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 · 第60卷第02期

尽管我国新生儿的诊疗和救治水平全面提升，新生儿的存活率不断提高，但地区间的发展仍不平衡，特别是在低气压、缺氧的高海拔地区规范开展新生儿医学临床工作和研究极具挑战。目前对于高海拔地区新生儿生存状况和疾病评价等方面尚缺乏基线数据和相关规范。因此，推动高海拔地区新生儿相关问题的临床研究，不仅有助于建立高海拔地区新生儿的医疗临床规范和标准化管理，同时也将为国家卫生相关政策的制定提供依据。

2021年4月英国国家卫生与临床优化研究所（NICE）发布了新生儿早期感染中抗菌药物使用指南，现就该指南核心要点进行解读，旨在进一步提高新生儿科医生对新生儿细菌感染中使用抗菌药物的指征及疗程方面的认识。

目的 探讨早产极低出生体重儿（VLBWI）坏死性小肠结肠炎（NEC）发生前肠道菌群结构特征变化。 方法 采用前瞻性巢式病例对照研究。将2018年4月20日至11月20日生后24 h内收住苏州大学附属儿童医院或苏州市立医院新生儿重症监护病房（NICU）且出生体重<1 500 g、出生胎龄<35周的46例早产VLBWI作为研究对象，采集所有早产VLBWI基本临床资料及粪便样本，粪便样本留取时间节点为生后1周内第1、4、7日龄，之后每周留取1次，留取终点为NEC发生或出院或生后第8周（以先到者为终点），粪便样本通过16 S rDNA高通量核苷酸测序。根据有无NEC发生分为NEC组和对照组，对照组按1∶1的比例匹配。分析2组粪便样本菌群的操作分类单元（OTU）组成、序列数及多样性shannon指数。采用t检验或非参数检验，χ²检验或Fisher确切概率法进行组间比较。 结果 NEC组23例，其中男13例（57%），出生胎龄（29.4±1.8）周；对照组23例，其中男11例（48%），出生胎龄（29.9±1.6）周。物种丰度差异分析显示，2组厚壁菌门在7日龄均有一过性下降，对照组随日龄增加有升高趋势，而NEC组无此趋势；2组变形菌门均于7日龄升高，对照组随日龄增加丰度逐渐减低，而NEC组持续增高；NEC组菌群与对照组比较，7日龄变形菌门、γ-变形菌纲、肠杆菌科丰度均低，14日龄粪杆菌属明显高，21日龄梭菌属、链球菌属均低，28日龄厚壁菌门、梭菌纲、产气荚膜梭菌均低，变形菌门、γ-变形菌纲均高，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U=43.00、43.00、45.00、80.00、74.00、76.00、19.00、8.00、36.00、25.00、25.00，均P<0.05）。α多样性分析结果显示，NEC组shannon指数在21、28日龄均低于对照组［2.4（1.4，3.0）比3.1（2.6，4.0），2.4（1.4，2.8）比3.9（3.3，4.2），U=67.00、12.00，P=0.027、0.001］。 结论 早产VLBWI在发展为NEC之前肠道菌群定植模式已改变，差异菌群的出现及菌群多样性的减低为早期识别和预防NEC发生提供可能。

