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 · 第48卷第06期

自2019年12月以来，2019新型冠状病毒（2019-nCoV）感染疫情暴发。该病毒具有传播能力强、临床表现多样、潜伏期长、可隐性传染等特征，对人类生命安全和健康造成严重威胁。随着病例数的不断增加和临床资料的不断丰富，2019-nCoV感染患者除了典型的呼吸系统表现外，与病毒感染相关的心肌损伤情况逐渐受到重视。根据已公布的资料，我们总结了目前已知的2019-nCoV感染患者的心肌损伤表现、特征、对病情及预后的影响，并对可能的损伤机制、治疗方法以及未来的研究方向作一论述。

引起2002年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SARS）和2012年中东呼吸综合征（MERS）的冠状病毒(CoV)被证实是从动物传播至人类的。而2019新型冠状病毒（2019-nCoV）引起了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暴发，则再次证明CoV对人类健康具有重大的威胁。2019-nCoV除感染呼吸系统外，研究报道其对心血管系统也有侵害作用。该文对2019-nCoV的基因组结构、功能以及感染者的病理生理学和心脏表型特征、心脏损伤的潜在机制、相关治疗策略进行了梳理，警示临床医生注意2019-nCoV对心脏的潜在风险、加强心脏功能管理。

体外膜氧合器（ECMO）具有呼吸支持和快速改善心肺功能失代偿状态的作用，是一种有效救治顽固性呼吸衰竭和循环衰竭的过渡方法，但其使用期间，可能会发生一些严重的并发症，如动、静脉系统血栓形成和栓塞、严重心律失常、溶血和出血、肾脏损伤和急性肾功能不全、严重神经系统损伤、严重感染以及手术和装置相关的并发症。提高对ECMO治疗并发症的认识，实施科学管理及多学科协作，才能降低其并发症，保证患者安全，提高抢救效率。

心血管疾病是女性致死、致残的主要原因，血栓形成与其密切相关。随着月经周期、妊娠、绝经等生理状态的变化，女性体内凝血状态不断变化，病理生理特点、药物代谢、临床表现和防治策略存在特殊性。中华医学会心血管病学分会女性健康学组和中国医师协会心血管内科医师分会女医师工作委员会组织相关专家讨论完成此建议，聚焦于女性防治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血管疾病抗血小板治疗和心房颤动、静脉血栓栓塞疾病抗凝治疗的特殊性，旨在促进我国女性血栓性疾病的防控工作。

目的 评估在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期间急性ST段抬高型心肌梗死（STEMI）溶栓疗效及风险，在兼顾疫情防控、确保防护的条件下为急性STEMI溶栓治疗最优化提供参考。 方法 回顾性分析2020年2月29日至4月3日在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本部确诊为急性STEMI并行溶栓治疗的7例患者，评估其溶栓疗效及风险；在保障疫情防控、确保防护的前提下优化溶栓流程，成立专职溶栓小组，启动三级防护，定人、定岗、定位，就地隔离溶栓，开放溶栓绿色通道，溶栓前送检血常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2019-nCoV）抗体检测、2019-nCoV核酸检测，待溶栓治疗结束后完善肺部CT；通过流程改进前后首次心电图至溶栓时间的比较来评估流程优化效果。 结果 急性STEMI并行溶栓治疗患者共7例，6例再通，无出血并发症。溶栓后7例患者中有5例住院，平均住院天数19.6 d。随访至2020年4月14日，7例患者无1例死亡。最初的2例患者按常规医疗流程诊治，后5例患者按照优化后流程进行诊治。首次心电图至溶栓时间优化前分别为201、106 min，优化后分别为42、46、51、43、54 min，时间明显缩短。 结论 在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期间，急性STEMI患者溶栓安全有效、简便、易行。对于具有溶栓适应证的急性STEMI建议首选溶栓治疗，在兼顾疫情防控、确保防护的前提下，优化溶栓流程可以缩短总心肌缺血时间。

