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 · 第103卷第08期

相比传统低分子肝素抗凝或无抗凝血液透析，局部枸橼酸抗凝（RCA）效果满意、出血并发症降低、透析器有效寿命延长、毒素清除增多，是理想的抗凝剂，近年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和重视。目前RCA是连续性肾脏替代治疗的一线抗凝方案，在维持性血液透析中也逐渐获得广泛临床应用。此外，陆续有报道RCA成功应用于血浆置换、血液灌流等血液净化操作。本文梳理了RCA的机制和临床应用中存在的问题，以期为RCA的进一步扩展应用提供对策思路，提高血液净化效果。

自2020年新型冠状病毒（简称新冠病毒）感染全球大流行以来，新冠病毒不断变异，病毒特性也随之发生变化。医疗机构在应对奥密克戎变异株感染的过程中，需要不断根据病毒变异株的特性进行精准、科学的防控。本共识针对新冠病毒奥密克戎变异株的检测、传播、防护与消毒等方面，凝练了医疗机构在其防控中最受关注的问题。基于循证证据，经专家组多次论证修改后，总结出22条建议，以期给各医疗机构提出科学、可行的实践指导，也可供其他专业机构和人员借鉴。

目的 探讨血液灌流（HP）联合血液透析（HD）治疗对维持性HD（MHD）患者蛋白质能量消耗（PEW）及长期预后的影响。 方法 前瞻性多中心队列研究。选取2015年7月至2021年7月贵州省23家血液透析中心规律透析并完成PEW评估的成年MHD患者。收集研究对象的人口学特征、人体物理测量指标、实验室指标、三日饮食日记及HP治疗资料。根据是否接受HP、HP治疗频率及灌流器容量类型进行分组比较。采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模型和Cox比例风险回归模型分析HP治疗对MHD患者PEW发生风险的影响，Kaplan-Meier法绘制生存曲线。 结果 共纳入4 623例MHD患者，男2 789例，女1 834例，年龄（53.7±15.9）岁，透析龄64.3（44.3，92.3）个月。3 429例（74.2%）MHD患者进行HD+HP治疗，1 194例（25.8%）未进行HP治疗。根据国际肾脏营养与代谢学会（ISRNM）2008诊断标准评估PEW发生率为26.0%（1 204/4 623）。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女性（OR=2.48，95%CI：1.55~3.95，P<0.001）、糖尿病（OR=1.75，95%CI：1.08~2.83，P=0.024）和超敏C-反应蛋白（hs-CRP）（OR=1.02，95%CI：1.01~1.03，P=0.003）是发生PEW的危险因素，接受HD+HP治疗（OR=0.51，95%CI：0.31~0.87，P=0.012）和甘油三酯水平升高（OR=0.62，95%CI：0.48~0.80，P<0.001）是其保护因素。多因素Cox回归分析结果显示，2次/月（HR=0.40，95%CI：0.17~0.95，P=0.037）、3次/月（HR=0.44，95%CI：0.23~0.85，P=0.014）和4次/月（HR=0.54，95%CI：0.34~0.85，P=0.008）HP治疗频率，以及HA130（HR=0.57，95%CI：0.36~0.89，P=0.014）和HA230（HR=0.30，95%CI：0.15~0.63，P=0.001）灌流器类型对MHD患者PEW的发生具有保护作用。随访33（24，48）个月，全因死亡率为11.3%（521/4 623）。Kaplan-Meier分析结果显示HP治疗频率4次/月组（χ2=36.78，P<0.001）和HA230灌流器组（χ2=9.46 P=0.002）MHD患者生存率最高。 结论 接受HP联合HD治疗是MHD患者发生PEW的保护因素，HP治疗频率2~4次/月及灌流器HA130、HA230联合HD可降低MHD患者PEW和全因死亡风险。

