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 · 第95卷第24期

目的 分析颈动脉及冠状动脉并存重度狭窄患者接受同期血运重建的临床疗效。 方法 回顾性分析2012年5月至2014年4月中日友好医院12例颈动脉合并冠状动脉重度狭窄患者资料，其中男10例，女2例，平均年龄(64.5±5.9)岁。统计患者的基本特征、手术方式、围手术期并发症及术后30 d健康调查情况。依据颈动脉处理方式将患者分为手术组和支架组，应用查尔森合并症指数和SF－36量表比较2组患者的基础病情和术后30 d时健康情况，以及住院时间、住院费用、呼吸机时间、术后引流及输血量等情况。 结果 12例患者共接受了30条冠状动脉血管重建，8例次颈动脉内膜切除术(CEA)，5例次颈动脉支架植入术(CAS)。1例患者同时接受了冠状动脉旁路移植术及右侧CEA和左侧CAS。术后30 d内出现小卒中2例(16.7%)，一过性脑缺血发作(TIA)1例(8.3%)，胸部切口感染1例。术后11例(91.7%)患者接受成分输血。无心肌梗死及死亡病例。平均住院时间(36.5±25.3)d，术后呼吸机应用时间为(37.5±31.2)h，术后心包及纵隔引流量为(347.92±105.69)ml，术后输注浓缩红细胞4.3 U。颈动脉手术组和支架组患者查尔森指数分别为(5.57±1.51)和(4.25±1.50)，差异无统计学意义(t＝1.40，P>0.05)；SF－36量表结果分别为(3.63±1.76)和(5.44±1.05)，差异无统计学意义(t＝－1.85，P>0.05)。2组患者在住院时间、呼吸机应用时间、输血量、术后引流量及住院费用方面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 结论 同期血运重建治疗颈动脉及冠状动脉并存重度狭窄患者的近期疗效满意，颈动脉手术组和支架组的临床效果相似。

目的 探讨外科手术方式治疗颈动脉支架术后再狭窄的可行性、安全性及有效性，并探讨术式选择和适应证。 方法 回顾性分析自2012年4月至2014年4月期间，上海长征医院血管外科收治的21例症状性颈动脉支架术后再狭窄患者。根据术前影像学检查结果及术中粘连情况综合分析，选择补片式颈动脉内膜切除(pCEA)支架取出术、外翻式颈动脉内膜切除(eCEA)支架取出术或颈动脉局段切除＋人工血管间置术(CEGI)取出支架、重建血流。记录术中颈动脉转流管使用情况、出血量、手术时间、颈动脉阻断时间等。术后随访症状改善情况、有无围手术期并发症和再狭窄发生。 结果 共完成手术21例，其中pCEA支架取出术11例，eCEA支架取出术4例，CEGI 6例，所有支架均完整取出，技术成功率100%。使用颈动脉转流管14例，平均出血量(152.6±38.0)ml，平均手术时间(100.7±34.8)min，平均颈动脉阻断时间(29.1±4.6)min。术后早期并发颈部血肿1例、出现头痛、多语等大脑高灌注表现1例，3 d内完全恢复。平均(13.2±4.3)个月随访，除1例术后21个月死于肺癌外，其余病例原症状改善明显，无神经损伤、短暂脑缺血发作(TIA)、卒中、心肌梗死或超过50%的再狭窄发生。 结论 采用外科手术方式取出支架－斑块复合物、重建血流，可行性好、疗效确切，兼具较好的安全性，为颈动脉支架术后再狭窄的治疗提供了新的选择。

