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 · 第104卷第39期

慢性子宫内膜炎（CE）是导致子宫内膜容受性下降、不孕和反复妊娠丢失的重要因素；子宫内膜免疫失调、微生物菌群异常、炎症状态等在CE的发生发展中起着重要作用，而上述因素也与子宫内膜异位症（EMT）、多囊卵巢综合征（PCOS）、输卵管性疾病和子宫内膜息肉等导致不孕的常见疾病的病生理机制密切相关，通过进一步开展CE与EMT、PCOS等疾病的高质量前瞻性临床研究、微生物组学和免疫组学等基础研究，可为难治性CE的治疗提供新的思路。在临床诊疗过程中，有效融合CE伴发疾病的诊治原则于CE的治疗中，有望为预防CE的复发提供新的选择。

慢性子宫内膜炎（CE）是因微生物感染引起的子宫内膜持续性炎症，以子宫内膜间质浆细胞浸润为病理特征，是导致女性不孕症的重要原因之一，与复发性流产和反复胚胎种植失败等不良妊娠结局密切相关，给患者及其家庭带来了沉重的负担。但目前关于CE引起不孕症的认识尚不深入，导致疾病诊治的滞后与不规范。重视CE的诊治，有助于促进女性生殖健康，减轻不孕症带来的心理与经济压力、家庭矛盾，促进家庭和社会和谐，实现人口可持续发展。本文深入剖析了CE诊断标准及应用现状，CE对子宫内膜容受性及输卵管功能的影响，及其与其他妇科疾病的相互作用，结合临床工作提出：应提高对CE的认识，加强宣传教育；规范CE诊断流程；探索CE分子机制，优化治疗方案三条建议，以期提高CE导致不孕症的诊治水平，为我国女性生育健康事业做出更大贡献。

慢性子宫内膜炎（CE）是子宫内膜的持续性炎症，与女性不孕症和不良妊娠结局密切相关。反复妊娠丢失（RPL）是指同一对夫妇出现2次及以上孕20周前的妊娠丢失，其病因复杂。CE在RPL患者中检出率高达30%，提示CE造成的子宫内膜免疫微环境的失衡可能是导致RPL的重要原因。因此，临床工作中我们应重视对RPL患者进行CE筛查，并给予相应的治疗。然而，由于CE的诊断标准尚未统一，业内对CE及其与RPL的关系仍存在争议。CE的治疗以抗生素为主，采取较高的CE诊断界值能保证RPL患者得到有效治疗的同时避免抗生素的滥用，CE的有效治疗能改善RPL患者妊娠结局。

脊柱侧凸是一种复杂的脊柱三维畸形，影响青少年脊柱的健康生长发育，造成家庭和社会的沉重负担。根据脊柱侧凸的治疗原则，大部分青少年特发性脊柱侧凸（AIS）需要康复干预。目前，我国AIS康复尚缺乏科学、循证而规范的评估和治疗方法。因此，为促进我国AIS康复诊疗的规范化，中华医学会物理医学与康复学分会组织国内康复医学科、骨科、小儿外科、放射科、循证医学等多学科领域专家，遵循科学性、安全性、有效性和先进性原则，采用推荐意见分级的评估、制定及评价（GRADE）方法和卫生实践指南报告标准（RIGHT），遴选出8类19条推荐意见。通过证据检索、评价以及确立推荐意见方向和强度等步骤，最终形成19条推荐意见，涉及AIS的筛查、康复评估和康复治疗。

目的 评价超声引导下冈下肌小圆肌筋膜间阻滞与肌间沟臂丛神经阻滞在肩关节镜术后的镇痛效果。 方法 前瞻性纳入2023年12月至2024年2月嘉兴大学附属医院行肩关节镜手术患者74例，年龄18~80岁，美国麻醉医师协会（ASA）分级Ⅰ~Ⅲ级。根据不同区域神经阻滞方法，采用区组随机化分组将患者分为冈下肌小圆肌筋膜间阻滞组（观察组）和肌间沟臂丛神经阻滞组（对照组），每组37例。两组患者均在麻醉准备室行超声引导下神经阻滞，阻滞药物均为0.375%罗哌卡因20 ml。术后均行静脉自控镇痛（PCIA）。主要结局指标为术后24 h内数字疼痛评分量表（NRS）的曲线下面积（AUC）。次要结局指标包括术后48 h内最高NRS评分、术后48 h内PCIA舒芬太尼用量、补救镇痛发生率、反跳痛发生率、恢复质量量表（QoR-40）评分以及术后24 h内恶心呕吐发生率等。设定两种区域神经阻滞术后NRS评分的AUC非劣效性界值为“2.6”。 结果 最终观察组纳入35例［男17例，女18例，年龄（58.1±9.1）岁］，对照组纳入36例［男12例，女24例，年龄（57.0±9.8）岁］。观察组术后24 h内静息时NRS评分的AUC为51.7±10.9，对照组术后24 h内静息时NRS评分的AUC为62.6±13.6，两组AUC差值为-10.9（95%CI：-16.8~-5.1），95%CI上限低于预设定的非劣效性界值“2.6”（非劣效性P<0.001）。对照组术后48 h内最高NRS评分［M（Q1，Q3）］为3（3，4）分，高于观察组的2（2，3）分（P<0.001）。术后0~12 h，观察组舒芬太尼用量为12（10，14）μg，多于对照组的8（6，10）μg（P<0.001）；术后12~24 h，观察组舒芬太尼用量为8（8，10）μg，少于对照组的12（10，14）μg（P<0.001）；术后24~48 h，两组患者舒芬太尼用量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548）。观察组术后48 h内补救镇痛发生率为0（0/35），低于对照组的22.2%（8/36）（P=0.010）。观察组反跳痛发生率为0（0/35），对照组为11.1%（4/36），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130）。观察组术后24 h内QoR-40评分为（180.2±3.2）分，高于对照组的（175.8±4.7）分（P<0.001）。两组患者术后24 h内恶心呕吐发生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372）。 结论 在肩关节镜手术中，超声引导下冈下肌小圆肌筋膜间阻滞术后24 h内镇痛效果非劣效于肌间沟臂丛神经阻滞。

