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 · 第45卷第12期

目的 评价应用线阵型超声内镜引导可控弹簧圈置入联合组织胶栓塞术(以下简称EUS圈胶栓塞术)治疗门静脉高压继发大口径胃食管静脉曲张策略的可行性、疗效和安全性。 方法 回顾性选择2020年12月至2025年7月在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因门静脉高压继发胃食管静脉曲张接受EUS圈胶栓塞术的患者81例。根据静脉曲张的来源支数量分别采用来源支栓塞术或主瘤体栓塞术。分析技术成功率、近期与长期疗效、安全性。采用Kaplan-Meier生存曲线分析来源支栓塞和主瘤体栓塞的术后再发出血情况。采用卡方检验、Fisher确切概率法和Wilcoxon秩和检验进行统计学比较。 结果 81例患者中，10例伴有肝恶性肿瘤。77例(95.1%)患者成功施行EUS圈胶栓塞术，其中69例患者置入1个弹簧圈，8例患者置入2个弹簧圈，置入的弹簧圈长度(范围)为20(20~50) cm，弹簧圈释放成形的直径(范围)为10(6~18) mm，静脉曲张主要来源支内径(范围)为8(6~12) mm，静脉曲张主瘤体最大径(范围)为3.0(1.5~6.0) cm。单例患者治疗消耗组织胶体积(范围)为2.0(0.5~8.5) mL。所有患者均未发生术中弹簧圈漂移、术后早期出血或异位栓塞。45例患者采用来源支栓塞，余32例患者采用主瘤体栓塞，两种栓塞方法在控制异位栓塞风险和静脉曲张急诊止血方面均疗效理想。41例成功施行EUS圈胶栓塞术的孤立性胃静脉曲张1型患者中，采用来源支栓塞的患者胃静脉曲张的主要来源支内径和术后1年再发出血率均高于采用主瘤体栓塞的患者[10.0(8.0~12.0) mm比7.5(6.0~12.0) mm、4/14比3.7%(1/27)]，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U＝51.00、Fisher确切概率法，P<0.001、＝0.039)，而Kaplan-Meier无出血生存曲线显示采用来源支栓塞的患者与采用主瘤体栓塞的患者之间无出血生存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log－rank检验，P＝0.081)。77例患者随访19(1~57)个月，术后1年再出血率为19.5%(15/77)，术后6周死亡率为1.2%(1/77)。 结论 线阵型超声内镜引导下，采用22G超声内镜穿刺针、可控弹簧圈和组织胶注射结合栓塞大口径胃食管静脉曲张安全有效。将弹簧圈置于静脉曲张的来源支或主瘤体在技术上均可行，在控制术中异位栓塞风险和急性静脉曲张破裂的止血方面均达到理想疗效。

目的 比较二氧化碳气体灌注与传统空气灌注在无镇静诊断性结肠镜检查中的舒适度、检查效率及安全性。 方法 纳入2024年6月1日至12月31日在松原市中心医院内镜中心行无镇静诊断性结肠镜检查的患者100例，通过随机数字表法分为二氧化碳组(采用二氧化碳灌注)与空气组(采用空气灌注)各50例，每组气体灌注流量均为2 L/min。舒适度评价采用术中及术后1 h、6 h、24 h视觉模拟量表(VAS)评分，检查效率评价采用盲肠插入时间、总检查时间，安全性评价采用呼气末二氧化碳分压(PetCO2)和不良事件发生率。统计学方法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Mann－Whitney U检验、Fisher确切概率法。 结果 二氧化碳组无镇静诊断性结肠镜检查VAS在术中[2.1(1.5，2.7)分比3.5(2.8，4.2)分]，以及术后1 h[1.5(1.0，2.0)分比3.0(2.3，3.7)分]、6 h[0.8(0.4，1.2)分比2.2(1.6，2.8)分]、24 h[0.1(0.0，0.3)分比0.7(0.3，1.1)分]均低于空气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t＝ 5.95、8.46、10.64，Z＝5.86，均P<0.001)。二氧化碳组结肠镜检查的盲肠插入时间[(8.2±1.4) min比(8.7±2.1) min]和总检查时间[(18.9±3.5) min比(19.4±2.9) min]与空气组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二氧化碳组和空气组的PetCO2最高值与基线值的差值[(2.9±1.1) mmHg(1 mmHg＝0.133 kPa)比(2.8±1.3) mmHg]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二氧化碳组不良事件发生率低于空气组[10.0%(5/50)比26.0%(13/50)]，差异有统计学意义(Fisher确切概率法，P＝0.038)。 结论 无镇静诊断性结肠镜检查中，二氧化碳气体灌注的舒适度和安全性均高于空气灌注，且不影响其检查效率，具有推广应用价值。