目的 探讨颈动脉内膜切除术(CEA)治疗颈动脉狭窄的安全性和近远期疗效。 方法 回顾性分析2006年1月至2014年9月北京协和医院血管外科收治的572例颈动脉狭窄患者，共实施618例次CEA手术。其中男470例，女102例，年龄36～87岁，平均年龄66岁。症状性颈动脉狭窄占58.2%，高危患者占26.9%，对侧颈动脉重度狭窄或闭塞占35.6%。 结果 所有手术均获得成功，围手术期主要并发症(死亡、脑卒中、心肌梗死)发生率为3.7%，症状性颈动脉狭窄、高危患者及对侧颈动脉严重病变并不增加围手术期主要并发症发生风险。随访511例，平均随访时间42个月(0.5～86个月)，随访期主要并发症发生率为8.5%，再狭窄率为3.3%。生存分析结果显示，症状性颈动脉狭窄及高危人群不增加术后远期主要并发症发生风险，但对侧颈动脉严重病变增加远期死亡/脑卒中的发生风险。 结论 CEA是治疗颅外段颈动脉狭窄的安全有效方法。术前对患者进行充分评估、制定合理的手术方案、精细化手术操作和围手术期管理是提高CEA安全性、降低手术并发症的关键。

目的 探讨肾脏原始神经外胚层肿瘤的CT表现及病理特征，提高对该病的认识及诊断水平。 方法 回顾性分析5例经病理证实的肾脏原始神经外胚层肿瘤的临床资料，并结合文献资料分析总结该病的CT表现及病理基础。 结果 5例患者年龄19～78岁；5例均为单发肿块，边界不清，密度不均匀；3例合并囊变坏死，2例可见壁结节，其中1例壁结节见斑片状钙化；4例呈浸润性生长，3例肾皮质受侵中断，1例突出肾包膜侵犯肾周脂肪间隙；3例肾脏体积增大，肿块局限于肾轮廓内；5例皮质期均为轻度不均匀强化，4例实质期持续性中度强化，其中2例为分隔状强化；静脉癌栓及腹膜后淋巴结转移各4例。免疫组化：5例CD99均阳性，vimentin及Syn阳性各4例。 结论 肾脏原始神经外胚层肿瘤发病年龄较小且恶性程度高，常为较大且局限于肾轮廓内的不均匀密度肿块，多伴周围或局灶性囊变坏死，沿肾实质浸润性生长，增强实性成分呈渐进性中度强化，CT表现具有一定的特征，但最终诊断仍需结合病理。

目的 对术前怀疑恶性而行手术切除、术后病理却为肾囊肿的患者临床特点进行分析，并探讨其治疗选择与原因。 方法 回顾性分析2008年1月至2014年12月在我院泌尿外科接受肾部分切除或肾根治性切除术、但术后病理结果为肾囊肿的患者临床资料。记录患者年龄、性别、肿瘤侧别、肿瘤最大直径、手术类型等数据，并进行亚组分析；对手术效果进行随访，收集随访结果。 结果 共有31例患者纳入本研究，术前诊断为Bosniak Ⅱ型囊肿4例，Bosniak ⅡF型囊肿7例，Bosniak Ⅲ型囊肿7例，Bosniak Ⅳ型囊肿3例，考虑为肾脏实性肿物者10例。肿物最大直径平均值为(3.34±2.45)(0.8～14.3)cm，其中4 cm以下的占83.87%(26/31)。本研究病例中行开放肾部分切除术18例，腹腔镜手术13例(肾部分切除术10例，腹腔镜肾根治性切除术3例)，开放手术的比例为58.06%(18/31)。 结论 相当数量的肾脏良性囊肿患者接受了不必要的手术治疗，甚至是肾脏根治性切除术；小体积的高密度肾囊肿病变不仅在B超和平扫CT上表现为实性肿物，还会在增强CT上出现假强化现象，易导致其被误诊为肾实性肿瘤。

