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 · 第50卷第07期

创伤尤其是交通事故伤是当今世界各国普遍面临的一个重大医疗及公共卫生问题。据WHO和世界发展银行报告，全球每年约有120万人死于交通事故伤，而交通事故致伤人数则高达5000万人。卫生部2007年8月发布的《中国伤害预防报告》显示，我国每年有70万～75万人因创伤死亡，约占年度死亡总人数的9%，在死亡原因中居第5位，而在45岁以下人群中，创伤性死亡是第一位的死因。据统计，我国每年因创伤而就医约6200万人次，因创伤而发生的直接医疗费用达650亿元人民币，因创伤休工而产生的经济损失达60多亿元人民币。道路交通事故和高处坠落是当今我国发生创伤的最主要原因，往往会导致严重创伤，而且最容易累及社会劳动力的主体--青壮年人群，由此导致的死亡和残疾对社会经济的影响呈明显上升趋势，给社会、家庭带来沉重的负担。

颈椎后纵韧带骨化(ossification of the posterior longitudinal ligament, OPLL)作为一种病理现象，早在1839年就被发现。20世纪60年代日本学者开始对OPLL展开了系统研究。国内有关OPLL的临床报告最早发表于1985年。历经多年，OPLL成因及形成机制方面的研究尚未取得重大突破，但从临床诊治角度，人们对OPLL的类型、发病特点及相关治疗理念等问题的认识则越来越深入，手术技术的不断改进也使后纵韧带骨化症的治疗效果获得显著提高。然而，尽管经过长达近半个世纪的探索与实践，颈椎OPLL在治疗策略、治疗理念，尤其手术入路和手术方法的选择方面仍存在诸多争论和分歧，相同或相似病例在不同的医院里可能会被施以不同方法的治疗，这些现象表明人们对颈椎OPLL的认识还需要继续深入。

颈椎后纵韧带骨化症是临床引起颈脊髓压迫症的重要疾病之一，在颈脊髓压迫症患者中约25%伴有不同程度的后纵韧带骨化（ossification of the posterior longitudinal ligament，OPLL）。多数颈椎OPLL患者症状轻微，但在外伤后可突然加重，出现神经功能急剧恶化。颈椎OPLL手术治疗的时机及方法选择目前尚有争议。本文将讨论颈椎OPLL相关诊断要点及各种术式优缺点。

颈椎后纵韧带骨化症是指因颈椎后纵韧带骨化(ossification of the posterior longitudinal ligament, OPLL）压迫脊髓和神经根引发四肢及驱干的感觉、运动和膀胱直肠功能障碍的疾病。本病通常见于枢椎以下的颈椎节段，有局限于1个椎体的分节型，有累及数个椎体的连续型，也有前两者合并的混合型及骑跨于2个椎体的局限型。连续型与混合型的骨化征清晰可见，容易诊断；而分节型与局限型者易漏诊。起病多表现为手足麻木及颈背部疼痛等轻微症状，逐渐发展到不能行走、进食困难、手足麻痹及膀胱直肠障碍等严重状态；进展缓慢者，数年后症状仍然轻微。此病一般发病隐匿，诊断除临床症状与体征外，主要依据影像学所见。在治疗上，早期、轻型病例可行非手术疗法，但疗效有限；对已压迫脊髓并出现症状、影响生活工作者则需手术治疗。

颈椎后纵韧带骨化（ossification of the posterior longitudinal ligament, OPLL）是一种后纵韧带内异位骨化的病理现象。当骨化韧带物压迫脊髓并出现症状和体征时，称之为颈椎后韧带骨化症。但外科治疗方法和技术，仍然存在不少问题。