目的 观察调胃承气汤复方辅助低剂量聚乙二醇电解质散在结肠镜检查前肠道准备中的效果，评估该方案的有效性、安全性和患者满意度，为其在结肠镜前肠道准备中的临床应用提供依据。 方法 筛选2024年1月1日至10月31日在浙江省中医院行电子结肠镜检查的患者，按清肠方案分为中药辅助清肠组(中药辅助组)和聚乙二醇单药组。采用倾向性评分匹配两组性别和年龄后，中药辅助组和聚乙二醇单药组各纳入235例。中药辅助组清肠方案为检查前1晚服用调胃承气汤150 mL，检查当天服用聚乙二醇溶液1 500~2 000 mL，聚乙二醇单药组为检查前1晚服用1 000 mL。采用卡方检验比较两组患者的肠道清洁程度、病变检出率、不良反应发生率、患者满意度等。 结果 中药辅助组与聚乙二醇单药组总波士顿肠道准备评分[(7.06±1.25)分比(7.04±1.18)分]、病变检出率[58.40%(137/235)比54.89%(129/235)]、息肉检出率[45.11%(106/235)比38.30%(90/235)]、腺瘤检出率[16.17%(38/235)比20.00%(47/235)]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中药辅助组炎症检出率高于聚乙二醇单药组[11.49%(27/235)比2.98%(7/235)]，不良反应发生率低于聚乙二醇单药组[44.68%(105/235)比54.47%(128/235)]，总满意率高于聚乙二醇单药组[97.45%(229/235)比91.91%(216/235)]，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χ2＝12.68、4.50、7.14, P<0.001、＝0.034、＝0.006)。 结论 调胃承气汤复方辅助低剂量聚乙二醇在结肠镜检查前肠道准备中具有良好的清洁效果，且不良反应少，患者满意度高，初步显示临床应用潜力。

目的 研究老年营养风险指数(GNRI)与新发代谢相关脂肪性肝病(MASLD)的关联。 方法 共纳入2014年1月至2023年12月在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至少进行2次健康体检的30 041名体检者为研究对象，根据基线时GNRI数值将研究对象进行四分位数分组(Q1为65.21~<108.49，Q2为108.49~<112.80，Q3为112.80~<117.46，Q4为117.46~<129.46)。绘制Kaplan-Meier生存曲线分析GNRI不同分组人群MASLD的累积发病率，主分析采用多因素Cox比例风险回归模型，调整年龄、性别、高血压、糖尿病、血脂异常、血尿酸、血肌酐、血红蛋白、γ-谷氨酰转移酶、总胆红素、血尿素氮、腰围等混杂因素，以探究总人群及不同分组人群GNRI与新发MASLD的关联。使用限制性立方样条法探究GNRI与MASLD之间的剂量反应关系，在不同年龄、性别、高血压、糖尿病、血脂异常和高尿酸血症人群中进行亚组分析。并进行了3项敏感性分析，其一，将人群随访时间限定在4~6年间进行分析；其二，采用不同公式计算GNRI进行分析；其三，对未经预处理的原始数据进行重新分析。 结果 在调整相关混杂因素后，对GNRI四分位数组进行分析，与Q1组相比，总人群中Q4组发生MASLD的风险增加140.7%(HR＝2.407，95%置信区间：2.132~2.718，P<0.001)；连续变量ln(GNRI)每增加1个单位，MASLD的发病风险增加至原来的576.6%(HR＝5.766, 95%置信区间：4.327~7.684，P<0.001)。同时，亚组分析表明，性别、年龄、高血压和血脂异常与GNRI之间存在显著的交互作用(P<0.001)。三项敏感性分析结果显示，与Q1组相比，Q4组发生MASLD的风险分别增加144.9%(HR＝2.449，95%置信区间：1.939~3.093)、131.5%(HR＝2.315，95%置信区间：2.060~2.602)、449.6%(HR＝5.496，95%置信区间：4.805~6.287)，与主分析方向一致。 结论 GNRI的升高与MASLD的发病风险增加显著相关，GNRI作为独立危险因素有助于MASLD高危人群的风险筛查和早期预防。