目的 总结经转运收入院的上气道梗阻（UAO）新生儿的临床特征及诊治结局，为这类患儿的临床管理提供更多循证依据。 方法 单中心病例总结，纳入2016年1月1日至2021年5月31日北京儿童医院新生儿中心经转运收住院、入院时<28日龄或校正年龄≤44周龄、第一诊断为UAO的病例，总结分析患儿的临床特点。根据UAO的不同部位分析病因、治疗、合并症及住院结局。采用四格表资料的χ²检验比较不同部位UAO手术与非手术治疗患儿的转归。 结果 共纳入UAO患儿111例，占同期新生儿重症监护病房（NICU）4 826例住院患儿的2.3%，其中男62例（55.9%），足月儿101例（91.0%），出生胎龄（38.7±2.0）周，出生体重（3 207±585）g，入院时校正胎龄（40.8±2.5）周，入院体重（3 221±478）g，其中35例患儿（31.5%）入院时已存在宫外生长发育迟缓，92例（82.9%）患儿在生后<1 d出现UAO的症状，25例（22.5%）入院前已明确UAO的具体病因诊断。最终因鼻、咽喉和颈部病变导致UAO的病例分别为24例（21.6%）、71例（64.0%）和16例（14.4%）。前5位病因分别为声带麻痹（28例）、双侧后鼻孔闭锁（20例）、咽软化（15例）、咽囊肿（7例）和声门下血管瘤（6例）。患儿入院后按“NICU-耳鼻喉-影像”多学科合作流程进行诊治，其中102例（91.9%）患儿进行了支气管纤维镜联合喉镜检查。70例（63.1%）患儿入院时需要气管插管呼吸支持。58例（52.3%）患儿实施了手术治疗，其中气管切开的患儿共16例，手术与非手术治疗患儿的治愈好转率为94.8%（55/58）比54.7%（29/53）、非医嘱离院率为1.7%（1/58）比45.3%（24/53），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χ²=24.21、30.11，均P<0.01）。 结论 新生儿UAO可发生于上气道不同部位，总体预后较好，多学科合作的诊治模式有助于明确梗阻部位及原因、正确评估病情和给予干预。

目的 分析2019年中国新生儿协作网（CHNN）新生儿重症监护病房住院的极早及超早产儿非红细胞血制品的使用现状及单位间差异，为探讨输注合理性与规范性提供证据。 方法 基于CHNN大规模极早产儿队列数据库进行横断面研究，纳入2019年生后24 h内收入CHNN 57家NICU治疗、出生胎龄<32周且接受完整治疗的6 598例早产儿。收集患儿一般情况，描述不同出生胎龄、不同病情危重程度早产儿非红细胞血制品（血小板、血浆、人免疫球蛋白、白蛋白、冷沉淀和凝血酶原复合物）的使用率及次数。输注过至少1种非红细胞血制品即为输注组。采用两独立样本t检验、秩和检验或χ²检验进行输注组和非输注组组间比较。使用线性回归模型对单位间输注率和单位特征进行相关性分析。 结果 6 598例早产儿出生胎龄为30.0（28.7，31.0）周，出生体重为（1 353±312）g，女2 877例（43.6%）。2 816例（42.7%）早产儿为输注组，输注次数为3（1，6）次。与未输注组相比，输注组患儿出生胎龄更小（Z=17.62，P<0.01），出生体重更低（t=18.64，P<0.01），小于胎龄、多胎以及产房高级复苏比例均更高（χ²=31.06、12.82、287.52，均P<0.01），女婴比例以及本院出生比例则均更低（χ²=10.68、78.23，均P<0.01）。总研究人群中，使用率高的非红细胞血制品依次为白蛋白25.4%（1 674例）、人免疫球蛋白21.5%（1 417例）、血浆18.9%（1 245例）。901例超早产儿中，60.4%（544例）输注过非红细胞血制品，使用次数4（2，8）次；5 697例极早产儿中，39.9%（2 272例）输注过非红细胞血制品，使用次数3（1，6）次。病情危重和非危重组中非红细胞血制品输注率分别达62.2%（1 693/2 723）和29.0%（1 123/3 875），输注次数分别为4（2，7）次和2（1，4）次。57家NICU中，调整与非红细胞血制品输注相关的因素后，各单位间极早及超早产儿非红细胞血制品输注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校正χ²=153.48，P<0.01）。 结论 2019年中国NICU救治的极早及超早产儿中，接近半数曾接受非红细胞血制品输注，各单位非红细胞血制品使用率存在巨大差异。

