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 · 第37卷第02期

恶性肿瘤远处转移是导致患者死亡的主要原因之一，其中脑转移的发生率约为2.5%^[1]。脑转移瘤的常见原发肿瘤为肺癌和乳腺癌，食管癌发生脑转移在临床上较为少见，多为个案报道^[2,3,4]。本研究回顾性分析山西省肿瘤医院73例食管鳞状细胞癌脑转移患者的临床资料，结合文献进行分析，以提高对该病诊治及预后的认识。

糜烂性食管炎(erosive esophagitis，EE)是消化内科的常见疾病，指由胃和(或)十二指肠内容物反流进入食管等引起食管黏膜发生炎性反应、糜烂、溃疡等，并经内镜检查显示食管黏膜发生破损。PPI是治疗EE的首选药物^[1]，70%～80%的EE患者经过8周PPI治疗后可获得完全缓解^[2]。小肠细菌过增长(small bowel bacterial overgrowth，SIBO)是指小肠细菌数增多和(或)组成结构发生变化的一种状态^[3]。SIBO可表现为多种胃肠道症状，如腹泻、腹胀、便秘等^[4]。近年有研究表明使用PPI可以引起肠道不适症状^[5]，与SIBO症状有相似性，但多是回顾性分析而证据不足。现旨在研究应用艾司奥美拉唑治疗EE对患者肠道菌群的影响，以及艾司奥美拉唑联合微生态制剂的治疗效果，以寻求更有效的EE治疗方法。

不论是临床表现和实验室检查，还是CT检查和消化道钡剂造影等影像学表现，食管结核均无特异性，需从食管病灶中分离出结核分枝杆菌或发现结核性干酪样坏死确诊，但胃镜下活组织检查(以下简称活检)的阳性发现率极低，诊断和鉴别诊断的困难常最终导致行不必要的外科手术。近10年，成都市第三人民医院通过超声内镜影像结合超声内镜引导下深挖活检或超声内镜引导下细针穿刺吸取活检术(endoscopic ultrasound-guided fine needle aspiration，EUS-FNA)获取病理结果，诊治了35例食管结核患者，报道如下。

近年来，微RNA的表达与胃癌的关系成为研究热点。相关研究大多局限于胃癌组织中的微RNA表达，而少见关于胃癌患者血清中微RNA表达水平变化的报道。研究表明，胃癌患者血清微RNA表达谱存在明显差异^[1]。因此，对于外周血循环中微RNA在胃癌患者中的表达变化及其生物学功能的研究，可能为胃癌的诊断、治疗和预后评估提供一个新策略。本研究采用实时荧光定量PCR法检测胃癌和癌前变化患者血清微RNA-6503-5p和微RNA-25-3p的相对表达量，拟比较分析这两种微RNA在胃癌患者外周血中的临床意义。

残胃癌(gastric stump carcinoma)的概念由Balfour于1922年首次提出，十二指肠反流、H.pylori感染、胃酸缺乏被认为参与了残胃癌发病的启动过程。随着残胃癌检出率的逐年增高，其发生、发展的相关因素，如首次手术术式、原发病类型和部位等，越来越受到研究者重视^[1,2,3]。但是，关于残胃癌临床特征与预后的关系，不同的研究有不同的结论。本研究回顾性分析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65例残胃癌患者的病历资料，旨在分析残胃癌的临床病理特征及其与预后相关的可能因素。

腹水的病因主要有肝硬化、结核性腹膜炎、腹膜转移癌等。一般通过病史、体征、常规实验室检查和腹水脱落细胞学检查可明确病因，但临床上仍有不少通过常规手段无法明确病因的腹水，被称为不明原因腹水。当发现不明原因腹水时，有时需诊断性开腹手术，对患者损伤很大。超声引导下腹膜活组织检查可获取腹膜组织进一步行病理检查，对确诊很有价值，但并非每次穿刺都可有阳性发现；明显升高的血液和腹水肿瘤标志物可为进一步检查提供参考，但对最终诊断的价值尚不明确。本研究对100例不明原因腹水患者行腹膜活组织检查，并行腹水和血液中的肿瘤标志物检测，拟比较这两种方法的诊断价值。

卟啉病属于较为少见的一类疾病，其中红细胞生成性原卟啉病(erythropoietic protoporphyria, EPP)临床更是罕见，多因腹痛首诊于消化内科，临床诊治较为困难。现回顾性分析上海长征医院消化内科收治的1例以腹痛合并肝损伤为主要表现的EPP病历资料，并探讨其诊断和治疗情况。

