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 · 第50卷第02期

近年来，心脏瓣膜病的介入治疗发展迅猛，各瓣膜领域的循证医学证据逐步积累、器械研发不断推陈出新。我国瓣膜病介入治疗开展相对较晚，但现开展瓣膜病介入治疗的中心和团队快速增多，对各瓣膜领域的研究热点、当前应用与将要面临的困难及挑战应有足够的认识。该文主要总结了2021年主动脉瓣、二尖瓣、三尖瓣、肺动脉瓣4个领域国外发展的新形势及我国的应用现状。

经皮冠状动脉介入治疗在40余年的发展进程中，历经了单纯球囊扩张术、金属裸支架、药物洗脱支架、药物涂层球囊和生物可降解支架等重要发展阶段。每一阶段的创新和进步均与医疗技术提高和器械研发密切相关，尤其在攻克慢性闭塞病变、复杂病变和危重患者治疗方面均取得长足进步。该文将对近年来冠心病介入治疗的技术和器械进展进行归纳阐述。

经导管主动脉瓣植入术（TAVI）现已成为治疗有症状重度主动脉瓣狭窄患者的有效措施，且适用人群也从老年高风险患者逐步扩展到中、低风险及较年轻患者，但其术后缺血性及出血性并发症仍不少见，并有一定的致死率和致残率。该专家共识复习了相关资料及研究进展，结合我国具体情况及国际指南，给出了TAVI术后抗血栓治疗的建议，以期提高我国TAVI术后患者生存率及生存质量，减少缺血及出血并发症。该共识从TAVI术后血栓形成及出血的危险因素和机制、缺血及出血风险评估、抗凝与抗血小板治疗的选择、抗血小板治疗的方案、抗血栓时程、瓣叶血栓及出血并发症的处理等方面进行了详尽的阐述。强调TAVI术后应综合评估患者缺血及出血事件发生的风险，方案的制定应个体化，进而改善患者预后。

目的 探讨经导管主动脉瓣植入（TAVI）术前合并心房颤动（房颤）是否会对患者的预后产生影响。 方法 本研究为单中心回顾性研究。入选2016年5月至2020年11月于北部战区总医院住院并成功接受TAVI治疗且顺利出院的重度主动脉瓣狭窄患者115例。根据入选患者是否合并房颤将其分为房颤组（21例）及非房颤组（94例）。随访纳入患者的术后抗栓治疗情况及终点事件的发生情况，终点事件为12个月的净不良心脑血管事件（NACCE），包括心原性死亡、因心力衰竭再入院、非致死性心肌梗死、缺血性卒中及严重出血［出血学术研究联合会（BARC）定义的3~5型出血］。采用单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NACCE事件的相关因素。 结果 本研究共纳入115例成功接受TAVI并顺利出院的重度主动脉瓣狭窄患者，年龄（73.8±6.9）岁，男性63例，其中21例（18.2%）在TAVI术前诊断为房颤。在术后抗栓治疗方面，非房颤组患者中48.9%（46/94）接受了单药抗血小板治疗，47.9%（45/94）接受了双联抗血小板治疗。房颤组患者中47.6%（10/21）使用抗凝药，33.3%（7/21）接受了双联抗血小板治疗。房颤组患者中服用非维生素K拮抗剂口服抗凝药（NOAC）的比例高于非房颤组［38.1%（8/21）比2.1%（2/94），P<0.001］。两组患者均完成了术后12个月的随访。房颤组患者在TAVI术后12个月的NACCE发生率为14.3%（3/21），在数值上高于非房颤组［6.4%（6/94）］，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441）。房颤组患者的严重出血发生率高于非房颤组［9.5%（2/21）比0，P=0.032］。单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高血压与NACCE发生风险相关（OR=8.308，P=0.050），而房颤与NACCE发生风险无关（P=0.235）。 结论 房颤患者在TAVI术后严重出血发生率高于非房颤患者，NACCE发生率有增加的趋势。

