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第106卷第23期

边缘区淋巴瘤（MZL）的诊断有赖于细胞形态学、免疫组织化学以及流式细胞学等。病理科医师和临床医师对于MZL的诊断以及鉴别诊断存在一定困难，关键在于其临床病理表现多样，且无特征性的生物标记物以及分子生物学特征。本文将结合临床与病理特征，从黏膜相关淋巴组织结外MZL（EMZL）与反应性病变的鉴别、脾MZL（SMZL）与其他脾源性淋巴瘤的鉴别、伴浆细胞分化的MZL与淋巴浆细胞淋巴瘤（LPL）和骨髓瘤的鉴别等方面，聚焦相关鉴别诊断中的若干难点，为临床医师和病理科医师在MZL相关鉴别诊断中提供借鉴。

边缘区淋巴瘤（MZL）是一组生物学及临床异质性较高的惰性B细胞淋巴瘤，包括黏膜相关淋巴组织型、淋巴结型和脾MZL。尽管一线治疗方案多样，但不同指南和临床实践之间仍存在较大差异，尚缺乏统一、标准化的治疗路径。因此，本文阐述了MZL治疗指征的评估、各亚型MZL的初治方案，总结复发/难治MZL患者的治疗、维持治疗策略的选择、治疗相关并发症的处理，旨在为临床实践提供循证参考和个体化治疗思路。

边缘区淋巴瘤（MZL）具有高度临床异质性，其个体化精准治疗高度依赖准确的分期与动态疗效评估。本文系统总结脾MZL（SMZL）、黏膜相关淋巴组织（MALT）淋巴瘤及淋巴结MZL（NMZL）的评估现状与进展。在分期手段上，应根据亚型特异性进行选择，68Ga-Pentixafor正电子发射断层扫描/计算机断层扫描（PET/CT）作为新型核素探针对18F-氟代脱氧葡萄糖（18F-FDG）低摄取病灶具有重要补充价值；在分期体系中，需综合应用改良Ann Arbor、Lugano系统及MZL特异性标识（ⅠS、ⅡS）；在疗效评估方面，正从单纯形态学测量向结合功能影像（Deauville 评分）、分子水平反应监测［微小残留病灶（MRD）、循环肿瘤DNA（ctDNA）］及患者报告结局（PRO）的多元化模式转变，其中24个月持续完全缓解率（CR24）已成为预测远期预后的重要替代终点；随访管理应基于风险分层实施动态监测，重点预警组织学转化，为进一步优化我国MZL的临床规范化诊疗及全程管理提供参考。

边缘区淋巴瘤（MZL）是一种异质性显著的惰性B细胞非霍奇金淋巴瘤。目前，组织学亚型、临床分期、生化指标及以MZL国际预后指数（MZL-IPI）为代表的临床评分系统仍是风险分层的主要依据，但其对中危组的区分度有限，且未能全面反映疾病的生物学异质性。分子遗传学研究揭示了NOTCH2、KLF2、TNFAIP3及TP53等基因突变，以及t（11；18）、7q缺失等染色体异常对预后的重要影响，其中TP53突变与组织学转化和高危结局密切相关。在影像学领域，18F-氟代脱氧葡萄糖（¹⁸F-FDG）正电子发射断层显像/计算机断层扫描（PET/CT）在MZL中的应用存在局限性，而新型靶向显像剂如CXC基序趋化因子受体4（CXCR4）PET/CT的病灶检出率和预后预测价值初显优势，影像组学亦展现出无创揭示肿瘤异质性的潜力。本文系统评述了上述预后评估因素的现状与不足，提出未来应整合临床、分子遗传学、影像学及多组学数据，借助人工智能等技术构建经多中心验证的多维预后模型，以推动MZL精准风险分层与个体化治疗。

