低；但疾病处于活动期与缓解期CD患者在术后远期复发率方面没有差异。

目的研究非离断式Roux-en-Y远端空肠储袋代胃术（URYAJP）在全胃切除术后消化道重建中的临床应用价值。方法回顾性分析行全胃根治性切除术的486例胃癌患者的临床资料，根据消化道重建方式分为储袋代胃术组（URYAJP组，189例）、P袢Roux-en-Y代胃术（PRY组，150例）和单纯Roux-en-Y重建术（RY组，147例）。比较3组患者的手术重建时间、术后并发症的发生情况、术后6、12、24个月的体质量、单餐进食量和预后营养指数（PNI）及术后12、24个月Visck分级情况。结果（1）URYAJP组和PY组消化道重建时间分别为（37±6）min和（38±6）min，PRY组明显延长[（47±6）min，t=7.52、6.54，P<0.05]。（2）URYAJP组Roux潴留综合征发生率为2.1%，明显低于PRY组（21.3%，χ2=16.57）和RY组（19.7%，χ2=14.84），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3）术后12个月时，URYAJP组体质量下降程度较轻[（3.1±1.0）kg，t=25.03、22.99，P<0.05]；术后12、24个月时单餐进食量达到术前水平的94.8%和96.9%，而PRY组和RY组均不足50%，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χ2=61.10、69.17、65.17、73.29，P<0.05）；术后24个月时URYAJP组PNI指数（47.1±5.2）逐步恢复至术前水平（47.3±5.1），而PRY组（42.3±4.1）和RY组（42.5±4.2）仍低于术前（χ2=106.97、100.37，P<0.05）。（4）术后12、24个月A组VisickⅠ～Ⅱ级分别为92.7%和93.8%，明显优于PRY组和RY组（χ2=10.63、14.19、10.10、10.74，P<0.05）。结论URYAJP充分发挥了保持肠道连续性、手术简单和建立食物储袋的优势，可以减少术后远期并发症、改善患者营养状况和提高生活质量，是临床上值得推广的一种消化道重建方式。

目的对比单用抗血小板药物硫酸氯吡格雷（氯吡格雷）与抗凝药物华法林联合氯吡格雷两种抗栓治疗策略对预防股腘动脉经皮腔内血管成形术（PTA）术后再狭窄的疗效。方法将2008年1月至2009年5月就诊的50例股腘动脉病变患者在术前随机分为单药组（单药组25例30条肢体）与联合组（联合组25例33条肢体），接受下肢动脉PTA治疗后，分别采取不同的术后药物治疗。术后第3、6、12个月随访患肢靶血管再狭窄程度和临床结局。结果随访3个月单药组再狭窄率16.7%，联合组再狭窄率18.2%，两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2=0.025，P=0.874）；6个月单药组累积再狭窄率36.7%，联合组累积再狭窄率36.4%，两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2=0.001，P=0.98）；12个月单药组累积再狭窄率53.3%，联合组累积再狭窄率42.4%，两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2=0.75，P=0.387）。对重症肢体缺血亚组进行分析，随访12个月，单药组累积再狭窄率为8/10，联合组累积再狭窄率为6/12，两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2=1.023，P=0.312）。结论股腘动脉PTA或PTA+支架植入术后单用氯吡格雷与氯吡格雷联合华法林有相似的早中期血管累积再狭窄率。