目的 探讨肝母细胞瘤（HB）患儿的临床特征、生存情况及预后危险因素。 方法 回顾性分析2012年1月至2019年10月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儿童医院血液肿瘤科收治的83例初治HB患儿的临床资料，记录患儿的性别、年龄、首发临床表现、治疗前病变范围（PRETEXT）分期、病理类型、病初甲胎蛋白（AFP）、治疗方法及治疗结果。2018年之前确诊的患儿采用“武汉方案”治疗，2018年之后确诊的患儿采用“儿童肝母细胞瘤多学科诊疗专家共识（CCCG-HB-2016）”方案治疗。Kaplan-Meier生存分析法计算生存率，单因素分析采用Log-Rank检验，多因素预后分析采用Cox回归模型。 结果 83例患儿中男51例、女32例；发病年龄25.2（9.0，34.0）月龄，<3岁64例（77%）。最常见的首发临床表现为腹部包块（45例，54%）。PRETEXT Ⅰ期8例，Ⅱ期43例，Ⅲ期20例，Ⅳ期12例。随访时间40（17，63）个月，全组HB患儿1年总体生存率（OS）和无事件生存率（EFS）分别为（84±4）%和（79±5）%，5年OS和EFS分别为（78±5）%和（76±5）%。应用武汉方案治疗55例，5年OS和EFS分别为（73±6）%和（71±6）%，应用CCCG-HB-2016方案治疗28例，5年OS和EFS分别为（88±7）%和（82±9）%。多因素COX回归结果表明术后化疗3个疗程AFP未转阴（HR=9.228，95%CI 1.017~83.692）和PRETEXT Ⅳ期（HR=6.587，95%CI 1.687~25.723）是影响HB患儿预后的独立危险因素。 结论 应用武汉方案及CCCG-HB-2016方案治疗HB患儿疗效确切，术后化疗3个疗程AFP未转阴和PRETEXT Ⅳ期为影响HB患儿预后的独立危险因素。

目的 总结炎症小体病临床特点，提高儿科临床医生对该类疾病的认识，帮助早期诊断。 方法 回顾性总结2008年1月1日至2020年12月31日由北京协和医院儿科诊断的35例炎症小体病患儿的发热、皮疹、受累系统情况以及实验室检查结果等临床特征。 结果 35例炎症小体病患儿中男20例、女15例，起病年龄为1（0，7）岁，诊断年龄为7（3，12）岁。家族性地中海热10例、甲羟戊酸激酶缺乏3例、NLRP3基因相关自身炎症性疾病15例、NLRP12基因相关自身炎症性疾病4例、家族性寒冷型自身炎症综合征3型2例和家族性寒冷型自身炎症综合征4型1例。34例（97%）患儿表现为反复发热，27例（77%）具有皮疹表现，分别有11例（31%）为淋巴结肿大、10例（29%）为肝脾大、8例（23%）患儿生长发育迟缓。35例患儿中骨骼、神经、听觉和肾脏受累的患儿分别有18例（51%）、12例（34%）、8例（23%）和5例（14%）。神经系统受累的患儿12例见于NLRP3相关自身炎症性疾病，8例感音性耳聋患儿中6例为NLRP3基因相关自身炎症性疾病、2例为NLRP12基因相关自身炎症性疾病，7例腹痛患儿中5例为家族性地中海热、甲羟戊酸激酶缺乏和NLRP12基因相关自身炎症性疾病各1例。在急性炎症期，35例（100%）患儿的炎症指标（红细胞沉降率、C反应蛋白）均明显升高。在21例检测了铁蛋白水平的患儿中有4例（19%）升高。自身抗体方面，35例患儿中有4例（11%）的患儿出现抗核抗体阳性。 结论 发热、皮疹和骨骼系统表现是炎症小体病常见的临床特征，红细胞沉降率、C反应蛋白明显升高，抗核抗体多为阴性。炎症小体病临床表现复杂多样，易延误诊治。