肌少型肥胖是在肥胖基础上，同时合并骨骼肌量减少与功能减退的一类特殊肥胖亚型，可对机体产生双重叠加的不良影响。本共识专家组依据最新循证医学证据与临床实践经验，制订《肌少型肥胖临床诊治专家共识（2026版）》，旨在为临床医师提供规范化诊疗方案。本共识系统性地阐述了肌少型肥胖的定义及病因、流行病学特征、中医对肌少型肥胖的认识、肌少型肥胖的诊断、营养及运动干预策略、药物治疗的指征与安全性（包括减重药物与增肌药物），并针对特殊人群（如青少年、老年、更年期）提出了个体化管理策略。临床治疗决策与干预强度建议由多学科团队综合评估制订，涵盖内分泌科、减重外科、临床营养科、康复医学科、中医科、全科等相关学科。本共识采用改良德尔菲法作为共识制订的核心框架，通过系统文献检索与关键临床问题梳理，形成结构化调查问卷；依据国际德尔菲研究规范确定共识达成标准，最终形成9条推荐意见，系统总结了肌少型肥胖的营养干预、运动处方、药物治疗及综合管理策略，以期推动我国肌少型肥胖临床诊疗的规范化与标准化。

神经外科术后颅内感染（PNII）是神经外科手术常见并发症之一，严重影响患者预后。严格的围手术期感染控制、术后颅内感染的早期诊断以及采取规范化的综合治疗方式是降低感染发生率、改善预后的关键环节。在既往相关指南共识的基础上，中华医学会神经外科学分会、中国神经外科重症管理协作组及北京医学会神经外科学分会组织国内神经外科、感染病学、临床微生物学等领域专家，通过系统性文献回顾与循证医学汇总，整合国内外流行病学与临床研究证据，形成本共识，并采用推荐意见分级评价、制订与评估（GRADE）分级系统完成证据评价与推荐意见形成，经多轮专家讨论与投票，最终达成30条推荐意见。该共识涵盖了PNII的流行病学特点、病原谱变化、诊断标准、围手术期预防策略、抗菌药物选择、多重耐药菌处理、外科干预及并发症管理等，旨在为临床实践提供规范化指导意见，推动PNII管理的标准化与精细化。

目的 分析外源性补充脐带血免疫细胞对老年高危髓系肿瘤（MN）患者免疫功能重建及造血功能恢复的作用。 方法 研究分为临床研究和细胞实验两个部分。回顾性纳入2023年1月至2025年6月在天津医科大学第二医院血液内科收治的年龄>60岁的老年高危MN患者的临床资料，根据治疗方案不同，将患者分为化疗组（“3+7”方案治疗）、去甲基化治疗（HMA）组（地西他滨方案治疗）及脐血辅助（UCB）组（维奈克拉联合阿扎胞苷+脐带血回输治疗）。治疗后28 d，比较各组患者治疗后疾病缓解（完全缓解率）、造血功能重建（白细胞、血小板恢复时间）、生存情况（总生存率、无事件生存率）、细胞免疫功能重建［各种CD4+T细胞、CD8+T细胞、自然杀伤（NK）细胞等的水平］的差异。为进一步证实UCB成分细胞在MN患者骨髓微环境中的作用，收集3例UCB组老年高危MN患者的原代骨髓细胞（治疗第15天、回输UCB前分别行髂骨骨髓穿刺，各抽吸骨髓10 ml）；并收集3名健康供者脐带血细胞（来源于中国山东省脐带血造血干细胞库，均为HLA 2/10相合、男性供者）。根据患者原代骨髓细胞及健康供者脐带血单个核细胞在Transwell小室内不同的接种方式，将细胞分为对照组（患者骨髓单个核细胞单独培养）、间接共培养组（患者骨髓单个核细胞与脐带血细胞非接触共培养）及直接共培养组（患者骨髓单个核细胞与脐带血细胞接触共培养）。各组细胞培养48 h后收集下室细胞及上清液，比较3组免疫细胞亚群比例差异（各种T细胞、B细胞、NK细胞亚群），并比较3组上清细胞因子水平差异［肿瘤坏死因子（TNF）-α、干扰素（IFN）-γ、白细胞介素（IL）-6水平］。 结果 共纳入109例患者，男54例，女55例，年龄［M（Q1，Q3）］为68（60，87）岁；化疗组、HMA组及UCB组分别有38、39、32例。疾病缓解情况分析显示，UCB组［43.8%（14/32）比28.2%（11/39），P<0.001）］及化疗组［44.7%（17/38）比28.2%（11/39），P<0.001］的完全缓解率均高于HMA组。造血功能重建方面，UCB组白细胞恢复到目标数值的中位时间短于化疗组［22（14，28）比28（24，37）d，P<0.05］及HMA组［22（14，28）比31（21，42）d，P<0.05］；UCB组血小板恢复到目标数值的中位时间短于化疗组［24（17，29）比28（23，33）d，P<0.05］及HMA组［24（17，29）比29（22，37）d，P<0.05］。生存分析表明，UCB组3年的总生存率高于HMA组（39.1%比19.7%，P<0.05），与化疗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UCB组3年的无事件生存率高于HMA组（35.8%比25.5%，P<0.05），与化疗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细胞免疫功能重建方面，UCB组治疗后28 d的CD4+中央记忆T细胞比例低于化疗组［20%（9%，29%）比32%（23%，39%），P<0.05］，与HMA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UCB组治疗后28 d的CD4+初始T细胞比例［45%（30%，58%）比22%（10%，34%）］和CD8+初始T细胞［41%（31%，52%）比22%（8%，36%）］均高于HMA组（均P<0.05），与化疗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UCB组治疗后28 d的CD8+效应T细胞［40%（33%，50%）比18%（8%，28%）］、CD19+B细胞［20%（13%，27%）比12%（7%，14%）］和NK细胞［20%（15%，26%）比14%（7%，21%）］比例均高于化疗组（均P<0.05），UCB组治疗后28 d的调节性T细胞比例低于化疗组［4%（4%，6%）比7%（7%，8%），P<0.05］及HMA组［4%（4%，6%）比8%（6%，12%），P<0.05］。细胞实验方面，免疫细胞亚群差异分析显示，间接共培养组CD8+初始T细胞、CD4+初始T细胞、NK细胞、CD19+B细胞亚群水平均高于对照组；调节性T细胞、CD4+中央记忆T细胞水平均低于对照组（均P<0.05）。细胞因子水平差异分析显示，直接共培养组TNF-α、IFN-γ水平高于对照组，IL-6水平低于对照组（P<0.001）。 结论 脐带血中NK细胞等免疫细胞或对患者免疫功能重建及造血恢复有促进作用，并改善患者预后。

