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 · 第106卷第07期

碳青霉烯耐药铜绿假单胞菌（CRPA）是医院获得性感染的重要病原体，尤其多见于结构性肺病、长期住院或曾接受广谱抗菌药物治疗的患者。CRPA常表现为多重耐药，易导致治疗困难与不良预后。为规范我国CRPA感染的临床管理，提升诊治的标准化与精准化水平，中华医学会细菌感染与耐药防治分会、中国医药教育协会感染性疾病专业委员会组织多学科专家，遵循国际指南制订规范与推荐分级的评估、制订与评价方法制订了本指南。本指南系统聚焦并回答了10个关键的临床问题，涵盖诊断与治疗的核心环节，主要包括：碳青霉烯酶表型或基因型检测的临床应用价值；联合药敏试验的必要性与方法；治疗过程中基于最低抑菌浓度监测的方案调整；药物浓度监测在优化给药方案中的作用；多黏菌素类药物单药与联合治疗的疗效比较；慢性肺部CRPA感染的治疗指征与策略，吸入抗菌药物及阿奇霉素的临床应用；急性肺部感染中静脉联合雾化吸入治疗的地位；中枢神经系统感染时静脉联合鞘内或脑室内给药的治疗建议以及针对重症CRPA感染的联合治疗策略等。本指南旨在为各级医疗机构临床医师提供基于当前证据的实践指导，强调以精准检测为前提、以患者个体情况为基础的个体化综合治疗，以期改善CRPA感染患者的临床结局，并促进抗菌药物的合理使用。

肠内营养（EN）是临床营养支持治疗的重要手段之一。在EN实施过程中，EN耐受不良（ENI）极为常见。目前，国内外尚缺乏ENI识别和防治的统一判断标准和监测方法，干预措施也并不一致，极大影响了EN的规范化实施。为进一步规范ENI的临床识别、监测和干预，由中国医疗保健国际交流促进会临床营养健康学分会、中华医学会肠外肠内营养学分会及中国营养学会临床营养分会组织国内近百位相关领域的专家，基于最佳循证医学证据编写了本共识。本共识聚焦于ENI的评估与监测、ENI的预防和治疗等5大临床问题，最终提出22条推荐意见，旨在为ENI的识别和防治、促进EN的规范化实施提供参考。

目的 探讨自膨式支架（SES）与球囊扩张式支架（BES）在同期颈动脉支架植入术（CAS）治疗颅内外颈动脉串联病变（TCL）的安全性及有效性。 方法 回顾性分析2016年1月至2019年9月于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接受同期CAS治疗的48例TCL患者的临床资料。根据颅内段植入支架类型将患者分为SES组（n=23）和BES组（n=25），患者术后1个月起每个月通过门诊或电话进行随访，最长随访时间为5年。比较两组患者的基线资料和围手术期不良事件发生率。使用Kaplan-Meier法绘制生存曲线分析远期随访中的无病生存率和支架一期通畅率。 结果 48例患者年龄为（65±11）岁，其中男30例，女18例，两组患者基线资料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手术成功率为100%（48/48）。围手术期内，SES组并发症发生率为8.7%（2/23），BES组并发症发生率为4.0%（1/25），差异无统计学意义；两组各出现1例（SES组4.3%和BES组4.0%）脑高灌注综合征事件，SES组出现1例（4.3%）缺血性卒中事件，两组均无死亡或主要心血管不良事件。SES组随访时间［M（Q1，Q3）］为38（14，45）个月，BES组为36（15，45）个月；随访期内，SES组出现1例（4.3%）主要不良心血管事件、2例（8.7%）卒中事件及2例（8.7%）支架再狭窄事件；BES组出现1例（4%）主要不良心血管事件和1例（4%）支架再狭窄；SES组和BES组无病生存率（78.3%比92.0%）及支架一期通畅率（91.3%比96.0%）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 结论 SES和BES在同期CAS治疗颅内外TCL中均展现出良好的手术成功率和安全性。