目的 初步评价Prizvalve®经导管主动脉瓣膜系统治疗重度主动脉瓣狭窄的安全性及可行性。 方法 本研究为单中心前瞻性的单组观察性研究，入选2021年3至5月于四川大学华西医院住院的外科手术高风险或不适合常规外科手术的11例重度主动脉瓣狭窄患者，经评估后使用Prizvalve®经导管主动脉瓣膜系统行经导管主动脉瓣植入术。人工瓣膜植入后立即通过经胸超声心动图测量主动脉瓣平均跨瓣压差和峰值流速，计算即刻器械成功率。即刻器械成功定义为：（1）器械成功进入血管入路、被输送、释放和植入，输送系统成功撤出体外；（2）植入瓣膜达到预期的疗效，即手术结束时超声心动图测量主动脉瓣平均跨瓣压差<20 mmHg（1 mmHg=0.133 kPa）或主动脉瓣最大流速<3 m/s，且无严重的人工主动脉瓣反流或瓣周漏。术后30 d复查经胸超声心动图，随访术后30 d内全因死亡及严重心脑血管不良事件（包括急性心肌梗死、致残性出血性或缺血性卒中）的发生情况。 结果 本研究共纳入11例重度主动脉瓣狭窄患者，年龄（78.1±6.3）岁，其中男性8例，纽约心脏病协会（NYHA）心功能Ⅲ、Ⅳ级患者10例。11例患者均成功完成器械的输送、释放和植入，输送系统成功撤出体外。术后即刻主动脉瓣平均跨瓣压差为（7.55±4.08）mmHg，峰值流速为（1.78±0.44）m/s，与术前相比平均跨瓣压差以及峰值流速均下降（P均<0.05）。无严重的人工主动脉瓣反流或瓣周漏，11例（11/11）患者均达到即刻器械成功。术后30 d，11例患者中无死亡及严重心脑血管不良事件发生。主动脉瓣平均压差为（9.45±5.07）mmHg，峰值流速为（2.05±0.42）m/s，均维持在较为理想的水平，与术后即刻相比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均>0.05）。 结论 本研究初步表明，对于中国人群中传统手术高风险或不适合常规外科手术，且为传统内科治疗无法逆转的重度主动脉瓣狭窄患者，使用Prizvalve®经导管主动脉瓣膜系统行经导管主动脉瓣植入术是一种可行的、相对安全的方法，可进一步开展第2阶段的临床研究。

目的 探讨左束支区域起搏（LBBP）运用于经导管主动脉瓣植入术（TAVI）后患者的可行性和安全性。 方法 本研究为回顾性研究。连续入选2018年1月至2020年12月在中国医学院科学院阜外医院接受TAVI治疗、术后置入永久起搏器的患者35例。根据心室电极放置位置，分为LBBP组（12例）和右心室心尖部起搏（RVAP）组（23例）。计算LBBP组患者的手术成功率，观察其手术相关并发症发生情况，并于术后第3天及1、3、6个月测量起搏器程控参数。比较两组患者TAVI术后1、3、6个月时的N末端B型利钠肽原（NT-proBNP）及超声心动图、心电图指标。 结果 共纳入35例患者，年龄（76.4±7.7）岁，男性19例（54.3%）。与RVAP组患者比较，LBBP组患者在起搏器置入术中的手术时间［（86.58±17.10）min比（68.74±9.18）min，P<0.001］及X线透视时间［（20.08±4.44）min比（17.00±2.26）min，P<0.001］更长。LBBP组患者的手术成功率为11/12，12例患者均无气胸和血胸、电极脱位、感染以及囊袋出血等严重手术相关并发症发生，随访期间起搏器程控参数均在理想范围且稳定。共随访7.43（5.21，9.84）个月，术后3、6个月时，与RVAP组患者比较，LBBP组患者的左心室射血分数值均更高［3个月时：（60.75±2.89）%比（57.35±3.33）%，P=0.004；6个月时：（63.17±3.33）%比（56.17±3.97）%，P<0.001］，NT-proBNP值均更低［3个月：822（607，1 150）ng/L比1 052（902，1 536）ng/L，P=0.006；6个月：440（330，679）ng/L比783（588，1 023）ng/L，P=0.001］；术后1、3、6个月时，LBBP组患者的QRS时限均较RVAP组患者短［1个月时：99（97，107）ms比126（124，130）ms，P<0.001；3个月时：98（96，105）ms比129（128，133）ms，P<0.001；6个月时：96（94，104）ms比130（128，132）ms，P<0.001］。 结论 对于TAVI术后存在永久起搏器适应证的患者，LBBP是可行、安全可靠的，短期可改善患者的心功能状态，但远期效果尚待进一步观察。

