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 · 第45卷第02期

目的 探索中国人群甲烷和氢呼气检测(HMBT)的数据分布特征，并评估其用于中国人群小肠细菌过度生长(SIBO)诊断的适用性。 方法 回顾性收集2019年3月至2022年9月全国18 634例体检人群的HMBT数据，包括0、30、60、90 min时间点的氢气和甲烷检测值等。经质量控制和数据清理后，最终纳入有效样本量12 654例，其中SIBO阴性7 146例，SIBO阳性5 508例。为排除口腔卫生问题等干扰因素，将12 654例样本分为D0(5 556例)和D1(7 098例)数据集；氢气和甲烷0 min检测值低于30 min检测值时，以0 min检测值为基线值，即纳入D0数据集，其他情况则纳入D1数据集。D0数据集中SIBO阴性2 897例，阳性2 659例；D1数据集中SIBO阴性4 249例，阳性2 849例。分析SIBO阴性与阳性者各时间点的氢气和甲烷检测值，90 min内气体峰值与基线值的差值(以下简称气体升高值)，以及气体峰值聚集时间点的分布特点。统计学方法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和Mann-Whitney U检验。 结果 12 654例样本的总体SIBO阳性率为43.53%(5 508/12 654)。SIBO阳性者0、30、60、90 min时的氢气检测值[9.41×10－6(5.01×10－6，21.90×10－6)、11.34×10－6(6.13×10－6，22.94×10－6)、18.16×10－6(11.03×10－6，29.37×10－6)、29.59×10－6(20.12×10－6，43.36×10－6)]和甲烷[9.13×10－6(7.12×10－6，12.03×10－6)、9.23×10－6(8.07×10－6，12.03×10－6)、10.21×10－6(9.02×10－6，13.01×10－6)、12.03×10－6(10.01×10－6，14.11×10－6)]分别高于SIBO阴性者对应时间点的氢气[6.04×10－6(3.10×10－6，11.08×10－6)、6.04×10－6(3.21×10－6，10.06×10－6)、6.95×10－6(4.03×10－6，11.01×10－6)、8.96×10－6(5.01×10－6，13.91×10－6)]和甲烷[8.04×10－6(7.02×10－6，10.00×10－6)、8.03×10－6(7.03×10－6，9.95×10－6)、8.04×10－6(7.03×10－6，10.00×10－6)、8.98×10－6(7.12×10－6，10.03×10－6)]，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U＝1.41×107、1.09×107、6.66×106、4.14×106、1.51×107、1.23×107、1.02×107、8.86×106；均P<0.001)。D0和D1数据集中SIBO阳性亚组的氢气升高值[22.39×10－6(14.82×10－6，33.37×10－6)比4.82×10－6(1.96×10－6，7.85×10－6)、20.61×10－6(7.87×10－6，31.44×10－6)比3.25×10－6(0.79×10－6，7.88×10－6)]和甲烷升高值[3.98×10－6(2.87×10－6，6.87×10－6)比1.95×10－6(0.98×10－6，2.99×10－6)、2.95×10－6(0.98×10－6，4.93×10－6)比0.98×10－6(0.00×10－6，1.99×10－6)]高于对应数据集中的SIBO阴性亚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U＝7.24×106、9.72×106、5.74×106、8.27×106，均P<0.001)。D0和D1数据集中氢气和甲烷峰值聚集时间点均在90 min。 结论 HMBT可用于中国人群SIBO的无创诊断，氢气与甲烷在90 min时的检测值差异对SIBO判断具有重要价值。