目的探讨前路内固定矫形联合纳米人工骨椎间融合术治疗特发性胸腰椎或腰椎侧凸的融合效果及临床疗效。方法2006年10月至2008年3月采用前路内固定矫形和纳米人工骨椎间融合术治疗的特发性胸腰椎或腰椎侧凸患者24例，所有患者均为女性，年龄12～25岁。术前主弯Cobb角为40°～56°，平均46°±5°。术中在固定区最近端和最远端的椎间隙放入充填好自体肋骨的钛网椎间融合器，而其余间隙则放入充填好纳米磷酸钙人工骨的钛网椎间融合器。评估术后的椎间融合效果，并采用χ2检验及配对t检验对术前、术后和末次随访时的冠状面矫形与矢状面重建指标进行分析。结果24例中共103个椎间隙行植骨融合术，其中48个椎间隙为自体肋骨植骨，55个间隙为人工骨植骨。术后随访12～33个月，平均23.8个月。术后6个月时，肋骨植骨椎间隙的融合率为54.2%（26/48），人工骨植骨椎间隙的融合率为50.9%（28/55）。1年随访时，所有椎间隙均获得骨性融合。随访中无内固定松动、断裂等并发症发生。术后主弯平均矫正率为76%±11%，术前主弯Cobb角46°±5°与术后主弯Cobb角14°±5°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t=－26.95，P<0.05）；末次随访时主弯的矫正丢失－5.1°～10.4°。术后冠状面平衡及远端固定椎的倾斜也获得了明显改善和维持。术后胸腰段后凸角较术前明显减小（t=3.11，P<0.05）。结论在特发性胸腰椎或腰椎侧凸前路矫形手术中，采用人工骨材料行椎间植骨，可以获得满意的融合效果和对侧凸纠正的维持。

目的探讨脊柱侧凸合并伴轻微神经症状或体征的脊髓空洞患者行一期后路脊柱矫形术的安全性及有效性。方法2003年1月至2010年11月收治的脊柱侧凸合并伴轻微神经症状或体征的脊髓空洞患者19例（研究组），均未接受神经外科手术处理脊髓空洞，而直接行脊柱侧凸矫形术；以同时期收治的9例脊柱侧凸伴明显神经症状或体征的脊髓空洞患者作为对照组，其在矫形手术前先行神经外科手术处理脊髓空洞，之后再行脊柱矫形术。所有病例均采用后路椎弓根钉棒系统或钉钩混合系统进行侧凸矫形术。分别测量两组术前、术后即刻及末次随访时冠状面主弯Cobb角、矢状面胸后凸Cobb角，术前及术后即刻主弯顶椎偏距、顶椎旋转度及躯干偏移。记录围手术期神经并发症的发生情况及术后、末次随访时患者神经症状或体征的变化。采用t检验对两组的矫形效果和χ2检验对两组的并发症发生情况进行统计分析。结果术前两组患者的基线资料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术后所有病例均获得随访，随访时间6～45个月，平均28.6个月。术前研究组和对照组冠状面主弯Cobb角分别为71°±23°、68°±19°，术后分别为27°±20°、25°±16°；两组的矫形率分别为66%±19%、65%±21%（t=0.136，P=0.893），末次随访时分别为29°±17°、32°±20°，二者差异无统计学意义（t=0.210，P=0.837）；术前矢状面胸后凸Cobb角分别为35°±18°、32°±19°，术后分别为25°±10°、23°±9°，二者矫形率分别为50%±58%、57%±53%（t=－0.303，P=0.764），末次随访时分别为24°±4°、28°±8°，两组差异亦无统计学意义（t=0.769，P=0.490）。术后主弯顶椎偏距、顶椎旋转度及躯干偏移两组对比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术后研究组1例出现椎弓根螺钉过长，对照组1例出现椎弓根钩脱落。末次随访时两组患者原有神经症状和体征均无加重。结论对于脊柱侧凸合并伴轻微神经症状或体征的脊髓空洞患者，在神经外科不考虑行预防性手术处理脊髓空洞时，直接行一期后路脊柱矫形术仍可能是安全、有效的。

