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 · 第44卷第06期

目的 探究不同疗程伏诺拉生＋小剂量阿莫西林双联疗法根除幽门螺杆菌(H.pylori)的有效性和安全性。 方法 纳入南京医科大学附属常州第二人民医院2022年12月1日至2023年11月30日H.pylori阳性的初治患者150例。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分为10 d疗程组和14 d疗程组，各75例；两组均采用伏诺拉生(20 mg/次、2次/d)联合阿莫西林(0.75 g/次、3次/d)双联疗法治疗，疗程分别为10和14 d。采用意向性治疗集(ITT)和符合方案集(PP)分析比较10 d疗程组和14 d疗程组的H.pylori根除效果。基于PP分析比较两组不良反应发生率。采用成本-效果分析评估2种治疗方案的经济性，基于PP分析探索10 d疗程组根除率的影响因素。统计学方法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和卡方检验。 结果 ITT和PP分析中，10 d疗程组和14 d疗程组分别纳入75、75例和70、72例患者。ITT分析显示，10 d疗程组与14 d疗程组根除率分别为86.7%(65/75)、90.7%(68/75)，PP分析显示两组的根除率分别为92.9%(65/70)、94.4%(68/72)，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PP分析显示，10 d疗程组和14 d疗程组的不良反应发生率分别为12.9%(9/70)和9.7%(7/72)，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10 d疗程组和14 d疗程组的成本-效果比分别为3.29和4.19元/%。体重影响H.pylori根除率的最佳截断值为63.5 kg，体表面积影响H.pylori根除率的最佳截断值为1.73 m2。体重≤63.5 kg的患者H.pylori根除率高于体重>63.5 kg的患者[100.0%(42/42)比82.1%(23/28)]，体表面积≤1.73 m2的患者H.pylori根除率高于体表面积>1.73 m2的患者[100.0%(45/45)比80.0%(20/25)]，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χ2＝5.61、6.91，P＝0.018、0.009)。 结论 伏诺拉生＋小剂量阿莫西林双联疗法10 d疗程是一种安全、有效的H.pylori初治方案，体重和体表面积是根除率的影响因素。

目的 探索未感染幽门螺杆菌(H.pylori)的慢性萎缩性胃炎(CAG)的临床特征与代谢综合征的关系。 方法 纳入2022年6月1日至2023年3月31日于解放军陆军特色医学中心(重庆大坪医院)诊断为CAG的患者966例。所有患者均接受14C尿素呼气试验和胃镜检查，分为感染组(461例，即感染H.pylori的CAG患者)和未感染组(505例，即未感染H.pylori的CAG患者)。收集并比较两组相关资料，包括年龄、体重指数、胃萎缩程度(木村-竹本分型)，以及代谢综合征、糖尿病、高脂血症情况。统计学方法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和卡方检验。采用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未感染组患者相关指标与胃萎缩程度的相关性。 结果 未感染组中71～80岁患者占比高于感染组[17.0%(86/505)比10.4%(48/461)]，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9.62，P＝0.002)。对比两组患者的胃萎缩程度，未感染组的闭合型－1、闭合型－2患者占比均高于感染组[53.5%(270/505)比46.4%(214/461)、34.1%(172/505)比26.2%(121/461)]，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χ2＝4.78、6.96，均P<0.05)。未感染组中代谢综合征、糖尿病、高脂血症和肥胖(体重指数≥28 kg/m2)患者占比均高于感染组[31.2%(20/64)比14.8%(9/61)、33.5%(62/185)比21.5%(34/158)、31.3%(67/214)比7.8%(36/461)、36.7%(22/60)比19.7%(12/61)]，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χ2＝4.77、6.08、4.95、4.32，均P<0.05)。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显示，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血糖和体重指数均与胃萎缩程度相关(r＝－0.15、0.20、0.31，均P<0.05)。 结论 未感染H.pylori的CAG可能与生理性衰老有关，胃萎缩程度集中为闭合型－1和闭合型－2，与代谢综合征相关。