目的 比较乌司奴单克隆抗体(UST)和维得利珠单克隆抗体(VDZ)治疗活动期克罗恩病达到透壁愈合的效果。 方法 回顾性纳入2020年3月1日至2024年11月30日同济大学附属第十人民医院消化内科收治并给予UST或VDZ治疗的活动期克罗恩病患者112例，根据用药方案分为UST组(61例)和VDZ组(51例)。收集患者的基线资料，包括疾病表型、用药史，以及C反应蛋白等临床指标。分别采用Harvey-Bradshaw克罗恩病指数(HBI)和简化克罗恩病内镜下评分(SES-CD)评估临床疾病活动度和内镜下疾病活动度。根据肠道影像学检查测量病变肠段肠壁厚度判断是否达到透壁愈合。肠壁厚度<0.3 cm且无明显炎症征象为透壁愈合，HBI≤4分为临床缓解，SES-CD下降幅度≥50%或分值≤2分为内镜缓解。主要观察终点为治疗后1年内的透壁愈合率；次要观察终点为用药第13～24周、第30～52周间内镜缓解率和临床缓解率。采用卡方检验或Fisher确切概率法比较两种药物的疗效。 结果 UST组治疗1年内的透壁愈合率与VDZ组比较[16.4%(10/61)比23.5%(12/51)]，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2＝0.90，P＝0.344)。UST组中基线特征为狭窄型克罗恩病、有肛周病变、无糖皮质激素应用史、抗肿瘤坏死因子α继发性失应答、SES-CD为7～15分、体重指数降低、C反应蛋白升高的患者的透壁愈合率与VDZ组中相同基线特征者比较[18.2%(6/33)比19.4%(7/36)、17.9%(7/39)比19.4%(6/31)、17.1%(6/35)比24.2%(8/33)、20.0%(8/40)比3/18、14.3%(5/35)比19.2%(5/26)、15.0%(3/20)比3/10、21.4%(6/28)比5/16]，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UST组与VDZ组在用药第13～24周的临床缓解率和内镜缓解率比较(7/14比9/18、3/14比7/18)，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RR＝1.000、0.551，95%置信区间：0.497～2.011、0.173～1.755; χ2<0.01、Fisher确切概率法，均P>0.05)。UST组与VDZ组在用药第30～52周的临床缓解率和内镜缓解率比较[68.5%(37/54)比74.4%(32/43)、27.8%(15/54)比32.6%(14/43)]，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RR＝0.921、0.853, 95%置信区间：0.716～1.184、0.464～1.568, χ2＝0.41、0.26，均P>0.05)。UST组治疗后达到透壁愈合的患者中血红蛋白正常者占比高于未达到透壁愈合的患者[9/10比45.1%(23/51)]，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5.08，P＝0.024)。UST组和VDZ组治疗后达到透壁愈合的患者中体重指数、C反应蛋白、血小板计数、前白蛋白、白蛋白、白细胞介素-6、肿瘤坏死因子α水平正常者的占比，以及VDZ组治疗后达到透壁愈合的患者中血红蛋白正常者占比与各自组内未达到透壁愈合的患者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 结论 UST和VDZ治疗活动期克罗恩病患者1年内达到透壁愈合的效果相似。

目的 观察重复经颅磁刺激(rTMS)治疗功能性肛门直肠痛(FAP)的临床疗效及其对患者情绪状态、肛门直肠生理功能、血清炎症因子和神经递质水平的影响，并探讨潜在的治疗机制。 方法 纳入2022年9月1日至2023年12月31日于南京中医药大学附属南京中医院肛肠科就诊的FAP患者50例，根据随机数字表法及相关剔除标准最终分为治疗组(20例)和对照组(20例)，治疗组予rTMS治疗，对照组予rTMS模拟治疗。分析治疗组和对照组治疗前后的汉密尔顿焦虑量表(HAMA)、汉密尔顿抑郁量表(HAMD)和视觉模拟评分法(VAS)分值，高分辨率肛门直肠测压参数(包括肛管静息压、肛管收缩压、初始感觉阈值、便意感阈值、排便窘迫感阈值和最大耐受感阈值)，以及血清炎症因子[白细胞介素(IL)-4、IL-8、肿瘤坏死因子α]和神经递质5-羟色胺的变化。统计学方法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或配对t检验、Mann－Whitney U检验或Wilcoxon秩和检验。 结果 治疗组治疗后的VAS、HAMA、HAMD评分均低于组内治疗前[(3.85±2.23)分比(6.85±1.98)分、(4.40±3.39)比(8.75±6.60)分、(7.10±6.56)分比(12.85±7.20)分]，亦低于对照组治疗后的对应评分[(6.50±1.76)、(8.20±6.65)、(12.10±6.80)分]，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t＝5.68、4.72、6.06，－4.17、－2.27、－2.37；P<0.001、<0.001、<0.001，<0.001、＝0.028、＝0.023)。治疗组治疗后的初始感觉阈值、便意感阈值、排便窘迫感阈值和最大耐受感阈值均较治疗前升高[30.00(30.00，46.00) mmHg(1 mmHg＝0.133 kPa)比23.00(18.50，29.00) mmHg、50.00(44.50，60.00) mmHg比37.00(30.75，51.50) mmHg、(74.30±16.02) mmHg比(63.70±22.21) mmHg、119.00(100.00，148.00) mmHg比98.00(69.50，153.00) mmHg]，治疗组治疗后的最大耐受感阈值高于对照组治疗后的最大耐受感阈值[119.00(100.00，148.00) mmHg比102.00(84.50，111.50) mmHg]，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Z＝－3.14、－2.86，t＝－4.02，Z＝－2.84、－2.11；P＝0.002、0.004、0.001、0.004，0.035)。治疗组治疗后的5-羟色胺水平较治疗前升高[1 549.41(1 320.21，1 640.03) μg/L比1 081.52(874.36，1 626.79) μg/L]，差异有统计学意义(Z＝－2.88，P＝0.004)。 结论 rTMS治疗能有效缓解FAP患者疼痛及焦虑、抑郁症状，改善FAP患者的内脏敏感性，影响FAP患者脑-肠轴神经递质水平。