目的 总结分析6例Wiedemann-Steiner综合征（WDSTS）患儿的临床特点及基因变异情况。 方法 回顾性分析2017年4月至2021年2月就诊于江西省儿童医院内分泌遗传代谢科及萍乡市妇幼保健院儿童保健科的6例WDSTS患儿的一般情况，临床表现，生长激素等实验室检查，头颅或垂体磁共振成像（MRI）等影像学检查，基因测序结果等资料。 结果 6例患儿中男2例、女4例，年龄1.0~11.2岁，均因“生长迟缓伴智力发育落后”就诊、均有特殊面容及多毛表现（背部及四肢为主），例5有生长激素缺乏，例2、4头颅MRI提示异常，基因检测结果显示所有患儿均存在KMT2A基因变异，分别为c.10900+2T>C、c.10837C>T（p.Gln3613*）、c.4332G>A（p.E1444E）、c.2508dupC（p.W838Lfs*9）、c.11695_11696delinsT（p.T3899Sfs*73）、c.9915dupA（p.P3306Tfs*22），其中c.4332G>A、c.11695_11696delinsT、c.9915dupA尚未见报道，最终诊断为WDSTS。 结论 对生长迟缓伴智力落后、特殊面容伴发多毛表现的患儿应考虑WDSTS，全外显子基因测序对该疾病的确诊及遗传咨询具有重要作用。

目的 总结急性氯气中毒危重患儿的临床特征及诊疗经验，探讨有效应对策略。 方法 回顾性总结2019年8月一起突发群体性氯气中毒事件中就诊于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重症医学科的6例危重患儿的一般情况、临床表现、诊疗经过和随访结果（截至出院后1年6个月）。 结果 6例危重患儿中男4例、女2例，年龄4~12岁。事发时均处于距氯气源5 m以内，均以严重呼吸困难为突出表现，中毒后3.5~7.0 h行气管插管、机械通气；病情最严重的1例患儿距氯气源最近（仅1.5 m），撤离时间最长（约5 min），常规机械通气不能纠正缺氧并出现严重休克，于中毒后10 h开始静脉-动脉体外膜肺氧合（ECMO）治疗。6例患儿全部存活。随访6例患儿生长发育均未见异常；肺功能检查除1例因既往有可疑哮喘存在小气道阻力增高外，余5例未见异常；肺部CT、脑电图、颅脑磁共振成像均未见异常。 结论 重度氯气中毒主要表现为呼吸衰竭，常在中毒后数小时内需机械通气。常规机械通气无效时ECMO治疗可挽救生命，救治及时预后好。

目的 分析Ⅰ型Bartter综合征患儿SLC12A1基因变异的功能特性，探索分子伴侣类药物4-苯丁酸钠对SLC12A1基因变异体的纠正作用。 方法 回顾性分析2017至2018年南京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收治的3例Ⅰ型Bartter综合征患儿的临床表现、生长发育情况、实验室检查结果及SLC12A1基因变异情况等，在人胚胎肾293细胞（HEK293）中分别过表达野生型和变异型SLC12A1基因，运用蛋白免疫印迹法检测各组Na+-K+-2Cl-共同转运体（NKCC2）的表达水平，免疫荧光技术检测NKCC2的亚细胞定位，同时用分子伴侣类药物4-苯丁酸钠处理转染SLC12A1基因变异体的细胞，运用非配对t检验比较处理前后药物对变异体的纠正作用。 结果 3例患儿中男2例、女1例，分别为3.0、4.0、1.2岁。均表现为早产，母亲孕期羊水多，生后出现低氯性碱中毒，伴低钾、低钠血症等。一代测序结果显示3例患儿为SLC12A1基因纯合或复合杂合型变异。在HEK293细胞中发现3种变异体NKCC2（p.L463S、p.L479V和p.507-510del）膜蛋白表达均低于野生型（0.718±0.039、0.287±0.081、0.025±0.156比1.001±0.028，t=5.92、8.35、30.49，均P<0.01），p.L479V和p.507-510del总蛋白表达均低于野生型（0.630±0.032、0.043±0.003比1.000±0.111，t=3.21、8.65，均P<0.05）。4-苯丁酸钠处理组p.L463S、p.L479V成熟型蛋白表达水平均高于未处理组（0.459±0.018比1.123±0.024、0.053±0.012比1.256±0.037，t=2.75、18.35，均P<0.05）。免疫荧光实验示p.L479V和p.507-510del 2种变异体滞留于细胞质内，且4-PBA可以促进p.L479V变异体转运到细胞膜上。 结论 SLC12A1基因3种变异体导致蛋白表达或定位异常，4-苯丁酸钠可在一定程度上纠正Ⅰ型Bartter综合征患儿SLC12A1基因变异体的表达和定位缺陷，可能为临床治疗Ⅰ型Bartter综合征提供新的治疗靶点。