目的对使用骶髂螺钉固定双侧骶骨骨折的稳定性进行比较性研究。方法使用三维有限元方法，建立双侧骶骨纵行骨折模型，模拟使用4种骶髂螺钉固定方式进行固定：左右各1枚骶髂螺钉对S1进行固定（S1层面双向固定）、左右各1枚骶髂螺钉对S2进行固定（S2层面双向固定）、左右各1枚骶髂螺钉分别对S2和S1进行固定（双层面单螺钉双向固定）和左右各2枚骶髂螺钉分别对S1和S2进行固定 （双层面双螺钉双向固定）。使用ABAQUS 6.9.1（美国SIMULIA公司）软件模拟双足站立位状态下自骶骨上表面竖直向下加载600 N力载荷，测量S1上表面的中点的下移距离和后旋角度以及髋骨最高点的角位移，按照移位越小稳定性越好的原则对各种固定方式进行比较。结果双层面双螺钉双向固定组合明显优于S1、S2层面双向固定组合，也明显优于双层面单螺钉双向固定组合。在竖直稳定性和外翻稳定性方面，S2层面双向固定下移距离和外翻角度分别为0.531 mm和0.156°（左侧）、0.163°（右侧），优于S1层面双向固定的0.673 mm和0.200°（左侧）、0.232°（右侧）；在后旋稳定性方面，S1层面双向固定的后旋角度为0.269°优于S2层面双向固定的0.287°。另外，双层面单螺钉双向固定的后旋稳定性弱于S1、S2层面双向固定，而其下移距离和外翻角度均介于S1层面双向固定和S2层面双向固定之间。结论针对双侧骶骨纵行骨折，可根据左右两侧的后旋稳定性、竖直稳定性和外翻稳定性的具体情况决定具体的螺钉固定层面；为了使后环的稳定性最大化，最好使用S1和S2双层面双螺钉双向骶髂螺钉的固定组合。

目的总结采用硬膜外入路切除大型或巨型海绵窦血管瘤（CSH）的手术疗效。方法回顾性分析1999年6月至2011年6月19例大型或巨型CSH患者临床资料，其中男性4例，女性15例，年龄26～70岁，平均45.3岁。临床表现包括眼球活动受限或上睑下垂10例，头痛或眼痛7例，视力减退7例，面部感觉减退4例。采取硬膜外入路，在滑车神经与三叉神经眼支间隙和三叉神经眼支与上颌支间隙间操作切除肿瘤。定期随访观察疗效情况。结果肿瘤全切除13例，近全切除4例，次全切除1例，部分切除1例。随访时间6～144个月，平均41.5个月。末次随访情况如下：眼球运动障碍或上睑下垂症状有5例完全缓解，2例部分缓解，2例同术前无变化，1例失访；面部感觉减退2例完全缓解，2例部分好转；其他上述症状全部缓解。1例出现并发症，新出现视力损害和眼球活动受限。结论结合熟练的颅底技术，对于大型或巨型CSH硬膜外入路手术治疗是有效的方法，并能一定程度地保存脑神经功能。

目的探讨胰腺浸润性导管癌（IDC）中碳酸酐酶Ⅱ（CAⅡ）蛋白和mRNA表达水平及其临床病理学意义。方法应用免疫组化方法检测33例胰腺IDC组织及配对的癌旁组织石蜡标本CAⅡ蛋白表达水平，观察其与患者临床病理学参数的关系；再用Western blot和逆转录聚合酶链式反应RT-PCR检测12例冷冻保存的新鲜配对IDC组织、癌旁组织中CAⅡ蛋白和mRNA表达水平。结果免疫组化结果显示：CAⅡ在11例胰腺IDC中呈高表达（33.3%），明显低于配对癌旁组织的表达水平（72.7%，t=6.275，P=0.000）。CAⅡ的表达与胰腺IDC的发生部位（χ2=0.992，P=0.319）、分化程度（χ2=0.866，P=0.352）、TNM分期（χ2=1.210，P=0.271）和淋巴结转移（χ2=0.798，P=0.372）无明显相关性，但与患者预后的相关性接近统计学意义（χ2=3.233，P=0.072）。高表达CAⅡ的胰腺IDC患者中位生存时间为540 d，低表达CAⅡ者为320 d。RT-PCR和Western blot结果显示，CAⅡ在胰腺IDC中的蛋白和mRNA表达均低于配对癌旁组织（t=3.399，P=0.006；t=2.281，P=0.043）。结论CAⅡ在胰腺IDC中表达下调，并可能与患者预后相关。