目的 对比心力衰竭及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患者临床及肺部影像学特征，总结二者的鉴别要点。 方法 本研究为回顾性研究。纳入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于2019年12月1日至2020年2月15日间收治的心力衰竭及COVID-19患者，排除病例资料不全者，共纳入心力衰竭患者7例，COVID-19患者12例。比较两组的基线临床特征（包括性别、年龄、病史、实验室检查等）及肺部CT影像学特征。 结果 两组间年龄、性别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均>0.05)，COVID-19组流行病学接触史、发热或呼吸道症状比例明显高于心力衰竭组（12/12比0，P<0.001；12/12比4/7，P=0.013）；合并心血管基础疾病、心功能受损比例则明显少于心力衰竭组（2/12比7/7，P<0.001；0比7/7，P<0.001）。影像学方面，两组患者都可有磨玻璃影及小叶间隔增厚的特点。但与COVID-19组比较，心力衰竭患者肺部病变呈中央型及阶梯状的比例（4/7比1/12，P=0.04）及小肺静脉扩张比例更高（3/7比0，P=0.013），且经有效抗心力衰竭治疗后肺部病变会快速改善。此外，COVID-19患者肺部病变呈圆形或类圆形的比例高于心力衰竭患者（9/12比2/7，P=0.048）。 结论 COVID-19患者具有流行病学接触史，发热和呼吸道症状明显。在肺部CT影像学表现上，二者有相似之处，但病变分布特点、病变形态和肺静脉扩张情况有不同之处。

目的 分析心肌损伤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患者临床预后的影响。 方法 回顾性分析2020年1月31日至2月5日在武汉大学人民医院入院确诊为COVID-19患者，根据入院5周后的临床转归，分为死亡组（33例）和生存组（169例），分析两组患者的人口统计学、合并症、入院生命体征和实验室检查结果。心肌损伤界定为血清超敏心肌肌钙蛋白I（hs-cTnI）水平>0.04 μg/L。采用单因素和多因素Cox回归分析COVID-19患者临床预后的预测因素，采用Kaplan-Meier生存曲线比较心肌损伤和无心肌损伤患者的生存率。 结果 共纳入202例患者，年龄为63(51，70)岁，其中男性88例（43.6%），85例（42.1%）患者具有临床合并症，125例（61.9%）为重型/危重型患者。截至3月11日死亡33例，全部为危重型患者。死亡组患者年龄、男性及合并基础病比例、呼吸频率、入院时hs-cTnI水平以及心功能不全发生率均高于生存组（P均<0.05）。死亡组住院时间显著短于生存组[6（4，9）d比32（23，36）d，P<0.001]。多因素Cox回归分析显示，心肌损伤是COVID-19患者临床预后的重要预测因子（HR=5.382，95%CI 2.404~12.050，P<0.001）。Kaplan-Meier生存分析显示心肌损伤患者的生存率明显低于无心肌损伤患者（P<0.001）。 结论 心肌损伤是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患者临床预后的重要预测因子，发生了心肌损伤的患者面临更高的死亡风险。

目的 分析重型/危重型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的临床特征，评估合并心肌损伤对患者预后的影响。 方法 回顾性分析2020年2月3日至24日于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中法新城院区收治的54例重型/危重型COVID-19确诊病例，年龄68.0（59.8，74.3）岁，男34例（63.0%），分析其临床特征。并根据是否合并心肌损伤（高敏心肌肌钙蛋白>正常上限3倍以上，并排除急性心肌梗死、心功能不全失代偿、慢性肾功能衰竭）将患者分为合并心肌损伤组和未合并心肌损伤组，比较两组患者临床特征的差异。 结果 所有患者中合并高血压24例（44.4%），糖尿病13例（24.1%），冠心病8例（14.8%），既往脑梗死3例（5.6%）。住院期间合并心肌损伤24例（44.4%），院内死亡26例（48.1%）。按有无心肌损伤将患者分为合并心肌损伤组（24例）和未合并心肌损伤组（30例）。两组在年龄、性别、合并症等方面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均<0.05）。但心肌损伤组患者，院内死亡率明显高于未合并心肌损伤组[75.0%（18/24）比26.7%（8/30），P=0.001]。同时心肌损伤组的C反应蛋白[153.6（80.3, 240.7）ng/L比49.8（15.9, 101.9）ng/L]和氨基末端B型利钠肽原[852.0（400.0, 2 315.3）ng/L比197.0（115.3, 631.0）ng/L]水平也明显高于未合并心肌损伤组（P均<0.01）。 结论 重型/危重型COVID-19多为老年患者，合并症多，发生心肌损伤的比例高。合并心肌损伤的患者具有更高的院内死亡率。因此，应加强住院期间心肌损伤标志物和心功能的监测，重视合并心肌损伤的治疗。