目的 调查我国炎症性肠病(IBD)合并巨细胞病毒(CMV)感染的现状。 方法 2024年2月16日至2024年3月31日，向27个省级行政区的三级医院进行问卷调查，填写人为各医院的IBD专科医师，填写人通过医院电子病历系统检索2023年1月至2023年12月IBD住院患者的临床资料，并记录其合并CMV感染情况。问卷内容包括IBD患者人口统计学信息、合并CMV感染的临床特征、医院开展CMV检测的情况、医师对CMV感染的认知情况。统计学分析采用卡方检验或Fisher确切概率法。 结果 共纳入10 422例溃疡性结肠炎(UC)和9 394例克罗恩病住院患者。中度和重度的UC患者在其他城市医院占比与直辖市、省会或首府城市医院比较[29.2%(894/3 065)比41.8%(896/2 145)、39.5%(2 059/5 212)，9.6%(293/3 065)比20.6%(441/2 145)、19.1%(995/5 212)]，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χ2＝88.88、89.87、126.15、133.43，均P<0.001)。疾病活动度为中度和重度的克罗恩病患者在直辖市医院占比与省会或首府城市、其他城市医院比较[49.3%(1 057/2 142)比43.5%(2 378/5 462)、43.4%(776/1 790)，30.1%(644/2 142)比23.2%(1 266/5 462)、21.3%(382/1 790)]，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χ2＝20.97、14.08、38.80、38.49，均P<0.001)。UC合并CMV感染的发病率[3.9%(409/10 422)]高于克罗恩病[1.6%(152/9 394)]，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95.53，P<0.001)。开展肠道组织CMV免疫组织化学染色的医院在其他城市医院占比与直辖市、省会或首府城市医院比较[46.6%(27/58)比15/17、79.2%(42/53)]，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采用Fisher确切概率法，均P<0.05)。在专科医师认为应筛查CMV的IBD患者中，活动期IBD[71.1%(91/128)]、中重度IBD伴糖皮质激素抵抗[82.0%(105/128)]或依赖[68.0%(87/128)]、应用免疫抑制剂之前[68.8%(88/128)]或生物制剂之前[64.8%(83/128)]的IBD患者占比均>50.0%。 结论 IBD合并CMV感染疾病活动度较重，应予以重视，同时需要提高临床医师对IBD合并CMV感染的认知，推进医院开展CMV组织学检测，以改善患者的预后。