目的 初步探讨无导线起搏器Micra置入术中释放即刻阻抗对起搏阈值变化趋势的预测价值。 方法 本研究为回顾性、横断面研究，选取2019年12月—2020年8月在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接受无导线起搏器Micra置入的患者，收集患者基本临床资料、无导线起搏器置入术中电学参数，将阻抗和起搏阈值分为释放即刻、释放后5~10 min和牵拉试验后3组。采用重复测量方差分析统计对比3组电学参数，绘制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并根据曲线下面积（AUC）分析释放即刻阻抗对起搏阈值变化趋势的预测价值。 结果 共纳入21例置入Micra无导线起搏器的患者，男性12例（57%），年龄（72.2±12.5）岁。21例患者置入术中释放即刻阻抗为（798.1±35.3）Ω，释放后5~10 min为（800.9±35.6）Ω，牵拉试验后为（883.6±31.7）Ω，3组阻抗间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释放即刻阈值为（0.97±0.11）V/0.24 ms，释放后5~10 min为（0.95±0.12）V/0.24 ms，牵拉试验后为（0.59±0.06）V/0.24 ms，牵拉试验后阈值低于释放后即刻（P=0.003）和释放后5~10 min（P=0.008），阈值有随时间推移而降低的趋势。ROC曲线分析显示，释放即刻阻抗≥680 Ω可预测牵拉试验后能获得理想的起搏阈值（AUC=0.989，95%CI 0.702~0.964，P<0.001），预测敏感度为87%，特异度为100%；而释放即刻阻抗≤520 Ω时起搏阈值不理想（95%CI 0.893~1.000，P<0.001），且不能随时间推移而改善，敏感度为100%，特异度为80%。 结论 Micra无导线起搏器释放即刻的阻抗值对起搏阈值的变化趋势有预测价值，释放即刻阻抗≥680 Ω提示牵拉试验后获得理想的起搏阈值可能性较高，而阻抗≤520 Ω起搏预测阈值不良，建议寻找新的起搏位点。

目的 探讨左心室射血分数对弥漫性冠状动脉病变（DCAD）患者行冠状动脉内膜剥脱术（CE）后发生早期心肌梗死的预测价值及左心室射血分数的影响因素。 方法 本研究为前瞻性、观察性研究。选取2018年5月—2020年12月于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行CE+冠状动脉旁路移植术（CABG）的DCAD患者。术前收集患者的年龄、性别等临床资料，超声心动图检测患者的左心室射血分数。根据患者是否发生术后心肌梗死（PMI）分为PMI组和无PMI组。采用线性回归模型、logistic回归模型和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分析左心室射血分数与PMI发生的相关性及左心室射血分数的影响因素。 结果 最终纳入120例行CE+CABG的DCAD患者。PMI组32例（27%），年龄（62±8）岁，男性27例（84%），其中24例（75%）为下壁PMI。无PMI组88例（73%），年龄（62±8）岁，男性70例（80%）。PMI组术前左心室射血分数低于无PMI组［55%（49%，64%）比62%（55%，67%），P=0.01］，围术期肌钙蛋白I、主动脉球囊反搏泵使用率、住院时间高于无PMI组。调整年龄、性别和体重指数后，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左心室射血分数与PMI存在负相关性（OR=0.93，95%CI：0.89~0.98，P=0.01）；ROC曲线分析结果显示左心室射血分数<60%是预测PMI发生的界值（AUC=0.67，敏感度为64%，特异度为69%，P=0.01）；线性回归分析显示左心室舒张末期内径（OR=0.52，95%CI：-1.13~-0.60，P<0.001）、术中前降支桥血管流量（OR=-0.20，95%CI：-0.15~-0.01，P=0.02）、糖尿病史（OR=-0.28，95%CI：-8.25~-1.85，P=0.002）与术前左心室射血分数负相关。 结论 左心室射血分数是DCAD患者CE术后发生PMI的独立预测因素，与左心室舒张末期内径和糖尿病密切相关，并影响术中前降支桥血管流量。

