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 · 第49卷第05期

损伤控制性外科（damage control surgery，DCS）是Rotondo等[1]在20世纪90年代提出的理念，其含义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控制继续损害机体的原有创伤，如出血和污染；另一方面是对手术操作所带来的二次打击进行有效控制，如施行损伤控制性手术、使用微创技术等。而复苏则始终贯穿于抢救过程中，待患者生命体征稳定后再行确定性修补与重建手术。那么，对于严重肝外伤患者，如何处理好治疗与损伤的关系？如何理解严重肝外伤处理中挽救生命（救命）与治疗损伤（治伤）的关系？在此，基于我们对DCS理念的理解和应用这一理念开展严重肝外伤临床诊治的实践体会，提出以下观点与同行探讨。

步入21世纪以来，着眼于理论基础研究为代表的传统科技发展模式已经不能适应现代医学科学的发展。首先，生物医学基础研究与临床实际问题解决之间存在严重的脱节。据报道，全世界90%的基础研究资金分配在仅占世界人口10%的发达国家，每年发表的有关基础研究的论文不计其数，而真正能够最终为临床实践应用的却寥寥无几[1-2]。其次，近30年以来人类疾病谱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以肿瘤、心脑血管疾病、遗传和代谢性疾病为代表的多因素疾病急剧增加，传统的针对单因素致病的研究手段已明显无法适应现代疾病的诊治需求。在此背景下，2003年Check[3]在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路线图计划（NIH Roadmap）中提出了"转化医学"这一名词。

目的回顾性观察腹主动脉瘤腔内修复术后近端瘤颈直径变化，并分析其影响因素。方法对1997年1月至2007年1月接受腔内修复术治疗并符合入选标准的45例患者进行回顾性分析。其中男性44例，女性1例，平均年龄（69±17）岁，均为无症状腹主动脉瘤；合并高血压病37例，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40例。所有患者具有完整术前CT资料，并接受6个月以上的定期增强CT随访（术后1、3、6、12个月及以后每年）。通过CT评价术后近端瘤颈直径的变化情况，以增加≥2 mm为有变化，<2 mm时为无变化。结果全组患者随访9～100个月，平均随访（34±25）个月。术前瘤颈直径（21.5±2.3）mm，术后1个月时瘤颈直径（22.4±2.4）mm，最近1次随访瘤颈直径（24.0±2.8）mm。瘤颈直径增加率71.1%。支架比瘤颈直径增大百分比19%±6%。瘤颈直径大于支架标定型号者占6.7%。随访16个月时无瘤颈扩张率为97.4%，24个月时无瘤颈扩张率为68.6%，36个月时无瘤颈扩张为39.3%，96个月时无瘤颈扩张率为3.3%。支架移位率为22.2%，移位距离0～9.5 mm，平均（7.0±1.3）mm，无移位10 mm以上者，没有因为移位需要进行二次治疗者。结论支架比瘤颈直径增大百分比越大，术后1个月瘤颈扩张越多。支架型血管的移位与中远期瘤颈扩张有相互促进作用。

目的分析肺动脉闭锁合并室间隔缺损和大的体肺动脉侧支的患者肺循环的病理解剖特点，并探讨其临床意义。方法回顾性分析2002年4月至2010年6月33例肺动脉闭锁合并室间隔缺损和大的体肺动脉侧支的患者，男性21例，女性12例，年龄11个月～29岁。根据1999年国际儿童心脏外科数据和命名会议的分型标准，B型22例，C型11例。29例（87.9%）存在自身肺动脉，其中发育较好的6例（18.2%），发育不良或左右肺动脉无汇合的23例（69.7%）。4例（12.1%）自身肺动脉完全缺如。其中31例进行了33次手术治疗，包括主动脉-肺动脉分流手术8例，一期单源化手术2例，矫治手术23例。结果分流手术和一期单源化手术的患者术后动脉氧饱和度83%～90%。矫治手术早期死亡1例，死亡原因为多脏器功能衰竭；低心排血量综合征4例，低氧血症（氧合指数<150 mmHg，1 mmHg=0.133 kPa）3例。16例矫治手术患者随访超过1年，右心室压41～99 mmHg；肺动脉瓣中度反流2例；射血分数>50%者14例，< 50%者2例。结论肺动脉闭锁合并室间隔缺损和大的体肺动脉侧支应根据肺血管的解剖特点采取个体化治疗的方案，存在中央肺动脉、左右肺动脉有汇合、体肺动脉侧支与肺动脉之间存在肺内交通是决定一期单源化和心内矫治手术的关键。

