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 · 第48卷第09期

心房颤动（房颤）已成为危害人民群众健康的重大公共卫生问题。近年来，房颤治疗领域涌现出大量研究，在房颤抗凝治疗、导管消融和综合管理等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抗凝治疗是预防房颤相关卒中的基石，但我国房颤抗凝治疗仍需进一步规范化。同时，左心耳封堵技术发展迅速，可作为优化药物抗凝治疗的重要补充手段。导管消融已成为房颤治疗的主要手段，可有效减少房颤复发，但其对房颤患者预后的影响仍有待高质量证据的进一步论证。房颤综合管理的理念日益深入人心，改善不良生活方式、控制房颤相关危险因素对提升房颤预防和管理现状大有裨益。

目的 比较HAS-BLED、HEMORR2HAGES、ATRIA及ORBIT 4种出血风险评分系统对我国服用达比加群治疗的非瓣膜性心房颤动（nonvalvular atrial fibrillation，NVAF）患者出血风险的预测价值。 方法 选取2015年2月至2017年12月在全国12个中心开展的前瞻性队列研究达比加群治疗安全性监测系统中，HAS-BLED、HEMORR2HAGES、ATRIA及ORBIT 4种出血风险评分系统及随访数据完整的942例NVAF患者。研究终点为随访6个月发生的出血事件。通过Cox比例风险回归模型分析4种出血风险评分系统与出血事件的相关性，采用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下面积（AUC）评估各评分系统对出血风险的预测价值。 结果 942例患者年龄为（65.3±11.2）岁，男性542例（57.5%）。随访期间共有93例（9.9%）患者发生出血事件，其中89例（9.4%）轻微出血事件，4例（0.4%）大出血事件。HAS-BLED评分系统分级为高危的患者比低危患者出血风险高1.87倍（HR=2.87，95%CI∶1.26~6.51，P=0.012），其他评分系统的分级与出血风险的关系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均>0.05）。HAS-BLED、HEMORR2HAGES、ATRIA、ORBIT出血风险评分系统的AUC（95%CI）分别为0.558（0.525~0.590）、0.520（0.487~0.553）、0.513（0.480~0.545）、0.523（0.490~0.555），AUC均≤0.700，预测价值较低。 结论 在我国服用达比加群的NVAF患者中，HAS-BLED评分系统对出血风险的预测价值优于HEMORR2HAGES、ATRIA和ORBIT评分系统，但其预测价值仍较低。

目的 探讨心房颤动（房颤）患者口服抗心律失常药物（AAD）的治疗情况及其相关影响因素，并且依据房颤管理指南分析处方的合理性。 方法 收集2011年8月至2016年8月中国房颤注册研究中18 014例房颤患者的病历资料，按基线或随访中是否应用AAD，分为AAD组7 788例（43.23%）和非AAD组10 226例（56.77%），并对在AAD组中占绝大多数的胺碘酮4 129例（53.02%）和普罗帕酮3 211例（41.23%）进行亚组分析，采用随机森林回归法探讨AAD应用的相关影响因素，并依据房颤管理指南分析用药合理性。 结果 纳入的18 014例房颤患者中，男性10 895例（60.48%），≥75岁的老年患者4 081例（22.65%）。与非AAD组相比，AAD组≥75岁[13.74%（1 070/7 788）比29.44%（3 011/10 226）]，持续性房颤[28.90%（2 250/7 788）比45.80%（4 683/10 226）]，合并心力衰竭[8.29%（646/7 788）比21.95%（2 245/10 226）]，卒中/TIA[12.15%（946/7 788）比19.95%（2 040/ 10 226）]，肾功能异常[16.36%（1 274/7 788）比29.37%（3 003/10 226）]，血栓栓塞风险为高危[60.17%（4 748/7 788）比76.40%（7 813/10 226）]的患者比例较低（P均<0.001）。多因素分析结果显示，三级医院（OR＝3.72，95%CI：3.17~4.37）的患者更倾向于应用AAD，老年（OR＝0.47，95%CI：0.39~0.55）、持续性房颤（OR＝0.66，95%CI：0.60~0.72）、以及合并心力衰竭（OR＝0.54，95%CI：0.47~0.63）、卒中和/或短暂性脑缺血发作（OR＝0.77，95%CI：0.68~0.87）、肾功能异常（OR=0.75，95%CI：0.59~0.95）及血栓栓塞风险为高危（OR＝0.70，95%CI：0.58~0.84）的患者更倾向于不应用AAD，P均<0.05。胺碘酮和普罗帕酮是最常用的AAD，分别占AAD组的53.02%（4 129/7 788）和41.23%（3 211/7 788）。多因素分析显示，持续性房颤（OR＝4.57，95%CI：3.94~5.29）、合并冠心病（OR＝4.14，95%CI：3.03~5.64）、心力衰竭（OR＝2.07，95%CI：1.48~2.89）、非缺血性心肌病（OR＝4.84，95%CI：2.41~9.73）的房颤患者更倾向于应用胺碘酮，左心室射血分数正常（OR＝0.31，95%CI：0.15~0.65）、血栓栓塞风险为低危（OR＝0.78，95%CI：0.63~0.97）的患者更倾向于应用普罗帕酮，P均<0.001。不遵循指南建议的AAD治疗的总体发生率为6.54%（480/7 340），胺碘酮亚组和普罗帕酮亚分别为5.13%（212/4 129）和8.35%（268/3 211），与合理用药组相比，不合理用药在≥75岁［20.4%（98/480）比12.95%（887/6 860）］、血栓栓塞风险为高危［77.1%（379/480）比58.99%（4 047/6 860）］以及非三级医院的比例较高［7.1%（34/480）比3.33%（299/6 860）］，男性不合理用药的比例较低［50.8%（244/480）比64.53%（4 427/6 860）］（P均<0.001）。 结论 房颤患者中，采用AAD治疗的多为合并症少的阵发性房颤患者，其中应用胺碘酮治疗的多为合并器质性心脏病的持续性房颤患者。不遵循房颤管理指南的AAD处方比例较低，多见于非三级医院以及血栓栓塞风险为高危的老年患者。