目的应用矢状位重建CT明确颈椎后纵韧带骨化（OPLL）患者手术方式选择的策略。方法选取2007年7月至2010年11月所有因OPLL进行手术治疗并获得超过1年随访的161例患者。其中男性106例，女性55例。手术时年龄26～77岁，平均54.5岁。随访时间12～54个月，平均28个月。40例患者接受颈椎前路手术（前路组）。其中14例接受颈前路椎体次全切除减压植骨融合术，26例接受颈前路间盘切除减压内固定植骨融合术。120例患者接受颈椎后路棘突纵割式颈椎管扩大人工骨桥成形术（SLAC手术）（后路组）。1例患者接受前后路联合手术。矢状位重建CT显示，前路组造成脊髓压迫的主要诊断为颈椎间盘突出，后路组为OPLL；前路组患者脊髓压迫的节段数量为1～2节，后路组患者脊髓压迫的节段数量为1～5节，以2～4节为主；前路组OPLL分型为节段型或局限型，以节段型为主；后路组各型的分布较为平均。后路手术患者应用改良K线的方法分组，并进行临床效果的比较。改良K线是矢状位重建CT上连接枢椎及C7椎管中点的连线。脊髓压迫未超过K线为阳性组，超过K线为阴性组。采用t检验、χ2检验进行统计分析，并对矢状位CT颈椎整体曲度及中立位X线颈椎整体曲度进行相关性分析。结果前路组患者末次随访的JOA改善率（72%±27%）较后路组（59%±35%）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2.238, P=0.027）。后路组患者中，改良K线阳性患者末次随访时的JOA改善率（63%±37%）高于阴性的患者（49%±30%），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2.150, P=0.034）。矢状位CT颈椎整体曲度为11°±9°与中立位X线颈椎整体曲度10°±10°相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并有较强的相关性（r=0.947, P<0.01）。结论OPLL手术方式的选择，需应用矢状位重建CT，结合脊髓压迫的主要诊断、压迫的节段及范围、OPLL分型、是否后凸等因素综合考虑。改良K线是预测颈椎后路椎管扩大成形术减压效果的有效评价指标。

目的探讨颈椎后纵韧带骨化症手术方式选择及临床疗效。方法回顾性分析2006年1月至2010年12月经同一治疗组手术治疗的颈椎后纵韧带骨化症63例患者资料，其中男性49例，女性14例；年龄38～76岁，平均56.2岁。病程2个月至20年，平均3.2年。按照骨化物矢状面及横断面分型、骨化物范围及颈椎生理曲度选择不同手术方式。记录并发症，采用日本骨科协会（JOA）评分来评价神经功能，以视觉模拟量表（VAS）评价颈痛情况。术前、术后及末次随访结果比较并采用t检验进行统计学分析。结果本组患者行前路手术35例，术前JOA评分（9.8±2.3）分，末次随访时为（11.7±2.1）分（t=3.28，P<0.05）；术前VAS评分与末次随访时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3.15，P<0.05）。患者行后路椎板切除术12例，术前JOA评分为（10.4±2.7）分，末次随访时为（12.5±2.3）分（t=3.81，P<0.05）；行单开门椎管扩大术14例，术前JOA评分为（9.7±2.5）分，末次随访时为（11.6±2.6）分（t=3.56，P<0.05）。行后路手术的患者术前VAS评分与术后3个月及末次随访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行前后路联合手术2例。本组行前路手术患者术后出现神经功能恶化1例，脑脊液漏2例；椎板切除内固定术后C5神经根麻痹2例。结论颈椎后纵韧带骨化症手术方式的选择应依据骨化物类型、范围及患者生理曲度等情况综合考虑；只要手术方式选择得当，均能达到改善神经功能的效果。更正本文第599页图2～10的图说明应为“患者男性，55岁，四肢麻木无力3年，加重伴行走不稳6个月。术前颈椎侧位X线片显示生理曲度轻度反曲（图2），CT扫描矢状位示C3～6后纵韧带骨化（OPLL）呈连续型（图3），MRI矢状位示C3～6脊髓压迫，椎管狭窄（图4）；CT横断面示OPLL呈基底开放型（图5），MRI横断面示脊髓占位率38%（图6）。行前路C4、C5椎体切除术。术后CT横断面示骨化的硬膜囊已漂浮（图7），颈椎侧位X线片示颈椎生理曲度恢复满意（图8），CT矢状位示骨化韧带被切除（图9）。术后1年随访颈椎侧位X线片示植骨融合（图10）。”特此更正，并向广大读者致歉！