目的 观察溃疡性结肠炎(UC)患者的肠道屏障功能，并探讨其临床意义。 方法 收集2010年3月至2013年6月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诊断的200例UC患者肠黏膜标本，以40份正常肠黏膜组织为对照。200例UC患者依据Mayo评分分为轻度(68例)、中度(70例)和重度(62例)。以咬合蛋白(occludin)、分泌型免疫球蛋白A(sIgA)和β防御素(β-defensin)分别代表肠道机械屏障、免疫屏障和化学屏障，采用免疫组化法检测肠黏膜组织中3种蛋白表达，并与相关临床指标进行统计学分析。 结果 与对照相比，UC患者肠黏膜中occludin、sIgA表达显著减少(28.53%±2.21%比44.28%±1.94%，19.26%±1.09%比28.36%±2.36%，均P<0.05)，β-defensin表达显著增加(29.13%±1.75%比19.71%±1.83%，P<0.05)。轻、中、重度UC患者间肠黏膜occludin、β-defensin表达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P<0.05)；随着UC分级增加occludin表达明显减少(r＝－0.753，P<0.05)，β-defensin表达明显增多(r＝0.698，P<0.05)。而轻、中、重度UC患者间sIgA表达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UC患者中3种蛋白在不同性别、年龄、病变部位的表达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 结论 UC患者出现肠道屏障功能损伤，随着临床分级增加，肠道机械屏障、化学屏障损伤更加明显。

目的 探讨改良Mohs显微描记手术对于以最恰当范围切净皮肤恶性黑素瘤原发灶的意义。 方法 回顾性分析2013年7月至2014年7月北京大学第一医院皮肤科应用改良Mohs显微描记手术的皮肤恶性黑素瘤20例患者资料。改良Mohs显微描记手术，即遵循《中国黑色素瘤诊治指南(2011年版)》确定初次扩大切除范围，然后根据标本边缘常规病理制片结果决定是否逐步扩大切除及扩大切除范围，直至病理确认肿瘤切净。统计扩大切除次数并比较最终扩大切除范围与指南提示的原发灶切除安全距离间的差异。 结果 20个病例中，有7例(35%)经2次及以上扩大切除，才病理证实肿瘤切净，即7例(35%)的扩大切除范围与指南存在差异。 结论 改良Mohs显微描记手术能够以恰当范围切净皮肤恶性黑素瘤原发灶，避免了切除不净及过度切除，充分体现了个体化治疗和创伤最小化的临床治疗趋势。

目的 评价术前应用双联抗血小板药物治疗对非体外循环冠状动脉搭桥术围手术期出血事件的影响。 方法 入选2013年12月至2014年6月在北京安贞医院首次接受非体外循环冠状动脉搭桥患者60例，分为术前应用阿司匹林和氯吡格雷双联抗血小板治疗(AC组，30例)及术前停用双联抗血小板治疗组(N组，30例)，记录两组患者术中、术后的基本情况，两组患者术后24 h胸腔引流量、术后胸腔总引流量，术中、术后输血及血液制品量及不良心血管事件。本研究通过北京安贞医院医学伦理委员会批准。 结果 两组患者术前临床资料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术中出血量差异无统计学意义[(637±257)比(635±196) ml，P＝0.978]；术后两组24 h胸腔引流量[(522±160)比(524±204) ml，P＝0.961]、胸腔总引流量[(1 044±337)比(1 118±198) ml，P＝0.306]差异亦无统计学意义。 结论 患者术前应用阿司匹林及氯吡格雷双联抗血小板治疗不增加非体外循环冠状动脉搭桥术后胸腔引流量。

目的 比较实时动态胰岛素泵(SAP)及"双C"方案对血糖控制不佳的2型糖尿病(T2DM)患者的降糖疗效和安全性。 方法 2013年1月至2014年3月在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内分泌科住院的81例T2DM患者，糖化血红蛋白(HbA1c)≥9%，随机分为SAP组(40例)和持续皮下胰岛素输注联合回顾性持续血糖监测(双C)组(41例)，连续治疗6 d。本研究通过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伦理委员会批准。 结果 两组患者治疗后血糖均值(MBG)、平均血糖波动幅度(MAGE)及高血糖曲线下面积(AUC10)较治疗前均显著下降(P<0.05)；治疗后SAP组上述指标均显著低于双C组(均P<0.05)；低血糖曲线下面积(AUC3.9)两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SAP组达标率显著高于双C组[85.0%(34/40)比63.4%(26/41)，P＝0.026]，达标时间显著少于双C组[(2.89±0.97)比(4.47±1.06)d，P＝0.021]。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2 h C肽(CP)/空腹C肽(FCP)、HbA1c及开启报警功能(均P<0.05)与血糖达标独立相关。 结论 与双C方案比较，针对血糖控制不佳的T2DM患者的SAP方案不增加低血糖风险的同时有效降低血糖水平，减少血糖波动，提高血糖达标率。