目的 探讨心肌做功技术对左心室射血分数（LVEF）保留的急性心肌梗死（AMI）患者左心室整体收缩功能降低的诊断价值。 方法 本研究为前瞻性病例-对照设计的诊断性试验。选取2019年5—10月在河南省人民医院确诊为AMI且LVEF>50%的患者为AMI（LVEF>50%）组，并选取同期健康体检者作为对照组。收集所有研究对象的年龄、性别等一般临床资料，采用二维超声采集其心尖二腔、三腔及四腔长轴切面连续3个心动周期动态图像，测量并比较两组间常规超声心动图指标及心肌做功各参数的差异。采用组内相关系数（ICC）评价观察者内及观察者间心肌做功各参数的重复性。采用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分析左心室整体有用功（GCW）、整体无用功（GWW）、整体做功效率（GWE）、整体做功指数（GWI）对于LVEF保留的AMI患者左心室整体收缩功能降低的诊断价值。 结果 AMI（LVEF>50%）组30例，年龄（67.3±9.7）岁，女性14例（46.7%）。对照组30例，年龄（68.1±8.6）岁，女性12例（40.0%）。AMI（LVEF>50%）组左心室舒张末期内径（LVEDD）、左心室收缩末期内径（LVESD）、室间隔厚度（IVSD）、左心室舒张末期容积（LVEDV）、左心室收缩末期容积（LVESV）、二尖瓣口舒张早期峰值流速比二尖瓣后叶瓣环组织多普勒速度（E/e）、左心室质量（LVM）、左心室质量指数（LVMI）较对照组大，E、e较对照组低，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与对照组相比，AMI（LVEF>50%）组GCW［（1 145.9±440.1）mmHg%（1 mmHg=0.133 kPa）比（1 425.7±355.4）mmHg%］、GWE［（80.9±9.5）%比（87.3±5.5）%］、GWI［（1 001.3±416.2）mmHg%比（1 247.6±341.7）mmHg%］低，长轴整体应变（GLS）绝对值低［（8.5±3.4）%比（11.4±3.7）%］，峰值应变离散度（PSD）高［（101.3±66.4）ms比（74.7±31.9）ms］，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AMI（LVEF>50%）组GWW高［（177.2±71.1）mmHg%比（155.7±64.6）mmHg%］，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GCW、GWW、GWE、GWI在观察者内及观察者间的重复性良好（ICC均>0.75）。ROC曲线分析显示，GCW、GWW、GWE、GWI 4个参数曲线下面积分别为0.896、0.929、0.808、0.862，均可用于AMI（LVEF>50%）患者左心室收缩功能降低的诊断。 结论 心肌做功技术对于LVEF保留的AMI患者左心室整体收缩功能降低具有一定的诊断价值。