目的探讨间接减压治疗颈椎后纵韧带骨化症术后轴性症状产生的原因及临床意义。方法回顾性分析2005年2月至2010年2月接受手术治疗的颈椎后纵韧带骨化症76例患者资料，其中男性34例，女性42例；年龄37～74岁，平均52.1岁。病程11～56个月，平均32.1个月。患者分别行全椎板切除减压术（椎板切除组,19例）、单开门椎管扩大椎板成形术（扩大成形组,33例）、全椎板减压侧块螺钉内固定术（内固定组,24例）。所有患者术前及术后均行颈椎X线片检查，术后对3组患者颈椎曲度指数（CCI）的丢失程度、日本骨科学会（JOA）评分的改善率、轴性症状的发生及严重程度进行评估。采用χ2检验、SNK检验进行统计分析。结果患者均获得随访，随访时间14～35个月，平均（21±5）个月，椎板切除组、扩大成形组及内固定组的CCI的丢失程度分别为4.2%±1.7%、2.9%±2.2%及2.3%±1.9%，差异有统计学意义（F=117.5, P<0.01）；椎板切除组与扩大成形组、内固定组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q=2.94和4.23，P<0.01）。JOA评分改善率椎板切除组为58.3%、扩大成形组为64.3%、内固定组为66.7%，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椎板切除组、扩大成形组及内固定组早期（术后3个月）轴性症状的发生率分别为7/19、30.3%及33.3%，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晚期轴性症状的发生率分别为5/19、12.1%及8.3%，3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13.762，P<0.01）；椎板切除组与扩大成形组、内固定组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χ2=6.368和11.481，P<0.01）。末次随访时椎板切除组患者未发生明显后凸畸形，扩大成形组患者无"关门"现象出现，内固定组患者无内固定物松动、断裂、脱出及相关神经血管并发症发生。结论使用颈椎间接减压3种术式治疗颈椎后纵韧带骨化症术后早期轴性症状的发生率无差别，全椎板切除减压术后晚期轴性症状的发生率高于其他2种术式，可能与颈椎曲度的丢失有关。

目的通过分析颈椎后纵韧带骨化症再手术的原因，探讨确定手术方式的影响因素。方法对2005年6月至2010年7月收治的36例颈椎后纵韧带骨化症再手术患者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男性23例，女性13例；年龄39～72岁，平均57岁。患者首次手术距再手术时间4个月至24年，平均3.9年。比较术前术后的X线片、CT和MRI。首次手术为颈前路椎体次全切除的20例患者中，14例合并颈椎管狭窄，10例后纵韧带骨化（OPLL）切除不彻底，5例术中颈脊髓损伤，1例相邻节段椎间盘突出；首次手术为颈后路椎管扩大椎板成形术的14例患者中，6例前方OPLL仍有压迫，4例后方减压节段不足，2例局部后凸，2例OPLL进展合并椎间盘突出；第3次手术的患者2例，1例前后路两次手术后前方OPLL仍有压迫，1例是前后路手术后前方融合的相邻节段椎间盘突出。通过日本骨科学会（JOA）评分判断再手术疗效，并统计再手术并发症。结果30例患者获得随访，随访时间1.5～4.0年，平均1.8年。36例再手术的患者中无术后神经症状加重病例，2例无效。34例有效的患者的JOA改善率为31.2%。22例再手术为颈后路椎管扩大椎板成形术的患者中3例出现术后C5神经根麻痹，14例再手术为颈前路椎体次全切除术的患者中3例出现脑脊液漏。结论颈椎后纵韧带骨化症的手术治疗方式应根据OPLL分型、是否合并颈椎管狭窄来确定。