目的 分析造血干细胞移植（HSCT）患儿的医院感染（HAI）特征。 方法 回顾性收集2021年7月至2024年8月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保定医院和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接受HSCT治疗患儿的临床资料，根据患者是否发生HAI，将患儿分成感染组（住院期间至少发生1次HAI的患儿）和未感染组（多次住院均未发生HAI的患儿），分析两组患者的感染特征。 结果 共纳入651例患者，感染组138例（占21.2%），男93例，女45例，年龄［M（Q1，Q3）］为8（4，12）岁；未感染组513例，男328例，女185例，年龄7（4，11）岁。感染组138例患儿在150次住院期间发生181例次HAI，HAI发病率（例次）为8.4%（10.1%）；HAI日（例次）发病率为3.3‰（4.0‰）。感染组死亡率高于未感染组［6.5%（9/138）比0.6%（3/513），P<0.001］。HAI不同部位感染发生例次位于前5位的分别为胃肠道（41.4%）、血管导管相关血流感染（19.3%）、血流感染（非导管、败血症型，12.2%）、下呼吸道（8.3%）和上呼吸道（6.6%）感染。感染组的181例次HAI共检出179种病原微生物，胃肠道感染中病毒占比76.0%（57/75），血管导管相关血流感染中细菌占比100.0%（35/35），败血症型血流感染中细菌占比90.1%（20/22），下呼吸道感染细菌与病毒均占比29.4%（5/15），上呼吸道感染中病毒占比91.7%（11/12），其他感染中细菌占比68.2%（15/22）。HAI发生的中位住院日为第21（11，38）天，各感染部位感染发生时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Z=20.09，P=0.001）。共117例次（64.6%）的HAI使用抗菌药物治疗，抗菌药物中位使用时间为7（0，18）d，不同感染部位抗菌药物使用时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Z=84.10、P<0.001）。 结论 发生HAI的患儿死亡率较高。HAI以病毒性胃肠道感染最常见，细菌性血流感染次之；各感染部位感染发生时间及抗菌药物使用时间不同。

