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 · 第105卷第32期

近年来，碳青霉烯耐药革兰阴性菌（CR-GNB）等多重耐药（MDR）菌感染给实体器官移植（SOT）医学带来极大挑战。SOT受者一旦罹患CR-GNB感染，可能面临移植物切除、呼吸衰竭等，病死率超过40%。本文针对目前的耐药形式以及移植受者MDR感染的特点，述评了SOT受者CR-GNB感染的流行病学特征，常见CR-GNB如肺炎克雷伯菌、鲍曼不动杆菌、铜绿假单胞菌等耐药特点及其机制，基于循证医学证据总结了当前抗菌治疗的原则及策略。本文重点分析了近年来常用抗生素如替加环素、多黏菌素、头孢他啶/阿维巴坦及新型抗生素如依拉环素、舒巴坦/度洛巴坦等药物的疗效、药物代谢动力学/药效动力学（PK/PD）特性及不良反应，强调联合用药和个体化方案的重要性。同时展望了新型快速诊断技术（如CRISPR/Cas系统、质谱检测）和新型抗菌药物的临床应用前景，以及噬菌体疗法、免疫调节等创新治疗方向的潜力。未来展望方面，针对器官移植受者的MDR菌感染，期望在快速、精准化诊断基础之上，通过多学科管理，对抗感染用药进行优化选择，实现个体化的精准、有效用药方案，从而提高这类人群重症感染的救治率，推动我国SOT受者CR-GNB感染管理的不断完善。

睡眠健康是全民健康的核心要素。睡眠障碍与多种慢性病高度关联，严重威胁公众健康。我国睡眠障碍患者众多，建设专业规范的睡眠医学中心是推进睡眠健康全方位管理的必然需求，而睡眠门诊是睡眠医学中心的核心窗口，肩负接诊初筛、患者分流及跨学科协调等关键职能。本专家共识编写组整合睡眠医学领域相关学会/协会专家意见，系统提出了睡眠门诊规范化建设的框架和管理要求，包括门诊的诊疗范围、建设标准以及人员培训与资质认证，旨在通过规范建设标准、质控流程及资源配置，构建覆盖全生命周期的睡眠健康管理网络。

肝细胞癌（HCC）是我国高发恶性肿瘤之一。外放射治疗（简称：放疗）作为重要且有效的治疗方法之一，已被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发布的《原发性肝癌诊疗指南（2024年版）》扼要推荐。为进一步规范和指导HCC放疗的相关诊疗实施，经中国医师协会肝癌专业委员会组织分次讨论，制订了《肝细胞癌外放射治疗专家共识（2025版）》。本共识涵盖了放疗相关五要素：放疗目的与患者获益、放疗靶区与剂量、放疗技术、放疗联合药物治疗、放疗后随访，共提出10条推荐意见；旨在规范临床医师使用HCC的放疗手段，提高放疗疗效、减少不良反应。

目的 探讨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allo-HSCT）后侵袭性毛霉病（IM）患者的临床特征及预后影响因素。 方法 回顾性分析北京大学人民医院2010年1月1日至2021年12月31日allo-HSCT后IM患者的临床资料，随访至2022年10月1日。通过Kaplan-Meier法绘制生存曲线，采用多因素Cox回归模型分析患者死亡的影响因素。 结果 50例IM患者中，男39例（78.0%），女11例（22.0%）；年龄［M（Q1，Q3）］为35.5（22.0，46.8）岁；确定诊断21例（42.0%），临床诊断29例（58.0%）。病原菌包括根霉属26例（52.0%），毛霉属15例（30.0%），根毛霉属5例（10.0%），横梗霉属4例（8.0%）。临床类型包括肺毛霉病35例（70.0%），鼻脑毛霉病6例（12.0%），播散性毛霉病5例（10.0%），胃肠道毛霉病2例（4.0%），皮肤毛霉病2例（4.0%）。allo-HSCT后IM感染时间为［M（Q1，Q3）］119（56，241）d。45例（90.0%）患者接受抗真菌治疗，治疗6周后有效率为53.3%（24/45）。50例IM患者死亡41例（82.0%），其中21例（42.0%）死于IM，中位随访时间为2 169（95%CI：1 264~3 073）d，1年生存率为25.8%，中位生存时间为51（95%CI：0~124）d。移植前存在合并症（HR=2.103，95%CI：1.056~4.191，P=0.034）、血小板未植活（HR=2.213，95%CI：1.149~4.264，P=0.018）和感染时血小板计数<30×109/L（HR=2.129，95%CI：1.093~4.150，P=0.026）是患者死亡的主要影响因素。 结论 allo-HSCT后IM常见致病菌为根霉属，感染部位主要为肺部。allo-HSCT后IM患者预后较差，移植前存在合并症、血小板未植活和感染时血小板计数<30×109/L是患者死亡的影响因素。