目的研究目前常用的4种能量消耗估测公式在评估短肠综合征患者静息能量消耗（REE）时的准确性以及静息能量消耗与人体成分指标的相关性。方法以2001年1月至2010年10月收治的短肠综合征患者为研究对象。全部病例41例，其中男性30例，女性11例；年龄18～60岁，平均（37±16）岁；平均身高（164.3±9.0）cm；平均体质量（47.0±9.3）kg；平均残余小肠（52±45）cm。所有患者均需要行长期肠外或肠内加肠外营养支持治疗。采用间接能量代谢检测仪检测患者REE，同时使用目前常用的4种REE估测公式（HB、SR、FAO、LIU）对患者进行REE估测，并评价两者间差异。利用人体成分分析仪对患者进行身体成分分析。结果全部患者实测REE的平均值为（1218±293）Kcal，与4种计算公式估测REE值均有相关性，相关系数分别为：HB（r=0.588，P<0.01），SR（r=0.591，P<0.01），FAO（r=0.411，P<0.01），LIU（r=0.585，P<0.01）。实测REE和4种估测REE进行配对t检验的结果显示，在总样本中，实测REE值与HB、SR和FAO公式估测值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但比LIU公式估测值高出14.17%（P<0.01）。实测REE与体质量、无脂体质量、体细胞总体有显著相关性，相关系数分别为0.548、0.641和0.581。结论评估短肠综合征患者REE时应首选间接能量代谢检测仪，在没有条件使用该检测仪而需利用估测公式评估时，应尽量避免使用LIU公式，而应选择SR公式进行评估。短肠综合征患者的REE与体质量、无脂体质量、体细胞总体均有相关性，其中无脂体质量的相关性最高。

目的探讨退变性腰椎侧凸患者椎间盘的不对称指数、腰椎间盘退变程度以及骨密度降低对侧凸角度的影响。方法采用回顾性研究的方法，选取2002年1月至2010年8月，共96例退变性腰椎侧凸患者为研究对象（侧凸组）；2002年1月至2010年8月确诊为腰椎管狭窄症并且资料齐全的患者96例为对照组；两组间性别、年龄、体质量指数匹配。侧凸组：在腰椎正位X线片上测量凸凹侧顶椎间盘及其上下椎间盘的高度和顶椎及其上下椎体的高度，利用Adobe Photoshop 6.0软件，测量MRI图像T2WI顶椎及其上下椎间盘内髓核与脑脊液的相对信号强度。对照组：取L2～3、L3～4、L4～5这3个椎间盘为研究对象测定上述指标。应用双能X线吸收法测定两组患者腰椎（L2～4）及股骨颈、股骨粗隆和Ward′s三角的T值。结果侧凸组凸侧椎间盘高度和为（40±7）mm高于凹侧的（28±7）mm（P<0.01），凸侧椎体高度和为（76±12）mm高于凹侧的（72±10）mm（P=0.016）；两组之间的椎间盘退变程度差异有统计学差异（P=0.003）；两组之间骨密度T值的平均值和骨质疏松的发生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均P<0.01）。通过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结果显示患者椎间盘的不对称指数、椎间盘的退变程度、骨密度T值影响退变性腰椎侧凸角度。结论退变性腰椎侧凸常伴有凸凹两侧椎间盘高度以及椎体高度不对称。侧凸角度与椎间盘的不对称指数、椎间盘的退变程度呈正相关，与骨密度值T值呈负相关。

