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 · 第106卷第11期

相较其他非心脏手术，心脏外科手术患者具有围手术期卒中高风险。一旦发生卒中，将对患者预后及医疗成本造成显著影响。心脏外科手术围手术期卒中具有病因复杂、多因素交互、预防与治疗难度大等临床挑战。因此，该文概述了心脏外科手术围手术期卒中的流行病学、危险因素、病因机制，拟通过术前风险评估、术中策略优化和术后管理降低卒中及预后不良风险，从而加强对心脏外科手术围手术期卒中的认知，重视对心脏外科手术围手术期卒中的防治，改善患者的预后。

系统性红斑狼疮（SLE）是一种发病机制尚未完全明确，可导致多器官损伤的严重自身免疫性疾病，给患者带来沉重的健康和经济负担。当前治疗在追求疾病缓解、减少复发、优化长期预后方面存在显著未满足需求。达标治疗（T2T）理念的推广不足、糖皮质激素依赖性强、生物制剂等创新疗法应用有限以及精准治疗手段的缺乏，共同构成了优化中国SLE治疗的核心挑战。本文系统剖析中国SLE治疗中的未满足需求，并提出一系列优化达标治疗的建议，为临床实践管理提供参考。

第一代四环素来源于微生物代谢的天然产物，在20世纪50年代获批上市用于治疗各种细菌感染，在其广泛用于临床治疗后发现可引起8岁以下儿童牙齿永久性变色和牙釉质发育不全的不良反应。因此，半个多世纪以来所有四环素类药物的说明书都标注了与牙齿变色相关的警示，不推荐用于8岁以下儿童。后继上市的第二、第三代四环素衍生物药物（多西环素、米诺环素、替加环素）说明书一直将8岁以下儿童标签为禁用人群。随着这些新一代四环素在我国儿科临床用于治疗感染性疾病的需求不断增加，尤其在治疗多种特殊病原体感染和耐药菌感染中发挥重要的作用，其临床用药指征和安全性成为关注的问题。由儿科感染、呼吸、临床药学组成的指南专家制订组与指南方法学专家合作，针对已在儿科使用的三种新一代四环素类药物（多西环素、米诺环素、替加环素），就其儿科适应证、安全性与疗效开展了循证研究并制订本指南，旨在为我国儿科合理用药提供指导，并解决超说明书用药的实践困境。

癫痫是一种常见的神经系统慢性疾病。约1/3活动性癫痫患者对抗癫痫发作药物反应不佳。神经调控作为药物难治性癫痫的重要治疗手段，在临床应用中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也存在疗效不一致的问题，亟需规范化、标准化的治疗方案指导，以提高有效性和安全性。为此，中华医学会神经病学分会脑电图与癫痫学组联合中华医学会神经病学分会神经调控协作组组织我国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结合国内外最新进展，采用德尔菲法制订《神经调控治疗癫痫临床指南（2026版）》，该指南从神经调控治疗癫痫有效性、调控刺激目标靶点、情绪认知水平和生活质量改善程度以及调控的不良反应等多方面提出18条推荐意见，以期进一步指导规范我国神经调控治疗癫痫的临床诊疗工作。

目的 分析伴范可尼贫血（FA）信号通路基因突变骨髓增殖性肿瘤（MPN）患者突变特征及预后的影响因素。 方法 回顾性纳入2017年9月至2024年10月于天津医科大学第二医院诊断为伴FA信号通路基因突变的MPN患者（突变组），使用倾向性评分匹配（1∶6配对）纳入不伴FA信号通路基因突变的MPN患者（非突变组），随访至2025年1月31日，比较2组患者的临床特征，采用多因素Cox回归模型分析MPN患者生存时间的影响因素。 结果 突变组22例，男8例，女14例，年龄［M（Q1，Q3）］为65（30，81）岁，其中真性红细胞增多症（PV）、原发性血小板增多症（ET）和原发性骨髓纤维化（PMF）患者分别有6、10和6例；PV患者BRCA2和FANCD2突变比例均最高（均为2/6），ET患者BRCA2突变比例最高（3/10），PMF患者FANCD2突变比例最高（4/6）。非突变组132例，男48例，女84例，年龄65（32，85）岁。突变组脾大［45.5%（10/22）比14.4%（19/132）］、继发骨髓纤维化［27.3%（6/22）比9.8%（13/132）］、继发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MDS）［4.5%（1/22）比0］、继发急性髓系白血病（AML）患者［4.5%（1/22）比0］的比例均高于非突变组（均P<0.05）；2组年龄、性别、初诊时血常规血红蛋白、红细胞压积、白细胞计数、血小板计数、染色体核型异常、血栓栓塞、继发第二肿瘤、死亡患者比例等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中位随访时间为4（2，9）年，突变组10年总生存率低于非突变组（82.4%比96.2%，P=0.037）。FA信号通路基因突变（HR=2.646，95%CI：0.316~22.178，P=0.017）是MPN患者生存时间的影响因素。 结论 MPN患者常见的FA信号通路基因突变为BRCA2、FANCD2；FA信号通路基因突变是MPN患者生存时间的影响因素。