深静脉血栓形成（deep venous thrombosis，DVT）是血液在深静脉内不正常凝结引起的静脉回流障碍性疾病，多发生于下肢；血栓脱落可引起肺动脉栓塞（pulmonary embolism，PE），两者合称为静脉血栓栓塞症（venous thromboembolism，VTE）。DVT常导致PE和血栓后综合征（post-thrombotic syndrome，PTS），严重者显著影响生活质量甚至导致患者死亡。为提高我国的DVT诊治水平，指导各级医院的DVT诊治工作，特制订本指南。

目的探讨胰腺实性假乳头状瘤手术治疗及预后特点。方法回顾分析2001年1月至2010年12月58例胰腺实性假乳头状瘤病例的临床资料。其中男性7例，女性51例；年龄9～70岁，平均30岁。多数患者有腹痛症状。手术治疗包括胰十二指肠切除术21例，远端胰切除术30例，中段胰切除术6例，肿瘤局部剜除术1例，保留十二指肠胰头切除术1例。结果住院时间12～64 d，平均23.8 d。术后出现并发症13例（22.4%），其中8例A级胰漏，1例消化道出血，2例胸腔积液，2例切口液化、感染。分别因消化道出血及切口严重感染再次手术2例；无住院期间死亡。44例获得随访，随访7～136个月，平均41个月；其中8例发生术后消化不良，4例发生糖尿病，无术后复发、转移及死亡。结论胰腺假乳头状瘤为潜在低度恶性肿瘤，好发于年轻女性，手术治疗效果较好。

目的探讨自扩张金属支架（SEMS）在可切除的左侧结肠癌（或直肠癌）合并急性肠梗阻中的治疗价值。方法回顾性分析2007年5月至2012年1月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普外科收治的73例左侧结肠癌（或直肠癌）合并急性肠梗阻患者，按治疗方法的不同分为SEMS组（34例）和急诊手术组（39例）。SEMS组患者均先放置SEMS解除梗阻，再限期手术。比较2组患者的一期切除吻合率、肠造口率、腹腔镜手术率、术后病死率和总并发症率、ICU住院率、ICU停留时间、住院时间和住院费用。结果SEMS组患者一期切除吻合率（97.1%）明显高于急诊手术组（56.4%）（χ2=16.256，P<0.01），而保护性造口率（33.3%）和永久性造口率（2.9%）均低于急诊手术组（分别为86.3%、43.6%）（χ2=14.972、16.156，P<0.001）。SEMS组接受腹腔镜手术的患者（47.1%）明显多于急诊手术组（0）（χ2=23.505，P<0.001）。2组患者术后病死率（SEMS组2.9%，急诊手术组10.3%）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SEMS组术后总并发症率为35.3%，低于急诊手术组（66.7%）（χ2=7.163，P=0.007），切口感染率（17.6%）低于急诊手术组（38.5%），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2=3.840，P=0.050）。与急诊手术组比较，SEMS组术后ICU住院率（24.2%）低（χ2=6.972，P=0.008），ICU停留时间[（69.5±7.4）h]短（t=-20.23，P<0.001），平均住院时间[（19.6±4.8）d]少（t=-2.90，P=0.005），平均住院费用[（45 383±15 648）元]低（t=-3.74，P<0.001）。结论SEMS可有效解除左侧结肠癌（或直肠癌）合并的急性肠梗阻，将急诊手术转变为限期手术，从而获得更好的术后结果，具有良好的应用价值。

目的探讨手辅助腹腔镜技术在直肠癌根治术中的应用经验及临床效果。方法回顾性分析杭州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2009年8月至2011年4月实施的156例手辅助腹腔镜直肠癌根治术患者的临床资料，分析手术效果及术后并发症情况。结果156例患者均顺利完成手术，中转开腹率0.6%（1/156）。患者平均手术时间（125±35）min；术中出血量（118±60）ml；术后肠功能恢复时间（60±8）h；术后平均住院时间（9.5±2.2）d；平均淋巴结清扫个数（14±5）个。发生术后并发症5例（3.2%）。术后随访至今未见肿瘤复发及穿刺孔种植转移。结论手辅助腹腔镜直肠癌根治术在保留微创优势的同时降低了手术难度，安全可靠，快速微创，具有广阔的临床应用前景。