目的 探讨不同临床特征低危心房颤动（房颤）患者（CHA2DS2-VASc评分男性≤1分，女性≤2分）的血栓栓塞风险，并为该类患者的抗凝决策提供依据。 方法 前瞻性地连续入选2011年8月至2018年12月中国房颤注册研究中CHA2DS2-VASc评分男性≤1分，女性≤2分的非瓣膜性房颤患者。根据患者基线年龄、性别，以及合并高血压、糖尿病、慢性心力衰竭和血管疾病的情况，将其分为CHA2DS2-VASc评分0分组、1分组和2分组。所有患者每6个月电话或门诊随访1次，终点事件为包括缺血性卒中和系统性栓塞在内的血栓栓塞事件。计算血栓栓塞事件的年化发生率，并采用单因素Cox回归分析比较合并不同危险因素的房颤患者与CHA2DS2-VASc评分0分组之间血栓栓塞风险的差异。 结果 共纳入2 862例低危房颤患者，女性915例（32.0%），年龄（55.0±10.7）岁。CHA2DS2-VASc评分0分组933例（32.6%），1分组1 401例（49.0%），2分组528例（18.5%）。随访期间（中位随访1.5年，共5 811.82人年）共发生33例血栓栓塞事件，整体年化发生率为0.57%（95%CI 0.40~0.80）。其中CHA2DS2-VASc评分0、1及2分组患者的血栓栓塞事件数分别为8、11及14例，年化发生率分别为0.40%（95%CI 0.20~0.81）、0.39%（95%CI 0.22~0.71）及1.34%（95%CI 0.80~2.27）。CHA2DS2-VASc评分2分组（HR=3.53，95%CI 1.48~8.44，P=0.005）及其中年龄65~74岁的女性患者（HR=2.67，95%CI 1.63~4.38，P<0.001）的血栓栓塞风险显著高于CHA2DS2-VASc评分0分组。 结论 低危房颤患者中，年龄65~74岁的女性血栓栓塞风险较高，对于该类患者可能需要更积极地考虑口服抗凝治疗。