目的 探讨多次人体成分分析的液体负荷指标与血液透析患者心血管事件的相关性。 方法 前瞻性队列研究，收集2020年7至9月杭州市中医院肾内科维持性血液透析（MHD）患者的临床资料。应用生物电阻抗法测定患者透析前容量超负荷（FO）指标水负荷（OH），每6个月随访监测1次。根据基线OH值分为无FO组（OH≤2.5 L）和FO组（OH>2.5 L），并根据重复测量结果将患者分为持续无FO组、持续FO组及间歇FO组。随访截至2022年10月1日，统计其转归情况，随访终点为心血管事件。采用Kaplan-Meier法计算累积心血管事件发生率，采用Cox比例风险回归模型分析患者心血管事件的危险因素。 结果 共纳入患者289例，男168例（58.1%），女121例（41.9%），年龄（58±13）岁；FO组88例（30.4%），无FO组201例（69.6%），随访时间（22.0±6.5）个月。Kaplan-Meier曲线分析结果显示，基线FO组心血管事件发生率高于无FO组（log-rank χ2=14.44，P<0.001）。持续FO组和间歇FO组心血管事件发生率均高于持续无FO组（log-rank χ2=41.47，P<0.001；log-rank χ2=18.36，P<0.001）。多因素Cox回归分析结果显示，经性别、年龄、合并症及生化指标校正后，基线FO组患者发生心血管事件的风险是无FO组的1.850倍（95%CI：1.046~3.271，P=0.034）；持续FO组患者发生心血管事件的风险是持续无FO组的4.679倍（95%CI：2.189~10.002，P<0.001），间歇FO组患者发生心血管事件的风险是持续无FO组的3.410倍（95%CI：1.696~6.857，P=0.001）。 结论 生物电阻抗测得的OH值可作为临床上监测MHD患者发生心血管事件的重要参考指标，持续慢性及间歇性暴露于FO均为血液透析患者心血管事件的危险因素。

目的 探讨多环芳烃（PAHs）成分菲（PHE）与持续非卧床腹膜透析（CAPD）患者临床指标的相关性。 方法 病例对照研究。纳入2018年6至8月于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行腹膜透析置管并规律透析的22例患者作为CAPD组，同期选择本院健康体检者18名作为对照组。留取空腹血标本检测PAHs各组分浓度，进行差异比较，并进一步分析PAHs成分与临床指标的相关性。 结果 CAPD组患者22例，男13例，女9例，年龄（45±13）岁；对照组18名，男6名，女12名，年龄（41±13）岁。血PHE浓度在CAPD患者中最高，为0.449（0.254，0.581）mg/L，在对照组中浓度仅次于苊，为0.081（0.050，0.444）mg/L，两组之间血PHE浓度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8）。CAPD患者血PHE浓度与每周尿素清除指数（Kt/V）、每周肌酐清除率（Ccr）、白细胞计数均呈负相关，与甘油三酯水平呈正相关（r值分别为-0.743、-0.749、-0.655、0.610，均P<0.05）。简单线性回归分析结果显示，PHE浓度每增加0.1 mg/L，每周Kt/V下降0.226，每周Ccr下降3.050 L/1.73 m2，白细胞计数下降0.512×109/L，甘油三酯水平升高0.152 mmol/L（均P<0.05）。多重线性回归分析结果显示，CAPD患者血PHE浓度与每周Kt/V、每周Ccr水平负相关（t值分别为-2.402、-2.368，均P<0.05）。对22例CAPD患者进行为期3年的随访，期间有8例（36.4%）患者因技术失败退出腹膜透析，基线血PHE浓度高于未退出腹膜透析的患者［0.572（0.416，0.662）比0.268（0.120，0.475）mg/L，P=0.003］。8例患者（36.4%）发生了心血管事件，基线血PHE浓度高于未发生心血管事件的患者［0.542（0.389，0.741）比0.373（0.157，0.545）mg/L，P=0.045］。 结论 PHE与CAPD患者临床指标Kt/v、Ccr、白细胞、甘油三酯具有相关性。