目的探讨甲状腺乳头状癌颈部Ⅴ区淋巴结转移的预测因素，为确定甲状腺乳头状癌患者清扫Ⅴ区淋巴结的指征寻找依据。方法回顾性分析2004年3月至2010年11月资料完整的122例甲状腺乳头状癌患者的临床病理资料。其中男性31例，女性91例；年龄8～87岁，中位年龄38.5岁。每个病例至少行一侧Ⅱ～Ⅵ区颈淋巴结清扫术，13例行Ⅰ～Ⅵ区颈淋巴结清扫术，19例行双侧颈淋巴结清扫术。用χ2检验对患者年龄、性别、术前远处转移、术后TNM分期、原发灶大小、癌灶多发、肿瘤浸润情况、中央区及同侧Ⅱ～Ⅳ区淋巴结转移情况与Ⅴ区淋巴结转移进行单因素分析，用二分类Logistic回归对单因素分析中有统计学意义的指标进行多因素分析。结果甲状腺乳头状癌患者Ⅴ区淋巴结转移组与未转移组在年龄、性别、癌灶多发、中央区淋巴结转移、同侧Ⅱ区淋巴结转移、同侧Ⅲ区淋巴结转移及术后TNM分期等因素比较中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2=0.882～3.167，P>0.05），而在肿瘤浸润被膜、浸润甲状腺外组织、术前远处转移、原发灶>4.0 cm、同侧Ⅳ区淋巴结转移及同侧Ⅱ、Ⅲ、Ⅳ区淋巴结同时转移等因素中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4.223～13.748，P<0.05）。多因素分析显示，肿瘤浸润甲状腺外组织（OR=8.32，95%CI：2.44～28.3，P=0.001）和同侧Ⅱ、Ⅲ、Ⅳ区淋巴结同时转移（OR=7.81，95%CI：2.11～28.8，P=0.002）是Ⅴ区淋巴结转移的高危因素。结论肿瘤浸润甲状腺外组织及同侧Ⅱ、Ⅲ、Ⅳ区淋巴结同时转移是甲状腺乳头状癌患者Ⅴ区淋巴结转移的危险因素，对于这一类患者建议行Ⅴ区淋巴结清扫。

目的评价覆膜Cheatham-Platinum（CP）支架治疗青少年及成人主动脉缩窄（CoA）的早中期疗效。方法从2007年1月到2011年6月，本中心对9例连续收治的CoA患者实施覆膜CP支架置入术，其中男性4例，女性5例；年龄13～44岁，平均年龄（24±11）岁。根据DSA结果选择覆膜CP支架和balloon-in-balloon球囊（BIB球囊），支架定位准确后先后充盈内外球囊扩张覆膜CP支架。对比覆膜CP支架置入前后CoA跨狭窄段收缩压力差变化、狭窄程度变化等指标。结果覆膜CP支架置入前后CoA跨狭窄段收缩压差由术前（66±21）mmHg下降为术后（9±4）mmHg（1 mmHg=0.133 kPa，t=9.13，P=0.000），病变部位狭窄程度由术前79%±12%下降为术后17%±4%（t=16.65，P=0.000）。随访4～54个月，平均（33±22）个月，所有病变支架内无再狭窄，上下肢收缩压力差不超过15 mmHg。结论覆膜CP支架对治疗青少年及成人CoA早中期结果安全有效，其远期结果有待进一步随访。

