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 · 第48卷第05期

生物可吸收支架（BRS）因具有能够避免金属支架长期存在造成的冠状动脉金属化等优势，被誉为经皮冠状动脉介入治疗领域的第4次变革。近年来，来自中国的BRS数据陆续发布。国产首个BRS于2019年2月上市后，已开始在国内医院应用。为使此项新技术在我国冠心病介入治疗中获得规范应用，中华医学会心血管病学分会组织51位国内心血管疾病介入治疗领域专家，参考国内外BRS临床研究循证证据和欧美专家共识的相关推荐，特拟定首部《冠状动脉生物可吸收支架临床应用中国专家共识》，对BRS的适用范围、临床使用流程、术后双联抗血小板治疗、术者的培训、腔内影像学技术的应用及随访等给出了建议。

目的 探讨心房颤动（房颤）射频消融术后严重肺静脉狭窄（PVS）患者经皮肺静脉支架置入术后发生支架内再狭窄（ISR）的影响因素。 方法 回顾性分析2010年3月至2017年12月于上海交通大学附属胸科医院行肺静脉造影证实房颤射频消融术后PVS并接受肺静脉支架置入治疗患者的临床资料。对所有纳入患者进行长期随访（术后6~12个月内复查肺静脉增强CT，对CT诊断为支架内狭窄>50%的患者行肺静脉造影），记录ISR的发生情况。根据是否出现ISR分为ISR组和非ISR组。比较两组患者的临床和术中影像学及介入治疗资料，采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房颤射频消融术后PVS患者肺静脉支架置入术后发生ISR的影响因素。 结果 研究共纳入47例患者，其中男28例（59.6%），年龄（47.1±12.2）岁。其中ISR组19例，非ISR组28例。与非ISR组相比，ISR组接受的肺静脉隔离次数较多[（2.8±0.9）比（1.8±1.3），P=0.02]，并且末次消融至支架置入间隔时间较长[（19.4±9.6）比（13.0±12.4），P=0.03]。置入支架直径≤8 mm的患者ISR发生率明显高于置入支架直径>8 mm的患者[20/60（33.3%）比3/37（8.1%），P<0.01]。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射频消融次数>1（OR=2.1，95%CI 1.3~3.9，P=0.02）、末次消融至支架置入时间>12个月（OR=1.5，95%CI 1.1~2.5，P=0.03）、狭窄远端血管参考直径（OR=0.7，95%CI 0.5~0.9，P=0.04）、术后支架内最小管腔开放直径（OR=0.4，95%CI 0.2~0.8，P=0.02）以及置入支架直径（OR=0.6，95%CI 0.3~0.9，P=0.03）是房颤射频消融术后PVS患者肺静脉支架置入术后发生ISR的独立影响因素。 结论 射频消融次数越多、末次消融至支架置入时间间隔越长，房颤射频消融术后严重PVS患者经皮肺静脉支架置入术后发生ISR的风险越高，而狭窄远端血管参考直径、支架直径及术后支架内最小管腔开放直径大是此类患者发生ISR的保护因素。

目的 对比分析冠状动脉旁路移植术（CABG）后晚期静脉移植血管疾病（SVGD）患者于静脉移植血管及自身冠状动脉进行介入治疗的临床效果。 方法 2014年3月至2017年12月于天津市胸科医院登记的1 608例CABG术后患者中筛选术后1年因心绞痛症状复发住院且冠状动脉造影证实至少1支静脉移植血管狭窄≥50%患者165例。根据造影结果及术者临床经验判断缺血相关血管并对静脉移植血管或自身冠状动脉行介入治疗，依据介入治疗部位将纳入患者分为静脉移植血管组（53例）及自身冠状动脉组（112组）。对比两组的手术成功率、严重并发症及住院期间病死率，比较两组出院12个月内主要不良心血管事件（MACE）发生率。采用Kaplan-Meier生存曲线比较两组患者的累积无事件生存率，并采用Cox回归分析晚期SVGD患者介入治疗后发生MACE的危险因素。 结果 最终纳入165例进行分析，其中男性98例（59.4%），年龄（64.2±7.1）岁。随访时间12（8，12）个月。静脉移植血管组的手术成功率为90.57%（48/53），住院期间3例（5.66%）发生严重并发症，2例（3.77%）死亡。自身冠状动脉组的手术成功率88.39%（99/112），住院期间7例（6.25%）发生严重并发症，无死亡病例。两组手术成功率及严重并发症发生率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均>0.05），自身冠状动脉组的住院期间病死率低于静脉移植血管组（P<0.05）。出院12个月内静脉移植血管组MACE发生率与自身冠状动脉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11.32%（6/53）比10.71%（12/112），P>0.05]。Kaplan-Meier生存分析表明两组累积无事件生存率差异亦无统计学意义[73.58%（39/53）比66.13%（74/112），P>0.05]。多因素Cox回归分析显示，急性冠状动脉综合征（HR=41.203，95%CI 4.859~349.361，P<0.01）及合并外周血管疾病（HR=2.808，95%CI 1.067~7.393，P<0.05）为晚期SVGD患者介入治疗后发生MACE的独立危险因素。 结论 CABG术后晚期SVGD患者行静脉移植血管及自身冠状动脉介入治疗的手术成功率均较高，安全性均较好；自身冠状动脉介入治疗患者的住院期间病死率较静脉移植血管介入治疗患者低；伴有急性冠状动脉综合征及外周血管疾病的患者预后较差。