目的 评估中国心房颤动（房颤）患者地高辛应用时限与不良预后的相关性。 方法 本研究数据来自多中心、前瞻性中国房颤注册队列。根据纳入及排除标准，2011年8月至2016年12月招募的患者中共有10 472例纳入本研究。根据入组时地高辛应用情况分为持续组（入组前已开始应用地高辛），新进组（入组时首次应用地高辛）和对照组（入组时未应用地高辛）。患者入组后每6个月对其进行门诊或电话随访，终点事件包括全因死亡、心血管死亡和心血管疾病住院。采用Kaplan-Meier生存分析和Cox回归分析不同地高辛应用时限与终点事件之间的相关性。 结果 纳入的10 472患者中，年龄（66.9±11.8）岁，男性4 481例（42.79%）。其中持续组777例（7.42%），新进组375例（3.58%），对照组9 320例（89.00%）。与对照组比较，新进组和持续组患者年龄更大，心率更快，估计肾小球滤过率更低，持续性房颤比例更高，合并心力衰竭、肾功能不全、糖尿病、缺血性脑卒中、冠心病、血管疾病、出血史的比例更高，同时应用抗血小板药物、血管紧张素转换酶抑制剂/血管紧张素受体阻滞剂、β受体阻滞剂比例更高，应用抗心律失常药物比例更低（P均<0.05）。与新进组相比，持续组患者年龄、性别差异无统计学意义，收缩压更低，心率更慢，持续性房颤比例更高，合并心力衰竭比例更低，高脂血症比例更高，同时应用口服抗凝药比例更高，抗血小板药物、血管紧张素转换酶抑制剂/血管紧张素受体阻滞剂、抗心律失常药物比例更低（P均<0.05）。中位随访36（18，48）个月，生存分析显示新进组年化全因死亡率高于对照组（7.3%比4.7%，P<0.05），而持续组年化全因死亡、心血管死亡和住院率均高于对照组（8.0%比4.7%，4.7%比3.0%，16.7%比11.8%；P均<0.05）。Cox多因素分析结果显示相比对照组，新进组与不良预后的相关性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而持续组与全因死亡（HR=1.26，95%CI：1.04~1.56，P=0.019）、心血管事件死亡（HR=1.38，95%CI：1.08~1.77，P=0.01）和心血管住院（HR=1.38，95%CI：1.08~1.77，P=0.01）事件的增加独立相关。 结论 中国房颤患者持续应用地高辛可能与不良预后增加相关。

目的 探讨高血压病史及血压水平对非瓣膜性心房颤动（NVAF）患者血栓栓塞事件的影响。 方法 该研究的病例来自中国心房颤动注册研究，2011年8月至2018年12月于北京市31家医院前瞻性纳入了心房颤动（房颤）患者25 512例。排除瓣膜性房颤、肥厚型心肌病、基线接受抗凝或导管消融治疗的患者后，最终该研究纳入患者7 757例。随访终点为血栓栓塞事件，包括缺血性卒中和系统性栓塞。采用多因素Cox回归模型分析高血压病史、血压水平是否为NVAF患者发生血栓栓塞事件的独立危险因素。 结果 研究随访（35±25）个月，随访结束时455例（5.9%）患者发生血栓栓塞事件。有高血压病史的NVAF患者血栓栓塞事件发生率高于无高血压病史的NVAF患者（2.38/100人年比1.35/100人年，χ²=16.8，Log-rank P<0.001）。基线收缩压<120 mmHg（1 mmHg=0.133 kPa）（n=1 619）、120~129 mmHg（n=2 023）、130~139 mmHg（n=1 728）和≥140 mmHg（n=2 172）的NVAF患者栓塞事件发生率依次升高，分别为1.44/100人年、1.79/100人年、2.16/100人年和2.52/100人年（χ²=17.9，Log-rank P<0.001）。基线舒张压<70 mmHg（n=1 128）、70~79 mmHg（n=2 277）、80~89 mmHg（n=2 804）和≥90 mmHg（n=1 328）的NVAF患者栓塞事件发生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²=0.6，Log-rank P＝0.907）。多因素Cox回归分析结果显示，校正了CHA2DS2-VASc评分中除高血压以外的因素后，高血压病史是NVAF患者发生血栓栓塞事件的独立危险因素（HR=1.28，95%CI 1.01~1.62，P=0.040）；进一步校正了房颤类型以及使用抗血小板药物、他汀类药物后，高血压病史仍然是NVAF患者发生血栓栓塞事件的独立危险因素（HR=1.27，95%CI 1.01~1.61，P=0.045）。校正了CHA2DS2-VASc评分中除高血压以外的因素后，收缩压≥140 mmHg是NVAF患者发生血栓栓塞事件的独立危险因素（HR=1.37，95%CI 1.02~1.82，P=0.035）；进一步校正了房颤类型以及使用抗血小板药物、他汀类药物后，收缩压≥140 mmHg仍然是NVAF患者发生血栓栓塞事件的独立危险因素（HR=1.36，95%CI 1.02~1.82，P=0.036）；而收缩压120~129 mmHg和130~139 mmHg不是NVAF患者发生血栓栓塞事件的危险因素（分别为，HR=1.23，95%CI 0.90~1.67，P=0.193；HR=1.30，95%CI 0.95~1.77，P=0.098）。舒张压不是NVAF患者发生血栓栓塞事件的危险因素（P均>0.05）。 结论 高血压病史及收缩压≥140 mmHg是NVAF患者发生血栓栓塞事件的独立危险因素，积极地将收缩压控制在140 mmHg以下或可降低此类患者的血栓栓塞风险。