目的 建立和验证男性肝硬化患者发生肌肉减少症（简称肌少症）的预测模型。 方法 回顾性分析2023年1月1日至2024年5月31日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收治的男性肝硬化患者的临床资料，采用随机数字表法按照7∶3的比例分为建模组和验证组；基于CT第三腰椎层面影像骨骼肌指数（L3-SMI）将患者分为肌少症组（L3-SMI<44.77 cm²/m²）和非肌少症组。通过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筛选建模组中发生肌少症的预测因素并验证交互作用，最终构建列线图模型。采用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下面积（AUC）、校准曲线和决策曲线评价模型效能及临床适用性。 结果 共纳入278例男性肝硬化患者，年龄（58±13）岁，建模组195例（肌少症组88例，非肌少症组107例），验证组83例。基于建模组数据，年龄（OR=1.061，95%CI：1.027~1.097，P<0.001）、干体质指数（dBMI，OR=0.695，95%CI：0.614~0.787，P<0.001）、血小板计数（OR=1.009，95%CI：1.003~1.015，P=0.004）是男性肝硬化患者发生肌少症的预测因素，且各因素间交互作用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构建的列线图显示，建模组的AUC、灵敏度、特异度分别为0.848（95%CI：0.795~0.900）、65.9%、86.9%，验证组中AUC、灵敏度、特异度分别为0.841（95%CI：0.755~0.928）、78.0%、83.3%。校准曲线显示列线图具有良好的校准能力；决策曲线提示模型决策具有良好的临床适用性。 结论 年龄、dBMI、血小板计数是男性肝硬化患者发生肌少症的预测因素，基于以上指标构建的列线图模型可以较好地预测男性肝硬化患者肌少症的发生风险。

目的 分析食管癌患者术后感染影响因素，并构建预测模型。 方法 回顾性分析2018年1月至2025年3月聊城市人民医院行手术治疗的787例食管癌患者的临床资料，男599例，女188例，年龄［M（Q1，Q3）］为67（61，71）岁。采用随机抽样函数按7∶3的比例分为训练集（n=552）和验证集（n=235），将训练集根据是否发生术后感染分为未感染组（n=422）及感染组（n=130）。通过多因素logistic回归模型筛选食管癌术后感染的影响因素，并绘制预测模型列线图。分别采用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下面积（AUC）、校准曲线及决策曲线评价预测模型的预测能力、准确性及临床适用性。 结果 训练集中感染组患者术前行新辅助放化疗比例、糖类抗原199（CA199）、中性粒细胞与淋巴细胞比值、系统免疫炎症指数、手术时长及胸腔引流管留置天数均高于未感染组，而术中应用抗生素比例和胸部吻合比例低于非感染组（均P<0.05）。多因素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显示，术前行新辅助放化疗（OR=2.875，95%CI：1.136~7.277）、CA199>18.3 kU/L（OR=4.251，95%CI：2.484~7.273）、手术时长较长（OR=1.173，95%CI：1.004~1.370）、胸腔引流管留置时间长（OR=1.212，95%CI：1.107~1.326）是食管癌术后感染的危险因素，而术中应用抗生素（OR=0.612，95%CI：0.379~0.990）和胸内吻合（OR=0.565，95%CI：0.347~0.922）是其保护因素。使用上述参数构建列线图预测模型。训练集AUC为0.743（95%CI：0.693~0.792），灵敏度为72.3%，特异度为65.0%，验证集AUC为0.714（95%CI：0.635~0.794），灵敏度为74.5%，特异度为65.0%。训练集及验证集校准曲线表明预测模型具有较好的校准能力（均P>0.05）。训练集及验证集决策分析曲线显示在临床决策阈值（0.1~0.5）范围内均表现出稳定净收益。 结论 术前行新辅助放化疗、CA199>18.3 kU/L、手术时长较长、胸腔引流管留置时间长可增加食管癌术后感染风险，而术中应用抗生素和胸内吻合可降低其风险，应用上述因素建立的预测模型列线图可更直观地评价食管癌术后感染风险。