目的 分析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不同年份矮小门诊患儿临床特征及疾病谱变化趋势。 方法 回顾性分析2021、2023、2025年暑期（7月1日至9月30日）于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矮小门诊就诊患儿的病例资料，分析3个年份患儿的临床特征及其分布。采用Mantel-Haenszel趋势χ²检验分析3个年份患儿各项指标及疾病谱变化趋势。 结果 共纳入5 862例患儿，其中男童3 022例，女童2 840例，年龄（9.6±3.2）岁，身高（131.7±20.4）cm。3个年份患儿年龄分别为（9.0±3.3）、（9.6±3.1）、（10.1±2.9）岁。3个年份矮小门诊均未接诊婴儿期患儿，幼儿期和学龄前期占比逐年下降，而学龄期和青春期占比逐年升高（均P趋势<0.001）。3个年份患儿身高分别为（123.4±23.9）、（131.6±19.9）、（139.9±21.2）cm，低P百分位患儿（<P3、P3~<P10）占比均呈下降趋势，中高P百分位患儿（P25~<P50~≥P97）占比均呈上升趋势（均P趋势<0.05）。3个年份身材矮小症患儿占比呈下降趋势，青春期身材矮小症及身高增长缓慢或不良、性早熟患儿占比均呈上升趋势（均P趋势<0.05）。 结论 2021、2023、2025年暑期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矮小门诊患儿学龄期和青春期占比逐年升高，身高≥P25百分位患儿占比逐年增加，性早熟患儿占比逐年增加。

目的 探讨不同的内毒素水平在脓毒症患者早期预后评价中的价值。 方法 前瞻性收集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重症医学科2024年8月至2025年7月收治的150例经血浆内毒素检测的脓毒症患者临床资料，包括性别、年龄、基础病史等一般情况，入组时的生命体征、急性生理与慢性健康评分（APACHEⅡ）、序贯器官衰竭评分（SOFA）及检验检查结果，感染相关指标及主要治疗措施等。入组后留取外周血检测内毒素浓度，随访28 d（入组后每14天随访1次）并记录生存结局［主要结局为28 d内是否死亡，次要结局为重症监护病房（ICU）住院天数、总住院时间、机械通气时间］情况，分析不同内毒素水平与脓毒症患者早期预后（28 d）的关系。使用X-tile软件计算得到内毒素临界值，并以此临界值将患者分为高内毒素组和低内毒素组；绘制Kaplan-Meier曲线计算28 d累积生存率及死亡率；采用单因素和多因素Cox比例风险回归模型探讨脓毒症患者早期生存的影响因素。 结果 所有患者年龄［M（Q1，Q3）］为60.0（53.0，72.8）岁，其中男101例，女49例。利用X-tile软件计算得到内毒素临界值为0.23 EU/ml，据此分为高内毒素组（n=26）和低内毒素组（n=124），高内毒素组的28 d死亡率高于低内毒素组（42.3%比19.4%，P=0.004），次要结局指标ICU住院天数、总住院天数和机械通气时间的组间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Kaplan-Meier曲线示高内毒素组的28 d累积生存率低于低内毒素组（57.7%比80.6%，P=0.004）。多因素Cox回归模型结果显示，内毒素（HR=2.307，95%CI：1.074~4.958）、SOFA评分（HR=1.172，95%CI：1.063~1.294）和总胆红素（HR=1.004，95%CI：1.001~1.008）是脓毒症早期预后的影响因素。 结论 内毒素可能成为有潜力的脓毒症患者早期预后生物标志物。