目的 探讨以儿童肺栓塞起病的PROS1基因相关遗传性蛋白S缺乏症（PSD）的临床特征和基因变异特点。 方法 回顾性分析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儿科于2020年诊断的以肺栓塞起病的PSD 1个家系2例患儿的临床表现、实验室检查、影像学、遗传学等资料，并对其家系成员进行蛋白S活性和PROS1基因的筛查。以“PROS1”“蛋白S缺乏症”“纯合”“复合杂合”“protein S deficiency” “homozygous” and “complex heterozygous” 为关键词分别查阅PubMed数据库、中国知网数据库、万方数据库自建库至2021年10月相关文献报道，并结合本组患儿，进行PROS1基因纯合或复合杂合变异引起的PSD患者的临床特征、蛋白S活性和遗传学分析总结。 结果 先证者，女，14岁，因“咳嗽9 d，胸痛4 d”于2020年11月收住入院，检查发现D-二聚体8.38 mg/L（参考值<0.24 mg/L），行CT肺动脉造影证实双肺动脉栓塞及右下肺梗死，彩超发现左下肢深静脉血栓，蛋白S活性<10%。先证者二妹12岁于2020年12月收住入院，筛查蛋白S活性为8%，彩超发现右下肢深静脉血栓。先证者父母的蛋白S活性分别为36%和26%。家系全外显子组测序发现先证者及其二妹PROS1基因复合杂合变异c.-168C>T和c.200A>C（p.E67A），分别遗传自其父母。先证者三妹蛋白S活性28%，与先证者外祖父均携带PROS1基因c.200A>C（p.E67A）变异。对合并血栓的先证者及其二妹，应用利伐沙班抗凝治疗，随访3个月后血栓均溶解。共检索到中文文献1篇，英文文献18篇，最终纳入14例PROS1基因纯合或复合杂合变异引起的PSD患者，其中男8例、女6例，起病年龄为4日龄至35岁，3例表现为新生儿早期起病的暴发性紫癜或严重颅内出血，11例表现为儿童期至青年期起病的静脉血栓栓塞症。11例患者检测了蛋白S活性，结果均<10%。 结论 对于儿童期起病的缺乏血栓危险因素的肺栓塞患儿，应考虑到PSD的可能，并在口服抗凝药物前检测蛋白S，如活性<10%，需考虑PROS1基因纯合或复合杂合变异引起的PSD。

患儿 男，5小时龄，因“胎龄35+2周早产、全身水肿5 h”于2021年6月入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新生儿重症监护病房。患儿出生后表现为全身水肿、窒息，体重和头围均大于P97，存在低血糖、呼吸衰竭、心功能不全、持续性肺动脉高压和隐睾等。住院期间患儿临床症状呈进行性加重，入院第4天应用极速家系全基因组测序流程，用时23.5 h检测到HRAS基因1个新发杂合致病变异：c.35G>A，p.Gly12Asp，确诊Costello综合征，及时调整了治疗决策。

例1，男，10岁，以“间断恶心、呕吐3个月，加重 3 d”起病。临床表现为间断恶心、呕吐伴乏力、腹痛、头晕、肝功能异常、脑电图异常。例2，女，4岁，为例1胞妹，无临床表型。2例患儿基因检测均为ETFDH基因错义变异，核苷酸变化为c.1369 T>C、c.1851 G>A，氨基酸改变p.S457P、p.M617I，诊断为多种酰基辅酶A脱氢酶缺乏症。