目的 探讨干骺端金属袖套在全膝关节翻修术（rTKA）中重建Anderson骨科研究所（AORI）2B/3型严重骨缺损的早期疗效。 方法 回顾性分析2018年7月至2023年12月四川大学华西医院采用金属袖套重建rTKA术中AORI 2B/3型干骺端严重骨缺损的32例患者临床资料。所有患者均术后定期随访，记录资料包括膝关节活动度（ROM），采用视觉模拟评分（VAS评分）、美国膝关节学会评分（KSS）及西安大略和麦克马斯特大学骨关节炎指数（WOMAC）评分评估临床效果，通过影像学检查观察袖套-骨界面整合与假体稳定性，比较术前、每次随访时各指标差异。 结果 本组患者男13例，女19例，年龄（65.5±8.8）岁；左侧18例、右侧14例。所有患者均获得随访，随访时间（36.8±7.7）个月。术前至末次随访各项指标均有改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P<0.05）。VAS评分由（4.8±2.3）分降至（1.3±1.3）分，膝关节ROM由67.8°±14.1°升至98.8°±7.7°，KSS总分由（73.0±15.5）分升至（177.6±8.2）分，其中KSS功能评分达（88.0±5.5）分，高于术前的（30.5±15.2）分（P<0.001），WOMAC评分由（64.1±20.6）分降至（34.4±12.6）分。末次随访时影像学检查证实30例（93.75%）袖套周围形成连续性骨整合带，假体周围透亮线均<2 mm。术后并发症包括1例切口感染（经清创治愈），1例假体周围骨折（经内固定治愈），无再次翻修病例。 结论 干骺端金属袖套用于rTKA术中AORI 2B/3型严重骨缺损重建，可实现可靠的生物固定与机械支撑，早期随访骨整合率达94%，患者疼痛缓解、关节功能及活动度显著改善，并发症可控，早期临床疗效确切。