目的 观察接受经皮冠状动脉介入治疗（PCI）的急性心肌梗死（AMI）患者术后D-二聚体、高敏C反应蛋白（hs-CRP）和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LDL-C）水平与预后之间的关系，以评估术后血栓、炎症和胆固醇风险对临床结局的影响。 方法 连续入选2010年1月至2017年6月于阜外医院接受急诊PCI并且基线资料完整的AMI患者，按术后D-二聚体、hs-CRP和LDL-C水平的四分位界值进行分组，采用单因素和多因素Cox回归分析三者与预后之间的关系，并用限制性立方样条刻画上述标志物与全因死亡风险的关系。研究的主要观察终点为全因死亡。 结果 共纳入3 614例患者，年龄（59.2±12.0）岁，男性2 845例（78.7%），其中ST段抬高型心肌梗死患者3 161例（87.5%）。随访时间为652（414，1 880）d。单因素生存分析显示，AMI患者PCI术后D-二聚体和hs-CRP水平与全因死亡显著相关（P均<0.05）。多因素Cox回归分析显示，与D-二聚体<220 μg/L患者比较，≥580 μg/L患者全因死亡风险增加（HR=2.03，95%CI 1.22~3.38，P=0.006）；样条回归显示D-二聚体达到500 μg/L后全因死亡风险维持在较高水平。多因素Cox回归分析显示，与hs-CRP 2.74~7.18 mg/L组比较，hs-CRP<2.74 mg/L组（HR=1.86，95%CI 1.10~3.15，P=0.020）和hs-CRP≥11.99 mg/L组（HR=2.14，95%CI 1.35~3.40，P=0.001）的全因死亡风险均明显上升；样条回归显示远期全因死亡风险与hs-CRP水平呈J形关系，hs-CRP水平<2 mg/L或≥10 mg/L的患者死亡风险均明显升高。LDL-C水平与远期预后无显著关联（P均>0.05）。 结论 AMI患者在PCI术后的D-二聚体水平升高增加全因死亡风险，hs-CRP水平过低或过高患者不良预后增加。对于高血栓风险以及炎症风险极高或极低的患者需要优化抗栓和抗炎治疗。