目的 比较不同严重程度社区获得性肺炎(CAP)患者凝血及纤溶相关指标。 方法 连续选取2013年7月至2014年6月于承德医学院附属医院呼吸科住院的107例CAP患者作为肺炎组，同期52名门诊健康体检者作为对照组，检测入选者血常规、凝血纤溶、降钙素原及C－反应蛋白(CRP)等指标。将107例患者根据肺炎严重度指数(PSI)分为低风险组、中高风险组，观察不同分组间上述指标的差异。 结果 肺炎组外周血白细胞计数为(9.3±5.1)×109个/L，显著高于对照组的(7.5±2.9)×109个/L；红细胞计数、血红蛋白、血小板计数分别为(4.3±0.6)×1012个/L、(131.1±18.7)g/L、(199.3±69.4)×109个/L，均显著低于对照组的(4.8±0.5)×1012个/L、(144.9±17.4)g/L、(237.9±72.5)×109个/L；D－二聚体、纤维蛋白(原)降解产物(FDPs)、纤维蛋白原(FIB)、活化的部分凝血活酶时间(APTT)、凝血酶原时间(PT)分别为(1.86±1.28)mg/L、(6.42±3.27)mg/L、(3.87±1.17)g/L、(35.64±8.34)s、(12.21±1.40)s，均显著高于对照组的(0.48±0.38)mg/L、(2.17±1.46)mg/L、(3.42±0.96)g/L、(31.29±11.19)s、(11.36±2.19)s；凝血酶时间(TT)为(13.43±3.38)s，显著低于对照组的(16.16±2.89)s(均P<0.05)。中高风险组D－二聚体、FDPs、降钙素原、CRP、APTT、PT分别为(2.94±1.14)mg/L、(8.85±2.82)mg/L、(1.72±1.16)μg/L、(104.2±61.9)mg/L、(38.80±8.41)s、(12.64±1.76)s，均显著高于低风险组的(1.16±0.78)mg/L、(4.85±2.49)mg/L、(0.40±0.51)μg/L、(67.4±59.5)mg/L、(33.60±7.69)s、(11.94±1.03)s；血小板计数、TT值分别为(172.8±57.1)×109个/L、(12.10±2.66)s，均显著低于低风险组的(216.5±71.6)×109个/L、(14.28±3.53)s(均P<0.05)。中高风险组降钙素原、D－二聚体、FDPs异常率分别为100.0%(42/42)、95.2%(40/42)、92.5%(37/42)，均显著高于低风险组的86.2%(56/65)、75.4%(49/65)、44.6%(29/65)(均P<0.05)。D－二聚体、FDPs、降钙素原、CRP与PSI均呈正相关(r＝0.636、0.608、0.629、0.250，均P<0.05)，血小板与PSI呈负相关(r＝－0.320，P<0.01)。 结论 CAP患者红细胞、血红蛋白、血小板低于正常人群，存在凝血及纤溶功能紊乱；D－二聚体、FDPs、降钙素原、CRP及血小板等与患者严重程度相关。