目的 分析维得利珠单抗（VDZ）治疗溃疡性结肠炎（UC）的疗效及其影响因素。 方法 回顾性纳入2020年11月至2023年11月于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接受VDZ治疗的中、重度活动期UC患者。根据VDZ治疗期间是否联用5-氨基水杨酸（5-ASA），将UC患者分为联合组（联用VDZ和5-ASA）和单药组（单用VDZ）。VDZ治疗第14周时，分析UC患者的临床应答率和生物学缓解率；第38周时，分析UC患者的临床缓解率和黏膜愈合率。分别于第14周和第38周比较2组间VDZ临床疗效的差异。采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UC患者第38周临床缓解率和黏膜愈合率的影响因素。 结果 共纳入137例患者，男74例，女63例，年龄为18~76（44±14）岁；联合组76例，单药组61例。VDZ治疗第14周时临床应答率为79.6%（109/137），生物学缓解率为80.5%（33/41）。第38周时临床缓解率为78.8%（108/137），黏膜愈合率为47.9%（57/119）。第14周时2组间临床应答率和生物学缓解率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第38周时联合组的临床缓解率［85.5%（65/76）比70.5%（43/61），P=0.032］和黏膜愈合率［56.5%（39/69）比36.0%（18/50），P=0.027］均高于单药组。多因素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显示，联用5-ASA（OR=2.48，95%CI：1.02~6.03）和第14周时获得临床应答（OR=5.05，95%CI：1.98~12.85）均是UC患者第38周临床缓解率的影响因素；基线血清白蛋白水平≥42.5 g/L是UC患者第38周黏膜愈合率的影响因素（OR=4.60，95%CI：2.06~10.24）。 结论 VDZ治疗UC患者的疗效较好；联用5-ASA和第14周时获得临床应答均是第38周临床缓解率的影响因素，基线白蛋白水平≥42.5 g/L是第38周黏膜愈合率的影响因素。

目的 比较不同年龄段出口梗阻型便秘（OOC）患儿高分辨率肛管直肠测压（HR-ARM）特征。 方法 回顾性纳入2019年1月至2023年9月在郑州大学附属儿童医院消化内科行HR-ARM检查的功能性便秘（FC）患儿的临床资料，根据年龄分为低年龄组（4岁≤年龄<6岁）和高年龄组（6岁≤年龄≤15岁），根据HR-ARM结果分为OOC组（存在盆底肌肉收缩不协调、排便时直肠推动力不足或收缩肛管括约肌松弛不足者）和非OOC组。分别比较2个年龄段OOC组和非OOC组患儿间的直肠动力学［直肠静息压、最大缩榨压（MSP）、力排时直肠压力、肛管残余压、直肠肛管压力梯度］、直肠感觉功能（直肠初始感觉容量阈值、初始便意容量阈值、排便窘迫容量阈值、最大耐受容量阈值）等指标。 结果 共纳入228例FC患儿，男146例，女82例，年龄［M（Q1，Q3）］为7.5（6.0，9.7）岁，其中低年龄组54例，高年龄组174例；OOC组131例，非OOC组97例。低年龄组中OOC患儿（30例）的直肠静息压、肛管括约肌静息压、MSP、力排时直肠压力和直肠初始感觉容量阈值、初始便意容量阈值、排便窘迫容量阈值、最大耐受容量阈值和非OOC患儿（24例）相比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高年龄组OOC患儿（101例）的肛管残余压高于非OOC患儿（73例）［102（70，113）比41（24，58）mmHg（1 mmHg=0.133 kPa），P<0.001］，直肠肛管压力梯度低于非OOC患儿［-43（-55，-23）比16（9，29）mmHg，P<0.001］，初始便意容量阈值高于非OOC患儿［90（54，110）比60（50，91）ml，P=0.024］。 结论 与同年龄段非OOC患儿相比，6岁及以上OOC患儿的肛管残余压和初始便意容量阈值较高，直肠肛管压力梯度较低；6岁以下OOC患儿的各直肠感觉功能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回顾性收集2015年1月至2024年1月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收治的7例抗α-氨基-3-羟基-5-甲基-4-异噁唑丙酸受体（AMPAR）脑炎患者临床资料，并纳入87例资料完整文献病例汇总分析。7例患者年龄7~70岁，女性4例。7例患者均表现为边缘性脑炎，合并肺癌3例，胸腺瘤1例，均接受糖皮质激素和（或）丙种球蛋白治疗。随访1~25个月合并肿瘤的4例死亡。94例患者（7例收治病例+87例文献病例）合并肿瘤76例（80.9%），其中胸腺瘤33例（43.4%）、肺癌23例（30.3%）、乳腺癌9例（11.8%）及卵巢肿瘤6例（7.9%）。肿瘤诊断于脑炎症状前13例（18.8%），脑炎后1个月内40例（58.0%），1~6个月13例（18.8%），6~12个月2例（2.9%）及1年后1例（1.4%）。相比随访>1年未发现肿瘤的18例患者，合并肿瘤的76例患者年龄和精神异常比例高，而随访时间短，预后良好比例低（均P<0.05）。抗AMPAR脑炎后1年内应积极随访，特别是肺、胸腺、乳腺和卵巢部位。合并肿瘤患者预后差，年龄较大及精神异常可能提示肿瘤的发生。