目的 评估接受椎动脉起始段专用药物支架治疗椎动脉狭窄的中长期疗效。 方法 回顾性纳入2021年1—12月7家医院使用椎动脉起始段专用药物支架治疗的症状性椎动脉狭窄患者，分别于术后1、2、3、4年进行随访，最长随访时间4年。系统性收集包括短暂性脑缺血发作、脑卒中及全因死亡在内的临床终点事件发生情况和支架相关临床终点事件发生情况，并绘制Kaplan-Meier生存曲线评估累积事件发生情况。 结果 共纳入117例患者（122支椎动脉病变，植入123枚支架），年龄［M（Q1，Q3）］65（61，70）岁，其中男87例，女30例。随访时间为（49.3±2.5）个月。共计20例（17.1%）失访，共记录10例（8.5%）临床终点事件，其中6例（5.1%）死亡事件，均与支架无关；4例（3.4%）脑血管不良事件，包括2例（1.7%）脑梗死，2例（1.7%）支架内再狭窄或闭塞。2例（1.7%）发生支架相关临床终点事件。生存分析显示，1年临床终点事件发生率为1.7%，2年为6.0%，3年为8.5%。而1年支架相关临床终点事件发生率为0.9%，3年为1.7%。 结论 Maurora支架植入术后1~3年相关临床终点事件发生率低，支架相关性卒中、短暂性脑缺血发作及再狭窄等脑血管不良事件的发生率亦较低。

目的 分析结直肠高危腺瘤的影响因素，并构建预测模型。 方法 回顾性分析2017年1月至2019年1月就诊于北京世纪坛医院的321例结直肠腺瘤患者的临床资料，男201例，女120例，年龄（61.5±10.6）岁。根据结肠镜病理结果分为结直肠高危腺瘤组和结直肠非高危腺瘤组，分析两组患者临床指标的差异。采用随机抽样函数将患者按照7∶3的比例分为训练集（n=225）及验证集（n=96）。采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模型筛选结直肠高危腺瘤的影响因素，并绘制预测模型列线图。分别采用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下面积（AUC）、校准曲线和决策曲线对模型的预测能力、准确性和临床适用性进行评估。 结果 训练集225例中非高危腺瘤组107例，高危腺瘤组118例。训练集中结直肠高危腺瘤组冠心病病史比例、肝脏重度脂肪变比例、体质指数、甘油三酯、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均高于非高危腺瘤组，而血红蛋白及总胆红素均低于非高危腺瘤组（均P<0.05）。训练集多因素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结果显示，冠心病病史（OR=9.172，95%CI：2.444~43.143）、肝脏重度脂肪变（OR=12.803，95%CI：4.423~36.987）、体质指数偏高（OR=2.132，95%CI：1.659~2.874）是直肠高危腺瘤的危险因素，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偏高（OR=0.055，95%CI：0.005~0.518，）及总胆红素偏高（OR=0.907，95%CI：0.833~0.982）是直肠高危腺瘤的保护因素。基于上述影响因素构建结直肠高危腺瘤的预测模型，训练集AUC为0.925（95%CI：0.893~0.958），灵敏度为88%，特异度为82%；验证集AUC为0.886（95%CI：0.823~0.949），灵敏度为72%，特异度为88%。训练集与验证集的校准曲线显示，预测模型有较好的校准度（训练集：P=0.130；验证集：P=0.910）。训练集及验证集决策曲线显示，风险阈值>5%时该预测模型具有临床净效益。 结论 冠心病病史、肝脏重度脂肪变、体质指数偏高、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偏高、总胆红素偏高是结直肠高危腺瘤的影响因素，纳入上述因素的列线图模型可更直观地评价结直肠高危腺瘤的发生风险。