患者男，35岁，因反复上腹胀痛伴呕吐30余年，加重3 d入院。患者近30余年来反复出现进食后上腹胀痛，偶伴恶心、呕吐胃内容物，呕吐后腹痛缓解。上述症状反复发作，未予重视与诊治。入院前3 d上述症状加重，在外院行上消化道X线钡餐造影示胃体部局部狭窄(图1)，先天性变异可能；查胃镜示胃体中部狭窄(图2)，慢性浅表性胃炎。入院体格检查示：身高162 cm，体质量47.5 kg，体型瘦小。神志清，心肺无异常，腹软，无压痛和反跳痛。常规实验室检查未见明显异常。梅毒抗体阴性。上腹部CT示左肾小结石。入院后胃镜检查示：胃体上部见环形狭窄，表面黏膜光滑，静息状态下狭窄处直径约0.3 cm，狭窄处可扩张性好，胃镜能勉强通过。超声内镜所见：狭窄处胃壁层次结构清晰完整，胃壁厚约0.65 cm，固有肌层显著增厚达0.4 cm，外膜完整(图3)。综合分析，诊断为先天性胃体环状狭窄。与患者及其家属反复沟通后签署知情同意书，行内镜下环形缩窄肌切开术。术中以缩窄环为中心，前后壁同时切开，切开长度各约2 cm，深度由固有肌层断裂至浆膜层(图4)。切开后狭窄环松解，胃镜通过自由。术后病理：(胃体肌层)平滑肌组织，(胃体黏膜层)浅表黏膜轻度不典型增生。术后半个月进半流食，1个月后正常饮食，无任何不适症状。术后2个月体质量增加5 kg，复查胃镜见狭窄环基本消失(图5)，狭窄处直径约2 cm。

患者女，63岁，因间断性上腹胀痛2年，再发1个月于2014年9月入院，病程中无胃灼热、反酸、嗳气，无胸闷、胸痛。入院前1 d行胃镜检查，胃窦部见一直径约0.6 cm的息肉样隆起，表面光滑。患者既往体健。体格检查：神志清，一般可，心肺无异常，全腹平软，未触及包块，肝脾肋下未触及，无压痛、反跳痛，墨菲征阴性，移动性浊音阴性，肠鸣音正常。实验室检查：血常规、尿常规、粪常规、肝功能、肾功能、电解质、凝血功能、心电图均无异常。经患者同意后行内镜下息肉切除，用内镜注射针于息肉边缘指向息肉中心点方向斜行刺入，注射入1∶10 000肾上腺素约4 mL，出现抬举征阳性后(图1)，采用电刀行内镜下黏膜切除术(endoscopic mucosal resection，EMR)，观察无活动性出血后退镜。术后约0.5 h，患者出现持续性剑突下胀痛，程度轻至中度，无恶心、呕吐，无放射痛、转移痛。体格检查全腹软，无压痛、反跳痛，予肌内注射罗通定后腹痛稍缓解。2 h后患者突然呕吐鲜红色血液，量约40 mL。再次行胃镜检查，胃内有较多鲜血，冲洗后观察，原息肉EMR切口处苍白，未见出血，切口处周围胃窦小弯侧、大弯后壁见一巨大血肿(图2)，血肿中央见一长约1.6 cm的裂口渗血，出血处与息肉EMR处融合(图3)，予多枚钛夹封闭裂口止血(图4)。术后予禁食、泮托拉唑钠持续泵入、头孢替安抗感染等治疗，术后患者未再呕血。1周后复查胃镜，胃内见较多咖啡样物，原血肿表面坏死剥脱并见暗黑色创面，周边水肿并见钛夹残留(图5)。予抑酸治疗2个月后复查胃镜原血肿创面已修复，仍可见钛夹残留(图6)。