目的 探讨红细胞体积分布宽度(RDW)变异系数与肝硬化合并脓毒症患者病死率间的相关性。 方法 选择美国重症监护医学信息-Ⅳ(MIMIC-Ⅳ)数据库2008至2019年入住麻省理工贝斯以色列迪康医学中心重症监护室(ICU)患者的真实临床资料，采用结构化查询语言从MIMIC-Ⅳ数据库中提取人口统计学信息、生理指标、实验室检查指标、合并症、住院病死率，以及序贯器官衰竭评估(SOFA)等。使用方差分析和Kruskal-Wallis检验分析不同RDW变异系数四分位数分类患者的临床特征，以及RDW变异系数与不同结局间的联系，并将临床和预后的相关变量纳入logistic回归模型进行调整模型分析，模型1根据年龄和性别调整，模型2根据年龄、性别、SOFA评分、胆红素、白蛋白、体重、白细胞计数、血肌酐、血钠、是否接受透析治疗、是否患充血性心力衰竭调整。使用全因死亡风险三次样条回归模型分析肝硬化合并脓毒症患者的RDW变异系数与住院死亡、ICU死亡及发生轻、中度意识障碍之间的剂量反应关系。通过趋势性检验分析RDW变异系数与用于分层的变量间的交互作用。 结果 共纳入1 443例肝硬化合并脓毒症患者，年龄为59.0(52.0，67.0)岁，其中954例(66.1%)为男性，489例(33.9%)为女性，RDW变异系数为3.49±2.50。有382例患者在住院期间死亡，246例患者在入住ICU期间死亡，259例患者陷入轻、中度意识障碍。将RDW变异系数作为连续变量进行分析，未调整模型、模型1、模型2中，RDW变异系数对患者住院死亡、ICU死亡和轻、中度意识障碍患者的OR值及其95%置信区间(95%CI)分别为1.12(1.09～1.16)、1.14(1.10～1.17)、1.08(1.03～1.13)，1.11(1.07～1.15)、1.12(1.08～1.16)、1.07(1.02～1.12)，1.16(1.12～1.20)、1.16(1.12～1.20)、1.12(1.07～1.17)。以RDW变异系数第4四分位数区间(>4.74，29.08)作为对照进行分析，在未调整模型、模型1、模型2中，RDW变异系数对患者住院死亡、ICU死亡和轻、中度意识障碍的OR值(95%CI)分别为3.00(2.13～4.25)、3.32(2.34～4.74)、1.76(1.10～2.84)，3.42(2.27～5.26)、3.81(2.50～5.90)、1.77(1.03～3.11)，8.52(5.23～14.63)、8.35(5.10～14.38)、5.56(2.87～11.69)。RDW变异系数与住院死亡、ICU死亡和轻、中度意识障碍间呈线性相关(均P<0.05)。SOFA评分更高的患者中，随着RDW变异系数的增加，住院病死率、ICU病死率和轻、中度意识障碍的发生率增长程度较SOFA评分更低的患者明显(P＝0.022、0.024、0.001)。 结论 RDW变异系数与肝硬化合并脓毒症患者院内死亡和意识障碍风险增加相关。