目的评价后路一期半椎体切除单节段融合治疗半椎体所致先天性脊柱侧凸的临床效果。方法回顾性分析2003年2月至2008年9月30例接受手术治疗的半椎体所致先天性脊柱侧凸的患者临床资料，其中女性15例，男性15例，年龄2～16岁，平均6.0岁。所有病例均行后路一期半椎体切除，均应用椎弓根螺钉技术行单节段固定，术前、术后及随访时均行站立位全脊柱正侧位X线片检查，对冠状面和矢状面Cobb角、躯干偏移进行测量分析。同时复习病历，统计手术时间、出血量以及并发症情况。结果30例患者手术时间120～400 min，平均193.8 min；出血量80～1000 ml，平均369.0 ml；随访24～90个月，平均46.6个月。冠状面主弯Cobb角术前平均36.4°，术后4.0°，末次随访4.9°，矫正率为86.5%；头侧代偿弯冠状面Cobb角术前平均17.5°，术后6.8°，末次随访4.4°，矫正率为74.9%；尾侧代偿弯冠状面Cobb角术前平均19.3°，术后5.5°，末次随访4.8°，矫正率为75.1%；躯干偏移术前平均17.1 mm，术后14.6 mm，末次随访8.8 mm；矢状面节段后凸Cobb角同正常值的差距术前平均21.2°，术后6.9°，末次随访6.6°，矫正率为68.9%。有2例患者手术后出现椎弓根螺钉切割，1例术后畸形进展,翻修后断棒，1例出现伤口延迟愈合，有2例患者随访发现截骨间隙仍呈低密度"透亮带"，但无假关节以及内固定失败发生。结论后路一期半椎体切除单节段融合可早期去除先天性脊柱侧凸病因，在矫正原发畸形的同时可以减少继发畸形的出现，可保留更多的活动节段。但螺钉切割等内固定失败可能性大。

目的探讨作为评估脊柱生长潜能指标的Y形软骨是否闭合对女性青少年特发性脊柱侧凸（AIS）患者单纯后路矫形内固定融合手术疗效及并发症的影响。方法选取2003年6月至2007 年10月行单纯后路矫形内固定融合术的女性胸弯AIS患者40例，其中手术时Y形软骨开放者16例（OTRC组），平均年龄11.8岁，冠状面主弯Cobb角平均53.3°，矢状面后凸平均27.7°；Y形软骨闭合者24例（CTRC组），平均年龄13.7岁，冠状面主弯Cobb角平均49.6°，矢状面后凸Cobb角平均27.8°。所有患者均于全身麻醉下行单纯后路矫形内固定融合术。对两组患者的术后及末次随访时冠状面胸主弯Cobb角、矢状面后凸Cobb角及并发症进行分析。结果OTRC组和CTRC组术后平均随访27和26个月（P=0.74）。两组患者术后平均Cobb角分别为22.2°和20.7°（P=0.34），平均矫正率分别为58.3%和57.7%（P=0.83），末次随访时平均 Cobb角为24.8°和 21.1°（P=0.05），平均矫正丢失率分别为5.3% 和1.0%（P=0.01）。矢状面上两组患者术后平均后凸Cobb角分别为22.5°和23.9°（P=0.49），平均矫正5.2°和3.9°（P=0.63），末次随访平均后凸Cobb角20.8°和24.7°（P=0.04），平均丢失－1.7°和0.8°（P=0.01）。OTRC组患者随访过程中出现冠状面Cobb角矫正丢失和矢状面后凸Cobb角减小。OTRC组2例实施选择性胸弯融合术的Lenke Ⅰ型患者出现远端"附加现象"，而CTRC组无远端"附加现象"发生。结论Y形软骨是否闭合对女性AIS患者行单纯后路矫形内固定融合术短期疗效无明显影响，但OTRC组容易矫正丢失。OTRC或许是远端"附加现象"的危险因素。

目的探讨初次全膝关节置换术（TKA）术后隐性失血的相关影响因素。方法回顾性分析2007年10月至2009年8月接受初次TKA的422例患者，男性60例，女性362例；年龄18～84岁，平均65.7岁。根据Ward和Gross的方法计算隐性失血量。分析性别、年龄、体质量指数（BMI）、单双侧手术、下肢深静脉血栓、术后抗凝方式、止血带使用时间、假体类型等对术后隐性失血的影响。结果接受单膝TKA与一期双膝TKA的患者术后隐性失血量分别为（1284±207）ml和（2248±504）ml，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0）。单因素分析显示：BMI、止血带使用时间、假体类型及抗凝方式与TKA术后隐性失血有关。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结果表明，TKA术后隐性失血的影响因素包括BMI、止血带使用时间及假体类型。结论BMI、一期双膝关节置换、止血带使用时间及假体类型是TKA术后隐性失血量的影响因素，而性别、年龄、诊断、下肢深静脉血栓及抗凝方式对术后隐性失血形成的影响不大。