目的 研究心血管病（CVD）患者罹患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后的临床特点及转归。 方法 回顾性分析2020年1月20日至2月15日入武汉协和医院西院的112例COVID-19合并CVD患者，按病情严重程度分为危重组（n=16）和普通组（n=96），观察随访至临床终点。观察指标包括全血细胞计数、C反应蛋白（CRP）、动脉血气分析、心肌损伤标志物、凝血功能、肝肾功能、电解质、降钙素原（PCT）、B型利钠肽（BNP）、血脂、肺部CT及病原学检测。 结果 与普通组比较，危重组患者淋巴细胞计数[0.74（0.34，0.94）×109/L比0.99（0.71，1.29）×109/L，P=0.03]较低，CRP[106.98（81.57，135.76）mg/L比34.34（9.55，76.54）mg/L，P<0.001]和PCT[0.20（0.15，0.48）μg/L比0.11（0.06，0.20）μg/L，P<0.001]较高；危重组体重指数（BMI）明显高于普通组[25.5（23.0，27.5）kg/m2比22.0（20.0， 24.0）kg/m2，P=0.003]。112例患者中全因死亡17例（15.18%），治愈95例（84.82%）。死亡患者中，BMI>25.0 kg/m2患者占88.24%（15/17），明显高于治愈患者的18.95%（18/95，P<0.001）。和治愈患者比较，死亡患者乳酸水平[1.70（1.30，3.00）mmol/L比1.20（1.10，1.60）mmol/L，P<0.001]较高，氧合指数[130（102，415）比434（410，444），P<0.001]明显偏低。使用血管紧张素转换酶抑制剂(ACEI)/血管紧张素Ⅱ受体阻滞剂(ARB)的患者比例无论在危重组与普通组间还是在死亡与治愈患者间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均>0.05）。 结论 COVID-19合并CVD病情重病死率较高。危重患者淋巴细胞偏低，危重患者和死亡患者BMI值偏高。ACEI/ARB不影响COVID-19合并CVD患者的发病率和病死率。加剧患者死亡的原因可能与炎症反应、乳酸堆积酸中毒以及恶性心血管事件有关。