目的 探讨肺移植术后院内鲍曼不动杆菌感染的相关因素及其对术后死亡风险的影响。 方法 回顾性纳入南京医科大学附属无锡人民医院肺移植中心2018年1月至2021年12月行肺移植手术的549例患者为研究对象，随访至术后3年或死亡，收集患者临床特征及生存资料。根据术后是否发生院内鲍曼不动杆菌感染分为感染组和非感染组，比较两组临床特征差异，采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模型探索肺移植术后院内鲍曼不动杆菌感染发生的影响因素，通过Kaplan-Meier法绘制生存曲线，log-rank检验比较组间术后30 d、1、2和3年肺移植受者累积生存率的差异。多因素Cox比例风险回归模型分析鲍曼不动杆菌感染对肺移植受者术后死亡风险的影响。 结果 感染组315例（57.4%，315/549），男256例，年龄（55.4±11.8）岁；非感染组234例，男193例，年龄（54.4±12.9）岁。随访时间1.0~36.0个月，中位随访时间9.0个月，随访期间死亡257例。感染组肺移植受者的术后30 d、1、2和3年累积生存率均低于非感染组（均P<0.05）。多因素logistic回归模型结果显示，以未住院患者为参照，普通住院（OR=6.90，95%CI：1.45~32.86）、入住重症监护病房（ICU）（OR=2.42，95%CI：1.13~5.21）增加了肺移植受者术后院内鲍曼不动杆菌的感染风险（均P<0.05）。既往未使用抗凝药（OR=4.67，95%CI：1.10~19.74）和供肺鲍曼不动杆菌培养阳性（OR=17.69，95%CI：5.37~58.33）是肺移植受者术后院内鲍曼不动杆菌感染的危险因素（均P<0.05）。多因素Cox比例风险模型分析结果显示术后院内鲍曼不动杆菌感染增加了肺移植受者术后1年（HR=1.55，95%CI：1.11~2.19）、2年（HR=1.63，95%CI：1.20~2.23）和3年（HR=1.53，95%CI：1.15~2.04）的死亡风险（均P<0.05），但对术后30 d（HR=1.53，95%CI：0.92~2.54）的死亡风险影响无统计学意义。 结论 术前普通住院、术前住ICU、既往未使用抗凝药、供肺鲍曼不动杆菌培养阳性是肺移植术后院内鲍曼不动杆菌感染的危险因素。肺移植术后院内鲍曼不动杆菌感染增加了肺移植受者术后1、2和3年的死亡风险。

目的 分析肺移植术后侵袭性曲霉病（IA）患者的临床特征和预后，以及支气管冲洗液（BWF）半乳甘露聚糖（GM）检测对肺移植术后IA的诊断价值。 方法 回顾性纳入2017年4月至2018年12月在中日友好医院接受肺移植手术（共157例）且术后诊断为IA的43例受者，收集人口学信息、实验室检查结果、BWF微生物学和GM检测、真菌预防及治疗方案、术后气道并发症等资料。随访至2024年3月31日。根据IA诊断时间，将43例受者分为早发IA组（术后≤90 d诊断）和晚发IA组（术后>90 d诊断），以Kaplan-Meier法绘制生存曲线，采用log-rank检验比较两组生存结局的差异。应用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分析，评估BWF GM检测对肺移植术后IA的诊断价值，并确定最佳诊断临界值。 结果 肺移植术后IA发生率为27.4%（43/157）。43例IA受者的年龄［M（Q1，Q3）］为63.0（54.0，67.0）岁，男性占83.7%（36/43），诊断IA时间为术后21.0（9.0，58.0）d，其中60.5%（26/43）发生于术后1个月内，81.4%（35/43）发生于术后3个月内。43例IA受者中，13.9%（6/43）为确诊病例，60.5%（26/43）为临床诊断病例，25.6%（11/43）为拟诊病例。67.4%（29/43）的受者仅诊断气管支气管曲霉病（TBA），23.3%（10/43）仅诊断侵袭性肺曲霉病（IPA），9.3%（4/43）诊断TBA合并IPA。共鉴定出37株曲霉菌株，黄曲霉（16/37，43.2%）为最常见菌株。43例IA受者的中位生存时间为693.7（95%CI：444.6~942.8）d。早发IA组与晚发IA组的5年全因死亡率分别为77.1%（27/35）和75.0%（6/8），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999）。早发IA组的中位生存时间为544.5（95%CI：305.4~783.6）d，短于晚发IA组的1 340.3（95%CI：533.6~2 147.0）d（P=0.012）。IA受者的BWF GM值高于非IA受者［6.78（4.50，9.16）比1.77（0.99，3.31），P<0.001］。ROC分析显示，BWF GM检测诊断肺移植术后IA的最佳临界值为4.5，曲线下面积为0.845（95%CI：0.769~0.921），灵敏度为76.7%，特异度为88.0%。 结论 肺移植术后3个月内是IA高发期，TBA为主要感染类型，且早发IA的临床预后较差。BWF GM检测对肺移植术后IA的诊断具有良好效能。

