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 · 第106卷第09期

甲状腺癌是近年来发病率增长最快的实体肿瘤之一，我国甲状腺癌5年生存率提高较快，但因首次手术前诊疗不规范、评估不足、手术方式失当、高危病理类型等原因，甲状腺癌再次手术在临床中并不少见。尽管甲状腺癌再次手术仍有较好的预后，但由于解剖结构改变、瘢痕粘连及肿瘤侵犯等因素，再次手术的难度和风险显著增加。再次手术前精准评估、选择合适的手术入路、恰当的手术方式、有效的辅助保护手段能够提高手术安全性。本文结合国内外最新研究进展，对甲状腺癌再次手术的适应证、手术策略、并发症预防及未来发展方向进行探讨，为规避再次手术发生和提高再次手术安全性提供参考。

促甲状腺激素（TSH）抑制治疗在分化型甲状腺癌（DTC）患者术后管理中发挥重要作用，但对于低危DTC（LR-DTC），TSH抑制治疗的作用仍存争议。本文总结了TSH抑制治疗的国内外指南变迁及相关文献，发现目前国内外指南对LR-DTC患者的TSH抑制目标均呈现逐渐放宽的趋势。最新版美国甲状腺学会（ATA）、美国国家综合癌症网络甲状腺癌诊疗指南与日本甲状腺肿瘤诊疗指南对LR-DTC患者采取宽松的TSH抑制策略，对腺叶切除或疗效满意的患者并不推荐TSH抑制治疗。最新版欧洲肿瘤内科学会甲状腺癌诊治指南与中国甲状腺结节和DTC诊治指南主要参考2015年版ATA指南，推荐将TSH水平抑制到正常范围低值。近年发表的大样本研究倾向于进一步放宽LR-DTC患者的TSH抑制目标。对于TSH抑制治疗的持续时间以及在主动监测期间和热消融术后的应用，目前仍未达成共识。亟需更多大规模、多中心的前瞻性研究，为制订LR-DTC患者TSH抑制治疗策略提供更多循证医学证据。

重症患者器官功能障碍发生率高，如何准确有效评估器官功能一直是关注的焦点。序贯器官衰竭评分（SOFA）是评估器官功能障碍的重要评分，在临床广泛运用近30年，但仍然存在一定的局限性。2025年由60名来自9个国家的重症医学、流行病学和统计学专家组成的团队在JAMA杂志发布SOFA-2评分，通过优化变量定义、更新阈值及明确标准化规则，实现了从评估工具向标准化体系的重要升级，有望提升临床适用性。SOFA-2的推广对加强重症患者分层管理及提升临床研究质量具有重要价值。本文旨在系统阐述SOFA-2的主要更新内容，与SOFA-1的核心差异及临床应用建议，并分析当前面临的挑战，对重症医学实践与科研的影响，以期为准确理解和应用该评分提供参考。

脓毒症是宿主免疫功能对感染性疾病反应失代偿而导致的危及生命的器官功能障碍，是全球范围内重要的公共卫生问题，其高发病率与死亡率始终是重症医学面临的严峻挑战。抗感染治疗是脓毒症救治的核心环节，但其策略并非一成不变。在过去数十年间，随着对脓毒症病理生理认识的深化、全球耐药形势的加剧以及循证医学证据的不断积累，脓毒症的抗菌药物管理经历了深刻的演变。本文旨在系统梳理脓毒症抗菌治疗领域的变迁路径，围绕流行病学与病原体耐药性、抗菌药物启动时机、经验性选择、剂量与给药方式、降阶梯与短疗程策略，以及新兴的脓毒症亚表型与人工智能辅助等关键方面，总结既往经验、辨析认知误区，并展望基于精准医疗的未来变革之路。

本文系统论述免疫检查点抑制剂所致免疫治疗相关不良反应（irAEs）的精准诊疗进展。irAEs累及多系统，其临床表现异质性强且缺乏特异性标志物，这一问题严重影响治疗安全与患者获益。本文提出以“靶向、时机、定制”为核心的“3T”策略，并构建涵盖诊断、动态风险评估、定向治疗、监测、预防、方案调适、多学科协作与医患共决策的“3D-SPACE”一体化管理体系。重点探讨多组学技术用于早期识别与分型、人工智能动态预警与个体化干预，以及微生物调控等新型策略。通过构建贯穿全程的多组学驱动管理架构，实现irAEs与重症感染的早期鉴别、风险分层与精准治疗，形成“监测-预警-预防-治疗-优化”闭环管理模式，为提升免疫治疗安全性提供系统化解决方案与实践框架。