目的 探讨房间隔缺损（ASD）大小、封堵伞型号及封堵伞释放后形态变化等因素是否影响ASD患者在封堵术后出现头痛症状。 方法 纳入自2014年1月至2017年12月在北部战区总医院成功行ASD封堵术患者567例。根据患者封堵术后有无头痛症状分为有症状组和无症状组。采用X线下导管校准法测量释放后封堵伞展开直径（d）、厚度（L）、封堵伞左侧伞面的最大直径（D2），并计算i值（计算公式为i=D2/L）。分析两组在年龄、性别等生理因素，缺损大小、i值等相关因素之间的差异，对有组间差异的因素进一步行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探讨ASD封堵术后出现头痛症状的影响因素。在无症状组中采用线性回归分析封堵伞型号与ASD直径的关系。 结果 共纳入567例成功置入单封堵伞的继发孔型ASD患者，其中男性148例（26.1%），年龄（34.4±19.4）岁。随访时间为（12.7±2.8）个月。有症状组51例，无症状组516例。有症状组患者通过强化抗血小板治疗，有29例术后头痛症状消失或有不同程度减轻。有症状组和无症状组的ASD最大直径（TTE测量）和封堵伞型号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均>0.05）。有症状组的d值[（19.80±6.67）mm比（17.40±7.28）mm，P=0.041]、D2[（43.29±7.41）mm比（39.20±9.59）mm，P=0.013]、L值[（13.06±3.72）mm比（10.19±2.90）mm，P=0.025]均大于无症状组，i值小于无症状组[（3.54±0.88）比（3.99±0.93），P=0.010]。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L值（OR=1.286，95%CI 1.176~1.406,P=0.002）和i值（OR=0.916，95%CI 0.867~0.968,P<0.001）为ASD封堵术后患者出现头痛症状的独立影响因素，而d值和D2值不是其独立影响因素（P均>0.05）。在非症状组患者中得到线性方程：封堵伞型号=1.121×ASD最大直径（TTE测得）+6.414。 结论 ASD封堵术后的头痛症状与封堵伞释放后展开直径及左侧封堵伞面的最大直径无关，而与封堵伞的厚度与i值有关，提示选择过大的封堵伞增加伞的厚度是引起术后头痛的主要原因。为降低头痛的发生，应尽量选择合适的封堵伞，术者不宜因担心封堵伞脱落移位而加大封堵伞型号；对封堵伞偏大者术后应加强抗血小板治疗以减少或改善患者的头痛症状。封堵伞型号=1.121×TTE测量ASD最大直径+6.414，可以作为临床选择ASD封堵伞型号的参考值。

目的 探讨急性高原暴露的健康人群血清骨桥蛋白（OPN）水平与肺动脉收缩压（sPAP）的关系。 方法 该研究为回顾性观察性研究。于2013年6月在重庆按照纳入与排除标准入选健康受试者94人，年龄18~30岁，均为男性，均久居平原（海拔<500 m）。所有受试者均从重庆（海拔400 m，平原）乘汽车以阶梯习服的方式经7 d到达理塘（海拔4 100 m，高原）。基线数据采集在受试者出发前48 h内完成，受试者乘汽车到达理塘后2~7 h内完成高原数据采集。采集的数据包括受试者的一般临床资料，血清OPN、超氧化物歧化酶（SOD）及丙二醛水平，采用超声心动图间接估测受试者sPAP。根据纳入人群急性高原暴露后测得的sPAP值将人群分为3组，即低值组[sPAP值26.8~32.3 mmHg（1 mmHg=0.133 kPa）]（n=31）、中值组（sPAP值32.4~37.4 mmHg）（n=32）和高值组（sPAP值37.5~55.6 mmHg）（n=31）。采用单因素和多因素线性回归模型分析急性高原暴露后人群OPN和SOD水平与sPAP的相关性。 结果 急性高原暴露后，纳入总体人群的sPAP显著升高（P<0.001）。sPAP低值组、中值组及高值组人群的年龄、身高、体重、体重指数、汉族占比、有吸烟史者占比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均>0.05）。急性高原暴露后，总体人群的心率、舒张压和收缩压均较平原时显著增加（P均<0.05），血氧饱和度（SpO2）显著降低（P <0.05）；不同sPAP亚组人群的心率、收缩压、舒张压均较平原时显著增加（ P均<0.05），SpO2均较平原时显著降低（P <0.05）。高值组人群平原收缩压高于低值组和中值组（ P均<0.05），而高值组人群平原舒张压也高于低值组（P<0.05）。急性高原暴露后，纳入总人群的血清OPN水平显著增加[27.9（22.5，34.0）μg/L比25.6（18.4，33.1）μg/L,P<0.05]，而SOD、丙二醛水平无明显变化（P均>0.05）。急性高原暴露后，高值组人群血清OPN水平明显升高（P<0.05），且明显高于低值组（P<0.05）。急性高原暴露后，人群血清SOD水平呈现出随着sPAP升高而下降的趋势，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单因素线性回归分析结果显示，急性高原暴露后纳入总人群的血清OPN水平与sPAP呈正相关（r=0.32，P=0.002），而血清SOD水平与sPAP呈负相关（r=-0.22，P=0.032）。多因素线性回归分析结果显示，高原血清OPN（β=0.310，P=0.002）及高原血清SOD（β=-0.199，P=0.043）与高原sPAP独立相关。 结论 急性高原暴露后人群血清OPN水平与sPAP呈独立正相关，OPN有望成为急性高原暴露人群肺动脉压力升高的生物标志物。