目的 探讨合并2型糖尿病对冠心病患者冠状动脉非靶病变进展和血运重建的影响。 方法 回顾性分析阜外医院2010年1月至2014年9月期间连续2次接受冠状动脉造影的冠心病患者的临床资料。患者均在第1次冠状动脉造影时记录到了至少1处冠状动脉非靶病变，依据其是否合并2型糖尿病分为糖尿病组和非糖尿病组。收集纳入患者基线（第1次冠状动脉造影时）及随访时（第2次冠状动脉造影时）的人口学特征、冠心病危险因素以及2次冠状动脉造影时的非靶病变特征和实验室检验结果。通过对比2次冠状动脉造影定量分析结果判断冠状动脉非靶病变是否进展，记录纳入患者的血运重建情况。采用多因素Cox回归分析探讨2型糖尿病是否影响冠状动脉非靶病变进展和血运重建的发生，并在糖尿病和非糖尿病亚组中进一步分析冠状动脉非靶病变进展和血运重建的影响因素。使用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评价HbA1c的界值。 结果 共纳入1 255例患者，男性1 003例（79.9%），年龄（58.0±9.7）岁。其中糖尿病组486例，非糖尿病组769例。随访（14.8±4.5）个月。与非糖尿病组比较，糖尿病组患者年龄较大，男性患者比例较低，体重指数较高，合并高血压、高脂血症、心肌梗死病史和既往经皮冠状动脉介入治疗（PCI）的比例均较高（P均<0.05）。糖尿病组患者基线和随访的白细胞、血沉、C反应蛋白、内皮素和糖化血红蛋白（HbA1c）水平都高于非糖尿病组（P均<0.01）。糖尿病组患者与非糖尿病组患者在病变进展[20.0%（97/486）比18.5%（142/769），P=0.512]、病变血运重建[13.2%（64/486）比15.9%（122/769），P=0.190]、非靶病变相关心肌梗死[1.9%（9/486）比1.3%（10/769），P=0.436]方面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多因素Cox回归分析结果显示，糖尿病不是病变进展和血运重建的独立影响因素（P均>0.05）。在糖尿病组患者中，基线HbA1c水平是非靶病变进展的独立危险因素（HR=1.160，95%CI 1.009~1.333，P=0.037）；ROC曲线显示，HbA1c的临界值为6.5%（曲线下面积0.57，敏感度为88.7%，特异度为24.2%，P=0.046）；HbA1c≥6.5%的患者出现病变进展的概率约为HbA1c<6.5%患者的2.8倍（HR=2.838，95%CI 1.505~5.349，P=0.001）。与非糖尿病患者相比，HbA1c<6.5%的糖尿病患者病变进展风险更低（HR=0.469，95%CI 0.252~0.872，P=0.012）。另外，诊断为ST段抬高型心肌梗死是合并糖尿病患者发生非靶病变血运重建的独立危险因素（HR=1.962，95%CI 1.012~3.803，P=0.046）。 结论 合并糖尿病不影响冠心病患者冠状动脉非靶病变的进展和血运重建，但HbA1c升高是合并糖尿病的冠心病患者非靶病变进展的独立危险因素。

目的 评估心脏磁共振组织追踪技术对于缩窄性心包炎（CP）与限制性心肌病（RCM）鉴别诊断的价值。 方法 回顾性入选2014年1月至2019年4月在北京安贞医院确诊为CP的患者（CP组）和RCM的患者（RCM组），同时选取同期健康体检的无高血压、冠心病、心肌疾病、心律失常等心肺疾病病史，心电图和超声心动图检查未发现异常，心脏磁共振（CMR）检查基本正常，且性别、年龄与CP组和RCM组患者匹配者作为对照（正常对照组）。通过电子病历库系统收集入选者的一般临床资料、CMR检查结果等。应用心脏磁共振组织追踪（CMR-TT）技术计算入选者左心室二维及三维整体纵向应变（GLS）、周向应变（GCS）、径向应变（GRS），以及基底部、乳头肌层、心尖部左心室外侧壁/间隔壁应变比值，并描绘左心室心肌应变曲线。采用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评估CMR-TT技术指标对于CP和RCM鉴别诊断的价值。 结果 本研究共入选CP患者23例，年龄（42.1±16.6）岁，其中男性13例；RCM患者20例，年龄（51.1±20.7）岁，其中男性16例。同时正常对照组入选25人，年龄（43.4±9.7）岁，其中男性12例。CP组与RCM组患者的年龄、性别构成、心率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均>0.05）。CMR-TT技术分析结果显示，CP组和RCM组患者二维和三维GLS、GCS、GRS均低于正常对照组（P均<0.05）。RCM组患者二维和三维GLS均低于CP组（P均<0.05），而GCS则高于CP组（P均<0.05）。RCM组患者二维GRS低于CP组（P<0.05），而三维GRS两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CP组与RCM组患者基底部、乳头肌层面、心尖部纵向左心室外侧壁/间隔壁应变比值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均>0.05）。CP组患者基底部周向左心室外侧壁/间隔壁应变比值小于RCM组（P<0.05），而乳头肌层、心尖部两组间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均>0.05）。CP组患者基底部、乳头肌层径向左心室外侧壁/间隔壁应变比值均低于RCM组（P均<0.05），而心尖部两组间差异则无统计学意义（P>0.05）。三组患者左心室应变曲线下降的趋势不同，CP组患者呈"陡降-平台型"，RCM组患者呈"缓降型"，正常对照组呈"陡降型"。ROC曲线分析结果显示，三维GLS（AUC=0.787，P=0.001）鉴别CP和RCM的价值优于二维GLS（AUC=0.723，P=0.013），三维GLS最佳截断值为-9.29%，低于-9.29%倾向于RCM，反之则倾向于CP，敏感度为80%，特异度为78%。三维GCS（AUC=0.737，P=0.008）鉴别CP和RCM的价值优于二维GCS（AUC=0.726，P=0.011），三维GCS最佳截断值为-18.3%，低于-18.3%倾向于CP，反之则倾向于RCM，敏感度为80%，特异度为65%。基底部周向和径向左心室外侧壁/间隔壁应变比值对CP和RCM具有较好的鉴别诊断价值（分别为，AUC=0.737，P=0.008；AUC=0.737，P=0.008）。基底部周向左心室外侧壁/间隔壁应变比值最佳截断值为1.17，低于1.17倾向于CP，反之则倾向于RCM，敏感性度为70%，特异度为83%；基底部径向左心室外侧壁/间隔壁应变比值最佳截断值为1.39，低于1.39倾向于CP，反之则倾向于RCM，敏感度为60%，特异度为87%。 结论 通过CMR-TT瞬时定量检测各部分心肌舒缩程度，发现心肌应变的差异，有助于CP与RCM的鉴别诊断。