目的 初步探讨带孔房间隔分流器治疗肺动脉高压犬模型的短期疗效。 方法 健康雄性比格犬36只，犬龄1~2岁，采用简单随机抽样法分为经导管球囊扩张房间隔造口术（BAS）+分流器组、BAS组和无造口组3组，每组12只。在犬右心房内注射脱氢野百合碱（1.5 mg/kg），建立肺动脉高压模型。建模成功后，BAS+分流器组犬行BAS，术后置入带孔房间隔分流器，BAS组犬行球囊扩张房间隔造口术，无造口组犬不予任何干预。于建模前，建模后2个月，手术治疗后1、3、6个月，分别测量各组犬的血流动力学指标及血N末端B型利钠肽原（NT-proBNP）水平。于手术治疗后1、3、6个月对BAS组和BAS+分流器组犬行超声心动图检查，观察分流器及房间隔造口的开通情况。于手术治疗后1、3、6个月各组分别处死3只犬，取心脏房间隔组织及房间隔分流器进行大体观察，观察分流器内皮化情况；取肺组织进行苏木素-伊红（HE）染色，观察肺中小血管附近炎症细胞浸润以及肺血管内膜增厚和狭窄的情况。 结果 2只犬在建模后24 h内死亡，剩余34只犬，其中BAS+分流器组12只、BAS组11只、无造口组11只。与BAS组比较，BAS+分流器组犬手术治疗后3个月平均右心房压力（mRAP）和NT-proBNP较低（P均<0.05），手术治疗后6个月心输出量（CO）较高、动脉血氧饱和度（SaO2）较低（P均<0.05）。与无造口组比较，BAS+分流器组犬手术治疗后1、3和6个月mRAP和NT-proBNP较低（P均<0.05），手术治疗后6个月CO较高、SaO2较低（P均<0.05）。与无造口组比较，BAS组犬手术治疗后1个月mRAP和NT-proBNP较低（P均<0.05），手术治疗后3、6个月mRAP、NT-proBNP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均>0.05）。超声心动图检查结果示，手术治疗后1个月BAS组犬房间隔存在极细束右向左分流，手术治疗后3个月BAS组所有犬的造口基本闭合，手术治疗后1、3、6个月BAS+分流器组犬的分流器处仍存在明显右向左分流，分流器成形良好。大体观察结果示，手术治疗后1个月BAS组犬房间隔处有明显穿刺孔，但手术治疗后3个月时房间隔穿刺孔闭合；手术治疗后6个月BAS+分流器组犬分流器表面内皮化进程良好，边缘无血栓形成。HE染色结果示，无造口组犬肺血管内膜明显增厚，肺血管狭窄，肺泡组织塌陷，周围有大量炎症细胞浸润，肺微小血管闭塞、机化，手术治疗6个月后BAS+分流器组犬肺血管内膜厚度与无造口组相仿。 结论 采用带孔房间隔分流器治疗肺动脉高压犬模型具有长期维持造口开放的优点，疗效优于单纯球囊扩张。

目的 探讨1990至2019年中国人群退行性二尖瓣病变（DMVD）疾病负担变化趋势。 方法 基于2019年全球疾病负担研究（GBD 2019）数据库，采用患病人数、新发病例数、死亡人数、伤残调整寿命年（DALY）以及患病率、发病率、死亡率、DALY率及其年龄标化率等指标，分析1990至2019年中国人群DMVD疾病负担变化趋势。 结果 2019年中国DMVD患病人数、新发病例数及死亡人数分别为461.2、27.0、0.129万例，与1990年相比分别增长了209.0%、199.1%和13.2%。2019年DMVD的年龄标化患病率、发病率和死亡率分别为228.1/10万、12.7/10万和0.075/10万，与1990年相比，变化率分别为32.6%、42.8%和-54.1%。另外，2019年的数据还显示，女性的年龄标化患病率和发病率均高于男性［年龄标化患病率：男性190.1（181.5~198.9）/10万、女性262.0（250.3~273.9）/10万；年龄标化发病率：男性10.5（10.0~11.0）/10万、女性14.9（14.3~15.6）/10万］；DMVD患病人数最多的年龄段为65~69岁，而发病率最高的年龄段为60~64岁。1990至2019年，中国因DMVD导致的DALY呈上升趋势，由1990年的4.6万人年升至2019年的6.9万人年，增长了49.4%；而年龄标化DALY率持续下降，由1990年的5.5/10万降至2019年的3.8/10万，降幅30.8%，且女性的DALY和年龄标化DALY率在不同年份均高于男性。 结论 1990至2019年中国DMVD的DALY及年龄标化患病率、发病率呈持续上升趋势，DMVD所致的疾病负担严峻。