目的 分析左冠状动脉异常起源于右冠状窦（ALCA-R）致心原性晕厥患儿的临床特点并总结诊治经验。 方法 回顾性研究，入选2015年11月至2018年6月在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确诊为ALCA-R致心原性晕厥的住院患儿，对其临床表现、心肌损伤标志物、影像学特征及治疗转归进行分析。 结果 共纳入4例女童，发病年龄7~14岁。临床症状为运动性晕厥伴急性心肌梗死（4例）、急性左心衰竭（3例）、心跳骤停（1例）。4例患儿心肌酶谱及肌钙蛋白均明显升高；心电图异常均表现为左主干闭塞；超声心动图仅1例提示左冠状动脉异常起源可能；全部经冠状动脉CT血管造影确诊为ALCA-R，左主干走行于主动脉与肺动脉之间并受压狭窄（即主肺动脉间型）；2例患儿经心脏核磁共振成像亦证实为主肺动脉间型ALCA-R，并伴有不同程度的心肌延迟强化。2例行冠状动脉去顶手术，2例予保守对症治疗限制活动。随访12~43个月，4例患儿随访期间无心血管事件反复出现，预后良好。 结论 对于运动性晕厥伴急性心肌梗死甚至猝死，心电图出现左主干闭塞表现的青少年，应注意冠状动脉的先天发育异常，尤其是ALCA-R应引起儿科医生的重视；一旦确诊应避免剧烈活动，及时手术治疗。

目的 探讨急性冠状动脉综合征（ACS）患者氯吡格雷抵抗及细胞色素P4502C19(CYP2C19)基因型对经皮冠状动脉介入治疗（PCI）术后临床预后的影响。 方法 本研究为回顾性队列研究，选取2015年10月至2017年1月在北京安贞医院接受PCI治疗的ACS患者。采用血栓弹力图监测二磷酸腺苷（ADP）抑制率，根据监测结果将纳入患者分为氯吡格雷抵抗组和氯吡格雷非抵抗组。采用TaqMan探针实时荧光PCR检测CYP2C19基因型，根据检测结果将患者分为3组（快代谢型组、中代谢型组和慢代谢型组）。术后随访12个月，观察终点包括全因死亡、心原性死亡、心绞痛、心肌梗死、支架内血栓形成、缺血性卒中和出血等。将心绞痛、心肌梗死、支架内血栓和缺血性卒中组成的复合事件定义为联合血栓事件。比较不同分组患者的终点事件的发生率，采用Cox回归分析氯吡格雷抵抗和CYP2C19基因型对联合血栓事件、心原性死亡和出血的影响。 结果 共入选1 696例患者，年龄（59.4±9.6）岁，男性1 280例（75.5%）。氯吡格雷抵抗组471例（27.8%），氯吡格雷非抵抗组1 225例（72.2%）；慢代谢型组218例（12.9%），中代谢型组668例（39.4%），快代谢型组810例（47.8%）。中位随访时间13.3个月，失访率为7.7%（131/1 696）。与氯吡格雷非抵抗组比较，氯吡格雷抵抗组的心肌梗死发生率较高［7.6%（36/471）比5.1%（62/1 225），P=0.041］，而出血［13.2%（62/471）比17.9%（219/1 225），P=0.020］、小出血［11.5%（54/471）比15.8%（194/1 225），P=0.022］的发生率较低。在全因死亡、心原性死亡、心绞痛、支架内血栓、缺血性卒中及大出血发生率方面，两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均>0.05）。不同CYP2C19基因型组的终点事件发生率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均>0.05）。Cox回归分析结果显示，氯吡格雷抵抗是联合血栓事件（OR=2.334，95%CI 1.215~4.443，P=0.016）及出血事件（OR=0.481，95%CI 0.174~0.901，P=0.023）的独立影响因素。CYP2C19基因型不是联合血栓事件、心原性死亡和出血的影响因素（P均>0.05）。 结论 对于PCI术后的ACS患者，氯吡格雷抵抗可增加联合血栓事件的发生风险，但出血风险也相应降低；CYP2C19基因型不是临床预后的独立影响因素。