3例免疫性先天性完全性房室阻滞（CCAVB）的新生儿，20~24周胎龄起病，胎心率35~55次/min，母亲均诊断为干燥综合征，经激素等治疗胎儿CCAVB无逆转。分别于生后24 h、生后即刻及44日龄（校正胎龄36+5周）经剑突下小切口植入心外膜永久起搏器，电极固定于近右室流出道中后间隔部位。随访3个月至2.5年起搏阈值稳定，心功能及生长发育正常。

1岁4月龄患儿以发热起病，临床表现为肝脾肿大、淋巴结肿大，外周血异型淋巴细胞比例0.26，存在贫血、血小板降低、低纤维蛋白原血症、高甘油三酯、铁蛋白升高、可溶性CD25升高、EB病毒感染，同时有高T淋巴细胞血症，诊断为传染性单核细胞增多症继发噬血细胞综合征，给予甲泼尼龙、人免疫球蛋白、更昔洛韦抗病毒对症治疗，8周后疗效评估达完全应答，未行维持治疗，随访1年无复发。

1例6岁2月龄患儿因“确诊ABCA3基因变异所致弥漫性肺间质病4年余，接受肺移植6个月，拔除气管套管”入住深圳市儿童医院呼吸科。确诊初期予泼尼松、阿奇霉素及羟氯喹三联治疗，效果不佳，呼吸困难进行性加重，生长发育严重落后。4岁起反复肺部感染伴慢性呼吸衰竭急性加重多次进入重症监护病房气管插管机械通气，5岁6月龄接受双肺移植，术后因双侧膈肌麻痹，给予经鼻双水平无创通气，随访至患儿6岁7月龄情况良好。

早产儿是发生血糖紊乱的高危人群，其血糖监测和管理尤为重要。鉴于传统间断血糖监测手段的诸多局限性，持续血糖监测近年来开始被应用于早产儿，以优化血糖管理，本综述对持续血糖监测在早产儿中应用的优势和缺陷及未来应用中需要改进的问题进行阐述。

免疫肌动蛋白病也称为炎症性肌动蛋白病，是近2年对原发性免疫缺陷病发病机制梳理后提出的一组新的疾病，均是由编码肌动蛋白调节蛋白的基因发生致病性变异引起的遗传性疾病，这些变异可导致免疫细胞功能异常，包括细胞运动、信号转导和免疫防御等功能缺陷。该类疾病主要表现为早发性固有免疫缺陷和自发炎症，如噬血细胞综合征、炎症性肠病等，同时也出现反复感染等联合免疫缺陷相关表型。本文将综述免疫肌动蛋白病的发病机制、临床表现、治疗和预后等。

炎症性肠病主要包括克罗恩病和溃疡性结肠炎。部分炎症性肠病由单基因缺陷引起，起病年龄早，呈现出与上述疾病亚型不同的预后特点。对个体预后的精准预测将有助于风险分层，指导治疗。现从克罗恩病、溃疡性结肠炎和单基因炎症性肠病3个角度，对儿童炎症性肠病预后预测模型进行综述，以期指导儿童炎症性肠病的预后评估。

特发性肾病综合征（INS）是遗传背景下的免疫紊乱与环境因素、病原菌感染等因素相互作用的疾病。肠道菌群失衡可能参与INS的发生、发展、复发等过程。而调节性T细胞正是将肠道菌群和INS免疫紊乱联系起来的关键桥梁。16S rRNA宏基因组测序发现多种产丁酸盐细菌在INS患者中明显减少，产丁酸盐细菌与其产物短链脂肪酸（SCFA）的含量及种类丰富度与INS患儿易复发的特点相关。产丁酸盐细菌及SCFA和调节性T细胞共同构建起了一个肠菌-肾轴。本综述就近期发表的研究成果，拟针对肠道菌群失衡和INS患儿的免疫发病机制的关系进行综述。

儿童中枢神经系统感染常见，以细菌、病毒和真菌为主，早期表现不典型，病情重、进展快，致残和病死率高，早期合理抗感染治疗是改善预后的关键。本文简要介绍儿童中枢感染的抗感染治疗策略，以对临床诊断治疗有所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