目的 探讨童年创伤与成人肠脑互动障碍（DGBI）患者诊断个数的相关性，并探索人格障碍（PD）特质和焦虑在其中的中介作用。 方法 回顾性纳入2023年11月至2024年10月北京清华长庚医院消化内科门诊就诊的DGBI成人患者。使用罗马Ⅳ问卷测量DGBI诊断个数，按照诊断个数分为G1组（1~2种）、G2组（3~4种）和G3组（≥5种）。使用中文简版童年创伤问卷（CTQ-SF）测量童年创伤，使用人格障碍问卷（PDQ-4+）测量PD特质，使用Zung焦虑自评量表（SAS）测量焦虑水平；使用泊松回归分析评估童年创伤、PD特质和焦虑与DGBI诊断个数的相关性［用事件发生率比（IRR）和95%CI表示］；使用链式中介模型分析PD特质和焦虑在其中的中介效应（IRR的95%CI不跨越1认为中介作用有统计学意义）。 结果 共纳入182例DGBI患者，男85例，女97例，年龄［M（Q1，Q3）］为42（34，58）岁。G1组、G2组和G3组分别有107、56和19例，G1，G2和G3组年龄、生育数、PDQ-4+总分、SAS总分和CTQ-SF总分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P<0.05）；G3组CTQ-SF总分高于G1组［39.0（32.0，45.0）比29.0（25.0，34.0）分，P=0.003］；G3组PDQ-4+总分高于G1组；G3组SAS总分均高于G1组和G2组，G2组SAS总分高于G1组。校正年龄、性别和生育数后，CTQ-SF总分对DGBI诊断个数有正向预测作用（IRR=1.013，95%CI：1.006~1.020）。此外，PDQ-4+总分（IRR=1.006，95%CI：1.002~1.010）和SAS总分（IRR=1.020，95%CI：1.013~1.026）对DGBI诊断个数均有正向预测作用。链式中介效应分析提示，童年创伤通过PD特质到焦虑的链式路径间接影响DGBI诊断个数，其间接效应有统计学意义（IRR=1.004，95%CI：1.002~1.007），而直接效应无统计学意义（IRR=1.007，95%CI：0.998~1.015）。 结论 多重DGBI诊断的患者可能存在突出的童年创伤经历，PD特质和焦虑在童年创伤经历和DGBI诊断间发挥链式中介作用。

目的 探索丰富环境（EE）对阿尔茨海默病（AD）模型小鼠认知功能的影响及机制。 方法 SPF级雄性6月龄APP/PS1小鼠16只，按随机数字表法分为普通环境饲养组（AD组）、丰富环境组（ADEE组），每组8只，另选取体重匹配的C57BL/6J小鼠16只为对照组，按随机数字表法分为丰富环境组（NCEE组）及对照组（NC组），每组8只。适应性饲养2周，干预性饲养12周后采用Morris水迷宫实验评估小鼠的学习、记忆及探索能力；免疫荧光染色及免疫印迹（WB）检测Aβ、Tau蛋白、沉默信息调节因子1（SIRT1）和过氧化物酶体增殖物激活受体γ共激活因子1α（PGC-1α）含量。 结果 Morris水迷宫实验结果显示AD组小鼠平台穿越次数、有效区域穿越次数、有效区域滞留时间、目标象限进入次数、目标象限滞留时间均少于NC组（均P<0.05），ADEE组小鼠的有效区域穿越次数、有效区域滞留时间、目标象限进入次数、目标象限滞留时间均多于AD组（均P<0.05）。免疫荧光染色结果显示，AD组及ADEE组Aβ斑块数量、Tau蛋白阳性细胞数高于NC、NCEE组（均P<0.01），EE干预后的ADEE组Aβ沉积斑块数量及Tau蛋白阳性细胞数少于AD组（均P<0.05）。免疫荧光染色及WB均显示AD组小鼠SIRT1、PGC-1α表达低于NCEE及NC组小鼠（均P<0.05），EE干预后的ADEE组和NCEE组小鼠SIRT1、PGC-1α均高于AD组和NC组小鼠（均P<0.05）。 结论 EE可能通过激活SIRT1/PGC-1α信号通路，改善AD病理进程及认知障碍。