通过多模态核磁共振成像（MRI）评估皮质下缺血性血管性痴呆（SIVD）患者的脑小血管病（SVD）标志物，以及脑血流量（CBF）和白质完整性，分析SVD总负荷对脑灌注和白质损伤的影响。回顾性纳入2017年10月至2022年10月就诊于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认知障碍门诊的50例SIVD患者，均进行3.0 T多模态MRI检查。基于白质高信号（WMH）、腔隙灶、扩大的血管周围间隙（EPVS）和脑微出血（CMB）的严重程度，计算SVD总负荷评分，依据评分分为低SVD总负荷组（0~4分，n=32）和高SVD总负荷组（5~6分，n=18）。分别通过动脉自旋标记（ASL）和弥散张量成像（DTI）评估CBF和白质完整性。组间比较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χ2检验。采用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所有受试者的各影像标志物与CBF和DTI参数之间的相关性。结果显示，相较于低SVD总负荷组，高SVD总负荷组右侧小脑后叶和扁桃体［（45.7±14.9）比（59.6±12.5）ml·（100 g）-1·min-1，t=3.52，P<0.01］、左侧额上回［（22.2±6.3）比（26.8±6.0）ml·（100 g）-1·min-1，t=2.55，P=0.01］、左侧额中回［（50.6±15.8）比（60.5±14.8）ml·（100 g）-1·min-1，t=2.22，P=0.03］和右侧额中回［（58.7±16.1）比（67.7±12.7）ml·（100 g）-1·min-1，t=2.18，P=0.04］的CBF均减低，胼胝体、右侧大脑脚、双侧内囊、双侧前放射冠、双侧后放射冠、双侧后丘脑辐射、双侧扣带回和双侧额枕上束等白质区域的各向异性分数值均降低（P<0.05），平均扩散率值均升高（P<0.05）。同时，这些脑区的CBF减低和白质完整性受损与多个SVD标志物评分和SVD总负荷评分均具有相关性（P<0.05）。SIVD患者的SVD总负荷与脑灌注减低和白质完整性损害密切相关，是其脑功能受损的重要病理机制。

前瞻性收集2024年6—9月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风湿免疫科接受嵌合抗原受体T细胞（CAR-T）治疗的3例难治性系统性红斑狼疮（rSLE）患者的临床资料。所有患者经环磷酰胺联合氟达拉滨清淋预处理后，2例患者接受低剂量（0.5×106/kg）、1例接受中剂量（1.0×106/kg）靶向白细胞分化抗原19（CD19）和B细胞成熟抗原并分泌白细胞介素6（IL-6）抗体的第4代CAR-T细胞（SCAR02）输注。分别于回输后第14天及第1、2、3、6、9、12个月进行随访，系统评估安全性（包括治疗相关不良事件、细胞因子及免疫球蛋白水平）与疗效（包括细胞动力学、临床疗效及血清学指标）。3例患者均为女性，年龄分别为37、25和41岁。随访期内未出现细胞因子释放综合征（CRS）、免疫效应细胞相关神经毒性综合征或其他严重不良事件。CAR-T细胞在患者体内均扩增良好，第9~13天实现外周血CD19+B细胞完全清除，3~5个月逐步恢复。至第12个月，3例患者的SLE疾病活动指数2000评分由基线的8、8、9分分别降至0、4、0分；抗双链DNA抗体均转为阴性，补体水平恢复正常；2例患者达到SLE缓解定义标准的停药完全缓解，1例患者达到SLE应答指数4应答。该研究表明，SCAR02在rSLE患者中显示出良好的安全性与初步疗效，分泌IL-6抗体的功能或有助于减轻CRS。

糖尿病足溃疡（DFU）是糖尿病严重且治疗成本较高的慢性并发症之一，其难愈性与局部微环境紊乱导致的持续炎症反应和组织修复障碍密切相关。细胞因子作为免疫系统中的关键信使分子，通过调控炎症、血管生成及组织重塑等过程，在DFU的发生、发展与愈合中发挥重要作用。本文系统阐述了细胞因子在DFU主要病理生理机制中的作用，重点分析了促炎与抗炎因子失衡、生长因子表达异常以及趋化因子介导的免疫细胞浸润异常等病理变化，揭示了细胞因子网络失衡是DFU迁延不愈的核心机制之一。同时，探讨了细胞因子作为创面迁延不愈潜在生物标志物的可行性。在治疗策略方面，系统总结了针对细胞因子的干预新进展，包括抗炎调控、促再生因子补充以及联合治疗策略在动物实验及临床试验中的研究现状与应用前景。本文对DFU中细胞因子网络的动态失衡与基于该网络的多靶点、组合式诊疗新策略进行阐述，为DFU的精准干预与临床转化提供了新的理论框架和实践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