目的探讨胸腹腔镜联合下食管癌手术对患者术后早期肺功能的影响及其与肺部并发症的关系。方法2009年9月至2010年12月将61例食管癌手术患者随机分为两组，其中胸腹腔镜联合下经右胸、上腹、左颈食管癌切除手术组（腔镜组）32例，传统三切口经右胸、上腹、左颈食管癌切除手术组（开放组）29例。分别于术前1 d、术后第5天、术后第10天测定第一秒用力呼气量（FEV1）、用力肺活量（FVC），并行血气分析，记录术后第1～5天疼痛评分及肺部并发症发生情况。结果两组术前FEV1占预计值的百分比（FEV1%）、FVC占预计值的百分比（FVC%）及血气分析结果差异无统计学意义（t=－1.608～0.709，P=0.113～0.481）。腔镜组术后第10天FEV1%、FVC%、PaO2、SaO2优于开放组[FEV1%：77%±17%比53%±13%，t=6.241，P=0.000；FVC%：78%±13%比57%±16%，t=5.549，P=0.000；PaO2：（87±9）mmHg比（79±14）mmHg，t=2.477，P=0.017；SaO2：96.1%±3.3%比94.3%±2.4%，t=2.313，P=0.024；1 mmHg=0.133 kPa]。腔镜组术后第1～5天疼痛评分低于开放组，其中术后4 d 内疼痛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4.398～－1.815，P=0.000～0.049）。腔镜组术后肺部并发症发生率低于开放手术组（6/32比12/29，χ2=3.745，P=0.049）。结论胸腹腔镜联合下食管癌手术对患者术后早期肺功能影响较小，术后肺部并发症发生率相对较低。

目的对三种手术入路行二尖瓣后叶成形术的近中期手术效果进行比较。方法2010年8月至2011年7月前瞻性入组70例单纯二尖瓣后叶病变患者，男性49例，女性21例，年龄16～70岁，平均53.4岁。根据手术方法分为胸骨正中切口组（标准组）30例、右胸前外侧切口组（微创组）30例、da Vinci机器人组（da Vinci组）10例，对比分析三组患者的临床资料。结果全组无院内死亡。与微创组和标准组相比，da Vinci组的手术时间[（300±41）min、（184±20）min和（169±22）min，F=112.5，P<0.01]、心肺转流时间[（139±26）min、（82±20）min和（69±23）min，F=36.8，P<0.01]、主动脉阻断时间[（93±23）min、（47±10）min和（38±8）min，F=75.0，P<0.01]均延长，机械通气时间[（4.9±2.1）h、（5.3±4.5）h和（14.1±10.2）h，F=13.2，P<0.01]、ICU时间[（15.1±2.1）h、（16.4±5.4）h和（28.7±16.1）h，F=11.6，P<0.01]、术后住院时间[（4.6±1.0）d、（5.7±1.7）d和（8.8±5.1）d，F=8.0，P<0.01]缩短，术后胸腔引流量[（192±200）ml、（215±163）ml和（405±239）ml，F=7.1，P<0.01]和输血患者的比例 （0、20.0%和66.7%，χ2=22.7，P<0.01）减少。患者随访6～17个月，随访率100%，随访期间无患者死亡，无中度及以上二尖瓣反流，da Vinci组患者较微创组和标准组患者恢复至正常活动状态时间更短[（2.4±0.7）周、（4.2±1.2）周和（8.2±1.8）周，F=83.0，P<0.01]。结论本研究表明经右胸前外侧切口和da Vinci机器人辅助二尖瓣后叶成形手术安全、有效，减少了引流量和输血患者的比例，缩短了术后住院时间和恢复时间，值得在临床选择性应用。

目的探讨肾嗜酸细胞瘤的诊断、治疗和预后。方法回顾性分析1999-2010年北京大学第一医院泌尿外科收治的26例肾嗜酸细胞瘤患者的临床特点、治疗方法、病理特征以及长期随访结果和预后。结果患者平均年龄（55±14）岁，肿瘤平均最大径（4.1±1.3）cm，肿瘤平均体积（24±21）cm3。所有病例都接受外科手术治疗，其中5例行肾部分切除术，21例行肾根治性切除术。平均随访（47±34）个月（4～144个月），无复发、进展或死亡病例。结论肾嗜酸细胞瘤是一种少见的肾脏良性肿瘤，临床表现及影像学检查均缺乏特异性。肾脏肿物穿刺活检是术前获得肾嗜酸细胞瘤病理诊断的惟一方法。肾嗜酸细胞瘤的预后良好，保留肾单位的手术或者射频消融、冷冻消融等微创治疗也许能取得满意效果。

