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 · 第46卷第09期

功能性胃肠病(FGID)是一组以慢性、反复发作的消化道症状为核心，且无法用传统器质性、炎症性或代谢性病变进行解释的疾病总称。FGID全球患病率>40%，该类疾病也成为消化科门诊主要的诊疗负担之一。2026年发布的罗马Ⅴ标准正式将沿用数十年的FGID更名为肠-脑互动异常(DGBI)。上述名称变更是认知逻辑和医学范式的一次改革，标志着学术界对这类疾病的认知从局部的胃肠功能障碍转为基于脑-肠轴双向调控的系统性失衡。本文将系统梳理FGID名称从非器质性胃肠病、胃肠神经官能症到FGID，最终确立为DGBI的变迁历程，剖析各阶段名称背后的认知局限，以及名称更迭过程中的科学突破，重点阐释罗马Ⅴ标准中名称变迁的核心依据，即基于脑-肠轴的神经-内分泌-免疫-菌群网络机制的深入挖掘，并探讨这一名称变迁在临床诊疗转型和未来研究方向上的深远意义。

罗马标准从Ⅰ至Ⅴ版的演进推动了食管疾病认知模式由功能性食管病向食管肠-脑互动异常转变。本文梳理罗马标准在食管疾病领域的发展历程，重点阐述其在疾病分类、病理生理机制、诊断理念和治疗策略方面的范式重塑。罗马Ⅳ标准强调脑-肠轴异常与内脏高敏感机制，推动诊断模式由排除性向阳性诊断转变；罗马Ⅴ标准结合最新功能检测技术，进一步优化诊断流程。本文亦讨论了罗马标准在中国临床实践中的本土化挑战，为建设精准诊疗体系提供参考。

便秘是消化系统常见的症状之一，全球患病率为10%~15%。自1990年代以来，罗马基金会主导的功能性胃肠病诊断标准经历了从罗马Ⅰ到罗马Ⅴ标准的演变，建立了医学界对便秘的认知框架。本文以便秘的"罗马之路"为核心主题，系统梳理便秘诊断标准的历史演变，从罗马Ⅰ标准将便秘症状仅纳入肠易激综合征框架，到罗马Ⅱ标准将功能性便秘列为独立诊断，罗马Ⅲ标准引入Bristol粪便性状量表和亚型分类，罗马Ⅳ标准将功能性胃肠病更名为肠-脑互动异常，实现范式转移，直至罗马Ⅴ标准将功能性便秘更名为慢性便秘并在循证基础上完成诊断标准的进一步规范化。本文深入剖析这一演变背后的深层逻辑，从排除诊断到正面诊断的范式转移、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的确立、从功能性到肠-脑互动的命名变革，以及诊断标准钟摆效应所反映的研究精确性与临床覆盖性之间的持续张力。罗马Ⅴ标准区分了研究标准与临床标准、引入多维临床特征评估框架，标志着便秘诊断正从二元判断转向连续评估，为精准胃肠病学奠定了方法学基础。

肠易激综合征(IBS)是肠-脑互动的典型疾病。《罗马Ⅴ：肠-脑互动异常》(以下简称为罗马V标准)对IBS的诊治进行了多项更新，特别是对于腹部不适症状，罗马V标准降低了诊断标准中腹部不适的症状发作频率阈值，明确了非持续性疼痛特征，更适合我国患者的临床特点。我国专家针对中国IBS临床特点制定的诊断标准，不但符合我国的国情，也得到了国际专家的认可。今后应进一步进行循证医学研究，并加强中医中药的临床应用研究，为不断完善诊断标准提供依据。

功能性消化不良(FD)是常见的胃十二指肠疾病，过去的几十年中，对其概念、诊断标准和机制的认识在不断发展。现对FD在罗马Ⅰ至Ⅴ标准下的发展情况进行回顾，对其概念更新、机制认知、诊疗策略等方面进行梳理，以期为临床研究者提供更加清晰的整体认识，促进FD的规范诊疗。