目的 探讨术前免疫炎症指标对接受外科手术的T1a期肾细胞癌（RCC）患者预后的影响，并构建预测模型。 方法 回顾性收集2007年1月至2021年12月于徐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接受外科手术治疗的pT1aN0M0期RCC的患者资料，分别于出院后第3、6、12个月及以后每隔1年通过门诊对患者进行随访，最长随访时间为17年。主要结局为总生存期（OS）与无复发生存期（RFS），使用X-tile软件确定术前白蛋白与碱性磷酸酶比值（AAPR）、纤维蛋白原与白蛋白比值（FAR）、中性粒细胞百分比与白蛋白比值（NPAR）、血红蛋白-白蛋白-淋巴细胞-血小板评分（HALP）、中性粒细胞与淋巴细胞比值（NLR）、血小板与淋巴细胞比值（PLR）、全身免疫炎症指数（SII）、血小板与白蛋白比值（PAR）和中性粒细胞与血小板比值（NPR）的最佳预后截断值。通过多因素Cox比例风险回归模型分析危险因素，并构建列线图预后模型，采用C指数、时间依赖性受试者工作特征（Time-ROC）曲线下面积（AUC）及约登指数最大时相应灵敏度与特异度评估模型预测能力，校准曲线与Hosmer-Lemeshow检验评估准确度，决策曲线分析（DCA）评估临床适用性，自主重抽样（Bootstrap）法进行内部验证。 结果 共纳入患者784例，年龄为（57±12）岁，男521例，女263例，随访时间［M（Q1，Q3）］为80（51，116）个月，随访过程中出现61例死亡和51例复发。X-tile确定了AAPR、FAR、NPAR、HALP、NLR、PLR、SII、PAR和NPR的最佳截断值分别为0.50、0.09、16.17、39.85、1.87、179.00、608.00、6.06和0.02。年龄≥60岁（HR=5.45，95%CI：2.76~10.76）、采用根治性肾切除术（HR=1.91，95%CI：1.07~3.41）是影响OS的危险因素，AAPR≥0.50（HR=0.45，95%CI：0.26~0.79）为影响OS的保护因素；年龄≥60岁（HR=2.34，95%CI：1.30~4.19）、采用根治性肾切除术（HR=2.17，95%CI：1.10~4.27）是影响RFS的危险因素，女性（HR=0.48，95%CI：0.24~0.96）和AAPR≥0.50（HR=0.50，95%CI：0.28~0.92）为影响RFS的保护因素。由年龄、手术方式和AAPR构建的OS预测模型C指数为0.83（95%CI：0.77~0.88），Time-ROC显示3年OS的AUC值为0.80（95%CI：0.72~0.88），灵敏度和特异度分别为82.4%和76.1%；5年OS的AUC值为0.82（95%CI：0.76~0.89），灵敏度和特异度分别为85.2%和78.5%；10年OS的AUC值为0.80（95%CI：0.73~0.87），灵敏度和特异度分别为79.6%和74.3%；5年OS校准曲线显示，模型预测概率与实际发生概率具有良好的一致性，Hosmer-Lemeshow检验结果表明预测模型有较好的准确度（χ2=5.84，P=0.67），5年OS DCA显示模型有较高的临床应用价值（P<0.001），Bootstrap法内部验证后得到校正后C指数为0.80（95%CI：0.76~0.84），总体乐观度为0.03（95%CI：0.02~0.04）。 结论 年龄、手术方式和AAPR是T1a期RCC患者OS的影响因素，基于此构建的预后列线图具有良好的预测性能。

目的 探讨本征无序蛋白家族成员—融合肉瘤蛋白（IDPFUS）涂层修饰的输尿管支架在SD大鼠膀胱内支架留置模型中的生物安全性，并评价其预防支架表面结石形成的效果。 方法 采用“两步法”在聚氨酯（PU）支架表面构建IDPFUS功能涂层。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将18只SD大鼠分为4组：聚氨酯（PU）组（n=4）、乙烯-醋酸乙烯共聚物（EVA）组（n=4）、PU+聚乙二醇（PEG）组（n=5）及PU+IDPFUS组（n=5）。将对应支架植入大鼠膀胱内，术后14 d取出。采用电子动物秤记录大鼠术前及术后4、7、10和14 d的体重变化情况；采用精密电子分析天平测量支架表面结石质量，利用扫描电子显微镜（SEM）及能量色散谱仪（EDS）观察表面结石形貌及成分；通过苏木精-伊红（HE）染色观察膀胱组织中性粒细胞浸润及黏膜结构变化情况。 结果 4组间大鼠体重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4组支架表面结石质量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5），其中，PU+IDPFUS组结石质量［M（Q1，Q3）］为11（9，48）mg，低于PU组124（115，146）mg及EVA组172（121，218）mg（均P<0.05）；其与PU+PEG组93（75，96）mg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SEM显示PU+IDPFUS组表面仅有少量散在结石附着，而其余各组表面均被大量结石覆盖；EDS分析证实结石主要成分为磷酸镁铵。HE染色结果显示，PU组、EVA组及PU+PEG组膀胱黏膜表现为中性粒细胞的弥漫性浸润伴上皮反应性增生；而PU+IDPFUS组炎症反应仅见散在的局灶性炎性细胞分布，且黏膜结构完整，未见明显水肿及纤维化。 结论 在大鼠膀胱内支架留置模型中，IDPFUS涂层修饰的输尿管支架具有良好的生物安全性，且能有效减少支架表面磷酸镁铵结石的形成。

