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 · 第45卷第05期

阿尔茨海默病(Alzheimer’s disease, AD)是一种常见的、与老化密切相关的、以认知功能障碍为主要临床特征的神经退行性疾病，其突出的神经病理改变是脑内相关区域的β-淀粉样蛋白(β-amyloid, Aβ)沉积、神经原纤维缠结形成以及神经元的丢失和突触数量减少等，在65岁以上的老年人口中AD发病率高达5%~8%，已成为严重危害老年人身心健康的主要疾病，给社会、家庭带来沉重的经济和心理负担。

目的探讨去整合蛋白和金属蛋白酶10（ADAM10）基因启动子区多态性与散发性阿尔茨海默病（sporadic Alzheimer’s disease, SAD）的相关性。方法采用随机数字表法抽取2000—2007年北京市宣武医院和秦皇岛市海港医院门诊10例SAD患者及10名健康对照者进行ADAM10基因启动子区测序，针对所发现的3个多态性位点，应用聚合酶链反应-限制性片段长度多态性的方法对315名健康对照者（对照组）及298例SAD患者（SAD组）进行基因型检测，并进行病例-对照相关性分析。结果在ADAM10基因启动子区共发现3个多态性位点：-279G/A(rs653765)、-630G/T(rs514049)和-921GAGA/-(rs33926666)。其中-921GAGA/-基因型频率［GAGA/GAGA：138（46.3%）、GAGA/-：155（52.0%）、-/-：5（1.7%）］和等位基因频率［GAGA：431(73.6%)、-：165（27.7%）］在SAD组和对照组之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基因型：χ2=34.130，P=0.000；等位基因型：χ2=25.972，P=0.000），-279G/A经ApoE分型后在不携带ApoEε4的亚组中，SAD组与对照组间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基因型：χ2=8.734，P=0.013；等位基因型：χ2=5.129，P=0.024），-279G和-921GAGA为SAD相对保护性的等位基因，两者之间不存在连锁不平衡关系。结论ADAM10基因启动子区-279G/A和-921GAGA/-多态性与SAD的发病具有一定的相关性，-279G/G基因型和-921GAGA/GAGA基因型对SAD的发病可能具有一定的保护作用。

目的运用静息态功能磁共振成像（fMRI）技术探测老年阿尔茨海默病(AD)患者大脑自发活动特点。方法选择23例AD患者（AD组）和21名健康志愿者（NC组），分别接受神经心理学检查（MMSE、听觉词语学习测试）和静息态fMRI扫描，比较两组间神经心理评分和局部一致性（ReHo）的差异。结果AD组(分)MMSE（20±4）、听觉词语学习测试即刻回忆（2.6±1.6）、延迟回忆（0.4±0.7）及再认成绩（5.8±3.7）均低于NC组（29±1、5.9±1.2、5.5±2.0、9.2±1.1，T=10.58、7.21、10.99、3.96，均P<0.01）；当设置单个体素统计阈值为P< 0.01、激活簇≥100体素时，与NC组比较，AD组在前额叶内侧面、后扣带回及楔前叶、右侧颞上回、两侧顶上小叶及顶下小叶等默认网络脑区ReHo值降低；在左侧壳核、丘脑的ReHo值增高。结论AD患者存在大脑默认功能网络异常；而在壳核、丘脑的自发活动增强，可能是大脑皮质下结构对默认系统功能降低的代偿反应。

目的探索β-淀粉样蛋白（Aβ）寡聚体对大鼠海马神经元胰岛素受体（InsR）、胰岛素受体底物-Ⅰ（IRS-Ⅰ）和蛋白激酶B（PKB）表达的影响，以进一步探讨阿尔茨海默病（Alzheimer’s disease, AD）的发病机制。方法按照完全随机化的原则应用随机数字表将实验大鼠分为3组（每组12只），采用立体定位仪下侧脑室注射的方法给模型（AD）组大鼠注射Aβ1-42寡聚体5 μl，生理盐水（NS）组大鼠注射NS 5 μl，正常手术组大鼠只穿刺无注射。1周后重复操作1次，再过1周用Y-迷宫对大鼠行行为学检测以验证造模是否成功，然后通过免疫组织化学染色的方法观察海马组织相关蛋白的表达。结果与两对照组相比，AD组大鼠在Y-迷宫检测中出现学习和记忆障碍，表现为学习获得次数增多和记忆获得次数减少。然而，NS组和正常组大鼠行为学表现无明显差别。此外，AD组大鼠海马区神经元InsR（0.12±0.01）、IRS-Ⅰ(0.14±0.02) 和PKB(0.12±0.03)的表达水平也比两个对照组低(NS组：0.40±0.02、0.39±0.06、0.38±0.03，均数差异为-0.13、-0.13、-0.17；正常手术组：0.38±0.07、0.35±0.03、0.35±0.06，均数差异为-0.15、-0.07、-0.73；均P<0.05)，表现为免疫组织化学染色平均吸光度值降低。结论Aβ1-42寡聚体引起的大鼠学习记忆功能障碍可能是由Aβ介导的海马神经元胰岛素信号转导通路发生紊乱，从而使相关蛋白表达降低所导致。