便秘是临床常见的消化系统症状，严重影响患者生活质量。多库酯钠作为经典的粪便软化剂，通过物理作用机制降低粪便表面张力、软化粪便，在慢性便秘的预防和治疗中具有独特价值。为规范多库酯钠的临床应用，优化慢性便秘治疗策略，本共识编写组在系统检索国内外文献、结合最新循证医学证据与专家临床经验的基础上，基于多库酯钠的药理机制、临床疗效、不同人群中的应用、联合用药策略等核心问题形成推荐意见，旨在为临床医师合理应用多库酯钠提供参考依据。

目的 分析深在性囊性胃炎(GCP)与胃内翻性息肉(GIP)[包括胃内翻性增生性息肉(GIHP)和胃错构瘤性内翻性息肉(GHIP)]的临床病理特征和Kirsten大鼠肉瘤病毒癌基因同源物(KRAS)突变差异，初步探讨两者关系。 方法 回顾性纳入2016年1月至2023年12月在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经病理确诊的16例GCP、11例GIHP和7例GHIP患者的内镜和病理组织学等资料，并进行KRAS突变检测。统计学方法采用Fisher确切概率法、Mann-Whitney U检验。 结果 在内镜检查方面，GCP、GIHP、GHIP的内镜检出率分别为6/16、10/11、7/7；GCP(6/6)和GIHP(9/10)主要表现为无蒂上皮下病变(SEL)，GHIP全部为有蒂SEL；相较于GCP(1/6)和GHIP(2/7)，微小黏膜改变在GIHP(8/10)中更常见；3类病变的内镜检出率、内镜形态、微小黏膜改变情况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Fisher确切概率法，均P<0.05)。在组织病理学方面，6例GCP病灶仅见单一腺体，18例GIP病灶均由2种或3种腺体组成，差异有统计学意义(Fisher确切概率法，P＝0.001)；中央连通结构(9/11)是GIHP独有的特征。在GIHP中发现1例共存癌，为腺癌起源；GCP或GHIP未发现共存癌。KRAS突变检测结果显示，共有7例患者KRAS突变，GCP患者的KRAS突变率高于GIP患者(6/16比1/18)，差异有统计学意义(Fisher确切概率法，P＝0.035)。KRAS突变者的年龄高于未突变者[69.0(63.0，71.0)岁比57.0(45.0，66.0)岁]，病灶小于未突变者[10(5，12) mm比12(10, 20) mm]，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U＝43.00、43.00，P＝0.028、0.026)。KRAS突变可能与黏蛋白5AC弥漫性阳性、无胃底型腺体有关(Fisher确切概率法，均P<0.05)。 结论 GCP与GIP在形态和分子特征上存在差异，但是否为独立疾病仍需进一步研究证实。

目的 探讨低可发酵寡糖、二糖、单糖和多元醇(FODMAP)饮食联合匹维溴铵对肠易激综合征(IBS)患者肠道菌群和免疫功能的影响。 方法 选择2019年2月至2024年1月于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医院诊治的132例IBS患者，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将IBS患者分为普通饮食组与FODMAP组，每组66例。普通饮食组和FODMAP组患者均服用匹维溴铵片(50 mg/片)1片/次、3次/d，普通饮食组患者在药物治疗基础上给予普通饮食，FODMAP组患者在药物治疗基础上给予低FODMAP饮食，连续干预4周。疗效评价指标包括肠易激综合征症状严重程度量表(IBS-SSS)、Bristol粪便性状量表评分，肠道菌群(乳酸杆菌、双歧杆菌、拟杆菌、大肠埃希菌丰度)，免疫功能[白细胞介素(IL)-6、IL-10、C反应蛋白(CRP)]，营养状况(白蛋白、血红蛋白、体重指数)，以及不良反应发生情况。采用配对t检验和卡方检验进行统计学比较。 结果 干预4周后，FODMAP组IBS-SSS分项指标腹痛程度、腹痛频率、腹胀程度、粪便满意度、对日常生活的困扰评分和IBS-SSS总分均低于普通饮食组[(22.14±3.15)分比(27.26±5.07)分、(19.71±5.35)分比(27.81±6.21)分、(21.65±3.08)分比(29.67±4.51)分、(26.23±5.54)分比(38.09±4.52)分、(40.31±5.27)分比(46.10±7.58)分、(130.04±15.76)分比(168.93±17.51)分]，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t＝6.97、8.03、11.93、13.48、5.09、13.41，均P<0.001)；FODMAP组与普通饮食组Bristol粪便性状量表评分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干预4周后，FODMAP组拟杆菌、大肠埃希菌丰度低于普通饮食组[(7.07±0.27)lg copies/g比(7.20±0.33)lg copies/g、(6.52±1.29)lg copies/g比(7.02±1.38)lg copies/g]，乳酸杆菌、双歧杆菌丰度高于普通饮食组[(7.86±0.28)lg copies/g比(6.98±0.39)lg copies/g、(8.09±1.33)lg copies/g比(7.05±0.37)lg copies/g]，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t＝2.48、2.16、14.89、6.12，P＝0.015、＝0.033、<0.001、<0.001)。干预4周后，普通饮食组与FODMAP组IL-6、IL-10、CRP，以及血红蛋白、白蛋白、体重指数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干预期间，普通饮食组与FODMAP组不良反应，如恶心[9.1%(6/66)比4.5%(3/66)]、皮疹[3.0%(2/66)比1.5%(1/66)]、头晕[7.6%(5/66)比3.0%(2/66)]、口干[6.1%(4/66)比4.5%(3/66)]的发生率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 结论 低FODMAP饮食联合匹维溴铵可通过调节IBS患者肠道菌群，减轻患者消化道症状，临床疗效显著且不良反应少。

