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 · 第45卷第03期

嗜酸细胞性食管炎(EoE)是一种免疫相关的慢性炎症性疾病，其病理特征为嗜酸性粒细胞异常浸润食管上皮。EoE的发病与食物过敏原密切相关，临床表现主要包括吞咽困难、食物嵌塞，儿童患者可出现生长发育受限等。欧洲儿科胃肠病学、肝病学和营养学会于2014年首次发布了儿童EoE管理指南(以下简称2014版指南)。随着对EoE发病机制和治疗反应的深入研究，2024年全面更新了儿童EoE管理指南(以下简称2024版指南)。本文对2024版指南进行了系统解读，重点阐述新的诊断标准、饮食疗法的优化和食管狭窄管理策略的改进，并对比了2014版指南与2024版指南的主要差异，反映出近10年来EoE管理领域的重要进展及其对临床实践的指导意义。

目的 分析1990至2019年中国各省份食管癌的流行情况、疾病负担变化趋势和危险因素。 方法 根据2019年全球疾病负担研究数据，分析1990至2019年中国31个省、直辖市、自治区，以及中国香港和澳门特别行政区食管癌的疾病负担。采用发病数(率)、死亡数(率)、伤残调整生命年(DALY)及其年龄标准化率描述中国食管癌的疾病负担。采用Joinpoint回归分析和t检验评估年度变化百分比和平均年度变化百分比(AAPC)，通过散点图和Spearman相关系数分析各省份的食管癌疾病负担与社会人口学指数(SDI)和DALY之间的相关性。 结果 2019年，中国食管癌新发病例为278 121例，死亡病例为257 316例，分别较1990年增长了60.13%和45.70%。食管癌年龄标准化发病率排名前3位的省份分别是四川省(25.96/10万)、江苏省(23.80/10万)和福建省(21.98/10万)。1990至2019年，除江苏省和四川省外，其他省份的年龄标准化发病率均呈下降趋势，各省份及中国香港和澳门特别行政区的食管癌年龄标准化死亡率和DALY的年龄标准化率均下降。中国食管癌死亡可归因风险因素主要包括吸烟、饮酒、高体重指数和低水果饮食，共占总体因素的91.38%。随着SDI的增长，食管癌高发区(四川省、江苏省、福建省、河南省、重庆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山西省和安徽省)DALY的年龄标准化率呈先下降后上升的趋势。相比之下，其他省份及中国香港和澳门特别行政区食管癌DALY的年龄标准化率则呈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中国食管癌DALY的年龄标准化率与SDI呈负相关(r＝－0.315，P<0.001)。1990至2019年，食管癌年龄标准化发病率和年龄标准化死亡率整体呈下降趋势，AAPC分别为－1.43%(t＝－19.16，P<0.001)和－1.83%(t＝－29.63，P<0.001)。预计至2044年，中国食管癌的实际新发病例数将从2019年的278 121例增加至2044年的291 206例，实际死亡病例将从257 316例增加至275 856例。 结论 近年来我国食管癌疾病负担依旧严重，且存在地理、性别上的差异。预计至2044年，中国的食管癌新发和死亡病例数将继续增加，需要更有效的策略和政策来减轻其疾病负担。