目的 探讨慢性萎缩性胃炎(CAG)伴癌前病变患者自我效能感发展轨迹的潜在类别，分析类别的影响因素。 方法 选择2022年9月至2024年9月江西省中西医结合医院收治的202例CAG伴癌前病变患者。于患者确诊后、治疗1个月、治疗3个月、治疗6个月4个时间点收集慢性病管理自我效能量表(CDSES)、社会支持评定量表(SSRS)、焦虑自评量表(SAS)和抑郁自评量表(SDS)数据，综合评估患者自我效能，通过增长混合模型分析自我效能轨迹类别最优数量并命名。采用自行设计一般资料问卷收集患者的临床资料，通过单因素分析和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探讨潜在类别的影响因素。采用卡方检验和单因素方差分析进行统计学比较。 结果 CAG伴癌前病变患者确诊后、治疗1个月、治疗3个月、治疗6个月的CDSES得分分别为(4.74±1.58)、(5.53±1.34)、(6.27±1.78)、(7.12±1.93)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F＝225.39，P<0.001)。202例CAG伴癌前病变患者自我效能轨迹可分为3个潜在类别：自我效能持续上升型85例、低自我效能维持型33例、中等自我效能平稳型84例。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自我效能持续上升型、低自我效能维持型、中等自我效能平稳型患者的年龄、家庭人均月收入、疾病严重程度、并发症、合并其他慢性疾病、疾病认知程度构成比，以及SSRS、SAS和SDS得分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χ2＝10.86、6.05、7.38、10.84、6.66、6.42，F＝7.84、8.38、9.20；均P<0.05)。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以自我效能持续上升型为参照时，低自我效能维持型患者的年龄[以≥60岁为参照，45~59岁、18~44岁的OR值及其95%置信区间(95% confidence interval，95%CI): 0.148(0.041~0.536)、0.201(0.050~0.816)]、疾病严重程度[以重度为参照，中度、轻度的OR值及其95%CI：0.299(0.074~1.211)、0.177(0.043~0.727)]、并发症[OR值及其95%CI: 0.216(0.072~0.646)]、合并其他慢性疾病[OR值及其95%CI：0.153(0.049~0.482)]、疾病认知程度[以高水平为参照，中等、低水平OR值及其95%CI: 3.225(0.716~14.517)、5.202(1.182~22.906)]，以及SSRS、SAS、SDS得分[OR值及其95%CI: 0.776(0.659~0.915)、1.247(1.064~1.461)、1.306(1.138~1.497)]均是其CDESE变化轨迹的独立影响因素(均P<0.05)；以中等自我效能平稳型为参照时，低自我效能维持型患者合并其他慢性疾病[OR值及其95%CI：0.318(0.114~0.884)]、疾病认知程度[以高水平为参照，中等、低水平OR值及其95%CI：0.487(0.144~1.652)、0.288(0.084~0.987)]和SDS得分[OR值及其95%CI：1.150(1.020~1.296)]均是其CDESE变化轨迹的独立影响因素(均P<0.05)。 结论 CAG伴癌前病变患者自我效能的发展轨迹具有异质性，受疾病认知程度、SAS得分等影响，基于各影响因素，医护者可针对性制定护理方案，促使患者自我效能轨迹正向发展。

目的 探索高压氧治疗对小鼠溃疡性结肠炎的疗效及可能机制。 方法 将33只6周龄雄性C57BL/6J小鼠平均分为空白对照组、结肠炎模型组(简称模型组)、结肠炎模型＋高压氧治疗组(简称高压氧组)，每组11只。空白对照组常规饲养，模型组予2.5%葡聚糖硫酸钠饮用，高压氧组在饮用2.5%葡聚糖硫酸钠的同时予高压氧吸氧干预，1次/d,持续10 d。比较3组小鼠体重、结肠长度、脾脏重量、疾病活动指数(DAI)评分、粪便钙卫蛋白的变化。通过苏木精-伊红染色观察结肠组织病理学改变，免疫组织化学染色分析免疫细胞浸润程度。通过实时荧光定量聚合酶链反应检测氧化应激相关基因[还原型烟酰胺腺嘌呤二核苷酸磷酸氧化酶(NOXs)、双氧化酶]，促炎因子[肿瘤坏死因子-α(TNF-α)、白细胞介素(IL)-1β、IL-6]，抗氧化因子[核因子E2相关因子2(NRF2)、血红素加氧酶-1(HO-1)、醌NADH脱氢酶1(NQO1)]，以及辅助性T细胞17(Th17)相关基因[视黄酸相关孤儿受体γt(RORγt)]及其效应因子(IL-17)、调节性T细胞(Treg)相关基因[叉头框蛋白质P3(FoxP3)]及其效应因子(IL-10)的mRNA表达水平。通过流式细胞术检测结肠中Th17和Treg比例。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和Tukey′s事后检验进行统计学分析。 结果 干预10 d后，对照组、模型组和高压氧组小鼠的体重、结肠长度、脾脏重量、DAI评分、粪便钙卫蛋白、CD4＋T细胞占比、NOXs、双氧化酶、NRF2、HO-1、NQO1、IL-1β、IL-6、TNF-α、RORγt、IL-17、FoxP3、IL-10的mRNA表达水平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F＝57.84、197.60、153.50、840.60、116.20、138.30、32.87、188.20、20.80、28.48、28.39、101.60、33.79、26.21、33.64、118.60、35.95、125.20，均P<0.001)。与模型组相比，高压氧组小鼠体重较重[(18.40±0.61) g比(21.99±0.76) g]，结肠较长[(6.06±0.35) cm比(7.90±0.39) cm]，脾脏重量较轻[(0.193±0.023) g比(0.113±0.008) g]，DAI[(10.73±0.65)分比(4.27±0.79)分]及粪便钙卫蛋白水平[(62.79±13.58) μg/g比(21.79±6.66) g/g]均较低，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P<0.001)，且高压氧组小鼠结肠组织病理学比模型组明显改善。与模型组相比，高压氧组小鼠结肠组织中CD4＋T细胞占比[(12.580±2.347)%比(3.832±1.272)% ]，IL-1β(3.994±0.798比1.768±0.326)、IL-6(6.549±2.732比2.338±0.831)、TNF-α(2.496±0.853比1.046±0.346)、NOXs(1.927±0.275比1.186±0.400)、双氧化酶(3.225±0.400比1.284±0.310)的mRNA表达均降低，同时NRF2(0.455±0.177比1.088±0.347)、HO-1(0.336±0.130比1.378±0.455)、NQO1(0.208±0.091比1.011±0.364)的mRNA表达增高，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P<0.001)。与模型组比较，高压氧组小鼠RORγt(5.148±1.800比2.009±1.030)及其效应因子IL-17(10.045±2.122比2.964±1.317)的mRNA表达降低，FoxP3(0.227±0.154比0.443±0.172)、IL-10(0.094±0.036比0.343±0.118)的mRNA表达升高，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P<0.001)。流式细胞术结果显示，高压氧组小鼠结肠CD4＋T细胞中Th17的比例相比模型组较低，同时Treg的比例较高(均P<0.001)。 结论 高压氧治疗能够通过重塑Th17/Treg免疫平衡和降低结肠的炎症因子水平来改善小鼠的结肠炎病情。