目的研究经脐单孔腹腔镜胆囊切除术临床可行性及安全性。方法总结2009年2月至2010年12月、82例胆囊疾病患者实施经脐单孔腹腔镜胆囊切除术的经验，并分析手术中碰到的一些疑难问题和应对策略。结果82例患者中，9例患者由于胆囊周围炎症、胆囊三角解剖困难及胆囊动脉结构变异等原因改行其他术式，其中6例改行二孔法腹腔镜胆囊切除术，3例中转常规开放性手术；其余73例手术均顺利完成单孔手术，成功率89.0%。手术时间平均48.4 min，手术出血平均20.8 ml。术后次日恢复流质饮食，住院3～6 d。术后平均随访13.7个月，均无胆管损伤、大出血、切口感染、胆漏、脐疝等并发症发生，术后复查切口愈合良好，瘢痕极隐蔽而不易察觉。结论经脐单孔腹腔镜胆囊切除是安全可行的，技术上的难点容易突破。

目的评价腹腔高压状态对急性坏死性胰腺炎模型猪血流动力学的影响。方法在12只家猪胰管内注射含5%牛磺胆酸钠和0.5%胰蛋白酶的生理盐水1 ml/kg，制作急性坏死性胰腺炎模型。模型随机分为两组（n=6），一组采用氮气气腹法制作30 mmHg（1 mmHg=0.133 kPa）腹腔高压模型，持续12 h（腹腔高压组）；另一组未暴露于腹腔高压（胰腺炎组）。利用动脉导管和血流导向气囊导管动态监测平均动脉压、心排血量、中心静脉压、肺动脉压、肺动脉楔压等血流动力学指标并行血气分析检查。观察腹腔高压对胰腺炎猪血流动力学的影响。结果腹腔高压组1只猪在造模后11 h死亡，另11只持续观察12 h。与胰腺炎组相比，腹腔高压组在3、6和12 h时，心率、中心静脉压、平均肺动脉压和肺动脉楔压上升；12 h时心排血量、平均动脉压明显下降（P均<0.05）。制模前两组气道峰压无差异，制模后腹腔高压组气道峰压在6 h和12 h时分别达（50.2±3.1）cmH2O（1 cmH2O=0.098 kPa）和（49.8±0.9）cmH2O，明显高于胰腺炎组（P<0.01）。腹腔高压组6 h和12 h时的pH值、氧分压、中心静脉血氧饱和度及碱剩余较胰腺炎组明显下降，血乳酸和二氧化碳分压则明显上升（P均<0.05）。结论腹腔高压对急性坏死性胰腺炎模型猪的血流动力学产生明显影响，及时采用合适的方式减轻、解除腹腔高压是胰腺炎治疗的重要环节之一。

目的研究大鼠肝脏卵圆细胞中乙型肝炎病毒编码X蛋白（HBX）对β型转化生长因子（TGFβ）1增殖抑制效应的影响。方法转染HBX基因的大鼠肝脏卵圆细胞系HBX-EGFP-LE/6作为实验组，大鼠肝脏卵圆细胞系LE/6和转染绿色荧光标记空载体的大鼠肝脏卵圆细胞系EGFP-LE/6作为空白对照和阴性对照组。采用real-time PCR和Western blot分别检测各组TGFβ受体2的mRNA及蛋白表达水平。各组细胞在体外培养中加入5 μg/L外源性TGFβ1，采用MTT增殖实验比较各组细胞对外源性TGFβ1细胞增殖抑制效应的不同反应性。结果实验组TGFβ受体2的mRNA和蛋白表达水平较两个对照组均明显下调（P<0.05）。MTT增殖实验结果表明HBX在体外影响TGFβ1对卵圆细胞的增殖抑制作用，稳定转染HBX的卵圆细胞株HBX-EGFP-LE/6对TGFβ1的增殖抑制效应的反应性为18.1%±1.5%，低于其余两组的42.2%±2.8%和41.9%±5.0%（P<0.05）。结论HBX在肝脏卵圆细胞中的表达影响TGFβ受体2在卵圆细胞中的转录活性和蛋白合成，并且降低肝脏卵圆细胞对TGFβ1增殖抑制效应的敏感度。