目的 评估羔羊胃提取物维B12胶囊(以下简称羔羊胃胶囊)对不同发病部位(胃窦小弯、胃窦大弯、胃角、胃体小弯和胃体大弯)慢性萎缩性胃炎(CAG)的疗效。 方法 纳入2011年8月至2013年1月空军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吉林大学第一医院、四川大学华西医院等全国16家三级甲等医院参与的多中心、随机、双盲、安慰剂对照试验中的715例CAG患者，其中羔羊胃胶囊组476例，安慰剂组239例。羔羊胃胶囊组给予羔羊胃胶囊制剂，安慰剂组给予羔羊胃胶囊模拟剂，所有药物均餐后口服，3粒/次、3次/d，两组疗程均为6个月。疗效评价标准包括有效(治疗6个月后组织病理学评分较基线值降低的分值≥1分)率和逆转(基线期为中、重度的患者治疗6个月后组织病理学评分较基线值降低的分值≥2分)率。采用logistic回归分析发病部位是否为影响羔羊胃胶囊疗效的因素。应用考虑中心效应的双向无序Cochran-Mantel-Haenszel卡方检验和Pearson卡方检验进行统计学分析。 结果 羔羊胃胶囊组胃窦大弯和胃体大弯2个部位的慢性炎症治疗有效率[23.3%(110/473)比13.0%(31/239)、20.3%(96/472)比12.6%(30/239)]，胃窦小弯、胃窦大弯、胃角、胃体小弯、胃体大弯5个部位的萎缩治疗有效率[27.0%(118/437)比15.7%(34/216)、29.2%(126/432)比18.5%(38/205)、27.8%(121/435)比16.7%(36/216)、32.5%(127/391)比19.8%(37/187)、33.0%(119/361)比21.8%(39/179)]，以及胃窦小弯、胃窦大弯、胃角、胃体小弯4个部位的肠上皮化生治疗有效率[45.0%(112/249)比29.8%(31/104)、53.8%(86/160)比33.9%(21/62)、45.8%(103/225)比24.0%(25/104)、51.9%(83/160)比28.3%(17/60)]均高于安慰剂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χ2＝10.76、6.39、9.69、7.91、11.05、9.62、8.57、5.20、7.11、12.45、6.73，均P<0.05)。羔羊胃胶囊组胃体小弯和胃体大弯2个部位的慢性炎症逆转率[5.2%(12/231)比0(0/123)、4.7%(8/170)比0(0/88)]，胃窦小弯、胃窦大弯、胃体小弯、胃体大弯4个部位的萎缩逆转率[6.8%(22/323)比1.3%(2/151)、9.2%(29/315)比1.4%(2/144)、14.2%(38/267)比2.5%(3/121)、20.8%(35/168)比5.8%(4/69)]，以及胃窦小弯、胃窦大弯、胃角、胃体小弯4个部位的肠上皮化生逆转率[29.8%(39/131)比9.1%(4/44)、41.0%(32/78)比12.5%(3/24)、33.3%(44/132)比4.8%(3/63)、50.0%(37/74)比8.7%(2/23)]均高于安慰剂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χ2＝6.58、5.12、5.60、8.61、11.43、6.59、7.30、4.95、15.92、7.62，均P<0.05)。羔羊胃胶囊组与安慰剂组不同部位活动性炎症的有效率和逆转率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通过logistic回归分析(以胃窦小弯作为参考)进一步证实，羔羊胃胶囊对胃体小弯和胃体大弯的慢性炎症[OR＝0.22，95%置信区间(95%CI)：0.07～0.67；OR＝0.24，95%CI：0.07～0.80]、萎缩(OR＝0.28，95%CI：0.16～0.49；OR＝0.28，95%CI：0.16～0.49)、肠上皮化生(OR＝0.42，95%CI：0.24～0.77；OR＝0.20，95%CI：0.08～0.52)的逆转率均高于胃窦小弯，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P<0.05)；胃窦大弯和胃角部位的上述病理特征的逆转率与胃窦小弯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 结论 羔羊胃胶囊治疗CAG疗效佳，可提高多部位，尤其是胃体小弯和胃体大弯慢性炎症、萎缩、肠上皮化生的有效率和逆转率。