目的 探讨术前增强CT及造影增强超声内镜(CE－EUS)在壶腹周围肿瘤可切除性评估中的价值。 方法 回顾性分析93例壶腹周围肿瘤患者术前增强CT及CE－EUS资料，并与手术探查及术后病理结果对照，分析增强CT及CE－EUS在诊断及评估肿瘤可切除性中的作用。 结果 CE－EUS在判断周围脏器侵犯、淋巴结转移及肝脏转移的灵敏度分别为91.3%、78.7%、60.0%；特异度分别为71.4%、69.7%、95.9%与增强CT灵敏度(86.9%、70.2%、60.0%)和特异度(57.1%、77.4%、97.3%)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CE－EUS在对壶腹周围肿瘤的诊断(94.6%与84.1%)及周围血管侵犯(96.2%与85.9%)的判断方面优于增强CT(P＝0.023，P＝0.041)。Logistic回归分析提示CE－EUS对周围脏器侵犯评估的准确性与肿瘤大小相关，对周围血管侵犯评估的准确性与肿瘤部位及大小相关。 结论 CE－EUS在壶腹周围肿瘤可切除性评估中的价值要优于增强CT，尤其对周围血管侵犯的判断有更为突出的优势，可作为CT检查的补充。

目的 探讨超强预处理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allo－HSCT)伴随移植物抗白血病(GVL)诱导策略预防难治性未缓解急性髓系白血病(AML)移植后复发的有效性。 方法 2001年5月至2013年6月于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广州军区总医院、中山大学附属第二医院和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行allo－HSCT的72例难治性AML患者纳入此前瞻性研究。序贯超强预处理方案为氟达拉滨＋阿糖胞苷＋全身放疗＋环磷酰胺＋鬼臼乙甙。GVL诱导策略包括：对移植后30 d内未发生急性移植物抗宿主病(aGVHD)者予快速递减免疫抑制剂，移植后60 d内未发生Ⅱ度或以上aGVHD者予供者淋巴细胞输注(DLI)。 结果 移植后中位随访655(1～4 200)d。除2例在移植后1周内分别死于感染和预处理相关毒性外，其他患者均获得完全缓解。预处理相关致死率为1.4%(1/72)。1年aGVHD和2年慢性GVHD(cGVHD)累积发生率为60.7%±5.0%和58.5%±4.7%。5年白血病累积复发率为29.6%±6.6%，5年非复发累积死亡率为28.8%±6.0%，5年累积总生存率和无病生存率为51.0%±6.5%和49.9%±6.4%。DLI、cGVHD和移植第0天(回输干细胞前)骨髓幼稚细胞数是移植后复发[HR(95%CI)：0.042(0.007～0.688)、0.009(0.003～0.345)、3.385(1.451～7.899)]和生存[HR(95%CI)：0.315(0.146～0.621)、0.416(0.200～0.866)、1.332(1.158～1.533)]的独立预后因素。 结论 序贯超强预处理allo－HSCT伴随GVL诱导策略有可接受的移植相关毒性，能降低难治性AML复发率和提高其生存率。

目的 观察抑制PI3K/Akt/mTOR信号通路中mTOR表达对曲妥珠单抗耐药的乳腺癌干细胞(BCSCs)的作用及对靶向治疗药物敏感性的影响。 方法 使用流式仪分选ESA＋CD44＋CD24－/low的人乳腺癌细胞系MCF－7，MDA－MB－231，BT474的BCSCs亚群，并对其进行克隆培养。通过MTT检测细胞增殖、软琼脂克隆实验细胞克隆形成能力。建立乳腺癌干细胞裸鼠移植瘤模型，记录小鼠体重及移植瘤大小以了解药物对BCSCs的体内作用影响；利用SP免疫组化方法检测不同药物作用下移植瘤中Ki67、CD31、AKT1、phospho－Akt(Thr308)的表达水平改变。 结果 在体外，依维莫司对BCSCs存在一定抑制作用，抑制50%的原代BCSCs所需依维莫司浓度(5 170 nmol/L)是MCF－7中未分选细胞(NSC)(225 nmol/L)的23倍。相较于各自NSC的IC50，MCF－7、MDA－MB－231、BT474干细胞对依维莫司(2 369、9 773、2 054 nmol/L)的IC50分别是其NSC的IC50的42、38和29倍。可诱导BCSCs G0～G1期的周期阻滞，发生早期凋亡，减少BCSCs体外克隆形成能力。在体内，依维莫司可有效抑制BCSCs移植瘤增长，Ki67、CD31蛋白表达显著降低(10.1%、16.3%)，AKT1，phospho－Akt(Thr308)表达上调。 结论 应用mTOR抑制剂依维莫司可有效抑制BCSCs的生长增殖。