目的 探讨代谢综合征(MS)、血清超敏C反应蛋白(hs-CRP)水平及二者联合与消化系统恶性肿瘤发病风险的相关性。 方法 采用前瞻性队列研究方法，从开滦队列研究中招募参加2006年7月开滦员工健康体检的受检者，同时收集受检者的人体测量参数信息、流行病学调查信息，以及相关实验室检查信息。通过每2年1次的健康检查和问卷调查收集消化系统恶性肿瘤发病及患者死亡情况。随访日期截至2021年12月31日。根据MS患病情况和hs-CRP水平(hs-CRP≤3或>3 mg/L)将队列人群分为4组(MS－hs-CRP－组、MS－hs-CRP＋组、MS＋hs-CRP－组、MS＋hs-CRP＋组)，采用卡方检验、单因素方差分析、非参数Kruskal-Wallis H检验进行组间比较。采用Kaplan-Meier法计算消化系统恶性肿瘤累积发病率，累积发病率的组间比较采用log-rank检验。采用多因素Cox比例风险回归模型分别评估MS患病情况、hs-CRP水平对整体消化系统恶性肿瘤发病风险的影响，以及二者联合对消化系统各部位恶性肿瘤发病风险的影响，并校正了相关混杂因素。排除随访1年内新发消化系统恶性肿瘤者、服用降压药者、服用降糖药者、服用降脂药者以进行敏感性分析。 结果 本研究共纳入受检者92 916例，其中MS－hs-CRP－组57 933例、MS－hs-CRP＋组10 949例、MS＋hs-CRP－组18 412例、MS＋hs-CRP＋组5 622例。研究中位随访时间(范围)为15.01(14.66～15.20)年，截至随访结束，新发消化系统恶性肿瘤共1 992例。随访期间MS－hs-CRP－组、MS－hs-CRP＋组、MS＋hs-CRP－组、MS＋hs-CRP＋组消化系统恶性肿瘤累积发病率分别为2.0%(1 164/57 933)、2.3%(249/10 949)、2.4%(440/18 412)、2.5%(139/5 622)，4组间累积发病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14.09，P＝0.003)。多因素Cox比例风险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在校正hs-CRP水平及其他混杂因素后，患有MS的受检者患消化系统恶性肿瘤风险较未患MS的受检者增加21.4%[HR＝1.214，95%置信区间(95%CI)：1.086～1.340, P<0.001]；在调整MS患病情况及其他混杂因素后，高hs-CRP(>3 mg/L)的受检者患消化系统恶性肿瘤风险较低hs-CRP(≤3 mg/L)者增加17.2% [HR＝1.172(95%CI：1.042～1.303)，P＝0.008]。在校正相关混杂因素后，MS－hs-CRP＋组、MS＋hs-CRP－组、MS＋hs-CRP＋组整体消化系统恶性肿瘤发病风险较MS－hs-CRP－组分别增加17.2%、21.4%和35.9%[HR＝1.172(95%CI: 1.017～1.399)、1.214(95%CI: 1.074～1.356)、1.359(95%CI: 1.135～1.635)，P＝0.028、0.002、0.001]，4组受检者中MS＋hs-CRP＋组的整体消化系统恶性肿瘤发病风险最高。校正相关混杂因素后，MS＋hs-CRP＋组结直肠癌、肝癌、胰腺癌的发病风险较MS－hs-CRP－组分别增加46.2%、35.7%、88.3%[HR＝1.462(95%CI：1.088～1.956)、1.357(95%CI：1.132～2.089)、1.883(95%CI：1.052～3.342)]，MS合并高hs-CRP是结直肠癌、肝癌、胰腺癌发病风险增加的危险因素(P＝0.012、0.016、0.033)。在分别排除了随访第1年内新发消化系统恶性肿瘤(108例)和服用降压药、降糖药、降脂药的受检者(分别为10 680、2 344、906例)后进行的敏感性分析显示，MS－hs-CRP＋组、MS＋hs-CRP－组、MS＋hs-CRP＋组整体消化系统恶性肿瘤的发病风险较MS－hs－CRP组分别增加12.1%、21.4%、28.7%，18.2%、21.4%、24.8%，16.4%、21.4%、32.2%，17.3%、20.4%、35.8%。以MS－hs－CRP－组为参照，MS＋hs-CRP＋组发病风险增加率在3组受检者中均为最高。 结论 MS、hs-CRP>3 mg/L均为影响消化系统恶性肿瘤发病风险的独立危险因素，且合并二者的个体患消化系统恶性肿瘤风险更高。