目的 探讨难治性低频下降型突发性聋（突聋）患者预后的影响因素，并构建预后预测模型。 方法 回顾性分析解放军总医院2009年1月至2023年12月耳内科病房收治的门诊常规治疗无效的难治性低频下降型突聋患者，根据预后情况分为痊愈组和未痊愈组，比较两组患者一般资料，通过多因素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患者预后的影响因素并绘制列线图，通过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Hosmer-Lemeshow检验和决策曲线分析评估模型的区分度、校准度及临床实用性。 结果 共纳入211例患者，男89例，女122例，年龄（45.8±12.0）岁；其中痊愈组68例，未痊愈组143例。痊愈组年龄、听力损失分级、1 000 Hz听力阈值小于未痊愈组，发病至就诊时间短于未痊愈组，伴有头痛及血压偏低或低颅压比例均高于未痊愈组（均P<0.05）。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高血压（OR=3.380，95%CI：1.166~9.794，P=0.025）、发病至就诊时间延长（8~21 d：OR=3.306，95%CI：1.469~7.440，P=0.004；>21 d：OR=11.722，95%CI：4.805~28.599，P<0.001）、1 000 Hz听力受损（OR=3.001，95%CI：1.476~6.099，P=0.002）是低频下降型突聋患者预后不良的危险因素；伴有头痛（OR=0.335，95%CI：0.123~0.912，P=0.032）、血压偏低或低颅压（OR=0.214，95%CI：0.060~0.767，P=0.018）是低频下降型突聋预后的保护因素。ROC曲线下面积为0.822（95%CI：0.762~0.881）；校准曲线和标准曲线具有良好的一致性；Hosmer-Lemeshow检验结果显示，χ2=3.917，P=0.789；决策曲线显示，预测模型在几乎所有阈值概率范围内净收益为正。 结论 伴有高血压、发病至就诊时间延长、1 000 Hz听力受损、伴有头痛、血压偏低或低颅压是低频下降型突聋患者预后的影响因素，由此构建的预测模型可较好地预测患者的预后。

目的 比较人工智能辅助自动乳腺超声（AI-ABUS）与传统手持超声（HHUS）在乳腺癌筛查中的效能。 方法 前瞻性招募2023年7月1日至2024年6月30日在深圳市福田区行乳腺癌超声筛查的女性36 171名，据筛查技术分成AI-ABUS组及HHUS组，AI-ABUS组由技师在筛查现场采集图像，2名超声医师在AI辅助下进行诊断，采用智能化随访管理信息系统为基础的创新随访管理模式；HHUS组由1名超声医师在筛查现场完成图像采集和诊断，由临床医师主导随访。依据乳腺影像报告与数据系统（BI-RADS）不同分类的恶性率，估算AI-ABUS组及HHUS组无病理结果人群的乳腺癌病例数，并计算矫正后的乳腺癌检出率。主要结局指标为乳腺癌筛查阳性率、活检率、检出率、失访率、特异度及灵敏度。 结果 36 171名女性的年龄［M（Q1，Q3）］为43.8（36.6，50.8）岁，AI-ABUS组14 766名（40.82%），HHUS组21 405名（59.18%），两组间基线特征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AI-ABUS组筛查阳性率低于HHUS组［0.59%（87/14 766）比1.94%（416/21 405）］，活检率［47.13%（41/87）比16.10%（67/416）］、检出率［1.69‰（25/14 766）比0.47‰（10/21 428）］均高于HHUS组，失访率低于HHUS组［6.90%（6/87）比71.39%（297/416）］（均P<0.05）。AI-ABUS组与HHUS组行病理检查者病理分期分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AI-ABUS组筛查特异度高于HHUS组［89.77%（13 231/14 739）比74.12%（15 858/21 394），P<0.05］，两组间灵敏度差异无统计学意义［92.59%（25/27）比90.91%（10/11），P>0.05）］。经对无病理结果人群乳腺癌病例数估算，AI-ABUS组检出率为2.30‰（34/14 766），HHUS组检出率为1.17‰~2.75‰［（25~59）/21 428］。最低估计情境下，AI-ABUS组检出率高于HHUS组（P<0.05）；最高估计情境下，两组检出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AI-ABUS结合智能化随访管理模式可在更低的筛查阳性率下实现更高的检出率，提高筛查特异度，减少失访率，为乳腺癌筛查提供了新的模式选择。