目的 探讨局限性紫癜性肝病(PH)的计算机断层扫描(CT)与磁共振成像(MRI)特征。 方法 选择2015年1月1日至2022年12月31日于乐清市人民医院经病理确诊的8例PH患者(10个病灶)，分析病灶部位、大小、形态等，以及患者的CT(4例患者4个病灶)与MRI(5例患者7个病灶)特征。采用描述性方法进行统计学分析。 结果 8例PH患者中，6例患者病灶位于肝右叶，1例位于肝左叶，1例(3个病灶)位于肝左、右叶；8个病灶呈圆形或类圆形，2个病灶呈片状不规则形。病灶中位最大径(范围)为4.2 cm(2.2～9.3 cm)，其中2个病灶最大径<3.0 cm ，6个最大径为3.1～5.0 cm ，2个最大径>6.0 cm。9个病灶界限清晰，1个界限模糊。9个病灶有包膜，1个无包膜。1个病灶内有血管穿行。4例患者(4个病灶)CT平扫显示，3个病灶密度均匀，3个病灶呈低密度；CT增强扫描显示，动脉期2个病灶呈显著强化，门脉期3个病灶持续中度强化，延迟期2个病灶持续轻度强化。5例患者(7个病灶)MRI平扫显示，6个病灶信号均匀，T1加权像3个病灶呈低信号、4个呈等信号，T2加权像压脂序列6个病灶呈高信号，弥散加权成像3个病灶呈高信号、4个呈等信号；MRI增强扫描显示，4个病灶动脉期全瘤显著强化，5个病灶门脉期持续中度强化，6个病灶延迟期持续轻度强化。 结论 PH病灶呈圆形或类圆形，界限清或不清，密度均匀或不均，CT和MRI平扫特征为低密度，T1加权像低信号，T2加权像和弥散加权成像高信号，CT和MRI增强以中度或显著持续强化为特征。

目的 评估血清25-羟维生素D[25(OH)D]水平对乌司奴单克隆抗体(UST)治疗肛瘘型克罗恩病(PFCD)患者肛瘘临床应答和影像学应答的预测价值。 方法 回顾性收集2021年10月1日至2023年6月30日在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就诊的80例接受UST治疗的活动期PFCD患者。采用哈维-布拉德肖指数(HBI)评估PFCD的临床活动度，以肛周疾病活动指数(PDAI)评估肛瘘临床结局，盆腔磁共振成像评估肛瘘的影像学结局。UST治疗第0、8、16和24周均检测PFCD患者的血清25(OH)D水平。采用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基线血清25(OH)D水平与PFCD患者临床病理特征的关系，并分析血清25(OH)D水平与UST治疗第8周时肛瘘临床应答，以及第24周时肛瘘临床应答和肛瘘影像学应答的关系。采用R软件绘制列线图，并计算C指数。统计学比较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卡方检验。 结果 多因素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发现，PFCD患者的基线血清25(OH)D水平与基线HBI和基线PDAI呈独立相关[OR＝1.45，95%置信区间(95%CI) 1.08～1.95，P＝0.014；OR＝1.39，95%CI 1.01～1.92，P＝0.042]。UST治疗第8周时，肛瘘临床应答患者血清25(OH)D水平高于临床无应答患者[(21.77±6.17) μg/L比(16.72±6.39) μg/L]，而基线PDAI低于临床无应答患者[(6.88±2.15)分比(8.06±2.14)分]，既往生物制剂治疗失败和复杂性肛瘘患者比例均低于临床无应答患者[42.4%(14/33)比66.0%(31/47)、57.6%(19/33)比78.7%(37/47)]，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t＝3.53、2.43，χ2＝4.36、4.13；P＝0.002、0.022、0.039、0.045)。UST治疗第24周时，影像学应答患者血清25(OH)D水平高于影像学无应答患者[(22.48±5.81) μg/L比(16.66±6.34) μg/L]，既往生物制剂治疗失败和复杂性肛瘘患者比例低于影像学无应答患者[40.0%(20/50)比12/15、60.0%(30/50)比14/15]，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t＝3.33, χ2＝7.39、5.86；P＝0.004、0.011、0.038)。多因素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血清25(OH)D水平和既往生物制剂治疗失败是UST治疗第8周时肛瘘临床应答的2个独立影响因素(OR＝1.11，95%CI 1.02～1.21，P＝0.012；OR＝0.34，95%CI 0.12～0.97，P＝0.043)，亦是第24周时肛瘘临床应答(OR＝1.14，95%CI 1.05～1.24，P＝0.002；OR＝0.30，95%CI 0.11～0.89，P＝0.029)和影像学应答(OR＝1.20，95%CI 1.05～1.36，P＝0.006；OR＝0.11，95%CI 0.02～0.58，P＝0.009)的2个独立影响因素。列线图显示第8周和第24周肛瘘临床应答的C指数分别为0.78 (95%CI 0.68～0.89)和0.76 (95%CI 0.64～0.87)，第24周影像学应答的C指数为0.85 (95%CI 0.76～0.95)。 结论 接受UST治疗的PFCD患者中，血清25(OH)D水平和既往生物制剂治疗失败可能独立影响UST治疗第8周和第24周的肛瘘临床应答，以及第24周的肛瘘影像学应答。