在活体肝移植中，重建肝静脉的通畅回流是保证右半肝活体肝移植术手术成功，避免发生小肝综合征（small-for-size syndrome，SFSS）的主要因素之一。早期发现并正确处理肝静脉流出道梗阻（hepatic venous congestion，HVC）可以有效保护移植肝脏，提高活体肝移植疗效。现对我中心2007年5月至2009年6月施行的22例右半肝活体肝移植中发生HVC的4例患者临床资料进行总结分析。

三阴乳腺癌指雌激素受体（ER）、孕激素受体（PR）及表皮生长因子受体（HER）-2均无表达的乳腺癌。尽管71%～91%的三阴乳腺癌可归类于Basal-like型乳腺癌，约80%的Basal-like型乳腺癌属于三阴乳腺癌[1]，但Basal-like型乳腺癌与三阴乳腺癌并不完全等同。研究显示，三阴乳腺癌作为独立的临床类型，占全部乳腺癌的15.0%～23.8%[2-3]，多发于绝经前妇女，而且在乳腺癌中所占比例呈上升趋势[2]。三阴乳腺癌具有明显的侵袭性，预后均较差[4]，且缺乏针对性的有效治疗策略。本研究以我院乳腺外科2005年1月至2006年12月收治的302例乳腺癌患者为研究对象，对于其中三阴乳腺癌患者的病理特征和预后情况进行分析。

严重左心功能低下是冠状动脉旁路移植术（CABG）的危险因素[1]。如何准确判断患者的左心功能，精确把握手术适应证，是冠状动脉外科的难点。近年来我们以血流导向气囊导管（曾称Swan-Ganz导管）检查作为判断标准，筛选出能耐受手术的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冠心病）低射血分数患者并给予手术治疗。现将治疗效果总结报告如下。

众所周知，胰腺癌是一种发病隐匿、进展快、预后极差的恶性肿瘤，手术切除率很低，中位生存时间不足6个月，5年生存率不足5%[1]。归结原因，主要源于胰腺癌细胞自身的生物学特性，如肿瘤细胞发生区域性浸润、淋巴结转移早等。除了外科手术之外，药物化疗仍然是目前胰腺癌综合治疗重要的辅助手段，但是胰腺癌对现有的化疗药物敏感性均较差[2]。传统的胰腺癌化学药物治疗方法主要是围绕抑制肿瘤细胞生长周期、抑制细胞生长因子等，从而希望能够减缓肿瘤细胞生长，但是既往的诸多实验研究表明，这些治疗方法对于胰腺癌均没有获得很好的疗效。而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更加重视胰腺癌细胞自身的微环境特点，胰腺癌最为主要的病理学特点就是肿瘤组织"纤维化变性"，大量的纤维结缔组织穿透并且包裹肿瘤细胞[3]。尽管这种广泛的纤维结缔组织增生也可以发生在乳腺癌和前列腺癌等其他恶性肿瘤，但是，在其他种类的胰腺肿瘤中却很少出现。这种过度的纤维结缔组织增生反应是由细胞外基质蛋白、新生血管、炎症和星状细胞等纤维组织构成的。直至十几年前随着细胞分离培养技术的提高，才研究证明正是由活化的胰腺星状细胞（PSC）导致的这种胰腺导管腺癌高度纤维变性的微环境改变。

减阻剂（drag reducing polymers，DRP，或drag reducing agents，DRA）在极低用量（纳摩尔级）的情况下能降低流体流动的阻力，目前已在诸多工业领域得到广泛应用。在医药领域，DRP对局部或全身性缺血的危重患者具有潜在的治疗价值。现就近年来医用DRP的研究进展及其在外科危重症中的应用前景进行综述。

剑突下切口疝常发生于上腹部大手术或胸骨切开术后。由于疝环的上缘为骨性组织或在剑突下3 cm,故用组织对组织的缝合修补，术后复发率很高，缺损大时甚至无法行缝合修补。自2005年4月至2010年10月，我们采用Sublay方法修补剑突下切口疝34例，现将治疗结果报告如下。

内膜切除术和脑保护伞下颈动脉支架成形术是治疗颈动脉狭窄的主要方法。然而，对于左颈总动脉起始段、无名动脉起始段的狭窄性病变，传统手术创伤大，并发症较多[1-2]。如果采用腔内治疗，由于脑保护装置导丝较软，无法为支架输送系统提供有效支撑，操作上有一定的困难。我院采用经颈动脉途径支架成形术共治疗了7例此类患者，现将经验总结报告如下。