回顾性分析2023年12月至2025年6月在南京医科大学附属脑科医院接受双侧苍白球（GPi）内侧部脑深部电刺激（DBS）治疗的5例迟发性运动障碍（TD）患者资料。男3例，女2例，年龄（39.8±3.9）岁。于术后1个月随访时，采用异常不自主运动量表（AIMS）评估患者的不自主运动情况严重程度，并评估患者的不良反应；6个月随访时增加健康调查简表（SF-36）评估患者的生活质量，并与术前基线水平进行比较，评估DBS疗效。患者的AIMS评分术前为（21.2±1.7）分，术后1个月为（7.0±1.3）分，改善率达64.6%±9.4%；术后6个月随访时为（4.0±0.3）分，改善率达80.8%±1.7%（均P<0.05）。患者SF-36总分术前为（29.8±2.1）分，术后6个月随访时为（54.3±1.5）分（P<0.05）。研究期间未观察到严重的长期刺激相关不良事件。在本小样本研究中，GPi-DBS展现出治疗TD的潜在价值，其可显著改善患者的不自主运动症状及生活质量。然而，由于样本量较小，需扩大样本量并延长随访时间以进一步深入研究。

本文报告1例PRG4基因突变相关屈曲指-关节病-髋内翻-心包炎综合征（CACP综合征）患儿的诊治经过。患儿男，11岁，2024年11月1日因“双膝关节活动受限8年余”就诊于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基因检测PRG4基因出现两个杂合突变：c.3170C>G（exon7）和c.2968_2969del（exon7），结合患儿病史、体征，考虑患儿为PRG4基因突变导致的CACP综合征。于2024年11月15日全身麻醉下行“关节镜下右侧髋关节及膝关节滑膜切除术”。术中见：右膝关节大量纤维素性坏死物质及滑膜组织增生；右髋关节可见关节腔内大量纤维素样坏死物质；股骨头表面可见血管翳样物。患儿术后随访期内（术后150 d）复查右膝及右髋关节MRI提示右侧膝关节和髋关节的积液量较对侧减少且积液量无显著增加，患儿右膝关节疼痛及活动受限症状明显缓解。

患者男，53岁，因“发现十二指肠球部隆起肿物4 d”于2025年9月21日就诊于深圳市第二人民医院。入院后完善超声胃镜检查，提示肿物起源于十二指肠球部固有肌层，呈低回声改变，腔内外混合生长，大小约9.1 mm×7.9 mm。采用橡皮圈辅助的圈套器切除（ESR-EB）联合牙线牵引预缝合技术成功切除肿物，手术用时15 min。术后患者无发热、腹痛等情况，禁食2 d后逐渐恢复饮食，术后第4天顺利出院。术后病理诊断为胃肠道间质瘤（GIST），极低危组，切缘阴性。术后随访1个月（2025年10月30日），患者无异常症状及体征。

近年来，全球人口老龄化问题日益严峻，衰老及其相关疾病的研究备受关注。衰老生物标志物是反映细胞或机体衰老过程的生物学特征，相比于时序年龄更有助于衰老的识别和评估。糖尿病作为一种与衰老密切相关的慢性代谢性疾病，衰老生物标志物在其发生发展及诊治中的作用逐渐受到重视。本文综述了糖尿病与衰老相互作用、衰老生物标志物的概况及其在糖尿病和相关并发症发生发展中的作用，以期为糖尿病及其并发症的预测、预警、早期筛查及诊治提供新思路。

循环肿瘤细胞（CTC）是肿瘤转移的关键驱动者，体外培养CTC为洞察肿瘤生物学行为提供了独特视角。然而，CTC的体外培养效率受限于细胞数量稀少、细胞异质性高以及体内外环境差异导致的表型漂移，极大地限制了其临床转化潜力。本文系统性综述了CTC体外培养领域的现状，剖析该技术在提升培养效率、优化培养条件及保证长期体外培养CTC的表型稳定性方面存在的主要瓶颈，进而阐述CTC培养物在实时监测肿瘤演化、阐明耐药机制以及开展个体化药物敏感性测试等方面的应用潜力。未来的研究重点在于提高培养效率和生物学保真度，同时建立标准化培养流程，推动其在临床研究中的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