目的 探讨吸烟对中青年女性急性冠状动脉综合征（ACS）患者冠状动脉病变严重程度的影响。 方法 本研究基于中华医学会心血管病学分会和美国心脏协会合作开展的"中国心血管疾病医疗质量改善项目"。该项目自2014年起，在中国158家三级医院和82家二级医院连续入选ACS住院患者，系统地收集患者的临床相关信息和评价医疗质量。本研究纳入标准包括：年龄<60岁、首次发生ACS的女性患者且住院期间接受过冠状动脉造影。根据其吸烟状态将研究人群分为吸烟者和不吸烟者，采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吸烟与中青年女性ACS患者冠状动脉病变严重程度的关系。 结果 本研究纳入2 863例符合入选标准的中青年女性ACS患者，其中340例（12%）为吸烟者。与不吸烟患者（2 523例）比较，吸烟患者45岁以下发病占比更高[13.2%（45/340）比8.5%（215/2 523），P<0.01]，合并高血压[59.4%（202/340）比66.7%（1 683/2 523），P<0.01]和糖尿病[39.4%（134/340）比44.2%（1 116/2 523），P=0.09]比例较低，但ST段抬高型心肌梗死的比例更高[66.8%（227/340）比53.7%（1 354/2 523），P<0.01]，具有冠状动脉多支血管病变[39.1%（133/340）比32.6%（822/2 523），P<0.01]、冠状动脉单支血管重度狭窄[56.2%（109/194）比46.1%（706/1 530），P<0.01]和多支血管重度狭窄[63.2%（84/133）比58.2%（478/822），P=0.29]的比例均高于不吸烟者。在调整了年龄、高血压、糖尿病、高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低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高甘油三酯、肾功能不全、冠心病家族史和ACS类型后，与不吸烟的中青年女性患者相比，吸烟中青年女性患者的冠状动脉多支血管病变、冠状动脉多支血管严重病变和冠状动脉严重病变的比值比（95%CI）分别是1.41（1.11~1.79）、1.40（1.10~1.78）和1.78（1.11~2.87）。 结论 吸烟与中青年女性ACS患者冠状动脉广泛病变及严重病变的风险增加有明确关联，为进一步认识吸烟行为的危害、加强中青年女性的控烟教育和戒烟指导提供了重要依据。