目的 调查心血管内科、内分泌科、综合内科医师对有心血管获益的新型降糖药物胰高糖素样肽1受体激动剂（GLP-1RA）和钠-葡萄糖协同转运蛋白2抑制剂（SGLT2i）的认知程度和处方情况，以及阻碍上述药物使用的首要因素。 方法 本研究为问卷调查，选择2022年1月1日至6月30日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及其医联体内、心血管内科进修学员所在单位的心血管内科、内分泌科、综合内科医师为调查对象，不限制参与医师的年龄、从医年限及职称，对其进行问卷调查，最终纳入342名医师，其中心血管内科139名（40.6%）、内分泌科99名（28.9%）、综合内科104名（30.4%）；来自北京市270名（66.7%），京外72名（33.3%）。调查内容主要包括对GLP-1RA和SGLT2i的认知程度及处方情况，影响使用的首要因素，同时通过模拟2个临床情景，调查医师对治疗方案的选择，比较不同科室间上述指标的差异。 结果 342名医师的年龄为40（35，46）岁，从医年限13（7，20）年，其中男性139名（40.6%）。77.5%（265名）医师了解SGLT2i适应证等信息并处方过该药物，高于GLP-1RA的70.5%（241名）（P<0.001）；21.1%（72名）医师每月处方SGLT2i>20次，高于GLP-1RA的8.2%（28名）（P<0.001）。不同科室医师对GLP-1RA的认知程度和处方频率不同，内分泌科医师较高（均P<0.001），不同科室医师对SGLT2i的处方频率不同，内分泌科医师较高（P<0.001）。38.1%（53名）心血管内科医师、22.2%（22名）内分泌科医师和30.8%（32名）综合内科医师认为患者应该去专科评估是否换用GLP-1RA是影响药物应用的首要因素（P=0.042）；27.4%（38名）心血管内科医师、14.1%（14名）内分泌科医师和30.8%（32名）综合内科医师认为患者应该去专科评估是否换用SGLT2i是影响药物应用的首要因素（P=0.018）；21.6%（30名）心血管内科医师、45.5%（45名）内分泌科医师、31.7%（33名）综合内科医师认为患者因不良反应不能坚持用SGLT2i是影响药物应用的首要因素（P<0.001）。对于血糖控制未达标且合并心血管并发症的患者，65.4%（75名）心血管内科医师、69.7%（69名）内分泌科医师、43.3%（45名）综合内科医师选择加用GLP-1RA和SGLT2i（P<0.001）；对于血糖控制达标、合并心血管并发症及糖尿病靶器官损害的患者，35.3%（49名）心血管内科医师、52.5%（52名）内分泌科医师、25.0%（26名）综合内科医师选择加用GLP-1RA和SGLT2i（P<0.001）。 结论 医师对SGLT2i的认知程度及处方频率均高于GLP-1RA；内分泌科医师对GLP-1RA和SGLT2i的认知程度和处方频率较高。药物不良反应等是影响医师使用有心血管获益的降糖药物首要因素。多数医师认为，糖尿病患者合并冠心病时，需要转诊至不同专科调整相应治疗方案。