目的 探讨结直肠侧向发育型肿瘤(LST)切除后病理诊断升级的危险因素。 方法 回顾性收集2018年6月至2022年12月山西省肿瘤医院收治的256例LST患者(297个病灶)的临床资料，作为建模组；收集2023年1月至2024年1月收治的125例LST患者(129个病灶)，作为外部验证组。将建模组病灶根据内镜下钳夹活体组织检查术(EFB)取样标本与LST切除后组织的病理诊断对比结果将病灶分为病理无差异组和病理升级组，比较两组患者的性别、年龄、体重指数、切除前癌胚抗原水平、饮酒史、吸烟史、结直肠癌家族史、是否合并基础疾病等临床资料，以及病灶长径、病灶表面形态特征、病灶部位等内镜下特征。统计学方法采用卡方检验，切除后病理诊断升级的危险因素分析采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模型。将独立危险因素构建列线图预测模型。绘制该模型预测建模组内部抽样和外部验证组LST病灶切除后病理诊断升级的受试者操作特征曲线(ROC)，以曲线下面积评价预测模型的应用价值。 结果 病理升级组中有结直肠癌家族史的患者占比高于病理无差异组[38.7%(12/31)比22.2%(50/22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4.04，P＝0.045)。病理升级组与病理无差异组的LST病灶大小[长径≥2 cm者分别占63.9%(23/36)和44.4%(116/261)]、表面形态特征[扁平隆起型分别占8.3%(3/36)和22.6%(59/261)，颗粒均一型分别占11.1%(4/36)和28.0%(73/261)，结节混合型分别占44.4%(6/36)和24.9%(65/261)，假凹陷型分别占36.1%(13/36)和24.5%(64/261)]、病灶部位[远端结肠分别占22.2%(8/36)和33.3%(87/261)，近端结肠分别占16.7%(6/36)和28.7%(75/261)，直肠分别占61.1%(22/36)和37.9%(99/261)]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χ2＝4.80、12.62、7.08，均P<0.05)。多因素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结果显示，有结直肠癌家族史[OR＝2.211，95%置信区间(95%CI)1.005～4.861，P＝0.049]、病灶长径≥2 cm(OR＝2.212，95%CI 1.074～4.555，P＝0.031)、结节混合型(OR＝4.841，95%CI 1.343～17.455，P＝0.016)、假凹陷型(OR＝3.995，95%CI 1.084～14.721，P＝0.037)、病灶位于直肠(OR＝2.417，95%CI 1.024～5.705，P＝0.044)均是LST切除后病理诊断升级的独立危险因素。基于上述4个危险因素构建列线图模型，建模组内部重复抽样的ROC曲线下面积为0.833(95%CI 0.752～0.913)；外部验证组的ROC曲线下面积为0.848(95%CI 0.736～0.960)，灵敏度为0.737，特异度为0.972，最大约登指数为0.712，总准确度为0.868。 结论 有结直肠癌家族史、病灶长径≥2 cm、病灶位于直肠及LST亚型为结节混合型或假凹陷型都会干扰LST病变EFB病理的准确性，导致切除后病理诊断升级。基于该4项因素的预测模型对LST切除后病理诊断升级有较好的预测效能。