多种分子靶向药物在临床应用中易引起胃肠道损伤。现报道1例因膜性肾病使用利妥昔单抗后出现药物相关性肠炎患者的多学科协作诊疗经过，以期提高临床医师对该类药物罕见不良反应的认识及警惕性。

炎症性肠病(IBD)是一组以慢性肠道炎症为特征的疾病，其发病机制复杂，涉及遗传、环境和免疫等多种因素。近年来，肠道微生态的相关研究为IBD提供了新的理解视角。本综述汇总了2024年度肠道微生物群及其代谢产物与IBD精准治疗的诊治进展，通过整合相关研究成果，为IBD的诊治提供新思路，助力精准医学发展。

高脂血症性急性胰腺炎是由血清甘油三酯升高引起的急性胰腺炎，其发生、发展与脂质代谢密切相关。脂质异常沉积于胰腺内而产生脂毒性，脂毒性通过炎症反应、氧化应激、内质网应激、自噬和胰岛素抵抗等途径诱发和加重急性胰腺炎。高脂血症性急性胰腺炎具有发病率高、进展快、并发症多和易复发等特点，明确脂毒性在该病中的作用机制对其预防和治疗具有重要意义。现对脂毒性在高脂血症性急性胰腺炎中的作用机制进行阐述和探讨。

结直肠癌是全球范围内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近年来，免疫治疗在多种癌症类型中展现出显著的治疗效果，但在结直肠癌中的应用仍面临挑战。肠道菌群作为免疫系统的重要调节者，对癌症免疫治疗具有重要影响。研究表明，肠道菌群的组成和多样性与结直肠癌的发生、发展及免疫治疗效果密切相关。特定的肠道细菌能够促进免疫细胞成熟与活化，并通过抗原交叉反应增强T细胞的特异性抗肿瘤反应。肠道菌群还能通过与宿主免疫系统相互作用，激活模式识别受体，进而诱导炎症反应，增强肿瘤微环境中的免疫应答。肠道菌群与免疫相关不良反应也存在关联，粪菌移植和益生菌补充等方法可通过调节肠道微生物群增强结直肠癌免疫治疗效果并减少免疫相关不良反应。深入理解肠道微生物与结直肠癌免疫治疗的相互作用，明确结直肠癌免疫治疗的具体机制，对于开发可能的干预策略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