目的 初步探讨衰老途径在大鼠动脉导管闭合过程中的作用及其机制。 方法 Spraygue Dawley远交群大鼠30只，其中雌鼠20只，10~15周龄，体重270~330 g，采用随机数表进行随机雌雄配对后交配，受孕后备用。提取孕19 d（E19组）、21 d（E21组）胎鼠和新出生（Day0组）幼鼠的动脉导管原代平滑肌细胞（DASMC）进行培养，于培养48 h后采用实时荧光定量PCR（RT-PCR）检测各组细胞衰老相关标志物p16、21和53基因的转录水平。低氧培养新生大鼠DASMC 3 d后将细胞分为3组，即低氧对照组（G0组）、正常氧浓度处理3 h组（G3组）和正常氧浓度处理6 h组（G6组），干预后采用RT-PCR检测各组细胞p16、21和53基因的转录水平。提取新生大鼠DASMC分为3组，即低氧培养对照组、低氧+小干扰RNA（siRNA）培养组和正常氧浓度培养组，通过Transwell实验检测DASMC迁移能力。 结果 E19组胎鼠DASMC的p16、21和53基因的转录水平均高于Day0组新生幼鼠（P均<0.01），E21组胎鼠DASMC的p16、21和53基因转录水平亦均高于Day0组新生幼鼠（P均<0.01）。G0组新生大鼠DASMC的p16、21和53基因的转录水平均高于G3组（P<0.05或0.01），G0组新生大鼠DASMC的p16、21和53基因的转录水平亦均高于G6组（P均<0.01），G3组新生大鼠DASMC的p16、21和53基因的转录水平则均高于G6组（P均<0.05）。正常氧浓度培养组新生大鼠DASMC的迁移能力高于低氧培养对照组（P<0.01），低氧+siRNA培养组新生大鼠DASMC的迁移能力亦高于低氧培养对照组（P<0.01）。 结论 大鼠动脉导管闭合过程中DASMC的衰老标志物随大鼠出生而降低，而衰老途径可能通过抑制DASMC迁移影响动脉导管闭合。

目的 探讨血糖波动对糖尿病大鼠主动脉纤维化的影响及其机制。 方法 雄性SD大鼠24只（8~12周龄）通过腹腔注射链脲霉素建立1型糖尿病大鼠模型，按照随机数字表法分为3组：血糖控制组、血糖未控制组和血糖波动组，每组8只。3周后取大鼠主动脉，Masson染色后光镜观察其改变；用免疫荧光法测定Ⅰ型胶原蛋白（ColⅠ）的表达；用免疫组化法测定Runt相关转录因子2（Runx2）的表达；用实时荧光定量聚合酶链反应法（qRT-PCR）分别测定Col Ⅰ和Runx2的mRNA表达水平；用Western blot法分别测定ColⅠ、Runx2和核因子κB（NF-κB）的蛋白表达。体外培养原代大鼠主动脉平滑肌细胞，分别以含有5.5和25 mmol/L葡萄糖的培养液培养细胞，即为正常葡萄糖组和高浓度葡萄糖组；通过交替给予含有5.5和25 mmol/L葡萄糖的培养液，每12 h更换1次，培养72 h构建血糖波动细胞模型。3组细胞分别加入0.5 μmol/L NF-κB阻滞剂5-（4-氟苯基）-2-脲基噻吩-3-甲酰胺（TPCA-1），用免疫荧光法测定各组细胞Col Ⅰ的表达；用Western blot法分别测定ColⅠ、Runx2和NF-κB的蛋白表达。 结果 （1）血糖控制组、血糖未控制组和血糖波动组大鼠主动脉中纤维化占总面积百分比分别为（8.42±0.10）%、（21.30±0.74）%和（44.39±1.09）%（P<0.05）；ColⅠ的平均吸光度值分别为11.92±0.88、50.04±3.56和77.52±2.69（P<0.05），其mRNA表达水平为1.00±0.10、2.02±0.28和2.83±0.33（P<0.05），蛋白表达水平为1.05±0.03、2.06±0.32和4.93±0.25（P<0.05）。（2）血糖控制组、血糖未控制组和血糖波动组大鼠主动脉中，Runx2的平均吸光度值分别为150.00±7.35、204.84±2.32和391.48±7.13（P<0.05），其mRNA水平分别为1.02±0.02、1.27±0.04和2.18±0.12（P<0.05），蛋白表达水平分别为1.03±0.01、2.34±0.36和4.52±0.75（P<0.05）。（3）血糖控制组、血糖未控制组和血糖波动组大鼠主动脉NF-κB的蛋白表达水平分别为1.02±0.01、1.96±0.13和2.64±0.21（P<0.05）。（4）加入TPCA-1后，高浓度葡萄糖组和波动葡萄糖组ColⅠ和Runx2的蛋白表达均较未加TPCA-1明显减少（P<0.05）。 结论 血糖波动可能通过激活NF-κB上调Runx2的表达，从而加剧糖尿病大鼠主动脉纤维化进程。