目的 探究克罗恩病患者内镜下黏膜愈合(以下简称黏膜愈合)的影响因素并构建预测模型。 方法 回顾性纳入2023年1月1日至2024年8月31日于武汉大学人民医院(以下简称本院)消化内科住院治疗的124例克罗恩病患者作为建模组；纳入2021年1月1日至2022年12月31日于本院消化内科住院治疗的88例克罗恩病患者作为验证组。收集建模组患者的简化克罗恩病活动指数(CDAI)评分、纤维蛋白原(FIB)等血清学指标，以及乌司奴单克隆抗体(以下简称单抗)等用药情况。采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筛选克罗恩病患者黏膜愈合的独立预测因素并构建列线图预测模型。绘制受试者操作特征曲线(ROC)评估列线图模型的预测效能并绘制校准曲线进行验证。统计学方法采用Mann－Whitney U检验和卡方检验。 结果 根据克罗恩病简化内镜评分和内镜下表现判定建模组124例患者中92例黏膜愈合、32例黏膜未愈合。黏膜愈合患者的简化CDAI评分、FIB均低于黏膜未愈合患者[2.00(2.00，3.00)分比3.00(2.25，4.00)分、2.37(2.03，2.88) g/L比2.92(2.40，4.40) g/L]，黏膜愈合患者中使用乌司奴单抗者的占比高于黏膜未愈合患者[62.0%(57/92)比31.2%(10/32)]，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Z＝－2.98、－3.57, χ2＝9.01；均P<0.01)。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低简化CDAI评分[OR＝0.560，95%置信区间(95%CI)：0.343～0.913]、低FIB(OR＝0.475，95%CI：0.302～0.747)、使用乌司奴单抗(OR＝4.218，95%CI：1.621～10.977)均是克罗恩病患者黏膜愈合的独立预测因素(均P<0.05)。得出回归方程为ln[p/(1－p)]黏膜愈合＝4.215－0.580×简化CDAI评分(分)－0.745×FIB(g/L)＋1.439×乌司奴单抗用药情况(使用取值为1，未使用取值为0)，构建列线图预测模型。ROC分析显示，列线图预测模型在建模组和验证组的曲线下面积分别为0.791(95%CI：0.700～0.883)、0.781(95%CI：0.666～0.895)，灵敏度分别为0.859、0.868，特异度分别为0.688、0.650。校准曲线分析结果显示，预测模型在内部和外部验证的平均绝对误差分别为0.032、0.039，预测概率与实际概率的一致性良好。 结论 低简化CDAI评分、低FIB、使用乌司奴单抗是克罗恩病患者黏膜愈合的独立预测因素，基于此构建的列线图预测模型对克罗恩病疾病管理有一定参考价值。

目的 评估阿达木单克隆抗体(ADA)原研药及其两种生物类似药在治疗克罗恩病中的有效性和安全性。 方法 回顾性分析2020年1月至2023年1月在同济大学附属第十人民医院消化内科诊断为克罗恩病并接受ADA治疗的73例患者的临床资料。73例患者中30例接受ADA原研药(国药准字SJ20181019)治疗，23例接受生物类似药A(国药准字S20190038)治疗，20例接受生物类似药B(国药准字S20190043)治疗，分别作为原研药组、类似药A组和类似药B组。收集患者ADA治疗12和48周的临床缓解[克罗恩病活动指数(CDAI)评分<150分]、临床应答(CDAI评分较基线值下降≥70分)、内镜缓解[克罗恩病简化内镜评分(SES－CD)≤2分或Rutgeerts评分≤1分]、内镜应答(SES-CD较基线值下降幅度>50%)和药物相关不良反应的发生情况。统计学方法采用卡方检验或Fisher确切概率法。 结果 ADA治疗12周的临床缓解率为69.9%(51/73)，其中类似药A组为69.6%(16/23)，类似药B组为75.0%(15/20)，原研药组为66.7%(20/30)；临床应答率为83.6%(61/73)，其中类似药A组为82.6%(19/23)，类似药B组为80.0%(16/20)，原研药组为86.7%(26/30)；内镜缓解率为42.5%(31/73)，其中类似药A组为52.2%(12/23)，类似药B组为45.0%(9/20)，原研药组为33.3%(10/30)；内镜应答率为63.0%(46/73)，其中类似药A组为73.9%(17/23)，类似药B组为70.0%(14/20)，原研药组为50.0%(15/30)；3组间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ADA治疗48周的临床缓解率为54.2%(32/59)，其中类似药A组为8/18，类似药B组为9/15，原研药组为57.7%(15/26)；临床应答率为71.2%(42/59)，其中类似药A组为10/18，类似药B组为12/15，原研药组为76.9%(20/26)；内镜缓解率为25.4%(15/59)，其中类似药A组为5/18，类似药B组为3/15，原研药组为26.9%(7/26)；内镜应答率为40.7%(24/59),其中类似药A组为7/18，类似药B组为5/15，原研药组为46.2%(12/26)；3组间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总体药物相关不良反应发生率为32.9%(24/73)，其中类似药A组不良反应发生率为30.4%(7/23)，类似药B组不良反应发生率为30.0%(6/20)，原研药组不良反应发生率为36.7%(11/30)，3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847)。 结论 ADA生物类似药A、类似药B与原研药治疗克罗恩病的疗效和安全性相当。