例1　患者男，52岁，因间断腹痛、黑便26 d于2015年1月13日入院。患者于入院前26 d无诱因突然出现腹痛，位于中上腹，呈持续性绞痛，随后排褐色糊状便。遂于外院救治，行胃镜和结肠镜检查均未见出血病变，给予止血和对症治疗后黑便可稍缓解，进食后再次出现黑便，先后便血总量约1 000 mL，遂转至解放军陆军总医院。体格检查：贫血貌，睑结膜苍白，腹部未触及包块，余无殊。查血WBC计数3.4×10⁹/L，RBC计数2.8×10¹²/L，Hb 84 g/L，PLT计数169×10⁹/L。既往有高血压病、高脂血症、吸烟史。诊断为消化道出血(缺血性肠病、血管畸形、小肠憩室可能)。予以禁食、抑酸、止血、对症支持治疗。查腹部CT示：腹主动脉下段可见局部向腔外隆起，周围不光滑(图1)。入院后无活动性出血时行胃镜检查示反流性食管炎、慢性胃炎伴糜烂、未见出血点，结肠镜检查未见异常，经口小肠镜检查未见出血点，胶囊内镜检查示胃内存在大量暗红色黏液和黄绿色液体，影响观察视野。入院第3天再次出现腹痛，排暗红色血便300 mL，给予输血、止血、补液支持治疗，生命体征平稳。行结肠镜检查(图2)见肠道内充满新鲜血液，降结肠可见新鲜血凝块，周围可见新鲜血液流出。入院第11天，患者突发排大量暗红色血便，总量约5 000 mL，血压最低40/20 mmHg(1 mmHg＝0.133 kPa)，给予输血、止血、扩容、补液等治疗，急诊行选择性数字减影血管造影(digital subtraction angiography, DSA)，术中见腹主动脉下段(第3～4腰椎间隙水平)右侧壁有一直径约1.5 cm大小的袋状动脉瘤；导管选择性插管至瘤体造影见造影剂自动脉瘤破口处呈喷射状进入肠腔(图3)。结合原有增强CT检查，证实腹主动脉瘤十二指肠瘘。在腹主动脉破口处使用18 mm×40 mm球囊充盈后临时阻断出血，最后使用直径18 mm×40 mm锥形覆膜支架(长度80 mm)置于病变段腹主动脉，支架置入后造影示腹主动脉瘤覆盖完全，无造影剂溢出(图4)。术后出血停止，Hb上升至86 g/L，但术后1个月患者因肾功能衰竭死亡。

食管动力异常可能是功能性吞咽困难和不明原因胸痛的潜在病因。食管测压是评价食管动力异常的金标准。与传统测压相比，高分辨率测压(high resolution manometry，HRM)可更直观、准确地反映食管动力情况。为帮助临床医师更好地利用HRM识别食管动力异常，国际HRM工作组于2009年发表了第1版食管动力异常分类^[1]，后于2012年对此分类进行了首次重要更新^[2]。因美国西北大学(坐落于芝加哥市)的研究者在HRM的应用过程中做出了重要贡献，故这套分类方法被命名为芝加哥分类(Chicago classification，CC)^[3]。2014年美国消化疾病周期间，国际HRM工作组基于近年来发表的大量HRM相关研究起草了第3版CC，此分类标准于2015年正式发表^[4]。现拟对此第3版CC中的更新点进行解读。

结直肠癌是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近20年来，结直肠癌发病率上升明显，是发病率增长较快的恶性肿瘤之一^[1]。结直肠癌患者常见的转移部位是区域淋巴结、肝、肺、骨、脑等，但转移至甲状腺在临床上非常罕见，且国内外有关结直肠癌甲状腺转移者均为病例报道，故很多医师对其诊治并不熟悉。现回顾结直肠癌甲状腺转移的病例报道，总结该疾病的流行病学特点、发病机制、临床表现、治疗方法和预后等，以便为临床医师对结直肠癌甲状腺转移患者的诊治提供借鉴。

肠道菌群与人类宿主间的相互关系受到膳食因素的影响，膳食是维持肠道菌群和宿主之间共生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膳食成分中含有肠道菌群代谢所需的底物，并通过多种方式影响人类肠道菌群的结构和功能。现就膳食对肠道菌群结构和代谢功能的影响，以及膳食干预在消化系疾病中的作用等研究进展进行简要阐述。

IBD是一类反复发作的肠道慢性非特异性炎性反应性疾病，包括UC、CD和未定型肠炎。其发病机制迄今未明，可能与免疫、遗传、感染、精神因素等有关。虽然精神心理因素在本病发病中的作用尚存争议，但已有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精神心理因素与IBD的恶化和复发有关^[1]。由于情绪障碍、精神困扰、感觉应激增加，以及其他不良刺激，使IBD患者心理愈发脆弱，这些都强调了IBD患者心理治疗的需求。此外，补充和替代医学的广泛运用，以及临床试验中安慰剂的阳性治疗结果都进一步表明，心理治疗可能是IBD传统疗法的重要补充^[2]。现拟就IBD的心理治疗干预作一概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