目的 比较使用猪小肠黏膜下层（SIS）移植物和自体股外侧中厚皮片（STS）移植物进行梗阻性子宫颈发育异常保育手术的长期效果。 方法 本研究为前瞻性队列研究，纳入2012年1月至2024年8月因梗阻性子宫颈发育异常在复旦大学附属妇产科医院进行保育手术的患者81例，根据使用的手术重建材料的不同，将患者分为SIS组（70例）和STS组（11例）；收集并比较两组人口统计学特征、手术时间、住院费用、术后月经恢复、妊娠、再次手术、阴道长度等资料。在术后6个月以问卷形式评估患者美容满意度，有性生活后采用女性性功能指数（FSFI）问卷评估患者性功能并进行组间比较。 结果 所有患者诊断时年龄为（16±5）岁，SIS组为（16±6）岁，STS组为（16±4）岁；手术时间为（170.9±76.2）min，SIS组为（158.0±67.9）min，短于STS组的（252.6±78.4）min（P<0.001）；SIS组总住院费用高于STS组［（4.2±1.4）比（2.0±0.6）万元，P<0.001］。中位随访时间为67个月，所有患者术后均恢复月经。12例（14.8%）患者在术后30个月发生阴道宫颈再次狭窄或闭锁，28例（34.6%）患者进行二次手术，其中阴道和宫颈的再贯通手术率14.8%（12例），宫腔支架脱落27.2%（22例），保育失败率为2.5%（2例）。术后新阴道长度为（7.3±1.2）cm，SIS组短于STS组［（7.2±1.2）比（7.9±0.6）cm，P<0.05］。SIS组患者身体形象评分和美容评分均高于STS组［（15.9±1.4）比（14.2±1.5）分，P<0.001；（18.6±2.1）比（16.8±2.0）分，P=0.009］。21例（25.9%）患者术后有性活动，两组间女性FSFI得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11例（13.6%）患者有妊娠意愿，SIS组1例患者通过辅助生殖技术成功妊娠分娩。 结论 梗阻性子宫颈发育异常患者进行保育手术安全有效，患者可恢复月经，性生活满意，可妊娠分娩。使用SIS移植物手术时间更短，更加美观，但费用更高。

探讨缝扎联合平阳霉素注射对咽喉部海绵状血管瘤的疗效。回顾性分析2006年1月至2017年6月山东省耳鼻喉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收治的45例咽喉部海绵状血管瘤患者的临床资料，男23例，女22例，年龄15~79（47.7±6.4）岁，所有患者均采用支撑喉镜下咽喉部血管瘤缝扎联合平阳霉素注射治疗，侵及颈部的瘤体行开放性手术治疗。45例患者中31例1次治疗后血管瘤即完全退缩，其余患者2~3次治疗后完全退缩。所有患者术后均随访12个月以上，中位随访时间18个月（13~48个月），无发音及吞咽等功能障碍。研究结果提示，对于咽喉部海绵状血管瘤，丝线缝扎结合平阳霉素注射疗法既能提高疗效，又可保护重要器官的结构和功能。

本文报道1例78岁女性双膝骨关节炎患者，双膝关节痛5年，2个月前出现右膝关节肿痛伴积液，血清C反应蛋白升高，右膝关节滑液分析提示炎性积液，膝关节X线和CT均提示钙盐沉积，滑膜组织病理可见弱正性双折光菱形二羟焦磷酸钙晶体，诊断为骨关节炎合并急性焦磷酸钙沉积病。予膝关节局部注射复方倍他米松、口服依托考昔及秋水仙碱后关节痛缓解。本案例提示对于老年骨关节炎患者，当疼痛性质改变伴炎症表现时，应考虑到晶体诱导性关节病的可能，及时行影像学及滑液检查。