目的 比较双气囊小肠镜检查术(DBE)与双能CT小肠成像(DCTE)在评估克罗恩病临床特征中的作用。 方法 回顾性纳入2016年7月1日至2023年11月1日于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接受DCTE和DBE(检查间隔时间<3个月)的72例克罗恩病患者，其中4例进行2次DCTE和DBE检查(共计76例次)。分析DBE和DCTE诊断76例次克罗恩病的相关数据，包括克罗恩病诊断率、两者检测克罗恩病病变部位(回肠末端、结肠、回结肠、累及上消化道)的一致性，以及狭窄、溃疡及其部位、长溃疡(溃疡长径≥2 cm)、瘘管的检出率。采用Kappa检验进行一致性分析，统计学方法采用卡方检验。 结果 DBE的克罗恩病诊断率高于DCTE[80.3%(61/76)比65.8%(50/76)]，两者联合的诊断率[89.5%(68/76)]高于DCTE的诊断率，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χ2＝4.04、12.28，P＝0.044、<0.001)。Kappa检验结果显示，DBE与DCTE检出克罗恩病病变部位的一致性较差(Kappa值＝0.29、t＝3.17，P＝0.002)。DBE的狭窄检出率高于DCTE[46.1%(35/76)比13.2%(10/76)]，两者联合的狭窄检出率[52.6%(40/76)]高于DCTE的狭窄检出率，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χ2＝19.73、26.82，均P<0.001)。DBE、DCTE及两者联合的瘘管检出率分别为3.9%(3/76)、2.6%(2/76)、5.3%(4/76)，三者间两两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DBE的溃疡检出率高于DCTE[73.7%(56/76)比7.9%(6/76)]，两者联合的溃疡检出率[76.3%(58/76)]高于DCTE的溃疡检出率，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χ2＝68.10、72.98，均P<0.001)。DBE的长溃疡和非回肠末端溃疡检出率均为17.9%(10/56)，DCTE检出的6例溃疡均位于回肠末端且未见长溃疡。 结论 在诊断克罗恩病及狭窄和溃疡方面，DBE或联合DCTE较单独DCTE更有优势。DBE与DCTE检出病变累及部位的一致性较差。DBE在检出长溃疡和非回肠末端溃疡方面具有优势。