目的 比较无保护左主干开口/体部病变患者接受经皮冠状动脉介入术(PCI)或冠状动脉旁路移植术(CABG)的长期预后。 方法 入选2003年1月至2009年7月于北京安贞医院行PCI（置入药物洗脱支架）或CABG治疗的无保护左主干开口/体部病变患者259例。通过门诊或电话对纳入患者进行长期随访。研究终点包括全因死亡、心肌梗死、卒中和再次血运重建。采用Kaplan-Meier法描述两组患者终点事件的累积发生率，log-rank检验生存率差异有无统计学意义。Cox比例风险模型分析PCI/CABG对远期预后的影响是否存在差异。 结果 共纳入259例患者，其中PCI组149例，CABG组110例。男性193例（74.5%），年龄为（61.4±9.8）岁。随访时间为10.1（8.3，11.2）年，完成随访234例（90.3％）。据Kaplan-Meier法描述的各事件累积发生率，PCI组和CABG组的全因死亡[37.0%比43.1%,P=0.143]、心肌梗死[34.0%比19.4%，P=0.866]、卒中[6.4%比11.7%，P=0.732)和再次血运重建发生率（33.6%比39.9% ，P=0.522)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校正年龄、左心室射血分数、血肌酐等因素后结果仍显示两组的全因死亡、心肌梗死、卒中及再次血运重建发生率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均>0.05）。 结论 无保护左主干开口/体部病变患者置入药物洗脱支架的长期预后与CABG相当。

目的 评估急性失代偿心力衰竭（ADHF）住院患者血流动力学稳定后院内起始应用沙库巴曲缬沙坦（ARNI）的有效性和安全性。 方法 回顾性入选2017年1月至2019年6月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心内科因ADHF住院的患者199例，根据血流动力学稳定后早期用药情况分为ARNI组（n=92）和血管紧张素转化酶抑制剂(ACEI)组（n=107）。纳入的患者中入院新诊断心力衰竭（心衰）患者61例，亦根据用药情况分为ARNI组（n=30）和ACEI组（n=31）。通过电子病历库系统收集入选患者的临床基线资料和随访结果。有效性观察指标，主要指标为超声心动图测量的左心室射血分数(LVEF)和左心室舒张末期内径(LVEDD)；次要指标为心衰再入院和全因死亡。安全性指标包括症状性低血压、高钾血症、肾功能恶化及血管神经性水肿等不良事件的发生情况。采用Kaplan-Meier生存曲线比较组间患者的生存时间。 结果 ARNI组与ACEI组患者临床基线资料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均>0.05）。入选患者随访时间为（15.2±6.5）个月，其中ARNI组患者随访时间为（12.3±5.0）个月，ACEI组患者随访时间为（18.2±6.5）个月。随访结束时，ARNI组LVEF提高≥5%患者的比例为48.9%（45/92），明显高于ACEI组的25.2%（27/107）（P=0.001）；LVEF恢复正常患者的比例为17.4%（16/92），明显高于ACEI组的3.7%（4/107）（P=0.001）；LVEDD缩小≥10 mm患者的比例为14.1%（13/92），明显高于ACEI组的3.7%（4/107）（P=0.009）。ARNI组患者心衰再入院的比例为50.0%（46/92），明显低于ACEI组的71.0%（76/107）（P=0.002）；全因死亡的比例为5.7%（5/88），亦明显低于ACEI组的15.3%（13/85）（P=0.038）。Kaplan-Meier生存曲线结果显示，ARNI组患者生存时间长于ACEI组患者，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229）。两组患者发生症状性低血压、高钾血症、肾功能恶化及血管神经性水肿的比例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均>0.05）。在入院时新诊断心衰的患者中，ANRI组患者LVEF恢复正常的比例为30%（9/30）明显高于ACEI组的6.5%（2/31）（P=0.017），LVEDD缩小≥10 mm的比例为26.7%（8/30）明显高于ACEI组的3.2%（1/31）（P=0.012）,LVEF提高≥5%的比例为53.3%（16/30）明显高于ACEI组的51.6%（16/31）(P=0.893)；ARNI组心衰再入院发生率明显低于ACEI组[23.3%（7/30）比73.3%（11/31），P<0.01]，全因死亡率亦明显低于ACEI组[3.4%（1/29）比13.0%（3/23）,P=0.197）]；Kaplan-Meier生存曲线结果显示，新诊断心衰的ARNI组患者生存时间长于ACEI组，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394）。 结论 ADHF入院患者血流动力学稳定后早期应用ARNI可明显改善左心室重构和心功能，且安全性良好。对于入院时新诊断心衰患者起始应用ARNI治疗亦可明显改善左心室重构和心功能。