目的 探讨以胎儿肉瘤样酪氨酸激酶1(FLT－1)为启动子携带目的基因蛋白C(PC)的重组腺病毒(Ad－FLT－1/PC)对糖尿病肾病动脉粥样硬化(AS)大鼠血管壁炎症因子表达的影响。 方法 将68只糖尿病肾病造模成功的AS大鼠随机分为Ad－FLT－1/PC组(23只)、带有绿色荧光蛋白(GFP)空腺病毒(Ad－GFP)组(23只)以及生理盐水(NS)组(22只)，分别经尾静脉注射滴度约2.1×1010 pfu/ml的Ad－FLT－1/PC 300 μl、滴度约1.3×1010 pfu/ml的空腺病毒300 μl及无菌生理盐水300 μl，以正常SD大鼠(23只)作为对照组。分别在转染1、3、7、14 d处死大鼠，快速冰冻切片观察血管壁绿色荧光分布，用免疫组织化学(IHC)方法检测PC蛋白在血管壁上的表达情况；IHC检测血管壁肿瘤坏死因子α(TNF－α)、细胞间黏附分子1(ICAM－1)蛋白表达水平的变化。 结果 尾静脉注射重组腺病毒Ad－FLT－1/PC后第3天可观察到绿色荧光在血管内皮层表达，且荧光至少能持续表达至第14天；转染3 d后，Ad－FLT－1/PC组血管内皮层PC表达水平明显高于Ad－GFP组与NS组[(0.065±0.030)比(0.013±0.005)、(0.016±0.011)，均P<0.05]；转染7 d后，Ad－FLT－1/PC组血管壁的TNF－α、ICAM－1蛋白表达水平显著低于Ad－GFP组与NS组(均P<0.05)；Ad－GFP组与NS组各时间点蛋白表达水平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 结论 糖尿病肾病AS大鼠经尾静脉注射Ad－FLT－1/PC后，PC可在血管内皮细胞有效表达并下调炎症因子的表达。

目的 探讨白杨素对激素抵抗型支气管哮喘小鼠模型的干预作用。 方法 利用卵清蛋白致敏和激发小鼠，建立支气管哮喘模型，利用脂多糖诱导激素抵抗。48只雌性BALB/c小鼠按随机数字表法随机分为对照组(A组)、卵清蛋白组(B组)、脂多糖＋卵清蛋白组(C组)、脂多糖＋卵清蛋白＋地塞米松组(D组)、脂多糖＋卵清蛋白＋白杨素组(E组)和脂多糖＋卵清蛋白＋地塞米松＋白杨素组(F组)各8只。在第1、14天，A组腹腔注射磷酸盐缓冲液，B、C、D、E、F组腹腔注射卵清蛋白(20 μg)/氢氧化铝混合液致敏；在第27天，A、B组进行磷酸盐缓冲液滴鼻，C、D、E、F组进行脂多糖(10 μg)滴鼻。在第28、29、30天，A组以磷酸盐缓冲液进行雾化30 min，B、C、D、E、F组以1%卵清蛋白磷酸盐缓冲液雾化30 min激发。D组在雾化前一天腹腔注射磷酸盐缓冲液，每次雾化前30 min腹腔注射地塞米松(3 mg/kg)；E组雾化前一天及每次雾化前1 h腹腔注射白杨素(50 mg/kg)，F组为雾化前一天及每次雾化前1 h腹腔注射白杨素(50 mg/kg)、每次雾化前30 min腹腔注射地塞米松(3 mg/kg)。A、B、C组参照上述方法在雾化前一天及每次雾化前腹腔注射磷酸盐缓冲液。分别利用HE和PAS染色比较小鼠肺组织病理改变，显微镜下计数支气管肺泡灌洗液(BALF)中白细胞总数，酶联免疫吸附(ELISA)法测定BALF中白细胞介素(IL)－4、IL－13及血清中IgE水平。 结果 F组小鼠肺组织炎症损伤较C组明显减轻；D、E、F组气道杯状细胞占上皮细胞百分比均显著低于C组[(54.5±6.9)%、(53.3±8.2)%、(23.8±7.0)%比(71.3±12.2)%，均P<0.01]；E、F组BALF中白细胞总数均显著低于C组[(1.22±0.23)×104、(0.98±0.25)×104比(2.56±0.18)×104个/ml，均P<0.01]；D、F组IL－4水平均显著低于C组[(118±7)、(124±5)比(138±6)pg/ml，均P<0.01]；E、F组IL－13水平均显著低于C组[(787±57)、(484±32)比(1 121±132)pg/ml，均P<0.01]；D、E、F组血清中IgE水平均显著低于C组[(10 310±494)、(10 771±650)、(7 529±485)比(12 618±595)ng/ml，均P<0.01]。 结论 白杨素能够恢复激素抵抗型支气管哮喘小鼠对激素治疗的敏感性。