目的探讨Survivin启动子驱动的重组腺病毒Ad-Surp-LRIG1对膀胱癌的治疗作用及机制。方法用Ad-Surp-LRIG1和Ad-LRIG1分别感染人膀胱癌细胞BIU87及人膀胱上皮永生化细胞SV-HUC-1，根据报告基因表皮生长因子受体（EGFR）表达的不同计算病毒的细胞转染率。MTT法评估Ad-Surp-LRIG1和Ad-LRIG1对BIU87细胞生长的抑制作用。建立膀胱癌裸鼠移植瘤模型，将成瘤裸鼠随机分为3组，Ad-Surp-LRIG1组（尾静脉注射Ad-Surp-LRIG1上清液）、AD-LRIG1组（尾静脉注射Ad-LRIG1上清液）、PBS组（尾静脉注射PBS），观察各组裸鼠移植瘤生长情况并绘制肿瘤生长曲线；RT-PCR检测各组肿瘤组织中LRIG1和EGFR mRNA的表达。结果当感染复数（MOI）=25时，Ad-Surp-LRIG1在BIU87细胞中的转染效率为74.56%，在SV-HUC-1细胞中转染率为0，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58.640，P=0.000）；Ad-LRIG1在BIU87细胞中的转染效率为68.27%，在SV-HUC-1细胞中转染率为72.52%，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2=0.075，P=0.784）。Ad-Surp-LRIG1和Ad-LRIG1在BIU87细胞中的转染效率相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2=0.016，P=0.898）。与PBS液对照组比较，Ad-Surp-LRIG1和Ad-LRIG1均能明显抑制BIU87细胞的生长，转染4 d后这一差异有统计学意义（F=15.960，P=0.000），而Ad-Surp-LRIG1组和Ad-LRIG1组细胞生长速度无明显差异。Ad-Surp-LRIG1组肿瘤生长速度明显慢于其他2组，治疗结束后Ad-Surp-LRIG1组肿瘤质量小于其他2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F=97.860，P=0.000），Ad-LRIG1组与PBS组相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t=1.73，P=0.06）。与其他2组比较，Ad-Surp-LRIG1组LRIG1 mRNA表达水平明显升高（F=851.343，P=0.000），而EGFR mRNA表达水平则显著降低（F=591.205，P=0.000）。结论Ad-Surp-LRIG1能选择性转染人膀胱癌细胞BIU87，在体内外均能明显抑制膀胱癌的生长，其机制可能部分与LRIG1能下调EGFR的表达有关。

尿道狭窄是困扰泌尿外科医生最为棘手的问题之一，尽管各种开放尿道重建手术远期疗效确切，但操作复杂、技术要求高、手术时间长、手术创伤大[1]。尿道内冷刀切开术具有损伤小、失血少、恢复快、阳痿发生率低等优点，在临床获得广泛应用，但再狭窄发生率较高[2]。钬激光具有切割精确、止血方便、对周围正常组织热损伤小的特点[3]，近年来逐渐被用于尿道内切开治疗尿道狭窄。我们回顾性分析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2003年1月至2006年6月行尿道内切开治疗前尿道狭窄78例患者的临床资料及长期随访结果，比较2种疗法的疗效差异。

肾细胞癌（renal cell carcinoma，RCC）是泌尿外科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发病率逐年上升。随着影像医学的不断发展，大量肾癌患者得到早期诊断，这也促进了保留肾单位手术（nephron sparing surgery，NSS）在临床的应用。我们探讨NSS治疗RCC的合理选择及疗效，报道如下。

胰腺癌是恶性程度最高的消化系统肿瘤，发病率呈逐年上升趋势，2010年美国胰腺癌新增患者43 140例，其中36 800例死亡。胰腺癌在因肿瘤致死疾病中居第4位[1]。我国尚无相关流行病学资料，但大致状况与美国近似。手术虽可治愈此症，但80%以上的患者在确诊时癌肿已转移或侵袭到胰外器官而无法根治性切除；放疗和化疗虽可短期延长部分患者的生存期，但胰腺癌患者总体5年生存率仍小于5%[2]。微小RNA（miRNA）是一类调节编码基因表达的非编码RNA，广泛参与细胞增殖、分化和凋亡等多种生理过程[3]。由于miRNA在临床应用中所蕴藏的潜在价值，使其迅速成为胰腺癌研究中的又一热点。

自发性孤立性肠系膜上动脉夹层（spontaneous isolated superior mesenteric artery dissection，SISMAD）是指不合并主动脉夹层而单独出现的肠系膜上动脉（superior mesenteric artery，SMA）夹层，在临床上是一种较为少见且凶险的疾病，可导致肠缺血坏死。2009年5月至2011年8月我科应用介入技术成功治愈4例SISMAD，现报告如下。