序贯式全胸腔镜肺叶切除术是指相对于胸腔镜辅助小切口肺叶切除术而言，根据肺叶尤其是肺门的解剖学特点结合胸腔镜操作的优势，以首先处理肺静脉为突破口，逐层解剖，肺上叶切除先处理尖前段动脉（左肺上叶）或前干支动脉（右肺上叶）后，由前向后递进，下叶由下向上递进，依次处理支气管、肺动脉分支及其叶间裂，最后完全切除肺叶的手术方式。2007年7月至2010年2月上海市肺科医院胸外科应用序贯式全胸腔镜肺叶切除术治疗各种肺部疾病，现将经验报告如下。

永久起搏器治疗慢性心律失常已广泛应用于临床，起搏器植入术后接受心脏手术的患者也越来越多。我院2003年1月至2010年10月共有28例永久起搏器植入术后患者接受心脏手术治疗，占同期行心脏手术患者的0.54%，现将此类患者行心脏手术的特点总结报告如下。

主动脉夹层是心血管外科的重症，其自然经过险恶，病死率较高。随着覆膜支架的应用，介入治疗已成为Stanford B 型主动脉夹层治疗方式之一。但是对于降主动脉存在多个破口且真腔小假腔大的Stanford B型主动脉夹层，支架象鼻手术仍然是最佳选择。2009年3月至2010年1月我们应用支架象鼻+左锁骨下动脉开窗治疗此类Stanford B型夹层27例，通过简化手术操作，取得了满意的脑保护效果，现将临床经验总结报告如下。

显微神经外科技术、手术器械以及现代影像学诊断技术的发展，为神经外科医师采用创伤更小的手术入路处理各种复杂的脑深部病变提供了可能。2007年8月至2010年8月我科采用经额外侧锁孔入路成功治疗鞍区病变25例，效果满意，现报告如下。

肾细胞癌是肾脏最常见的恶性肿瘤，约占所有成人恶性肿瘤的3%，近年来其发病率也有升高的趋势[1]。本病多见于中老年，高发年龄为40～70岁，40岁及以下的患者较少。我科诊治40岁以下的青年肾细胞癌患者22例，现将诊断治疗经验报告如下。

患者　女性，3岁，因"反复活动性呼吸困难3年"于2010年5月8日入院。既往史中有明确的反复呼吸道感染病史。体格检查：右上肢血压90/60 mmHg（1 mmHg=0.133 kPa），左上肢血压95/55 mmHg，右下肢血压110/60 mmHg，左下肢血压100/60 mmHg。心前区可闻及较为柔和的连续性杂音，以收缩期为著，末梢血氧饱和度不吸氧情况下98%。术前胸部X线片提示心脏轻中度增大，双肺纹理增多。经胸超声心动图提示主肺动脉窗，中央型，左心室增厚，射血分数63%，主动脉瓣下狭窄，跨瓣压差79 mmHg，膜周部室间隔缺损，直径约3 mm。

患者　女性，46岁，因"无明显诱因突发头痛5 h"于2010年1月17日入院。既往无高血压及凝血系统疾病病史，亦无服用抗凝药物及抗血小板药物病史。体检：颈强直，Kernig征阳性。实验室检查未见凝血功能异常。CT示左侧脑室三角区稍高密度病变，后方见钙化，周边绕以出血并形成血肿，血肿延伸入对侧侧脑室、第三及第四脑室（图1）。CT血管造影示病变内侧血管走行紊乱，向病变供血，但未见血管畸形。MRI示病变大小为2.86 cm×2.68 cm，T1WI及T2WI均呈混杂信号，内部为囊性（图2）。

患者　男性，14岁，因"双侧腰部间断疼痛5年"于2009年10月30日入院。疼痛多在受凉或劳累后出现，每年出现2～3次，每次疼痛时间持续2 d，休息后可自行缓解。不伴恶心、呕吐，无肉眼血尿，无发热等不适。既往无肾脏疾病病史，家族中无肿瘤或特殊遗传病史。体格检查：心肺腹及泌尿系统均无阳性体征。尿常规检查及肾功能检查未见异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