目的 探究甘露糖结合凝集素相关丝氨酸蛋白酶1(MASP1)对肝癌细胞生物学行为的影响及可能分子机制。 方法 选取2022年1月10日至10月25日在南通大学附属医院行肝癌切除手术患者的20对新鲜肝癌组织和癌旁(距癌组织3 cm)正常组织标本并分析MASP1的表达情况。收集2012年3月1日至2017年5月20日南通大学附属医院病理科组织标本库中67例肝癌患者的癌组织及对应的癌旁(距癌组织3 cm)正常组织，分析MASP1的表达水平与肝癌患者临床资料的相关性。培养人肝癌细胞系SK-Hep1、Hep3B并构建MASP1过表达和MASP1敲减细胞株，设立SK-Hep1阴性对照、SK-Hep1 MASP1过表达组与Hep3B阴性对照和Hep3B MASP1敲减组。通过裸鼠皮下移植瘤实验分析MASP1对肝癌细胞增殖的影响。通过蛋白质印迹法检测MASP1对上皮-间质转化相关蛋白质[神经钙黏素、基质金属蛋白酶9(MMP9)、上皮钙黏素]表达的影响，以及MASP1对磷脂酰肌醇3激酶(PI3K)/蛋白激酶B(Akt)/哺乳动物雷帕霉素靶蛋白(mTOR)信号通路相关蛋白质的表达及其磷酸化水平的影响。统计学方法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配对t检验和卡方检验。 结果 20对新鲜组织标本的免疫组织化学染色结果显示，MASP1在肝癌组织中的表达低于癌旁正常组织(3.73±1.03比6.76±1.46)，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16.97，P<0.001)。67例肝癌患者的临床资料与MASP1的表达水平相关性分析显示，MASP1的表达水平与肿瘤有无侵犯血管有关，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5.20，P＝0.023)。裸鼠皮下移植瘤实验显示，SK-Hep1 MASP1过表达组小鼠的皮下肿瘤比SK-Hep1阴性对照组体积更小、重量更轻[(165.42±149.08) mm3比(260.42±179.78) mm3、(0.13±0.12) g比(0.18±0.12) g]，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t＝5.15、3.89，均P<0.05)。蛋白质印迹法显示，SK-Hep1 MASP1过表达组神经钙黏素和MMP9表达低于SK-Hep1阴性对照组，上皮钙黏素表达高于SK-Hep1阴性对照组(0.73±0.01比1.02±0.02、0.40±0.01比0.69±0.01、0.91±0.02比0.78±0.02)，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t＝24.23、36.87、9.27，均P<0.001)。Hep3B MASP1敲减组神经钙黏素和MMP9表达高于Hep3B阴性对照组，上皮钙黏素表达低于Hep3B阴性对照组(1.04±0.01比0.31±0.01、0.54±0.02比0.04±0.01、0.56±0.01比0.93±0.01)，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t＝163.20、53.16、60.74，均P<0.001)。SK-Hep1 MASP1过表达组的磷酸化PI3K、磷酸化Akt、磷酸化mTOR的表达低于SK-Hep1阴性对照组(0.59±0.01比1.02±0.01、0.64±0.01比1.12±0.02、0.10±0.01比1.05±0.02)，Hep3B MASP1敲减组的磷酸化PI3K、磷酸化Akt、磷酸化mTOR的表达高于Hep3B阴性对照组(0.96±0.01比0.55±0.01、0.99±0.01比0.38±0.01、0.93±0.02比0.06±0.01)，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t＝40.87、40.91、87.30、44.17、107.50、67.28，均P<0.001)。 结论 MASP1在肝癌组织中低表达，并且与肝癌患者的不良预后及肿瘤血管侵袭的发生显著相关，其可能通过调控PI3K/Akt/mTOR信号通路影响肝癌细胞的增殖和迁移能力，提示MASP1有望成为治疗肝癌的关键基因。