目的探讨抗N-甲基-D-天冬氨酸受体（N-methyl-D-aspartate receptor，NMDAR）脑炎的临床特征与抗NMDAR抗体在诊断该病中的意义。方法选择62例各种病因的脑炎、脑病及其他中枢神经系统疾病患者，采用转染细胞间接免疫荧光法检测其血清及脑脊液抗NMDAR抗体，同时对该病的临床表现、实验室检查、治疗及预后进行分析。结果28％（9/32）的临床诊断脑炎病例组患者血清或脑脊液抗NMDAR抗体为阳性。脑脊液抗体的阳性率高于血清，其中5例抗体滴度较高的患者伴有血脑屏障破坏。这些患者均未发现肿瘤，临床上以发热、精神异常、癫痫、肌张力障碍与自主神经功能障碍表现突出，并有头颅MRI与脑电图异常，早期免疫治疗有效。结论脑脊液及血清中抗NMDAR抗体检测有助于自身免疫性抗NMDAR脑炎患者的早期诊断与治疗。

目的探讨水通道蛋白4（AQP4）启动子区基因多态性与我国南方多发性硬化（MS）、视神经脊髓炎（NMO）患者血清抗AQP4抗体水平及遗传易患性的关系。方法收集18例NMO、38例MS、13例复发性脊髓炎（RM）、6例复发性视神经炎（RON）患者及39名对照，PCR扩增AQP4外显子0及外显子1启动子基因(即AQP4-promoter 0和 AQP4-promoter 1），并行DNA测序。结果共发现14个AQP4-promoter 0及6个AQP4-promoter 1基因多态性位点。血清抗AQP4抗体阳性患者AQP4-promoter 0中-1003 bp多态性位点（A突变为G）发生率比血清抗AQP4抗体阴性患者（13/18与20/45, P=0.046）及对照组（13/18与10/39, P=0.001)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血清抗AQP4抗体阳性患者及血清抗AQP4抗体阴性患者AQP4-promoter 1中-401 bp与-400 bp之间多态性位点（插入1个C）发生率均比对照组高(5/16与0/28, P=0.008； 8/38与0/28, P=0.027)，差异有统计学意义。NMO及MS患者-1003 bp多态性位点及-401 bp与-400 bp之间多态性位点发生率均比对照组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NMO：11/18与10/39, P=0.010；4/15与0/28, P=0.020；MS：19/38与10/39, P=0.027；8/34与0/28, P=0.018)。结论AQP4启动子区基因存在多态性位点，且与NMO、MS易患性有一定的关系；AQP4外显子0启动子中-1003 bp多态性位点可能与血清抗AQP4抗体的出现有关。

目的分析梗死灶的位置、数量及脑白质病变的程度与血管性认知功能障碍（VCI）发生的相关性，分析比较不同病变类型下认知受损程度及其各认知受损领域表现的差异。方法收集2009年4月至2010年3月我院神经内科门诊及病房收治的脑梗死或脑白质病变患者171例，进行认知评估，并对其梗死位置、类型、大小、数量、有无白质病变及白质病变程度进行分类及分级。以是否发生VCI为因变量，以病变位置，病灶大小、数量，有无白质病变及白质病变程度为自变量，进行Logistic回归分析。分析比较不同病变类型患者NIHSS评分、Bathel指数评分，及认知受损程度的差异，分析比较蒙特利尔认知评估量表评分下不同病变类型其各个认知领域得分的差异。结果VCI的发生与梗死灶位置和脑白质病变有关。皮质下关键部位梗死和脑白质病变（Ⅱ级、Ⅲ级）是VCI发生的独立危险因素（OR=1.752、2.135、3.753；95%CI 1.533～3.821、1.541～6.787、 1.432～6.821、均P<0.05）。不同梗死类型患者在执行功能、注意力、计算力、语言流畅性、定向力方面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两两比较中混合型病变患者［（3.40±1.90)分］以及皮质下型病变患者［(3.83±1.27)分］的执行功能评分均低于皮质型患者［(4.28±0.89)分］，且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t=0.050、0.857,均P<0.05）。在注意力、计算力、语言流畅性、定向力方面混合型病变患者平均得分低于皮质型患者以及皮质下型病变患者。结论VCI的发生与皮质下关键位置梗死和脑白质病变明显相关，关键位置梗死和脑白质病变的患者更容易合并VCI。VCI与梗死灶数量及大小无明显相关性，而与梗死灶的位置有关。白质病变越重认知受损越严重, 皮质下病变的患者执行功能受损严重。混合型病变的患者较单纯皮质及皮质下患者认知受累领域更广泛，认知受损更重。