患者男，56岁，因头晕、步态不稳于2023年8月就诊于北京协和医院神经科。查体发现眼震、意向性震颤及蹒跚步态，辅助检查提示血清及脑脊液中抗代谢型谷氨酸受体1（mGluR1）抗体阳性，在激素冲击过程中患者出现了慢性直立性震颤（震颤频率<13 Hz），诊断为抗mGluR1脑炎。病初针对震颤先后应用氯硝西泮、加巴喷丁、美多芭、德巴金、吡仑帕奈、阿尔马尔、苯海索等，短期均效果欠佳，后续应用利妥昔单抗治疗，随着激素减量震颤逐渐完全缓解。抗mGluR1脑炎的自然进程尚不完全明确，但早期诊断和及时免疫治疗可能十分重要。慢性直立性震颤可能与自身免疫机制相关，应积极寻找潜在的病因。

慢性子宫内膜炎（CE）是子宫内膜的持续性炎症，常与女性不孕症密切相关。目前CE的诊断主要通过组织病理学检测、宫腔镜检查以及对病原微生物的检测来进行，尽管如此，医学界对于CE的诊断尚无统一的标准。近年来，随着人工智能（AI）进入蓬勃发展阶段，AI技术在CE的诊断和管理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AI技术与传统CE诊断方法的结合有助于CE特征的快速识别，从而提高诊断的准确性。此外，AI技术还能够根据患者的数据构建预测模型，评估其患有CE的风险，进而实现早期干预。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AI有望在CE的预防、诊断和治疗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为患者带来更好的治疗效果和生活质量。本文结合当前国内外研究成果，就AI技术在CE诊治中的应用现状及存在问题进行综述，以期推进AI在CE领域的深入发展。

慢性子宫内膜炎（CE）是一种以子宫内膜间质浆细胞浸润为特征的慢性炎症性疾病，通常与微生物感染有关。近年来，CE对子宫内膜容受性的影响在生殖医学领域引起了广泛关注，特别是在反复种植失败（RIF）患者中。CE通过改变子宫内膜的免疫环境，降低胚胎的着床成功率，成为RIF的重要病因之一。尽管目前研究已揭示了CE与RIF的密切关联，但其具体的作用机制仍需进一步探讨。在未来的研究中，统一的诊断标准、个性化治疗方案的开发，以及对CE的长期随访和复发预防策略将成为关键研究方向。此外，探索CE对子宫内膜容受性影响的分子机制，特别是其免疫调节和炎症介导的途径，将为开发新的治疗策略提供重要线索。本文系统综述了CE的免疫学基础、诊断方法、与RIF相关的病理机制，以及目前CE的治疗进展。

阿尔茨海默病（AD）以脑内β淀粉样蛋白（Aβ）沉积为特征性病理表现，近期Aβ单抗在国内开始应用，为AD患者带来希望。淀粉样蛋白相关影像学异常（ARIA）是Aβ单抗治疗常见的不良反应，是一种脑血管源性的异常磁共振表现，影响Aβ单抗治疗的安全性。目前对ARIA的临床、影像表现及危险因素的认识主要基于Aβ单抗临床试验，但ARIA发生机制不明，监测处理方法尚未形成共识。本综述总结了ARIA的机制、危险因素及临床和影像表现，探讨了监测处理ARIA的方法，为临床实践提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