目的 探讨PinX1基因对鼻咽癌细胞顺铂化疗敏感性的影响及其机制。 方法 采用慢病毒构建的pCDH-CMV-PinX1-copGFP质粒载体转染鼻咽癌细胞，构建含PinX1基因载体的鼻咽癌Lenti-PinX1-5-8F细胞，同时构建Lenti-Ctrl-5-8F细胞(将不含PinX1基因的空载体转染5-8F细胞获得)及5-8F细胞作对照。将上述鼻咽癌细胞依实验分为4组：实验组为Lenti-PinX1-5-8F细胞＋顺铂组(含PinX1基因的Lenti-PinX1-5-8F细胞中加入顺铂药物)，对照组为Lenti-PinX1-5-8F细胞组(含PinX1基因)、顺铂药物组(5-8F细胞中加入顺铂)及5-8F细胞组。分别采用荧光定量PCR、流式细胞术、四甲基偶氮唑蓝(MTT)比色法、小室技术、Western印迹法及药物敏感试验检测PinX1基因表达、端粒酶活性、鼻咽癌增殖抑制、与顺铂抗癌的协同作用及肺耐药相关蛋白(LRP)及B细胞淋巴瘤基因-2(Bcl-2)基因的表达，观察PinX1基因在鼻咽癌细胞中对顺铂化疗敏感性的影响及其机制。 结果 Lenti-PinX1-5-8F细胞中端粒酶活性相对量均显著低于Lenti-Ctrl-5-8F细胞、5-8F细胞(0.146±0.004比0.967±0.016、1.000±0.034，均P<0.01)。16 μg/ml的顺铂与PinX1基因联合能显著增强端粒酶活性下调后对鼻咽癌细胞的抑制作用。Lenti-PinX1-5-8F细胞＋顺铂组的细胞增殖指数均显著低于Lenti-PinX1-5-8F细胞组、顺铂药物组、5-8F细胞组[(14.39±3.66)%比(32.97±3.00)%、(31.18±4.24)%、(47.19±4.19)%，均P<0.01]。Lenti-PinX1-5-8F细胞中LRP、Bcl-2蛋白相对表达量分别为0.64±0.14、0.57±0.12，均显著低于Lenti-Ctrl-5-8F细胞的0.84±0.19、0.81±0.16和5-8F细胞的0.83±0.35、0.78±0.27(均P<0.01)。 结论 PinX1基因能增强顺铂对鼻咽癌细胞的化疗敏感性，其作用有可能是通过下调鼻咽癌细胞端粒酶活性、抑制Bcl-2和LRP基因而实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