目的 探讨肿瘤坏死因子相关凋亡诱导配体（TRAIL）基因多态性及血浆可溶性TRAIL（sTRAIL）水平与克罗恩病（CD）的关系，并回顾性分析TRAIL基因变异及血浆sTRAIL水平对英夫利昔单抗（IFX）临床应答的影响。 方法 2012年1月至2021年1月，从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消化内科收集312例CD患者［男205例，女107例，年龄（33.9±9.8）岁］和514名性别、年龄相匹配的正常对照者［男304名，女210名，年龄（34.9±9.4）岁］。患者中72例对传统药物治疗无效或不耐受的活动期CD患者接受IFX（5 mg/kg）规范治疗，第14周时依据Harvey-Bradshaw指数（HBI）和CD简化内镜评分（SES-CD）的变化分为应答组［HBI下降≥3分和（或）SES-CD下降≥50%］和无应答组。采用基质辅助激光解吸电离-飞行时间质谱技术检测TRAIL（rs1131568）基因多态性，酶联免疫吸附法检测血浆sTRAIL水平。依据“蒙特利尔CD表型分类标准”将患者分层（确诊年龄、疾病部位、疾病行为）。全面分析rs1131568基因多态性和血浆sTRAIL水平与CD发病风险、临床病理特征及IFX临床应答的关系。 结果 隐性模型分析显示，中重度活动期CD患者中rs1131568纯合子变异基因型（CC）的频率高于轻度活动期CD患者（45.34%比29.23%，P=0.005）。（狭窄型+穿透型）CD患者中rs1131568变异等位基因（C）和纯合子变异基因型（CC）的频率均高于非狭窄非穿透型CD患者（65.48%比57.53%，P=0.046；49.21%比31.18%，P=0.001）。显性模型分析发现，合并肛周病变的CD患者中变异等位基因（C）和变异基因型（TC+CC）的频率均高于无肛周病变的CD患者（66.83%比58.17%，P=0.037；92.31%比78.37%，P=0.002）。CD组中血浆sTRAIL平均水平高于正常对照组［（243.04±42.74）ng/L比（194.16±31.14）ng/L，P<0.001］。中重度活动期CD患者中血浆sTRAIL水平高于轻度活动期CD患者［263.47（242.09，281.91）ng/L比231.13（211.11，247.11）ng/L，P<0.001］。（狭窄型+穿透型）CD患者中血浆sTRAIL水平高于非狭窄非穿透型CD患者［266.18（246.68，289.91）ng/L比227.19（204.57，249.59）ng/L，P<0.001］。合并肛周病变的CD患者中血浆sTRAIL平均水平亦高于无肛周病变的CD患者［（261.40±41.51）ng/L比（233.86±40.41）ng/L，P<0.001］。CD患者中血浆sTRAIL水平分别与rs1131568纯合子变异基因型（CC）（β=16.814，P<0.001）和疾病活动度（β=22.640，P<0.001）呈正相关。IFX治疗第14周时，应答组（60例）血浆sTRAIL水平低于无应答组（12例）［（205.98（190.72，214.56）ng/L比（238.33±29.38）ng/L，P<0.001］，并且应答组的血浆sTRAIL水平较其第0周的基线平均水平降低［（205.98（190.72，214.56）ng/L 比（239.89±42.43）ng/L，P<0.001］。非条件logistic回归分析发现，应答组中rs1131568的变异等位基因（C）频率及变异基因型（TC+CC）频率均低于无应答组（53.33%比70.83%，P=0.037；70.00%比91.67%，P=0.036）。 结论 血浆sTRAIL水平增高可能是CD发病的风险因素。TRAIL（rs1131568）基因变异和血浆sTRAIL水平增高可能与CD疾病活动度增高相关，并可能是CD患者发生狭窄、穿透和肛周病变的风险因素。此外，TRAIL（rs1131568）基因变异或血浆sTRAIL水平增高可能与CD患者对IFX治疗无应答相关。

选取2021年7至12月在北京大学人民医院规律血液透析且存在骨量减少或骨质疏松的患者共20例（男8例，女12例），年龄（64.8±13.9）岁，给予地舒单抗60 mg皮下注射。患者血钙在用药1个月时平均降低0.31 mmol/L，此时40%（8/20）的患者血清校正钙<2.1 mmol/L。患者骨转换指标在用药3 d后即出现下降，并持续降低至用药后5个月。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未发现低钙血症相关的独立危险因素（R2=0.516，P=0.021）。可见，地舒单抗能明显降低血液透析患者的骨转换速率，但用药后更易发生低钙血症。

纳入2020年6月至2022年8月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收治的怀疑腹膜透析（腹透）导管功能障碍的患者共36例，腹透管功能正常的对照组5例。男22例，女19例，年龄（45±21）岁。对照组与腹透管功能障碍组快速期引流量分别为（2 086±65）、（1 181±637）ml，总引流时长分别为（15.2±1.3）、（38.3±14.9）min，腹透管功能障碍组较对照组的快速期引流量减少、总引流时长延长（均P<0.05）。与腹透管移位组比较，腹透管堵塞组新一袋灌入时长延长，快速期引流量减少，总引流时长延长，负超量增加（均P<0.05）。快速交换试验可早期诊断腹透导管功能障碍，鉴别导管功能障碍类型。