目的 探讨CD137-CD137L信号（简称CD137信号）是否通过调控巨噬细胞M1/M2极性转变促进血管新生。 方法 将3%巯基乙酸盐肉汤诱导的小鼠腹腔原代巨噬细胞分3组，即对照组、CD137信号激动组和CD137信号抑制组，通过检测M1和M2型巨噬细胞的相关特异性标志物观察巨噬细胞表型的变化，采用流式细胞术（FCM）检测巨噬细胞表面CD137、CD86及CD206的表达，Western blot和RT-PCR检测巨噬细胞诱导性一氧化氮合酶（iNOS）、Ⅰ型精氨酸酶（Arg-1）的蛋白和mRNA表达。酶联免疫吸附测定法(ELISA)检测巨噬细胞培养上清中白细胞介素（IL）-12和IL-10分泌水平。将巨噬细胞和内皮细胞（bEnd.3）共培养，上室种植巨噬细胞，下室基质胶种植内皮细胞，实验分为3组，即对照组、CD137信号激动组和过氧化物酶体增殖物激活受体-γ（PPAR-γ）抑制组，检测各组内皮细胞的管腔形成能力。 结果 （1）分离的小鼠腹腔原代巨噬细胞纯度为（97.93±1.31）%，巨噬细胞表面CD137表达为（97.40±2.70）%。（2）与对照组比较，CD137信号激动组Arg-1 mRNA和蛋白表达水平较高（P<0.05），iNOS mRNA和蛋白表达水平较低（P<0.05）；与CD137信号激动组比较，CD137信号抑制组Arg-1 mRNA和蛋白表达水平较低（P<0.05），iNOS mRNA和蛋白表达水平较高（P<0.05）。流式细胞术显示，CD137信号激动组CD206平均荧光强度高于对照组（P<0.05），而CD86平均荧光强度低于对照组（P<0.01）；CD137信号抑制组CD206表达明显低于CD137信号激动组（P<0.05），CD86表达高于CD137信号激动组（P<0.01）。ELISA显示，CD137信号激动组IL-10分泌高于对照组（P<0.01），IL-12分泌明显低于对照组（P<0.01）；而与CD137信号激动组比较，CD137信号抑制组IL-10分泌较低（P<0.05），IL-12分泌较高（P<0.05）。（3）内皮管腔形成实验显示，CD137信号激动组内皮细胞小管长度大于对照组，分支数量多于对照组（P<0.05）；PPAR-γ抑制组的内皮细胞小管长度及分支数量的形成明显被抑制（P<0.05）。 结论 CD137信号可能通过调控巨噬细胞M1/M2极性转变促进血管新生。