骨质疏松性骨折是骨质疏松症最严重的并发症，其发病率高、漏诊率高、致残率高、死亡率高，给社会和家庭带来巨大的经济和照护压力。加强风险人群的筛查并进行早期干预，预防或减少骨质疏松性骨折的发生意义重大。为此，中国康复医学会骨质疏松预防与康复专业委员会和中国老年保健协会骨关节分会启动了骨质疏松性骨折一级预防指南的制订工作，遴选出医务人员最为关注的专业问题，包括骨质疏松性骨折风险人群的识别和骨折风险评估，风险人群的教育指导，跌倒的预防措施，骨质疏松症的评估、诊断和治疗等关键临床问题，最终形成了11条推荐意见，旨在优化骨质疏松性骨折一级预防策略，提高医务人员对骨质疏松性骨折高风险人群的健康管理水平及增强高风险人群的自我防范意识，降低骨折发生率、提高风险人群生活质量。

目的 比较腺叶切除（HT）与全甲状腺切除（TT）对散发性甲状腺髓样癌（sMTC）的疗效。 方法 回顾性纳入2011年1月至2019年12月首诊于天津医科大学肿瘤医院并行手术的sMTC患者。以原发灶切除范围不同分为HT组与TT组。比较两组患者临床特征的差异。采用倾向评分匹配（PSM）对肿瘤分期及多灶性等变量进行1∶1匹配，均衡两组基线的差异。比较两组患者生化治愈率、生化复发率及结构复发率的差异。采用Kaplan-Meier法绘制生存曲线，采用log-rank检验比较两组患者无进展生存期及总生存期的差异。 结果 共纳入199例sMTC患者，男80例，女119例，年龄［M（Q1，Q3）］为51.0（42.0，59.0）岁。PSM前，HT组117例，TT组82例，两组术前降钙素、N分期、TNM分期、病灶数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P<0.05）。PSM后，HT组与TT组各63例，两组患者各项临床指标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PSM前，HT组生化治愈率高于TT组［76.4%（81/106）比60.5%（46/76），P=0.021］；HT组与TT组生化复发率及结构复发率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4.7%（5/106）比7.9%（6/76），8.5%（10/117）比15.9%（13/82），均P>0.05］；HT组无进展生存期长于TT组患者［（137.26±3.53）比（114.12±5.98）个月，P=0.025］；HT组与TT组总生存期差异无统计学意义［（142.12±2.91）比（126.92±5.15）个月，P=0.140］。PSM后，HT组与TT组生化治愈率［66.7%（40/60）比77.2%（44/57）］、生化复发率［5.0%（3/60）比7.0%（4/57）］、结构复发率［12.7%（8/63）比17.5%（11/63）］、无进展生存期［（130.69±5.07）比（112.19±6.91）个月］和总生存期［（136.05±4.04）比（124.71±6.83）个月］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 结论 HT与TT对sMTC疗效相当，术前仔细评估，选择性行HT安全可行。