本文报道1例肝门区囊实性占位患者，影像检查见肝门部不规则肿块影，内部可见多房囊性改变，增强扫描囊壁及分隔轻度并延迟强化，囊性部分未见明确强化，腹膜后可见肿大淋巴结，考虑恶性肿瘤，但临床表现及实验室检查不明确，进一步实验室检查以及穿刺活检证实为罕见肝脏结核，经正规抗结核治疗后痊愈。现临床诊治经过报道如下。

本文报道1例29岁患者的临床表现、生化检验、影像学资料，以及患者父母的临床表现进行分析成纤维生长因子受体1（FGFR1）基因失活突变导致卡尔曼综合征（KS）患者的致病基因和临床特点，增加对此疾病发病机制的认识。抽取患者及其父母外周静脉血，提取基因组DNA，同时提取患者和父亲血mRNA，逆转录为cDNA后行二代测序。分析患者与父亲表型不同的原因。结果显示（1）根据患者临床表现和促性腺激素、睾酮水平降低的实验室检查结果，确诊KS，患者父母均正常；（2）患者FGFR1存在剪接位点突变（c.359-1G>A），突变来自父亲，但父亲性腺轴功能正常，突变为首次报道；（3）患者FGFR1转录本缺失第4外显子，而患者父亲FGFR1转录本正常；（4）促性腺激素释放激素（GnRHa）脉冲治疗效果好，用药后有精子产生。总之，FGFR1基因剪接位点突变导致KS，文献罕有报道。现将诊治经过报道如下。

蛋白质能量消耗在维持性血液透析患者中普遍存在，与不良临床预后密切相关。慢性肾脏病骨矿物质代谢紊乱的直接诱导和下丘脑能量中枢的神经体液功能异常促进机体蛋白质分解代谢增强、骨骼肌消耗增加，加速蛋白质能量消耗的发生发展。因此，利用人体测量及成分分析、生化指标监测等方法进行定期的营养系统评估，优化营养摄入和肾脏替代治疗方案、增加蛋白质合成激素、降低炎症因子水平、改善食欲及适度的运动锻炼和康复治疗是蛋白质能量消耗的综合管理策略。

血液净化的概念始于尿毒症患者的血液透析，发展至今早已超出血液透析的范畴，既包括以清除小分子毒素为目的肾脏替代治疗的多种血液透析和腹膜透析技术，也包括用于去除中大分子物质的特殊血液净化治疗方式。特别是后者，近年来发展迅速，在治疗多学科疾病方面取得良好的效果，本文从罕见病、危重症及肿瘤疾病等多种临床领域对特殊血液净化治疗方式的应用进行综述。

脓毒症相关急性肾损伤（SA-AKI）是重症监护病房（ICU）急性肾损伤的首要原因，占比超过50%，与患者住院时间延长、进展为慢性肾脏病和高病死率均相关，其中15%~20%需要肾脏替代治疗（RRT）。近年来，体外血液净化治疗作为ICU SA-AKI的主要治疗手段已取得一定进展，除了传统的连续性RRT（CRRT）方式外，血液净化技术还开发了特异性针对内毒素、细胞因子的吸附膜、血液灌流柱等，主要包括高截留滤器、血液灌流/血液吸附、高吸附血液滤过和连续性血浆过滤吸附等多种体外血液净化模式，旨在通过降低SA-AKI患者血循环中的内毒素、细胞因子水平，改善患者预后。本文重点就上述治疗SA-AKI的血液净化模式进行介绍，为临床治疗决策提供参考与借鉴。

支气管扩张症（简称支扩）是一种以咳嗽、咳痰和（或）咯血为主要临床表现的慢性呼吸系统疾病，其放射学表现为支气管异常的永久性扩张，伴或不伴支气管管壁增厚。治疗目标包括：减轻症状、改善生活质量、保护肺功能以及降低总体发病率和死亡率。本文就2021年年底至2022年11月支扩领域出现的一些新进展做简要总结，主要包括病理生理学、诊断、治疗、合并症等方面，期待对未来支扩研究方向提供思路。