目的 探讨血清铁蛋白(SF)与新发瘦型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NAFLD)的关系，为瘦型NAFLD的防治提供依据。 方法 选择2014年1月至2023年12月于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健康管理中心进行2次及以上健康体检的7 187例受检者作为研究对象，基线时受检者无NAFLD。根据基线SF四分位数区间将受检者分为第一四分位数(Q1)组1 797例，第二四分位数(Q2)组1 797例，第三四分位数(Q3)组1 797例，第四四分位数(Q4)组1 796例，随访各组受检者瘦型NAFLD的发病情况，绘制Kaplan-Meier生存曲线分析各组瘦型NAFLD累积发病率，应用log-rank检验进行比较。应用Cox比例风险回归模型分析SF与新发瘦型NAFLD的关系，并将SF的Q1、Q2、Q3、Q4作为连续变量纳入模型进行趋势检验。采用2项敏感性分析验证结果的稳定性。采用时间依赖性受试者操作特征曲线(ROC)评估SF对瘦型NAFLD发病的预测价值。 结果 累积随访时间为25 076人年，瘦型NAFLD新发病例共230例，发病密度为9.172/1 000人年。Q1、Q2、Q3、Q4组瘦型NAFLD发病密度分别为6.915/1 000人年、8.552/1 000人年、9.641/1 000人年、12.003/1 000人年。Kaplan-Meier生存曲线显示，与Q1组相比，Q2、Q3、Q4组新发瘦型NAFLD累积发病率升高(log－rank检验，χ2＝9.92，P＝0.019)。Cox比例风险回归模型分析结果表明，与Q1组相比，Q4组发生瘦型NAFLD的风险增加72.8%[HR＝1.728, 95%置信区间(95%CI)：1.059～2.820]。趋势检验发现，SF每增加1个四分位数，瘦型NAFLD的发病风险增加18.9%(HR＝1.189, 95%CI：1.012～1.396)。2项敏感性分析表明，Q4组瘦型NAFLD发病风险是Q1组的1.795倍(HR＝1.795, 95%CI：1.083～2.975)或1.654倍(HR＝1.654, 95%CI：1.022～2.678)。时间依赖性ROC显示，SF预测随访2、3、7和8年瘦型NAFLD发病的曲线下面积(95%CI)分别为0.645 (0.593～0.698)、0.652 (0.603～0.700)、0.605 (0.539～0.672)和0.716 (0.597～0.836)。 结论 SF是瘦型NAFLD发生的独立危险因素，对于瘦型NAFLD的发生具有长期预测价值。