目的 分析分化型甲状腺癌（DTC）伴远处转移患者的预后影响因素，并构建预测模型。 方法 回顾性分析美国监测、流行病学和结果（SEER）数据库中2000年1月至2021年12月确诊为DTC伴远处转移的2 337例患者的临床资料。使用R语言sample函数随机将患者按照7∶3比例分为训练集（n=1 635）和内部验证集（n=702）。同时纳入2010年1月至2021年12月天津医科大学肿瘤医院DTC伴远处转移患者227例作为外部验证集。采用单因素及多因素Cox比例风险回归模型分析、最小绝对值收缩和选择算子（LASSO）回归分析筛选影响DTC伴远处转移患者预后的影响因素，并绘制预后预测模型列线图。采用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下面积（AUC）、校准曲线及决策分析曲线（DCA）评估模型的预测能力、准确性及临床适用性。 结果 SEER数据库2 337例DTC伴远处转移的患者中，男988例，女1 349例，年龄（58.4±18.6）岁，死亡1 254例，生存时间［M（Q1，Q3）］42.0（13.0，95.0）个月。天津医科大学肿瘤医院227例DTC伴远处转移的患者中，男62例，女165例，年龄（56.7±16.8）岁，死亡114例，生存时间43.0（15.0，101.0）个月，随访截止到患者死亡或2025年3月31日。训练集经单因素Cox比例风险回归模型分析及LASSO回归分析筛选后纳入4个变量，即年龄、肿瘤最大径、重要组织侵犯及手术治疗。多因素Cox比例风险回归模型显示：年龄≥55岁（HR=3.37，95%CI：3.08~4.53）、肿瘤最大径>4 cm（HR=1.83，95%CI：1.12~2.99）、重要组织侵犯（HR=2.15，95%CI：1.81~2.56）是影响DTC伴远处转移患者总生存期（OS）的危险因素，而行手术治疗（HR=0.44，95%CI：0.36~0.53）是保护因素。使用上述影响因素构建DTC远处转移患者预后预测模型。模型预测3、5、10年OS的AUC分别为0.780（95%CI：0.754~0.805）、0.769（95%CI：0.743~0.795）、0.836（95%CI：0.809~0.864）（训练集）；0.804（95%CI：0.768~0.841）、0.815（95%CI：0.779~0.850）、0.877（95%CI：0.844~0.911）（内部验证集）；0.753（95%CI：0.682~0.824）、0.717（95%CI：0.642~0.792）、0.810（95%CI：0.725~0.894）（外部验证集）。校准曲线显示预测值与实际观察值拟合良好（均P>0.05），DCA表明模型具有较高的临床应用价值。 结论 年龄≥55岁、肿瘤最大径>4 cm及重要组织侵犯是影响DTC伴远处转移患者OS的危险因素，而接受手术治疗是保护因素。基于上述影响因素构建的预测模型具有良好的预测效能和临床适用性。

目的 探讨术前甲状腺球蛋白（Tg）水平与分化型甲状腺癌（DTC）患者复发风险及治疗反应的关系。 方法 回顾性分析2020年1月1日至2024年12月31日于上海仁济医院接受甲状腺全切术的604例DTC患者的临床资料。记录患者术后复发情况，随访截至2025年6月30日。通过最大选择秩统计量法确定术前Tg预测患者复发的cut-off值。通过多因素Cox比例风险回归模型分析DTC患者术后复发的危险因素。采取Kaplan-Meier法绘制生存曲线，log-rank检验评估DTC患者术前不同Tg水平术后无病生存率的差异及治疗反应的情况。 结果 604例患者中，女417例，男187例，年龄45.0（36.0，57.0）岁，术前Tg为20.2（10.4，44.3）μg/L，随访1.40（0.85，2.84）年。多因素Cox比例风险回归模型分析显示，术前Tg≥36.2 μg/L（HR=14.180，95%CI：1.745~115.200）是DTC术后复发的危险因素。术前Tg<36.2 μg/L患者3年无病生存率高于术前Tg≥36.2 μg/L患者（99.8%比92.3%，P<0.001）。术前Tg≥36.2 μg/L患者获得良好治疗反应的比例低于术前Tg<36.2 μg/L患者，而生化不完全、结构不完全及不确定反应比例高于术前Tg<36.2 μg/L患者（均P<0.05）。 结论 术前Tg水平与DTC患者复发风险及治疗反应相关，Tg≥36.2 μg/L提示高复发风险与不良治疗反应。