目的探讨氧应激及脂质过氧化反应在慢性胰腺损伤和胰腺纤维化发病中表达的变化。方法72只大鼠随机分为6组，每组12只，分别为正常对照组、2、4、6、10和16周高脂饮食组。建立长期高脂饮食诱导的胰腺损伤动物模型，观察胰腺组织形态学变化，检验模型；检测胰腺组织中脂质过氧化产物4-羟基-2,3-反式-丙烯醛（4-HNE）和血栓素A2受体的表达；应用免疫荧光双染色法测定α-平滑肌肌动蛋白（α-SMA）和4-HNE及α-SMA和血栓素A2受体在胰腺组织中的共表达。结果长期高脂饮食诱导大鼠胰腺纤维化，胰腺星状细胞发生增殖和活化，免疫组化染色法测定胰腺组织中脂质过氧化产物4-HNE表达较正常组明显增加，血栓素A2受体在胰腺组织中表达也明显增加。免疫荧光双标染色法显示4-HNE和血栓素A2受体分别与α-SMA在胰腺组织中共表达。结论长期高脂饮食可以诱导胰腺慢性损伤，可能通过促进氧应激及脂质过氧化反应诱导大鼠胰腺星状细胞活化及胰腺纤维化。

目的观察负压封闭引流（VSD）技术对兔创面模型局部氧分压（PtO2）变化和新生毛细血管（NBC）形成的影响。方法建立12只兔创面模型，实施VSD手术（负压组），于7 d内各时间点用组织氧分压测量仪监测创面PtO2变化；以实时荧光PCR法检测创面低氧诱导因子1α（HIF-1α）mRNA的表达；以ELISA法检测创面血管内皮生长因子（VEGF）的含量；通过光镜观察血管内皮细胞（VEC）和NBC并计数。设立常规换药实验兔（常规组）进行对照。结果建模后负压组PtO2较常规组显著降低（t=－99.780～－5.305，P<0.01）。自30 min起负压组的HIF-1α mRNA表达（30 min，1、6、12 h分别为3.11±0.07、3.68±0.26、4.16±0.13和3.91±0.26）和VEGF含量（pg/L）（30 min，1、6、12 h分别为103.3±2.4、134.2±9.0、167.8±3.8和232.1±9.5）较常规组显著升高（t=13.038～80.208，P<0.01）。1 d后两组HIF-1α mRNA表达和VEGF含量均开始下调，但负压组仍持续高于常规组（P<0.05），同时负压组的创面VEC（2.47±0.45～4.70±0.38）和NBC计数（1.33±0.49～4.33±0.68）较常规组升高（t=－0.670～16.500，P<0.05）。结论VSD技术可通过降低创面PtO2、上调HIF-1α mRNA的表达，促进VEGF的合成，增加VEC的分化和NBC的形成，有利于创面愈合。

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到来及生活方式、生活环境的改变，心血管病患者逐年增加，心血管外科的手术量及对血液制品的需求量也随之增加。但人口老龄化、对献血潜在风险的担忧使得献血量减少。心血管外科中血液需求与异体血液供给之间的矛盾更加突出，成为限制心血管外科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我们通过对160例患者的随机对照研究，探讨贮存式自体输血在心血管外科应用的安全性及减少围手术期异体血液需求的效果。