目的 初步比较经导管主动脉瓣置换术（TAVR）治疗二叶式主动脉瓣（BAV）与三叶式主动脉瓣（TAV）狭窄的中期预后。 方法 本研究为回顾性研究。选取2016年4月至2018年8月在广东省人民医院行TAVR治疗且随访时间超过1年的症状性重度主动脉瓣狭窄患者。依据主动脉CT血管成像结果将纳入患者分为BAV组和TAV组。主要终点为1年全因死亡和卒中组成的复合事件，次要终点为1年TAVR相关并发症。比较两组患者术后各终点事件发生率及超声心动图测得的血流动力学指标。并采用Kaplan-Meier生存分析比较两组间主要终点事件的发生情况。 结果 本研究共入选49例重度主动脉瓣狭窄患者，年龄（73.6±6.3）岁，男性25例（51.0%）。其中BAV组32例，TAV组17例，随访时间为466（390，664）d。BAV组与TAV组患者的1年期全因死亡和卒中组成的复合事件发生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6.3%（2/32）比5.9%（1/17），P=1.00］；Kaplan-Meier曲线亦显示该复合事件在两组的发生风险差异无统计学意义（HR=1.03，95%CI 0.09~11.24，Log-rankP=0.98）。两组的1年期全因死亡、卒中、心肌梗死、严重出血、主要血管并发症、新发心房颤动/心房扑动及永久起搏器置入的发生率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均>0.05）；两组均未发生急性肾损伤（2级或3级）。两组术后1年血流动力学参数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均>0.05）。 结论 接受TAVR治疗的BAV与TAV狭窄患者的中期预后相似，但研究结论尚需大样本临床研究的长期随访进一步验证。

目的 探讨全自动量化经胸三维超声心动图（简称为全自动三维超声心动图）评估心血管病患者左心功能的准确性与可重复性。 方法 回顾性纳入2017年9月至2019年5月厦门大学附属心血管病医院收治的心血管病患者197例，均行经胸三维超声心动图检查，其中心脏模型超声图像质量1级共61例被用于确定心内膜舒张末期和收缩末期默认边界值。通过电子病例系统收集入选者的一般临床资料。以常规手动经胸三维超声心动图（简称为手动三维超声心动图）测量值作为标准，评价全自动三维超声心动图测量左心室舒张末期容积（LVEDV）、左心室收缩末期容积（LVESV）和左心室射血分数（LVEF）的准确性及可重复性。 结果 全自动三维超声心动图测量的LVEDV、LVESV和LVEF与手动测量值均呈正相关（P均<0.05）。但是，全自动三维超声心动图测量的LVEDV和LVESV均明显大于手动测量值（P均<0.05）。全自动与手动三维超声心动图评价心室壁运动异常患者收缩功能损伤程度的一致性，经手动校准后（κ=0.74，P=0.00）优于手工校正前（κ=0.63，P=0.00）。全自动三维超声心动图检测LVEDV、LVESV和LVEF的观察者间和观察者内变异度均小于手动三维超声心动图（P均<0.05）。 结论 采用全自动三维超声心动图测量心血管病患者左心室功能的准确性和重复性均良好，临床应用具有可行性。

目的 探究原肌球蛋白2（TPM2）在主动脉夹层患者中的表达情况及其临床意义。 方法 入选自2015年起于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住院治疗、经胸腹主动脉CT血管成像明确诊断为Stanford A型主动脉夹层的患者13例，即夹层组，在手术中剪取患者的主动脉壁组织。选取心脏移植患者10例作为对照组，取其正常主动脉壁组织。采用苏木素-伊红（HE）染色和弹性纤维EVG染色观察两组的主动脉壁结构和弹力纤维及胶原纤维情况，实时荧光定量PCR检测两组标本中TPM2基因的mRNA相对表达量；采用Western blot及免疫组织化学染色法检测两组样本中TPM2蛋白表达水平和亚细胞定位，采用image J软件采集图片上深染的各个点的积分光密度值（IOD），计算平均密度（%，IOD/目标分布区域的面积）。 结果 HE染色及EVG染色显示，与对照组比较，夹层组患者的主动脉壁中层退变，弹力纤维断裂、胶原纤维沉积。PCR结果显示夹层组患者主动脉壁组织中TPM2基因的mRNA相对表达量高于对照组（P<0.05）。Western blot及免疫组织化学染色结果均显示夹层组患者主动脉壁组织中TPM2的蛋白表达水平高于对照组［平均密度为（9.73±1.20）%比（0.11±0.04）%，P<0.05］，且TPM2主要表达在细胞质中。 结论 主动脉夹层患者主动脉壁中TPM2的mRNA和蛋白表达水平偏高，提示TPM2可能参与主动脉夹层的发生发展。