目的 探讨不同冠状面鼓楼分型的退变性腰椎侧凸（DLS）患者椎体骨质量的分布模式。 方法 回顾性分析2017年1月至2022年12月在南京鼓楼医院接受长节段手术治疗的DLS患者的临床资料。根据DLS冠状面失平衡鼓楼分型进行分组，即冠状面平衡距离（CBD）<3 cm患者为A型；CBD≥3 cm且C7铅垂线位于凹侧为B型；CBD≥3 cm且C7铅垂线位于凸侧为C型。在术前立位全脊柱正位X线片上测量患者主弯Cobb角和CBD值。术前双能X线吸收法（DXA）测量后纳入L1~4 T值及股骨颈T值。在术前CT上测量椎体整体及凹、凸两侧的骨密度亨氏单位（Hounsfield unit，HU）值。将L1椎体HU值<110的患者诊断为骨质疏松，比较不同分型患者骨质疏松的发生率及冠状面骨质量的分布情况。 结果 共纳入154例患者，其中男21例，女133例，年龄（62.9±6.6）岁；A型99例，B型30例，C型25例。154例患者的骨质疏松患病率为48.7%（75/154），C型患者患病率（72.0%，18/25）高于A型（44.4%，44/99）及B型（43.3%，13/30）（均P<0.05）；所有患者S1椎体的HU值为140.8±63.1，其中C型患者的HU值最低（108.2±53.4），与A型及B型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分别为150.2±66.0、137.1±52.0，均P<0.05）；所有患者主弯内凹侧HU值均大于凸侧（均P<0.005），且顶椎处的不对称比率最大，并向顶椎两端递减；B型和C型患者S1椎体凹凸两侧不对称比率大于A型（分别为1.25±0.24、1.23±0.24和1.11±0.22，均P<0.01）。 结论 DLS患者骨质疏松的患病率高，其中C型患者最高，且S1椎体的骨密度也更低。对于C型患者，其远端建议髂骨钉或S2骶髂螺钉固定，以降低远端内固定失败风险。

目的 探讨感染嗜麦芽窄食单胞菌（Stenotrophomonas maltophilia，SMA）的血液病患者临床特征和死亡相关因素。 方法 回顾性收集2022年1月至2024年12月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血液内科收治的感染SMA的血液病患者的临床资料。根据确诊SMA感染后28 d的生存情况，将患者分为死亡组和生存组，比较2组患者临床特征并分析患者死亡的相关因素。 结果 共纳入130例患者，男74例，女56例，年龄［M（Q1，Q3）］为65（56，71）岁，死亡组54例，生存组76例。死亡组留置尿管/胃管/胸腔积液引流管［35.2%（19/54）比11.8%（9/76），P=0.001］、确诊SMA感染前应用替加环素［51.9%（28/54）比22.4%（17/76），P=0.001］的比例均高于生存组；入院后至SMA病原学确诊时间大于生存组［26（10，47）d比18（9，26）d，P=0.015］。药敏试验中，死亡组分离株对复方磺胺甲噁唑［75.9%（41/54）比89.5%（68/76），P=0.039］及左氧氟沙星［72.2%（39/54）比89.5%（68/76），P=0.011］敏感率均低于生存组。死亡组合并真菌［46.3%（25/54）比21.1%（16/76），P=0.002］及病毒［25.9%（14/54）比9.2%（7/76），P=0.011］感染的比例均高于生存组。死亡组确诊SMA感染前后均应用替加环素的比例高于生存组［48.1%（26/54）比17.1%（13/76），P<0.001］。死亡组白细胞计数［0.6（0.2，3.1）×109/L比3.2（0.3，6.9）×109/L］、血小板计数［24（12，50）×109/L比42（20，87）×109/L］、中性粒细胞绝对值［0.2（0，2.4）×109/L比1.2（0.1，4.9）×109/L］、白蛋白［28（26，31）g/L比30（27，33）g/L］均低于生存组（均P<0.05）。留置尿管/胃管/胸腔积液引流管（OR=4.766，95%CI：1.686~13.467）、合并真菌感染（OR=2.679，95%CI：1.080~6.648）、确诊SMA感染前后均应用替加环素（OR=4.366，95%CI：1.732~11.006）、血小板计数≤30×109/L（OR=2.812，95%CI：1.170~6.755）是感染SMA的血液病患者死亡的相关因素。 结论 感染SMA的血液病患者广谱抗生素暴露普遍，常合并多菌性感染以及全血细胞减少。留置尿管/胃管/胸腔积液引流管、合并真菌感染、确诊SMA感染前后均应用替加环素、血小板计数≤30×109/L是感染SMA的血液病患者死亡的相关因素。