目的 探讨白藜芦醇对血管平滑肌细胞（VSMC）增殖及大鼠介入术后颈动脉球囊损伤模型内膜增生的影响，并探究可能的机制。 方法 药物安全性评价：将VSMC分为对照组、白藜芦醇低剂量组（10 μmol/L）及白藜芦醇高剂量组（20 μmol/L），采用细胞计数试剂盒-8（CCK-8）法检测。药效学评价：将VSMC分为对照组、模型组［20 ng/ml血小板源性生长因子-BB（PDGF-BB）］、PDGF-BB+白藜芦醇低剂量组（20 ng/ml PDGF-BB+10 μmol/L白藜芦醇）、PDGF-BB+白藜芦醇高剂量组（20 ng/ml PDGF-BB+20 μmol/L白藜芦醇）及阳性对照组（20 ng/ml PDGF-BB+20 nmol/L雷帕霉素），采用CCK-8法检测相对细胞增殖率；另外将VSMC分为对照组、模型组、PDGF-BB+白藜芦醇低剂量组、PDGF-BB+白藜芦醇高剂量组，剂量同上，采用细胞划痕实验、免疫荧光染色检测细胞迁移水平和增殖标志物Ki-67表达。机制验证实验：将VSMC分为对照组、模型组、PDGF-BB+白藜芦醇低剂量组、PDGF-BB+白藜芦醇高剂量组，剂量同上，采用Western印迹法检测哺乳动物雷帕霉素靶蛋白（mTOR）通路相关蛋白［mTOR、磷酸化mTOR（p-mTOR）、核糖体S6蛋白激酶（p70S6K）、细胞周期蛋白D1（Cyclin D1）和增殖细胞核抗原（PCNA）］。挽救实验：将VSMC分为对照组、模型组（20 ng/ml PDGF-BB）、白藜芦醇治疗组（20 ng/ml PDGF-BB+20 μmol/L白藜芦醇）及mTOR激动剂挽救组（在白藜芦醇治疗组基础上加10 μmol/L MHY1485），采用CCK-8法检测各组相对细胞增殖率，采用Western印迹法检测mTOR、p-mTOR和p70S6K的表达量。建立大鼠颈动脉球囊损伤模型进行体内实验，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将大鼠分为假手术组（仅暴露血管）、损伤组（损伤血管内膜）及治疗组（损伤血管内膜后50 mg·kg-1·d-1白藜芦醇连续灌胃21 d），术后21 d采用苏木精-伊红（HE）染色后，使用Image-Pro Plus 6.0软件检测内膜/中膜（I/M）比值，采用组织免疫荧光染色法检测Ki-67表达，采用Western印迹法检测组织mTOR通路蛋白（mTOR、p-mTOR和p70S6K）表达。 结果 药物安全性评价中，对照组、白藜芦醇低和高剂量组相对细胞增殖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药效学评价中，PDGF-BB+白藜芦醇低、高剂量组相对细胞增殖率、迁移率、Ki-67荧光强度均低于模型组（均P<0.01），PDGF-BB+白藜芦醇高剂量组相对细胞增殖率与阳性对照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机制验证实验中，PDGF-BB+白藜芦醇低、高剂量组的mTOR、p-mTOR、p70S6K、Cyclin D1和PCNA蛋白表达均低于模型组（均P<0.01）。挽救实验中，mTOR激动剂挽救组相对细胞增殖率及p-mTOR和p70S6K蛋白表达均高于白藜芦醇治疗组（均P<0.01）。体内实验中，治疗组I/M、Ki-67荧光强度及组织mTOR、p-mTOR和p70S6K蛋白表达均低于损伤组（均P<0.01）。 结论 白藜芦醇可能通过抑制mTOR信号通路活性，抑制VSMC增殖与迁移，减少血管球囊损伤后的内膜增生，从而改善介入术后颈动脉再狭窄程度。

回顾性收集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2016年4月到2024年10月初诊误诊为间质性肺炎的肺腺癌患者的相关临床资料，分析其临床表现、实验室检查、胸部CT表现、误诊情况、治疗过程及转归情况。共纳入20例患者，男10例，女10例，年龄（64.5±11.9）岁。咳嗽20例、咳痰15例、胸闷14例、发热4例、胸痛2例。癌胚抗原升高10例。以胸膜周边为主型6例，全肺叶型14例。病灶多表现为磨玻璃影、实变影或磨玻璃影与实变影同时存在。20例早期均误诊为间质性肺炎，后经肺穿刺或支气管镜活体组织病理检查确诊为肺腺癌。20例患者中4例未接受治疗主动要求出院；1例对症治疗；1例免疫检查点抑制剂单药应用，病灶进展；14例以化疗为基础的综合治疗，其中1例鼠类肉瘤病毒癌基因（Kras）G12C突变，口服索托拉西布联合贝伐珠单抗治疗，病灶稳定，现仍在随访中。所有患者随访时间［M（Q1，Q3）］为12.2（6.8，13.7）个月，死亡19例，存活1例，无进展生存期为3.0（95%CI：0.3~5.7）个月（范围：0.5~9.6个月），总生存期为12.2（95%CI：7.6~16.8）个月（范围：0.7~20.4个月）。弥漫性间质性肺腺癌临床少见，易误诊为间质性肺炎，影像主要表现为胸膜周边为主或双肺弥漫性磨玻璃影，确诊主要依靠CT引导下肺穿刺活体组织病理检查，患者预后较差，Kras突变相关靶向药物可能改善生存期，尚需大规模临床研究验证。