目的观察慢性脑低灌注大鼠学习记忆能力和甲状腺激素及其受体的变化，以及丰富环境干预的影响。方法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将48只大鼠分为4组，每组12只：假手术+标准环境（sham+SE）组、双血管结扎手术+标准环境（2-VO+SE）组、假手术+丰富环境（sham+EE）组和双血管结扎手术+丰富环境（2-VO+EE）组。采用Morris水迷宫、放射免疫法、免疫组织化学染色和Western blot方法分别检测大鼠的学习记忆能力、血清甲状腺激素水平以及海马甲状腺激素受体（thyroid hormone receptor α1，TRα1）水平。结果Morris水迷宫结果显示2-VO+SE组大鼠在训练的第2、4和5天找到平台的时间显著多于sham+SE组（t=2.67、2.67和3.18，P<0.05、0.05和0.01），而2-VO+EE组大鼠在第4和5天找到平台的时间显著少于2-VO+SE组（t=4.08和3.55，均P<0.01）；2-VO+ SE组大鼠在目标象限花费的时间显著低于sham+SE组（t=3.33，P<0.05），而2-VO+EE组大鼠在目标象限花费的时间显著多于2-VO+SE组（t=4.46，P<0.01）。放射免疫检测结果显示，与sham+SE组（0.60±0.15）比较，2-VO+SE组（0.40±0.04）大鼠血清三碘甲状腺原氨酸（T3）的水平降低；而与2-VO+SE组比较，2-VO+EE组（0.66±0.08）大鼠血清T3的水平明显增加（t=3.62，P<0.01）。免疫组织化学结果显示，与sham+SE组比较，2-VO+SE组大鼠海马CA1和DG区TRα1积分吸光度值明显降低（t=3.18、3.20，均P<0.05）；而与2-VO+SE组比较，2-VO+EE组大鼠海马CA1和DG区TRα1积分吸光度值明显增强（t=3.93、4.12，均P<0.01）。Western blot结果显示，与sham+SE组比较，2-VO+SE组大鼠海马TRα1定量分析相对吸光度值明显下降（t=4.35,P<0.05）；而与2-VO+SE组比较，2-VO+EE组大鼠海马TRα1定量分析相对吸光度值明显增强（t=6.20，P<0.01）。结论慢性脑低灌注可以损害海马相关的学习记忆，而丰富环境干预可以改善慢性脑低灌注引起的学习记忆损害；血清甲状腺激素T3和海马TRα1可能参与丰富环境对认知功能损害的改善作用。

阿尔茨海默病（Alzheimer’s disease, AD）是发生于老年期和老年前期的一种慢性进行性发展的致死性神经退行性疾病，临床表现为记忆力和认知功能的进行性下降以及各种神经精神症状和行为障碍。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公报，我国居民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8.87%,随着人类寿命的延长，许多国家已经或即将步入老龄化社会，老年性疾病已经成为社会关注和相关学科研究的热点。Zhang等［1］在北京、上海、成都、西安4个城市调查的结果显示，我国65岁以上老年人AD患病率男性为3.4％，女性为7.7％，总患病率为5.9％。根据这一结果估计，我国现有AD患病人数达700多万。而且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进程的加快，据估计，到21世纪中叶，我国老年人口将增加到4亿，AD患者将超过2000万，严重影响患者的生活质量，给社会和家庭带来沉重的负担, AD正成为一个重大的健康和社会经济问题［2］。

1984年美国国立神经病学-语言障碍-卒中研究所和阿尔茨海默病（AD）及相关疾病学会（NINCDS-ADRDA）工作组建立了AD的临床诊断标准［1］。这个标准极大地方便了痴呆的临床诊断，并被医生们广泛采用，27年来从未被修订过。然而，在这27年中，人类对AD的理解和认识、对AD的病理生理过程的了解以及对疾病发展阶段的定义都发生了极大的变化。