目的 通过构建生境影像组学模型预测晚期肝细胞癌患者对肝动脉灌注化疗(HAIC)联合靶向或免疫治疗(以下简称靶/免治疗)的早期治疗反应并指导临床诊治。 方法 回顾性纳入2021年10月至2023年12月解放军陆军特色医学中心(重庆大坪医院)和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接受HAIC联合靶/免治疗的晚期肝细胞癌患者94例。依据HAIC联合靶/免治疗结果将患者分为应答组与非应答组，对患者临床资料进行单因素和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基于增强CT影像，通过k均值聚类绘制肿瘤生境并提取生境特征，提取动脉期和静脉期影像组学特征。采用最小绝对值收缩和选择算子(LASSO)算法降维筛选特征，并纳入逐步logistic回归分析精简特征。使用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构建生境影像组学模型、动脉期影像组学模型(APRM)、静脉期影像组学模型(VPRM)和临床资料模型，以及各影像组学与临床资料联合模型预测HAIC联合靶/免治疗的早期(2个周期)治疗反应。以受试者操作特征曲线(ROC)的曲线下面积(AUC)、校准曲线、决策曲线评估模型性能。通过自助法抽样1 000次内部验证模型。采用DeLong检验比较AUC。 结果 通过聚类分析得出肝细胞癌CT影像中具有3种特征性生境，即低、中等、高增强肿瘤生境。应答组患者肝细胞癌生境影像中高增强生境占比高于非应答组[0.155(0.064～0.391)比0.038(0.020～0.090)]，差异有统计学意义(U＝486.00，P<0.001)。基于3种生境在肿瘤中的占比构建生境影像组学模型。经LASSO筛选和logistic回归分析，分别选择了3个动脉期和3个静脉期影像组学特征，构建APRM和VPRM。经logistic回归分析，选择伴合并症(OR＝0.275，P＝0.031)、肿瘤最大径(OR＝1.149，P＝0.019)、红细胞计数(OR＝0.463，P＝0.022)、甲胎蛋白>400 μg/L(OR＝3.452，P＝0.017)和酪氨酸激酶抑制剂治疗(OR＝3.072，P＝0.048)构建临床资料模型。单个预测模型中，生境影像组学模型、APRM、VPRM和临床资料模型的AUC分别为0.860[95%置信区间(95%CI): 0.789～0.932]、0.850(95%CI: 0.773～0.926)、0.855(95%CI: 0.782～0.928)和0.774(95%CI: 0.681～0.867)，两两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组合模型中，生境影像组学、动脉期影像组学、静脉期影像组学与临床资料组合的模型AUC分别为0.881(95%CI: 0.814～0.947)、0.897(95%CI: 0.833～0.961)、0.888(95%CI: 0.826～0.951)，两两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校准曲线分析显示，生境影像组学－临床资料组合模型的预测概率最精准。自助法内部抽样验证显示，生境影像组学模型AUC为0.848(95%CI：0.772～0.922)，预测性能优于临床模型[0.733(95%CI: 0.670～0.863)]。 结论 基于增强CT生境影像组学模型可有效预测晚期肝细胞癌患者对HAIC联合靶/免治疗的早期治疗反应，为晚期肝细胞癌个体化诊治提供理论依据。

本例患者因原发性肝癌术后使用信迪利单克隆抗体(程序性死亡受体1抗体)行免疫治疗后出现严重上腹部疼痛，胃镜检查发现胃黏膜广泛弥漫性糜烂、溃疡形成，经常规用药治疗效果不佳，完善各项检查并查阅文献后，考虑免疫检查点抑制剂诱发免疫相关胃炎。采用糖皮质激素治疗并随访，复查胃镜显示胃黏膜损伤已痊愈，最终确诊为免疫检查点抑制剂诱发免疫相关特殊类型胃炎。随访半年余，患者病情稳定。

歌舞伎综合征(KS)是一种罕见的遗传性畸形综合征，由KMT2D或KDM6A(原名UTX)基因突变引起。KS主要表现为特殊面容、智力障碍、生长发育迟缓、多器官畸形和皮肤纹理异常等。现报告1例16岁的KS合并结肠溃疡患者，通过介绍本例患者临床表现、内镜下病变特征和基因突变情况，以提高对KS的病因、诊断和治疗的认识，重视遗传病患者的早期诊断。

美沙拉秦是5-氨基水杨酸制剂，是炎症性肠病的治疗药物之一。该药通过抑制前列腺素、白三烯等炎症介质的形成，控制炎症发作、维持病情缓解、减少疾病复发，且不良反应较少，主要不良事件有恶心、头痛、头晕等，但引起溶血性贫血的报道不多。现报告2例美沙拉秦致溶血性贫血病例，为临床安全用药提供参考。

酸相关性疾病是一类常见的消化系统慢性疾病，常见的有胃食管反流病、消化性溃疡等。质子泵抑制剂是酸相关性疾病常见且有效的治疗药物，但其仍有半衰期短、夜间抑酸效果不显著、部分受细胞色素P450 2C19代谢酶影响等局限性。新型钾离子竞争性酸阻滞剂(P-CAB)通过与钾离子竞争氢钾ATP酶上的钾离子结合位点直接抑制胃酸分泌，与传统质子泵抑制剂相比，P-CAB的抑酸能力更强、更快，已广泛应用于幽门螺杆菌根除，用于胃食管反流病等酸相关性疾病的治疗。现就P-CAB在酸相关性疾病中的研究进展和应用进行综述。

肝癌是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其发病率、病死率在国内外均位居前列。多数肝癌发现时已是中晚期，失去了根治性治疗机会，预后差。局部治疗和系统治疗是中晚期肝癌的主要选择，而疗效评价标准是临床治疗效果和临床试验比较的参考。随着治疗方式的改进和临床试验的开展，肝癌疗效的评价面临新的挑战。本文就肝癌疗效评价标准进行综述，以期为肝癌的临床治疗和研究提供新的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