克罗恩病的常见肠外表现为结节性红斑和坏疽性脓皮病，合并头皮皮肤病变极为罕见。肿瘤坏死因子α(TNF-α)抑制剂是目前治疗克罗恩病的主要生物制剂，药物相关性皮肤病变为其少见不良反应。本文报道1例克罗恩病患者在接受TNF-α抑制剂治疗后发生糜烂性脓疱性皮病，通过回顾疾病的发生、发展过程及生物制剂治疗策略的调整，探讨其诊断与治疗的关键点，以期为类似临床病例提供诊治参考。

艰难拟梭菌感染(CDI)是成人医源相关性腹泻、抗生素相关性腹泻的主要原因。近年来，复发性艰难拟梭菌感染(rCDI)的发生率大幅上升，显著影响患者的生活质量并加重医疗保健系统的负担。目前，万古霉素和非达霉素为治疗rCDI的一线药物，粪菌移植可通过恢复肠道菌群有效治疗和预防CDI，贝洛托舒单克隆抗体是有效预防CDI的单克隆抗体，其他药物如替考拉宁、ridinilazole、粪便微生物药物和疫苗等均在CDI的防治中展现出潜力。现结合最新研究数据与各国指南，回顾rCDI的流行病学与危险因素、临床表现、治疗和预防的研究进展，以期为临床医师提供参考。

目前上消化道肿瘤的诊断主要依赖内镜检查。传统内镜检查存在主观性强、微小病变易漏诊等局限性。近年来，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发展为内镜诊断带来了革命性突破，显著提高了上消化道肿瘤和癌前病变的检出率。在胃镜检查中，人工智能技术已经广泛应用于多种上消化道肿瘤诊断，并展现出卓越性能。此外，人工智能技术与超声内镜的结合进一步优化了深部病变的识别与评估。现聚焦于人工智能技术在胃镜检查和超声内镜辅助诊断中的最新研究进展，总结其在上消化道肿瘤和癌前病变诊疗中的潜在价值与未来发展方向。

结直肠癌是全球高发恶性肿瘤，其死亡率较高，对公共健康构成了严重威胁，需要及时、准确地诊断和治疗。分子影像学技术的发展为结直肠癌的精确诊疗开辟了新途径。近红外荧光(NIRF)成像技术联合特异性靶向肿瘤细胞及其微环境标志物的分子探针，在研究中展现出对恶性肿瘤诊疗的显著优势。这一技术体系不仅突破了传统内镜的形态学局限，提升早期筛查灵敏度，还可通过术中导航实时可视化肿瘤边界，并通过动态疗效监测优化治疗响应评估，推动结直肠癌诊疗模式从形态学向功能影像引导发展的精准化转型。现就NIRF分子探针在结直肠癌诊疗中的研究进展与技术突破进行总结，重点探讨其临床应用潜力、现存挑战和未来研究方向，旨在为构建结直肠癌精准诊疗体系提供理论与技术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