阿尔茨海默病(AD)的病理生理过程在痴呆诊断的多年前就开始了。这一长期的AD "临床前"阶段是治疗干预的关键机会，但需进一步阐明AD的病理级联过程和临床症状出现之间的联系。美国国立老化研究所和AD协会召集了一个国际工作组对AD生物标志物、流行病学和神经心理学的证据进行综述并提出建议，以确定能够预测由"正常"认知到轻度认知功能障碍(MCI)及AD痴呆的最佳预测指标。根据目前已有的主要科学证据，我们提出了一个概念性的框架和用于操作的研究标准，以通过纵向临床研究来验证和改进这些模型。这些建议仅用于研究目的，目前不涉及临床应用。我们希望这些建议能提供一个共识，以推进临床前AD的研究，最终推动更早期治疗干预的进展，使得一些疾病减缓药物的疗效发挥最大。

美国国立老化研究所(NIA)和阿尔茨海默病协会(ADA)组织了一个工作组，负责阿尔茨海默病(AD)痴呆前症状阶段——即本文所称的AD源性轻度认知障碍(MCI)的诊断标准的制订及完善。该工作组制订了以下两套标准：(1)在缺乏相应条件进行先进影像技术及脑脊液检查时，医务人员适用的核心临床标准；(2)适用于包括临床试验在内的科学研究的研究标准。后者纳入了基于影像技术及脑脊液检查的生物标志物的应用。并根据所出现的生物标志物的性质，将最终MCI诊断的确定性程度分为4个级别。而要使生物标志物有效应用于诊断，并在社区医疗服务中规范使用，尚需做大量的工作。

由美国国立老化研究所(NIA)和阿尔茨海默病(AD)协会组织了一个工作组，负责修订1984年版AD痴呆的诊断标准。旨在确保修订后的标准具有足够的灵活性，既可供缺乏神经心理学测验、先进的影像技术和脑脊液检查措施的普通医务人员使用，也可供具备上述措施的科研、临床试验的专业研究者使用。新的标准广泛适用于各种原因的痴呆以及专门针对AD痴呆的标准，保留了1984年版标准中的"很可能的AD痴呆"的总体框架。在过去27年的经验基础上，工作组对临床诊断标准做了一些修改，保留了"可能的AD痴呆"的术语，但对其进行了更有针对性的重新定义。在科研用的"很可能的和可能的AD痴呆"的诊断标准中纳入了生物标志物证据。AD痴呆的核心临床标准仍将是临床实践中诊断的基础，但用生物标志物证据来提高AD痴呆诊断的病理生理学特异性也被人们寄予厚望。要实现AD痴呆的生物标志物诊断，还有许多工作摆在面前。

脊髓亚急性联合变性(subacute combined degeneration, SCD)是一种维生素B12缺乏导致的神经系统变性疾病［1］，发病率低，临床上很多病例不典型。如不及时治疗，病程持续进展，可导致不可逆损伤，造成瘫痪。该病患者的脊髓MRI可见有长条状等T1、长T2异常信号，累及不同范围的后索、侧索，以胸髓多发［2-5］，可作为鉴别诊断的重要依据。如果脊髓主要为后索受累，则在T2WI轴位上可见高信号的“倒V字”征［6］，对SCD的鉴别诊断很有价值，但国内文献罕见报道。因此，我们在此报道1例SCD患者，其T2加权脊髓MRI上有典型的“倒V字”征，旨在通过本例报道，提高对该特征性影像的认识。

患者女，80岁，因“双上肢无力20余天” 于2011年3月25日入我院。入院20余天前，患者半夜醒来时感到左侧肩部疼痛，左上肢不能抬起，随后又出现右侧肩部疼痛，右上肢不能抬起，不伴有肢体麻木、双下肢无力、大小便障碍，急诊入当地医院，治疗20余天后，患者右上肢力量较前有所好转，肩部疼痛缓解，左上肢力量无明显缓解，仍伴有肩部疼痛，遂转入我院。既往史、个人史、家族史无特殊。

患者男性，68岁，发现行走不稳、动作迟缓、肌肉僵直，易跌倒4个月，并逐渐加重，出现视幻觉、认知功能障碍、消化系统症状2个月，MMSE评分19分（小学文化）。查头颅MRI（图1）提示T2WI示两侧放射冠多发腔隙性脑梗死、 FLAIR示右侧侧脑室后角白质变性、磁共振血管成像（MRA）未见异常，在门诊初步诊断帕金森综合征，予普拉克索治疗2个月症状改善不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