目的 探索维生素K2（VitK2）调控基质Gla蛋白（MGP）抑制炎症相关结直肠癌（CAC）模型小鼠肿瘤生长的机制。 方法 选取C57BL/6雄性小鼠26只，6~8周龄，体质量20~25 g，按照随机数字表法分为4组（各组予以不同的处理方式）：正常组（予以橄榄油灌胃、生理盐水腹腔注射）（n=5）、模型组［予以橄榄油灌胃、氧化偶氮甲烷（AOM）腹腔注射、葡聚糖硫酸钠（DSS）溶液饮用处理］（n=5）、30 mg组（予以30 mg·kg-1·d-1的VitK2灌胃、AOM腹腔注射及DSS溶液饮用处理）（n=8）、60 mg组（予以60 mg·kg-1·d-1的VitK2灌胃、AOM腹腔注射及DSS溶液饮用处理）（n=8），第12周末处死小鼠，比较各组小鼠结肠肿瘤的个数及长径，利用免疫组织化学染色（IHC）法检测结肠组织核增殖抗原（Ki-67）表达水平、Western蛋白印迹（WB）法检测MGP及Smad1/5通路相关蛋白的表达情况，实时荧光定量PCR（RT-qPCR）技术检测MGP mRNA的表达情况。根据处理方式的不同，将结肠癌上皮细胞系SW480细胞分为对照组［用二甲基亚砜（DMSO）处理］、100 μmol/L组（用100 μmol/L的VitK2处理）、200 μmol/L组（用200 μmol/L的VitK2处理）、400 μmol/L组（用400 μmol/L的VitK2处理）、空载组（用空载质粒转染SW480细胞）及MGP过表达组（用MGP过表达的质粒转染SW480细胞），处理48 h后检测MGP蛋白表达、Smad1/5通路相关蛋白的变化情况及处理后不同时间点（24、48、72及96 h）各组细胞增殖情况。 结果 模型组、30 mg组及60 mg组小鼠均有结直肠成瘤表现，成瘤率为100%（17/17）。30 mg组及60 mg组结肠肿瘤的个数与模型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瘤体的长径均小于模型组（均P<0.05）；30 mg组及60 mg组肿瘤的个数和长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30 mg组及60 mg组Ki-67蛋白表达水平均低于模型组（均P<0.05）；MGP蛋白表达水平及pSmad1/5蛋白表达水平均高于模型组（均P<0.05）；30 mg组及60 mg组MGP mRNA水平与模型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30 mg组及60 mg组Ki-67蛋白、MGP蛋白、pSmad1/5蛋白及MGP mRNA表达水平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细胞实验中，100 μmol/L组MGP及pSmad1/5蛋白表达水平与对照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200 μmol/L组及400 μmol/L组MGP及pSmad1/5蛋白表达水平均高于对照组（均P<0.001）；72及96 h后，200 μmol/L组及400 μmol/L组细胞增殖能力均低于对照组（均P<0.001）。MGP过表达组pSmad1/5蛋白表达水平高于空载组（P<0.001）；24、48、72及96 h后，MGP过表达组细胞增殖能力均低于空载组（均P<0.001）。 结论 VitK2可能通过促进MGP蛋白表达，激活Smad1/5通路，进一步抑制CAC模型小鼠肿瘤生长。

回顾性收集2015年1月至2023年12月苏州大学附属第二医院收治的36例颈动脉夹层（CAD）相关青年卒中患者，根据茎突长度（>3 cm）及角度异常分为茎突过长（ESP）所致CAD组（ESP组，11例）和非ESP所致CAD组（NESP组，25例）。比较两组人口统计学特征、临床表现、实验室指标、影像学表现及1年随访预后。CAD相关青年卒中患者男31例，女5例，年龄［M（Q1，Q3）］为41（36，44）岁。30.6%（11/36）CAD相关青年卒中存在ESP。ESP组头颈部疼痛发生率（6/11）高于NESP组（1/25，P=0.006），且肌酐［73.0（59.0，77.0）μmol/L比59.0（53.0，66.0）μmol/L，P=0.010］、同型半胱氨酸［（18.6±18.2）μmol/L比（2.4±0.7）μmol/L，P=0.020］水平更高，而入院血糖［5.3（4.7，7.6）mmol/L比13.6（9.3，17.3）mmol/L，P<0.001］和纤维蛋白原［2.8（2.5，3.5）g/L比6.4（5.2，6.8）g/L，P<0.001］水平更低。影像学上，ESP组以夹层动脉瘤（4/11）和线样征改变（4/11）为主，无双腔征。1年随访时，ESP组夹层修复良好5例（5/11），出现再发脑梗死1例（1/11）。对合并高同型半胱氨酸血症以及有头颈部疼痛症状的青年卒中患者，需重点筛查是否为ESP相关CAD。治疗应采取个体化方案，综合抗栓、血管内治疗及茎突截短术，以降低卒中复发风险。