为比较蔚通胶囊2种振动模式对慢性便秘的疗效差异，选择2023年1月10日至3月14日在清华大学附属北京清华长庚医院便秘中心治疗的10例便秘患者，使其随机交叉接受蔚通胶囊模式1、2的治疗，2次/周、1颗/次，持续治疗3周。模式1包含1个振动序列，持续振动3 h；模式2包含2个振动序列，均间歇振动3 h。模式1、2分别有1、3例患者达到应答，2种振动模式下应答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模式1、2治疗期间周均自发排便次数(SBM)高于基线值[6.2(5.0，7.3)次、5.9(4.9，7.0)次比2.8(1.8，3.8)次]，差异有统计学意义(H＝14.26，P＝0.001)，但完全自发排便次数(CSBM)与基线值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模式1、2治疗期间周均CSBM、周均SBM和治疗结束后CSBM、SBM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治疗结束后，模式1便秘患者生活质量自评问卷评分和便秘患者症状自评量表评分均低于模式2[(5.0±3.4)分比(9.0±7.2)分、(14.1±10.4)分比(22.6±13.1)分]，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t＝1.41、1.39，P＝0.018、0.019)。以上结果表明，蔚通胶囊持续振动模式(模式1)或间歇振动模式(模式2)均可增加便秘患者排便次数，2种振动模式促进完全自发排便的作用相当；在便秘症状缓解和生活质量改善评价中，持续振动治疗比间歇振动治疗有更好的主观感受改善。

溃疡性结肠炎(UC)是一种主要发生在结直肠的慢性、复发性、进展性炎性疾病，其典型表现为腹痛、腹泻、脓血便和里急后重感。目前，重度难治性溃疡性结肠炎(SRUC)仍面临多种药物治疗无效的困境。2023年2月新型小分子药物选择性Janus激酶－1抑制剂乌帕替尼，在中国获批用于对1种或多种肿瘤坏死因子抑制剂应答不佳或不耐受或禁忌的成人中至重度活动性UC患者，为SRUC的治疗带来了曙光。现报道同济大学附属第十人民医院消化内科应用乌帕替尼治疗8周的3例SRUC患者的基本情况。

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NAFLD)是全球最多见的慢性肝脏疾病，其主要临床特征是肥胖和代谢功能障碍，与肝硬化、肝细胞癌及其相关病死率增加密切相关，但确切的发病机制尚不清楚。内脏脂肪组织比皮下脂肪组织具有更高的脂解和代谢活性，内脏脂肪组织的增加是NAFLD发展的始动因素。现总结内脏脂肪的无创评估指标，阐述内脏脂肪增多与NAFLD的关联性，为预防和治疗NAFLD提供新思路。

密切监测是实现溃疡性结肠炎(UC)达标治疗的关键。经腹肠道超声(TAUS)具有快速、价廉、非侵入性等优势，患者接受度高，可准确评估UC疾病活动度、范围，监测治疗反应，预测治疗效果和临床结局，有望改变UC的监测模式，辅助临床决策。现综述TAUS在UC密切监测中的应用进展和优势，展望TAUS在UC达标治疗中的前景。

骨骼肌改变可分为骨骼肌量变化和肌肉脂肪变性两方面，其与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NAFLD)关系密切，且相关指标均可通过无创手段获取，有望成为评估NAFLD严重程度的重要指标。当前，骨骼肌量变化与NAFLD的联系尚存争议，而基于肌肉密度评估的肌肉脂肪变性也不可避免地受到骨骼肌量的影响，这可能导致肌肉脂肪变性这一指标与NAFLD的关联不稳定。新的指标绝对肌肉脂肪含量相对较少受到骨骼肌量的干扰，在评价NAFLD的进展，尤其是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炎的鉴别中有突出意义。

氧化应激是导致慢性病毒性肝炎、酒精性和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炎等多种肝病发生和发展的病理机制之一。肝病发展过程中产生的全身氧化应激也会导致肝外器官如脑、肾脏等损伤。人血白蛋白(HSA)是血浆中的主要抗氧化剂，人体血清总氧化清除功能很大程度上归因于HSA的抗氧化作用。有研究表明，HSA能够捕获血清中70%以上的自由基。关于HSA在慢性肝病患者中的抗氧化作用的循证研究报道不多，如何利用HSA的抗氧化作用来提升慢性肝病的管理也尚无清晰、全面的指南或共识。本综述分析HSA的抗氧化结构、抗氧化功能及其在多种慢性肝病中的抗氧化作用，为临床应用HSA治疗多种肝病提供参考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