类器官（organoid）、类组装体（assembloids）作为具有三维结构的微器官，可高度模拟来源组织的形态结构与生理功能，培养出有稳定表型的组织结构，是用于临床疾病研究的良好模型。类器官、类组装体相关研究进展迅速，应用前景广阔，在生理学、器官移植、生物信号传导、药物研发、高通量筛选及肿瘤个体化治疗等研究中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针对类器官、类组装体在结直肠恶性肿瘤中的研究进展进行简要综述，探讨了类器官、类组装体模型的产生、发展进程，概括了现有的类器官、类组装体培养技术及其应用场景，特别是在结直肠恶性肿瘤研究和药物筛选等方面的进展。这些研究成果表明类器官、类组装体作为结直肠恶性肿瘤研究中一种新颖可靠的临床模型，在高通量药物筛选中优点突出，可结合联合液体活检、基因编辑、肿瘤免疫治疗等技术在多个研究领域发挥效用。

血液透析中心通常使用标准透析液温度（如36.5 ℃）为所有患者提供维持性血液透析，而使用低温透析液（如36.0 ℃或更低）是否可降低心血管相关死亡或住院风险尚不清楚。该研究是在加拿大安大略省血液透析中心进行的一项务实、双臂、平行、注册、开放标签、整群随机的优效性试验（MyTEMP）。研究纳入84个可以提供特定干预措施的血液透析中心，每个中心每周至少向15例患者提供维持性血液透析治疗。采用协变量约束随机化将84个中心分为两组，一组（42个中心）使用个性化冷却器透析液（护士将透析液温度设定为低于每例患者透析前测量体温0.5~0.9 ℃，推荐的最低透析液温度为35.5 ℃），另一组（42个中心）使用标准温度透析液（均为36.5 ℃）。在4年的试验期间，主要终点事件为心血管相关死亡或因心肌梗死、缺血性卒中或充血性心力衰竭入院，由不知晓试验或中心分组的医疗编码员记录在省级数据库中。4年试验期间为15 413例患者提供了约430万次门诊维持性血液透析治疗。低温透析液组平均透析液温度为35.8 ℃，标准温度组为36.4 ℃。8 000例低温透析组患者中1 711例（21.4%）发生了主要终点事件，7 413例标准温度组患者中1 658例（22.4%）发生了主要终点事件（HR=1.00，96%CI：0.89~1.11，P=0.93）。低温透析液组平均收缩压下降26.6 mmHg，标准温度组下降27.1 mmHg（平均差值-0.5 mmHg，99%CI：-1.4~0.4，P=0.14）。由此得出结论：与标准温度透析液相比，在血液透析中心提供的个性化低温透析液并没有显著降低主要心血管事件的风险。该研究对低温透析液的日益普及提出了质疑，未来的试验中应进一步明确低温透析液在特定患者群体中的风险和益处。

在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流行期间，由于维持性血液透析（MHD）患者的合并症多，跨区域接受血液透析治疗受限，使其成为一个高度脆弱的群体。因此，有必要了解MHD患者发生COVID-19的危险因素及其预后情况。透析诊所公司（DCI）是美国一家非盈利性透析提供商，在29个州拥有约260家透析中心，15 000例MHD患者。该研究回顾性分析了2020年2至6月在DCI接受血液透析治疗患者的人口学资料、透析特征、居住环境、合并症情况、虚弱（使用轮椅或需要协助）和药物使用情况。结果显示，研究纳入的7 948例MHD患者中438例（5.5%）感染新型冠状病毒。其中，男性、黑人、中心透析（与家庭透析相比）、在城市诊所治疗、居住在聚集环境中及较多的合并症与感染新型冠状病毒有关。居住在聚集环境中的患者发生COVID-19的风险为居住在非聚集环境患者的17倍（OR=17.10，95%CI：13.51~21.54）。在438例发生COVID-19的MHD患者中，死亡109例（24.9%）。年龄大、心脏病和虚弱与死亡率相关。由此得出结论：COVID-19在接受MHD的患者尤其是居住在聚集环境中的患者中发生风险较高，且MHD患者发生COVID-19后病死率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