目的 探究具核梭形杆菌(Fn)调控中性粒细胞形成中性粒细胞胞外诱捕网(NET)加重结肠炎的机制。 方法 取第一批15只C57BL/6小鼠，采用完全随机设计法分为阴性对照组、葡聚糖硫酸钠(DSS)A组(DSS诱导结肠炎)、DSS＋Fn A组(DSS诱导结肠炎并感染Fn)；另取第二批15只C57BL/6小鼠，采用完全随机设计法分为DSS B组、DSS＋Fn B组、GSK484组[DSS诱导结肠炎并感染Fn后腹腔注射肽酰基精氨酸脱亚氨酶4(PAD4)抑制剂GSK484]；每组5只小鼠。构建Fn感染中性粒细胞(HL－60细胞)及其PAD4抑制细胞模型，采用完全随机设计法分为对照类中性粒细胞(1.25%二甲基亚砜诱导类中性粒细胞模型)、Fn类中性粒细胞(类中性粒细胞与Fn共培养模型)和GSK484细胞(类中性粒细胞感染Fn后与GSK484共培养模型)，其中对照和Fn类中性粒细胞分为两批分别进行PAD4抑制前和抑制后实验。采用免疫组织化学染色、蛋白质印迹法、流式细胞术等分析小鼠或细胞中的闭锁小带蛋白1(ZO－1)、中性粒细胞弹性蛋白酶(NE)、活性氧、PAD4、瓜氨酸化组蛋白(cit－H3)的表达情况。统计学方法采用双尾t检验。 结果 免疫组织化学染色结果显示，相较于DSS A组，DSS＋Fn A组的NE、PAD4和cit－H3表达均上调、ZO－1表达下调；相较于DSS＋Fn B组，GSK484组的ZO－1表达上调、cit－H3和PAD4表达均下调。蛋白质印迹法结果显示，PAD4抑制前，Fn类中性粒细胞的NE、PAD4和cit－H3相对表达水平均高于对照类中性粒细胞(1.52±0.11比1.00±0.19、1.21±0.06比1.00±0.07、1.59±0.16比1.00±0.16)，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t＝－4.13、－3.86、－4.47，P＝0.014、0.014、0.018)；PAD4抑制后，GSK484细胞的PAD4、cit－H3、NE相对表达量均低于Fn类中性粒细胞(0.95±0.09比1.27±0.04、1.15±0.34比2.29±0.50、1.22±0.14比1.68±0.12)，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t＝5.61、3.24、4.49，P＝0.005、0.032、0.011)。流式细胞术结果显示，DSS＋Fn A组小鼠的活性氧阳性率高于DSS A组[(21.15±2.93)%比(11.14±1.42)%]，PAD4抑制剂前的Fn类中性粒细胞的活性氧阳性率也高于对照类中性粒细胞[(51.69±6.94)%比(31.95±3.31)%]，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t＝5.33、4.45，P＝0.006、0.011)。 结论 Fn可以通过上调活性氧/PAD4/cit－H3信号促进中性粒细胞释放NET破坏肠道屏障进而加重结肠炎。

系统性红斑狼疮是一种自身免疫病，可产生多种自身抗体，形成免疫复合物沉积，累及多个组织器官造成损伤。本文报道了1例系统性红斑狼疮合并肺动脉高压、门静脉高压，并伴发自身免疫性肝炎的患者，相关病例报道少见。本例患者因发病隐匿，病情进展快，出现严重并发症才得以明确诊断。现总结本病例的诊治过程，以期提高临床工作者对结缔组织病合并症的认识和高度重视。

胃血管瘤是一类少见的胃良性肿瘤，既往认为外科手术是唯一的治愈方法。现报道1例超声内镜引导聚桂醇消融术治疗的胃血管瘤病例，手术过程顺利，术中及术后并发症少，经2次治疗后取得满意疗效。超声内镜引导聚桂醇消融术治疗胃血管瘤具有靶向性、微创性和彻底性，体现了超声内镜引导血管介入治疗对胃肠道血管性病变的潜在优势。

肠道菌群与宿主之间存在双向调节关系，既能够调节宿主的代谢活动，又进一步影响机体的整体生理功能。近年来多项研究探索了肠道菌群及其代谢物对胆结石形成的作用，为寻找无创干预靶点提供了新思路。本文聚焦肠道微生物及其代谢产物影响胆汁酸和胆固醇代谢的可能机制，综述了目前的研究进展。未来研究可基于菌群的功能分析，深入探索微生物关键功能群落与宿主的相互作用关系，进一步加深对胆结石的认知，以找到更为有效的预防和治疗手段。

内镜逆行胰胆管造影术(ERCP)后早期进食对促进患者术后恢复有重要意义，但目前关于早期进食对术后并发症发生风险影响的研究相对较少。现就ERCP术后早期进食对术后胰腺炎、消化道出血、消化道穿孔发生风险影响的研究进展进行综述，并探讨ERCP术后早期进食的可行性，旨在为临床工作提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