本文报道1例眼球摘除术后确诊的晶状体过敏性眼内炎。患者女，19岁，因“左眼突发视力下降伴眼睑肿胀1个月”入院。初诊时左眼眼睑增厚、晶状体完全混浊、视网膜脱离，微生物培养未检出病原体，经抗炎、抗感染治疗后出院。复诊时患者眼球萎缩，行眼球摘除术后病理确诊为晶状体过敏性眼内炎。

巨细胞病毒（CMV）属于疱疹病毒科，在宿主体内具有隐蔽性与持续性。当宿主免疫功能受损或抑制时，CMV可从潜伏期进入再激活，进而引发CMV相关疾病。CMV作为实体器官移植受者术后主要的机会性病原体之一，通过直接致病和间接机制显著影响移植器官的功能及受者的长期生存。研究已证实，CMV潜伏与再激活过程涉及多种病毒因子与宿主免疫应答的复杂互作，涵盖对先天性和适应性免疫通路的精细调控。本文系统综述了CMV潜伏与再激活的分子机制，并总结了实体器官移植受者中相关免疫研究的最新进展，旨在为深入阐明其致病机制及优化防控策略提供理论依据。

母胎界面是胚胎植入子宫后由胎盘和子宫蜕膜共同构成的结构，是发育中的胎儿与母体在宫内交流的场所，涉及多种细胞的多层次复杂动态互作，其结构和功能调节机制对保障母儿健康有重要意义，而适宜的研究模型体系是解析人类母胎界面生理病理机制的重要依托和前提。本文系统介绍了相关研究中常用的细胞模型、组织模型、类器官模型和动物模型等，探讨其应用场景和优缺点，研究者需针对滋养层侵袭、免疫适应性、血管重塑等生理病理事件，综合考量模型的生理相关性、操作可行性及成本效益。未来研究需突破现有模型局限性，结合功能化类囊胚、空间多组学整合的类器官芯片等前沿体系，深入揭示胎盘谱系发育与母胎营养分配等核心机制。

抑郁症是一种高度异质性的临床综合征，结合精准医疗模式进行抑郁症疾病亚型研究，可以提高对其发病机制的理解。本文总结当前抑郁症亚型的最新研究进展，包括基于临床症状特征的临床亚型，以及基于神经影像特征和基于分子水平的2种生物学亚型。未来的研究将基于多组学数据与基于电子健康记录的临床数据，使用大数据技术挖掘抑郁症的深度表型，为深入阐明抑郁症发病机制提供新思路，促进抑郁症辅助诊断和临床疗效预测。

免疫相关性皮肤疾病的发病率持续攀升，缺乏有效的防控体系及精准的治疗方法，亟需通过理论和技术创新解析发病机制及促进基础理论的临床转化。目前，皮肤免疫领域的核心研究围绕微生态调控、免疫代谢、神经免疫、感染免疫与免疫治疗等维度展开。皮肤生态与免疫调控研究需整合多组学与动态建模以深入挖掘微生态-宿主相互作用的分子机制；免疫代谢与皮肤病研究需聚焦皮肤病灶的代谢微环境，阐明代谢相关分子的免疫识别机制，开发靶向代谢检查点的治疗策略；神经免疫与皮肤病研究旨在揭示神经-免疫相互作用在皮肤炎症与瘙痒中的双向调控机制，解析皮肤病神经免疫调节网络，开发新型神经免疫生物标志物及研究模型，靶向神经-免疫相互作用以治疗慢性炎症性皮肤病；炎症记忆与皮肤病研究旨在解析皮肤慢性炎症应答的免疫持久性改变机制，构建跨器官炎症记忆网络，优化抗复发治疗；感染免疫与皮肤病研究需深入研究病原体与宿主的动态相互作用机制，推动微生物组干预创新应用。皮肤病免疫治疗的研究需加强皮肤局部免疫机制解析，推动开发免疫调控新策略，并建立精准免疫治疗评估体系。随着皮肤免疫学进入多学科融合与技术创新的新阶段，未来应聚焦于突破创新基础研究范式，着力实现前沿理论、技术平台和研究模式的临床转化，为免疫性皮肤疾病的精准防治提供核心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