随着心脏外科手术的广泛开展，因各种原因需要再次行二尖瓣置换手术的患者日益增多。胸骨正中切口是二尖瓣置换手术的常规标准切口。既往手术造成的局部粘连给采用胸骨正中切口实施再次二尖瓣置换手术造成巨大的困难[1-2]。随着微创手术技术的日臻成熟，经右胸小切口二尖瓣置换手术为再次二尖瓣置换提供了新的手术路径。我院2010年1月至2011年5月采用这一技术完成心脏术后再次或多次二尖瓣置换术15例，现总结报告如下。

牛津单髁膝关节置换术（Oxford unicompartmental knee arthroplasty, OUKA）在治疗膝关节内侧间室骨关节炎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功[1-2]。在手术中，推荐采用股骨髓内定位法指示股骨假体的放置[2]，但切口小、髌骨过大或股骨内髁过小等原因常导致无法进行髓内定位，且该方法亦存在定位不准的问题。因此，我们采用非股骨髓腔定位法辅以影像监视进行股骨假体的放置。

输尿管的急性结石性梗阻是泌尿科常见的急诊疾病，患者多以腰部绞痛就诊，故要求临床医生在短时间内做出正确诊断并及时处理。2010年1月至2011年10月，我们用输尿管镜急诊治疗266例输尿管结石梗阻，疗效满意，报道如下。

患者　男性，50岁。18年前因左侧甲状腺肿瘤于外院行左侧甲状腺腺叶切除，病理诊断为左侧甲状腺低分化癌，具体病理类型未确定。术中因气管狭窄行气管切开，术后左侧声带麻痹。2年前随访发现右侧颈前区肿块且逐渐增大。1年前曾于外院治疗，考虑手术难度和风险较大，予口服索拉菲尼，肿瘤仍继续增大，并出现血便症状。2011年5月23日我院以"甲状腺癌术后复发"收住入院。

患者1　17岁，因"尿频、尿急伴下腹胀痛8个月余"于1999年8月12日入院。外院B超、CT检查提示"右独肾，左输尿管囊肿"。入院后复查B超提示右独肾，左输尿管囊肿（3.5 cm×1.6 cm）。膀胱镜检查：右输尿管开口正常，未见左输尿管开口，膀胱三角区左侧有4.0 cm×2.0 cm隆起，黏膜光滑，考虑为膀胱底部肿物向膀胱内突出。输精管造影检查：左精囊囊肿，左输尿管异位开口于左精囊，输尿管近端至第五腰椎水平，呈盲端。术前诊断：左精囊囊肿，左肾缺如，左输尿管异位开口于左精囊。手术取脐下正中切口，沿输精管进入精囊方向找到输尿管，沿输尿管向上分离约15 cm，呈一盲管，完整切除。再经膀胱路径，横断膀胱颈部，保护好双输尿管口，抬高膀胱颈部后壁，分离、显露左侧精囊囊肿并切除。术后病理检查：精囊囊肿及输尿管畸形。术后患者症状消失。随访2年未见囊肿复发。

骨巨细胞瘤（giant cell tumor of bone，GCT）多侵犯长骨末端，以膝关节周围最为多见。约5%的GCT发生于扁骨，以骨盆最多。骨盆和骶骨的GCT因局部解剖复杂，治疗极为困难。有报道对于骶骨和髂骨部位的GCT行选择性动脉栓塞（SAE）可取得理想的治疗效果[1-4]，2002年10月我们对1例累及骶骨和髂骨部位的GCT患者应用SAE和刮除植骨术的方法治疗，随访9年，无复发转移且肢体功能正常，报道如下。

肾混合性上皮间质肿瘤（MESTK）是一种罕见的肾脏肿瘤，一项国际多中心研究中回顾性复阅了8000余例肾肿瘤病理切片，仅发现22例MESTK，且均为女性[1]。自2004年WHO将MESTK纳入肾肿瘤病理分类及诊断标准以来，本院收治2例男性患者，报道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