患者男，66岁，因“记忆力减退2年，言语表达困难1年”于2024年9月就诊于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核心表现为找词困难、言语流畅性差、言语表达不清，经认知测评、磁共振成像及β淀粉样蛋白正电子发射断层扫描（Aβ-PET）等评估，确诊为Logopenic变异型原发性进行性失语（lvPPA）亚型的早发型非典型阿尔茨海默病（AD）。予仑卡奈单抗治疗9个月，患者总体认知功能轻微改善，语言表述好转，复查Aβ-PET提示淀粉样蛋白病理沉积减少，治疗期间未观察到相关不良反应。提示其对该类非典型AD患者可能具有潜在的安全性和有效性。

患儿女，14岁，以“贫血10年，间断发热4年，反复腹痛1年余”于2025年4月17日就诊于北京协和医院。患儿长期慢性贫血、间断腹痛伴发热，生长发育明显落后，身高低于同年龄、同性别人群平均值3个标准差，且无月经来潮。实验室检查提示炎症指标升高，18F-氟代脱氧葡萄糖正电子发射计算机断层显像（18F-FDG PET/CT）示肠系膜根部代谢异常增高的团块，多学科会诊后，行“腹膜后肿物切除术”，病理诊断为单中心、混合型Castleman病（CD）。患儿术后恢复良好，炎症指标降至正常。随访至2025年7月16日，患儿已有月经初潮，身高较术前增长2.2 cm。

膝骨关节炎（KOA）是一种以关节软骨退行性病变为核心的常见疾病，严重影响患者的生活质量。髌下脂肪垫（IPFP）在KOA病理进程中扮演关键角色，不仅是膝关节的力学缓冲结构，更是一个活跃的内分泌与炎症调控器官。在KOA中，IPFP通过分泌多种炎性因子和脂肪因子，参与关节局部炎症反应、代谢紊乱及细胞衰老，加速软骨退变与疼痛产生。本文系统梳理KOA的发病机制与IPFP的解剖特征，重点阐释IPFP在KOA中的双重作用机制，并评述以IPFP为靶点的治疗新策略，旨在为KOA的机制研究与防治提供新视角。

脑淀粉样血管病（CAA）以β-淀粉样蛋白（Aβ）沉积于脑中、小血管壁为特征，是脑叶出血与血管性认知障碍的重要病因。近年研究提示，免疫细胞对CAA进展具有阶段性和双向性调控。小胶质细胞可参与管周Aβ清除并在一定程度上减轻沉积，但持续激活可诱发炎症、加重血管损伤并与淀粉样蛋白相关影像异常相关。CAA早期可见反应性星形胶质细胞增生，其表型转化及星形胶质细胞来源的载脂蛋白E影响血管沉积、血管重塑与出血风险。边缘相关巨噬细胞，尤其血管周围巨噬细胞既促进Aβ清除，也可通过氧化应激与衰老相关机制介导脑血管功能障碍。此外，外周免疫细胞对血脑屏障完整性和血管炎症的调控作用逐渐受到关注。当然，部分免疫干预在不同病理阶段呈现出相反效应，其作用边界和安全性仍有待进一步研究。

膀胱过度活动症（OAB）是一种常见慢性疾病，在成年人口中，OAB的总体患病率超过10%，其中老年人占比约30%，而常用的神经电刺激疗法如骶神经电刺激因其手术难度高、设备有移位可能和费用昂贵等原因，在老年人群中应用受限。本文综述了胫神经刺激器的历史及作用机制，重点阐述了新型置入式胫神经刺激装置在老年OAB中的应用现状，国外的ReviTM和eCoin®已在近年的临床研究中验证了其对老年患者的安全性和有效性，国内也已开始研发国产置入式胫神经刺激器，如Streamliner™。新型置入式胫神经刺激装置凭借其低功耗无线控制、置入手术简便以及更高的经济可及性等适应性优势，为老年OAB患者提供了一种安全、微创且依从性高的有效治疗方案，具有广阔的临床应用前景，但其长期疗效仍需进一步验证。随着技术迭代与循证研究的不断推进，置入式胫神经刺激装置有望成为老年OAB治疗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改善患者生活质量和缓解社会医疗负担提供新的解决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