目的 探讨静息心率加快对人群新发心力衰竭（心衰）的影响。 方法 该研究为前瞻性队列研究。选取参加了2006年度开滦集团公司职工健康体检且体检时完成心电图检查、静息心率数据完整者作为研究对象，排除患有心律失常者、服用β受体阻滞剂者以及有心衰病史者。根据静息心率将入选者进行五分位分组，即Q1、Q2、Q3、Q4、Q5组。收集入选者的一般临床资料及实验室检查结果。以新发心衰为终点事件。研究随访至2016年12月31日。采用多因素Cox回归模型分析不同静息心率组人群发生新发心衰的风险。 结果 研究最终入选88 879人，年龄18~98（51.0±12.3）岁，其中男性68 411人，静息心率（74±10）次/min。静息心率40~66次/min的人群归入Q1组（n=18 168），静息心率67~70次/min的人群归入Q2组（n=18 970），静息心率71~74次/min的人群归入Q3组（n=13 583），静息心率75~80次/min的人群归入Q4组（n=22 739），静息心率>80次/min的人群归入Q5组（n=15 419）。5组人群年龄、性别、收缩压、舒张压、甘油三酯（TG）、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LDL-C）、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HDL-C）、空腹血糖（FBG）、体重指数（BMI）、高敏C反应蛋白（hs-CRP）、教育程度、体育锻炼情况、吸烟情况、饮酒情况、糖尿病病史、高血压病史、服用降压药物情况差异均有统计学差异（P均<0.01），并且随着心率加快，有糖尿病病史、高血压病史者比例以及收缩压、舒张压、FBG水平依次升高（P均<0.01）。平均随访9.5年，Q1、Q2、Q3、Q4、Q5组人群新发心衰发病率分别为1.60%（290/18 168）、1.36%（258/18 970）、1.80%（245/13 583）、1.76%（400/22 739）、2.35%（362/15 419），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人年发病率依次为1.7/千人年、1.5/千人年、1.9/千人年、1.9/千人年、2.6/千人年。校正了主要传统心血管危险因素后多因素Cox回归分析结果显示，与Q2组相比，Q3、Q4组、Q5组人群新发心衰的HR分别为1.23（95%CI 1.03~1.48，P<0.05）、1.19（95%CI 1.01~1.41，P<0.05）、1.39（95%CI 1.18~1.65，P<0.01）。除外了高血压患者、糖尿病患者、吸烟者以及随访期间发生急性心肌梗死者后重复多因素Cox回归分析，结果显示与Q2组相比，Q5组人群新发心衰的HR为1.58（95%CI 1.02~2.45，P<0.05）。 结论 静息心率加快增加人群新发心衰风险。

急性冠状动脉综合征是感染性心内膜炎的一种少见的并发症。该文报道1例经冠状动脉CT血管成像（CTA）诊断的急性ST段抬高型心肌梗死继发于主动脉瓣周脓肿压迫，表明心脏CTA能够在感染性心内膜炎患者中清楚地显示冠状动脉、主动脉窦、主动脉瓣、主动脉根部病变范围和程度，有助于临床诊疗决策的制定。

嗜铬细胞瘤是起源于肾上腺髓质、交感神经节、旁交感神经节或其他部位嗜铬组织的肿瘤。由于瘤组织可阵发或持续性分泌去甲肾上腺素、肾上腺素及微量的多巴胺，临床上常呈阵发性或持续性高血压、头痛、多汗、心悸以及代谢紊乱症候群表现。该文报道了1例以急性左心衰竭为首发症状的嗜铬细胞瘤患者，并通过影像学技术动态观察到嗜铬细胞瘤诱发急性高血压、急性左心衰竭和心肌水肿/顿抑的完整的病理生理过程。

2019年欧洲心脏病学会（ESC）公布了其最新的室上性心动过速管理指南，新指南结合近年来该领域内的最新进展，对各类室上性心动过速的治疗选择给出最新的推荐。该文从我国实际情况出发，结合既往指南，对新指南的重要推荐逐一进行解读和评述，以期为医务工作者能更好地理解和遵循指南提供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