本文报道1例老年男性患者，因劳力性胸痛入中日友好医院行冠状动脉造影示右冠状动脉近段严重狭窄，置入冠状动脉支架后患者即刻出现剧烈胸痛，心电图示V1~V5导联ST段弓背向上抬高，再次造影示左前降支和右冠状动脉主干血流正常，但右心室支闭塞，诊断为单纯右心室心肌梗死。本文结合文献，分析单纯右心室心肌梗死的心电图表现特征，以供临床借鉴。

该文报道1例因心悸胸闷就诊、以室性心动过速为首诊时主要表现的老年女性患者。室性心动过速终止后，心电图胸导联示ST段抬高，T波倒置，伴反复加速室性自主心律发作；血肌钙蛋白I升高。急诊冠状动脉造影示冠状动脉正常，左心室造影类似Takotsubo综合征表现。后经超声心动图及心脏磁共振成像明确诊断为左心室中部肥厚型心肌病伴心尖室壁瘤，左心室压力测量排除左心室中部梗阻及主动脉瓣下梗阻。

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MDS）患者易发生出血，合并急性心肌梗死者存在高出血及高栓塞风险，介入治疗方案及抗血小板药物的选择问题十分棘手。该文报道1例既往有脑出血病史的MDS患者，并发急性心肌梗死时使用出血风险评分CRUSADE及全球急性冠状动脉事件注册（GRACE）危险评分辅助选择围手术期抗血小板药物，以单纯球囊扩张及选择性冠状动脉内溶栓术为急诊介入策略，避免了支架置入后长时间的抗血小板治疗，降低了出血风险，术后随访无心血管事件发生。

围产期心力衰竭在临床上是个棘手的问题。二尖瓣腱索断裂导致心力衰竭国内少见报道。该文报道了一例双胎妊娠合并子痫前期、围产期出现呼吸困难、超声心动图提示二尖瓣腱索断裂伴重度关闭不全的患者，经内科治疗无效行二尖瓣机械瓣置换术，术后随访6个月，患者左心室收缩功能恢复正常。该文对诊治类似病例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遗传性心律失常综合征是一组有潜在恶性心律失常致猝死风险的遗传性疾病，主要包括长QT综合征、短QT综合征、Brugada综合征、早复极综合征、儿茶酚胺敏感性室性心动过速、进行性心脏传导疾病等。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患者中，有些可能具有“猝死高危”的遗传基础，有些会因药物、环境压力、电解质紊乱、发烧和其他COVID-19特异性的影响，增加恶性心律失常综合征发生的风险。本文针对合并COVID-19的遗传性和获得性心律失常综合征患者的管理进行综述。

房间隔穿刺术是介入心脏病学最常用的技术之一，近年来随着三维电学的发展，临床上对房间隔穿刺术有了新的认识。解剖方面，卵圆窝电位的发现体现了电学方法对解剖学的重建，有助于将“房间隔识别并穿刺”转化为“卵圆窝识别并穿刺”。器械方面，新近出现的射频针和穿刺导丝可以易化穿刺过程。方法学上，三维电解剖标测方法和X线方法相比，前者呈现三维化视角，通过电位标测能够精确定位卵圆窝，提升了穿刺成功率；后者不需配备电解剖标测系统，不需要预先标测，操作较为简洁。三维电解剖标测方法和超声方法相比，前者能够标测卵圆窝最中心位置，定位精准，同时也能实时追踪穿刺针尖；后者解剖层次清晰，但只能展现二维界面，由于需要增加超声设备，花费也较多。虽然大多数情况下X线指导的房间隔穿刺术是安全有效的，而超声的辅助定位作用能够提高安全性，但新近出现的三维电解剖标测技术是更适用的无射线房间隔穿刺方法。

Framingham心脏研究是享誉全球的心血管病学研究，自1948年起始至今已走过70多年的历程，为当代心血管病学、流行病学的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我们就Framingham心脏研究的背景、设计、历程、成果和贡献做一简要介绍与回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