目的 建立一种基于高效液相色谱串联质谱技术的测定大鼠血浆中伐地那非浓度的方法，并评估其可行性。 方法 采集正常Sprague-Dawley大鼠血浆样本。采用Phenomenex Synergi Polar-RP 80 A色谱柱（2.0 mm×50 mm，4 µm），柱温30 ℃，流动相A为0.1%甲酸水溶液，流动相B为0.1%甲酸乙腈溶液，流速为0.4 ml/min；质谱采用API 4000Qtrap三重四极杆质谱仪的正离子多反应监测模式监测，伐地那非和内标监测离子质荷比分别为489.3（Q1通道）/151.2（Q3通道）和466.4（Q1通道）/234.2（Q3通道）；西沙必利为内标，检测大鼠血浆中添加的伐地那非浓度。然后评估该方法检测伐地那非浓度的专属性、线性及定量范围、精密度和准确度、基质效应、稳定性。 结果 在选定的色谱和质谱条件下，伐地那非和内标的保留时间分别为2.62和2.80 min，峰形良好。该方法在0.2~200 ng/ml浓度范围内线性良好。该方法检测伐地那非的批内精密度（%CV）和准确度（%DEV）分别在1.5%~9.7%和-6.8%~6.6%之间。批间精密度和准确度分别在3.1%~8.4%和-3.7%~4.6%之间。均在要求的范围内。本样品处理方法，伐地那非的提取回收率在88.2%~104.6%之间，符合提取回收率的考察要求。该样品处理方法，伐地那非各质控浓度经内标归一化的基质效应因子（MF）分别为1.04、0.85、1.04，变异系数（%CV）在1.7%~10.7%之间，符合基质效应的考察要求。伐地那非的短期稳定性、长期稳定性、4次冻融循环稳定性的偏差都在±15%以内，变异系数均在5%以内。 结论 本研究建立的高效液相色谱串联质谱法特异性好、准确性高，可用于检测大鼠血浆伐地那非浓度。

该文报道1例男性患者，32岁，入院诊断为扩张性心肌病、室性心动过速，首次射频消融时因室性心动过速发作伴低血压和低氧血症而终止手术，再次在体外膜肺氧合装置（ECMO）的辅助下完成了射频消融治疗，随访6个月，患者一般状态良好，程控埋藏式心脏复律除颤器（ICD）无室性心动过速及心室颤动发作。ECMO辅助可提高基础动脉压和血氧含量，保证高频心室刺激和室性心动过速发作过程中心脏、大脑等重要器官的血氧供应，可应用于血流动力学不稳定的室性心动过速的射频消融术的辅助支持治疗。

左心室假性室壁瘤是心脏手术或创伤后罕见的并发症，传统的治疗方法为外科手术。该文报道 1例心脏刀刺伤修补术后迟发左心室巨大假性室壁瘤，临床首发表现为咯血，经肱动脉入路介入治疗后临床症状改善。该文结合文献分析左心室假性室壁瘤介入治疗入路及封堵装置的选择，为临床实践提供参考。

静脉血栓或狭窄是经静脉起搏器植入术后较为常见的并发症，治疗方法包括抗凝、血管腔内成形及外科手术治疗。该文报道1例女性患者，49岁，因起搏器导线相关性静脉狭窄先后多次行血管腔内球囊扩张，效果不佳，应用心包补片腔静脉成形外科方法治愈。

精神压力与心血管疾病密切相关，增加了心血管疾病患者主要不良心血管事件的发生率。其中，心血管疾病患者发生精神压力诱导的心肌缺血（MSIMI）的风险高，预后差。然而心血管医师对MSIMI的认识较少，识别率较低。故本文就MSIMI的相关机制、临床特点、诊断及治疗进行综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