组织缺损是外科临床的一种常见情况，造成组织缺损的原因很多，如创伤、肿瘤、先天性因素等。根据组织缺损的部位、内容及大小不同可选择不同的治疗方法，包括直接缝合、皮瓣转移、材料替代等。植入材料替代缺损的组织是目前临床重要的治疗方法和发展方向。替代材料可分为合成材料和天然材料，其中合成材料又分为不可降解材料和可降解材料，前者如聚丙烯、聚四氟乙烯等；后者如聚乳酸、聚乙醇酸等。天然材料为可降解材料，是生物材料的一种，包括胶原、纤维蛋白以及以胶原为主要成分的细胞外基质等，如小肠黏膜下基质（small intestinal submucosa，SIS）、真皮脱细胞基质（acellular dermal matrix，ADM）等。组织修复过程中新生血管形成是伤口愈合的关键步骤，同时血管化的组织具备抗感染能力，而合成材料无抗感染能力，因此在修补感染、污染或可能污染的缺损时生物材料是更合适的选择。由于生物材料尚存在早期血管化不足、缺乏生物信号而不被细胞识别等缺点，我们进一步将这些材料改良，如加入生长因子或增加黏附信号等。这些加入生长因子或增加黏附信号的可降解材料不仅可提高细胞的黏附力，同时可促进植入细胞的长入和血管化，因此我们把这类材料称为生物活性材料（bioactive material），它已成为组织缺损修复领域的研究热点。我们将就生物活性材料的有关概念和其在外科组织缺损修复方面的研究进展作一综述。

门静脉压力水平监测在肝硬化门静脉高压外科治疗领域具有重要的意义。虽然术中直接测量门静脉压力是最客观、可靠的方法，但该法为有创检查，临床应用受到限制。多普勒超声因其无创性曾被用于门静脉压力监测，但其易受操作者主观影响，准确性及可重复性一直存在争议。我们拟通过CT灌注成像获取肝硬化门静脉高压患者血流灌注参数，并将其与手术中实测门静脉压力进行相关分析，筛选与门静脉压力相关的指标，建立相应直线回归方程用于测定门静脉压力。

gital rectal examination，DRE）或进行前列腺经直肠超声（transrectal ultrasonography，TRUS）是否有必要性，在临床上一直存在争议。我们分析穿刺前行DRE及TRUS的必要性，报道如下。

患者　男性，58岁，因"右中腹疼痛1周"于2011年6月28日入院，患者无发热、腹胀、恶心、呕吐。体检：腹不平坦，未见肠型及蠕动波，右中腹可见半球状隆起，直径120 mm，与周围脏器关系不明确，有压痛。腹部彩色多普勒超声：右中腹可见96 mm×94 mm×85 mm实性中等回声包块，与肝脏、右肾、胰头界限尚清，外形规则，内部回声不均匀，其内可见多个低回声区；左上腹可见68 mm×65 mm×60 mm实性中等回声包块，与脾脏、左肾、胰腺界限尚清，其内可见多个低回声区；靠肝门部腹主动脉前方见45 mm×40 mm×30 mm实性等回声包块，其内可见多个强回声区。彩色多普勒血流成像示3个肿瘤内存在血流信号。CT扫描：肝肾之间、胰脾之间偏下方及右侧肾上腺区可见多发大小不等类圆形略低密度肿块影，以肝肾之间肿块最大，直径约90 mm，边界欠清，周围组织受压移位，肝门结构显示欠清，胰腺受压向前移位，腹腔干及肠系膜上动脉形态位置良好；增强扫描示动脉期肿瘤明显不均匀强化，最高幅度CT值约138 HU，中央坏死区无明显强化，静脉期及延迟期强化程度逐渐减弱，中央坏死区无明显强化（图1），考虑为腹腔多发占位性病变，腹膜后富血供肿瘤。

患者　男性，45岁，因"咳嗽、咳痰1个月余"于2010年2月26日入院。患者无明显诱因出现咳嗽，为阵发性，以夜间为重，同时咳少量白黏痰。体格检查：浅表淋巴结未扪及肿大，气管居中，颈静脉无怒张，左侧胸廓稍饱满，左侧呼吸动度减弱；左下肺叩诊实音，余肺清音；左下肺呼吸音低，余肺呼吸音粗，未闻及干湿性啰音，心腹未发现明显异常。胸部CT：左侧中纵隔巨大占位，左下肺感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