三尖瓣反流常继发于肺动脉高压、心房颤动、风湿性瓣膜病和外伤等，常伴有症状性心力衰竭及高死亡率，传统治疗方法为外科手术，但外科手术死亡率较高，且很多患者无法耐受外科手术，故目前尚无安全有效的治疗方法。该文报道1例外科手术高危的重度三尖瓣反流患者，行经股静脉异位三尖瓣介入治疗后临床症状改善，并结合文献分析了异位三尖瓣植入术围手术期注意事项，为临床实践提供参考。

经导管主动脉瓣植入术（TAVI）已成为重度主动脉瓣狭窄（AS）的主要治疗方法之一，尤其是对于具有外科手术禁忌或中、高危风险的高龄患者。手术过程中，部分患者由于瓣膜口极度狭小且瓣膜结构不清、瓣叶冗长/黏连/严重钙化等，导丝逆向跨主动脉瓣进入左心室建立轨道的难度较大，由此导致并发症发生率增高、手术成功率降低。该文报道3例重度AS患者行TAVI手术过程中因导丝逆向跨瓣困难而采用顺向导丝结合导丝抓捕技术，成功且快速建立轨道，取得了良好的临床效果。

家族性高胆固醇血症（FH）是一种常见遗传病，以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LDL-C）水平升高为特征，伴早发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血管疾病。该文报道FH的一家系，先证者系12岁女性患者，血浆LDL-C异常升高、有黄色瘤且早发冠心病，符合纯合子FH（HoFH）或复合杂合子FH（CHeFH）的临床表现。采用下一代测序技术对该家系成员进行遗传筛查，发现先证者携带LDLR基因的无义变异LDLR：c.1257C>G/p.Tyr419Ter和错义变异LDLR：c.1879G>A/p.Ala627Thr，分别源于其父母，符合CHeFH。先证者的父母、同胞兄弟和舅舅是FH的杂合子（HeFH）患者。基于遗传学诊断，个体化地给予该家系内每个患者他汀类药物、依折麦布和前蛋白转化酶枯草溶菌素9型（PCSK9）抑制剂治疗。先证者接受肝移植，接受冠状动脉支架置入。

卡瑞利珠单抗是一种免疫检查点抑制剂，可造成严重的心脏损害。该文报道1例乳腺癌骨转移患者在应用卡瑞利珠单抗的基础上联合应用红豆杉后发生三度房室传导阻滞、心肌炎及左心室收缩功能下降。通过追踪患者的临床症状、肌钙蛋白、B型利钠肽、心电图及超声心动图的变化，诊断、评价病情变化。最终该患者接受了永久心脏起搏器植入及糖皮质激素治疗，随访3个月左心功能未见明显改善。免疫抑制剂的应用越来越广泛，我们应对其相关的心血管不良反应给予重视，此类患者的治疗方案有待进一步探索。

先天性心脏病（CHD）是小儿最常见的心脏病，房间隔缺损（ASD）、室间隔缺损（VSD）和动脉导管未闭（PDA）是最常见的CHD类型。随着介入技术和器械的发展，介入封堵术已成为CHD的主要治疗手段。近年来国内外对CHD介入封堵术后发生血小板减少症病例的报道逐渐增多，该文主要从血小板减少的发生率、潜在的危险因素及病因机制、对临床预后的影响等方面，对ASD、VSD和PDA等常见的CHD介入封堵术后血小板减少进行综述。

心房颤动症状多样，可反复发作，临床医护人员需注重患者的主观感受，加强对症状的全面评估和管理。本文就心房颤动患者自我报告症状评估工具进行综述，分析其内容、信效度及优缺点。旨在为医护人员合理选择症状评估工具或开发新的工具提供借鉴，为房颤症状管理提供科学依据。

血脂异常是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血管疾病的最主要的危险因素之一。近年来，降脂治疗新靶点的研发开启了降脂药物的新时代，通过这些新的治疗靶点，或可进一步降低患者的心血管残余风险。针对这些新靶点的新生物制剂包括单克隆抗体、小干扰核糖核酸和反义寡核苷酸等。近年来开展的一系列临床研究为降脂治疗领域提供了新的循证医学证据。该文对降脂治疗新靶点及相关生物制剂的临床研究进行综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