本文报告1例孕期的重型肺泡蛋白沉积症的诊治经过。患者女，42岁，孕25+5周，入院1个月前出现活动后气短，9 d前产检时发现血氧饱和度84%，胸部CT提示双肺弥漫磨玻璃影，入院后支气管肺泡灌洗液过碘酸-雪夫染色见粉染物质，抗粒细胞-巨噬细胞集落刺激因子抗体阳性，肺泡蛋白沉积症诊断明确。经多学科讨论后启动全肺序贯灌洗术，术后经脱水、抗炎及俯卧位通气等综合治疗，术后第6天拔除气管插管并顺利出院。出院后患者长期于家中吸入粒细胞-巨噬细胞集落刺激因子+家庭氧疗，4个月后顺利分娩1健康女婴。

心脏骤停后心肌功能障碍（PAMD）是自主循环恢复后发生的急性、可逆性心功能不全，作为心脏骤停后综合征的核心心血管组成部分，是导致患者早期死亡的关键原因之一。本文旨在系统梳理PAMD的流行病学特征、病理生理机制、临床表现、当前治疗策略及预后，以期为临床实践提供参考。现有研究表明，PAMD的病理生理过程涉及缺血再灌注损伤、儿茶酚胺心肌毒性及炎症因子风暴构成的“恶性三角”，共同导致心肌顿抑。临床管理重在个体化，包括早期病因逆转、精细化血流动力学支持、目标温度管理以及必要时的机械循环支持。尽管PAMD多为可逆且对支持治疗反应尚可，但其作为死亡独立预测因子的价值仍未明确。未来研究需深入解析其机制、优化个体化治疗策略并改善患者长期预后。

糖尿病足溃疡（DFU）作为糖尿病的严重慢性并发症，具有愈合困难、高截肢率与高复发率的特点。DFU的难愈性与创面内多种细胞的表观遗传调控异常密切相关，其中DNA甲基化与去甲基化失衡、组蛋白修饰紊乱及非编码RNA表达失调会引起DFU关键免疫细胞及结构细胞功能障碍，影响创面的愈合进程。本文综述了DFU中关键细胞（巨噬细胞、T细胞、角质形成细胞、成纤维细胞、内皮细胞）的表观遗传失调机制及其相应的功能障碍。当前研究多局限于现象层面，对细胞亚群特异性调控网络及表观遗传修饰在人体DFU创面中的动态过程认识尚不充分，这构成了从机制认知向临床转化的研究瓶颈。未来可借助人工智能和深度算法挖掘表观遗传修饰位点与DFU的关联，开发细胞选择性强、靶向精准的新型干预工具。

结直肠癌（CRC）是我国常见的消化道恶性肿瘤，其发生除经典“腺瘤-癌”途径外，15%~30%的患者经由具有独立分子特征的“锯齿状息肉（SP）-癌”途径进展。锯齿状息肉病综合征（SPS）是该途径的典型代表，具有家族聚集性和较高的癌变风险，但其分子致病机制尚未完全阐明。本文在概述SPS的流行病学特征和最新诊断标准基础上，以锯齿状途径的分子演进为主线，系统总结其遗传易感性及关键驱动基因异常，重点阐述丝裂原活化蛋白激酶（MAPK）信号通路、Wnt信号通路、错配修复（MMR）功能缺陷及相关表观遗传改变在SPS向CRC转化中的作用，为锯齿状途径相关CRC的早期识别、风险分层及个体化预防提供理论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