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第64卷第10期

肝内胆管癌（ICC）侵袭性强，易发生淋巴结转移或毗邻胆管、血管、器官受侵。近年来，关于腹腔镜ICC根治性切除术的报道逐年增加，其可获得与开腹手术相当的近远期疗效，但在手术适应证、大范围肝切除、困难部位肝切除、联合多器官切除、转化治疗后再手术等方面，仍需进一步规范。为此，中华医学会外科学分会胆道外科学组与中国医师协会外科医师分会胆道外科专家工作组组织国内相关专家，围绕围手术期安全性与疗效、术前评估与适应证、操作流程、淋巴结清扫与肝切除、联合器官切除、转化治疗后再手术等关键问题形成推荐意见，旨在为腹腔镜ICC根治性切除术的规范化开展提供指导。

肝移植是治疗终末期肝病的最有效手段。本文围绕复杂肝移植研究进展展开综述，首先剖析现阶段肝移植发展受制于供肝资源短缺、受者条件复杂化两大核心临床难题；其次分类梳理各类复杂肝移植术式的发展现状，依次阐述活体、辅助、自体、劈离式、减体积等非完整供肝移植，以及多米诺肝移植、器官联合移植、无缺血肝移植、异种肝移植等前沿新技术的技术要点、国内创新成果与临床瓶颈，结合国内外文献数据总结各类术式疗效；最后立足我国肝移植体量优势，总结国内复杂肝移植多项原创技术突破，并从手术技术优化、受者个体化精准管理、供肝资源统筹、多学科协作层面展望行业发展方向，为复杂肝移植临床诊疗与后续研究提供参考。

联合肝脏分隔和门静脉结扎的二步肝切除术（ALPPS）以其快速诱导剩余肝体积（FLR）增生的优势，为合并FLR不足的初始不可切除肝细胞癌（HCC）提供了根治性切除机会。随着靶免联合、双免联合及局部联合系统治疗在晚期HCC一线治疗中的突破性进展，转化治疗已成为肝脏肿瘤治疗的重要策略，ALPPS联合肝癌转化治疗使得ALPPS的临床应用进入更加个体化的阶段。本文系统分析了转化治疗时代ALPPS的演进方向，探讨总结了肝癌转化治疗时代ALPPS的四种临床应用模式：（1）以提高手术切除率的传统ALPPS；（2）肝癌转化治疗后FLR仍不足时的挽救性ALPPS；（3）ALPPS Ⅰ期肝脏分隔序贯肿瘤转化治疗和Ⅱ期手术的“双转化”方案，肿瘤学与外科学转化并行；（4）转化治疗序贯门静脉栓塞（PVE）的微创路径，PVE增生不足时以挽救性ALPPS补救。本文围绕FLR不足的严重程度、肿瘤负荷与转化治疗应答、患者个体条件等多个维度阐述了四种模式的选择思考。当外科技术创新与肿瘤学进步有机融合，在多学科协作框架下实现精准化、个体化决策，有望实现从“不可切除”到“可切除”、从“带瘤生存”到“无瘤、无药高质量生存”的跨越。

肝癌肝切除目前仍面临手术安全保障难度大、术后复发率居高不下的双重挑战。传统精准外科理念的关注重点多为手术操作本身，而科学肝切除理念则将肝硬化背景、肿瘤生物学行为和系统治疗衔接纳入同一决策框架。本文阐述了科学肝切除理念指导下的围手术期精细化管理策略：术前需精准评估肝硬化的严重程度，以明确安全的肝切除范围；术中需平衡肿瘤根治性与肝实质保护；围手术期需整合新辅助、转化及辅助治疗，推动肝癌外科治疗向综合治疗转变。科学肝切除的重点并非单纯提高手术操作的精度，而是围绕肝硬化程度、肿瘤生物学风险和后续治疗需求，为患者选择更合适的手术时机、肝切除范围和治疗衔接方式。

随着微创外科与加速康复外科理念的融合，日间微创入路肝切除术（DCS-MILR）逐渐成为一种探索中的诊疗模式。现有单中心回顾性病例系列及数据库研究初步提示，在严格筛选患者、成熟微创技术和规范化围手术期管理支持下，DCS-MILR具有一定可行性与短期安全性，并可能缩短住院时间、降低部分直接医疗成本；但相关证据仍受选择偏倚、定义异质性、随访不足及缺乏前瞻性对照等限制。本文在梳理现有证据及其局限性的基础上，分析术后恶心呕吐、疼痛控制不足及迟发性并发症监测不足等主要风险，提出由多维度准入评估、标准化围手术期管理、结构化分层随访和快速返院机制构成的实施路径，以期降低出院后安全风险，为具备相应技术与救援能力的医疗中心分阶段开展DCS-MILR提供参考。

肝脏具有丰富的血流和复杂的解剖结构，术中及术后出血是临床工作中的难题。传统的压迫止血和缝合结扎方法无法实现精准的围手术期出血预测。在精准医学、人工智能和生物材料技术不断进展的推动下，止血策略正从被动压迫转向精准靶向干预，经历着范式转变。本文系统综述了肝脏外科止血策略领域的进展与未来展望：术前通过预防性应用氨甲环酸、门静脉栓塞术及影像学评估实现个体化干预；术中采用彭氏刮吸技术增强出血控制效果；术后采用分层化的“药物-介入-手术”联合管理方案实现全程主动止血调控。未来，纳米药物递送系统结合人工智能闭环调控体系将进一步促进止血功能、肝脏再生及术后复发抑制的综合发展。

近年来，以人工智能、三维可视化、增强现实及光学成像为代表的数智技术群，正在改变肝脏外科的认知基础和临床实践模式。本文立足医工交叉前沿，系统梳理数智技术赋能肝脏外科的八大核心进展与突破，涵盖术前精准诊断、智能三维规划、增强现实联合荧光导航、多模光学成像、术中动态感知、大模型决策支持、个体化预后预测及标准化生态构建等环节，深入剖析其在肿瘤诊断、导航决策、术后管理与同质化推广中的临床价值，旨在为肝胆外科的智能化发展提供理论参照。

胰腺的解剖位置深在，毗邻重要血管，手术难度大、风险高。胰周静脉系统为门静脉系统的重要属支，其解剖变异复杂多样，是导致术中血管损伤及术后并发症的重要因素。目前临床对该区域的静脉变异仍缺乏系统全面的认识和针对性的手术策略。本文基于现有解剖学与影像学研究，系统分析肠系膜上静脉、脾静脉、胃左静脉、Henle干、胰十二指肠静脉及空肠静脉等结构的变异类型及其对手术策略的影响，重点探讨术前评估方法与术中处理策略，旨在为胰腺手术的精准化和安全性提升提供参考。

胆道恶性肿瘤（BTC）是一类恶性程度高、预后较差的消化道肿瘤，其侵袭性和治疗抵抗性部分归因于周围神经浸润（PNI）与肿瘤微环境（TME）的复杂相互作用。近年来，研究发现PNI不仅促进肿瘤的局部侵袭和远处转移，还可能通过调控TME参与肿瘤的免疫逃逸。本文概述了BTC中PNI的病理学特征与分子机制，包括神经与肿瘤细胞间的信号转导、TME特征、肿瘤内神经特征与免疫细胞功能的改变。同时，探讨了PNI与免疫微环境的交互作用机制，包括神经信号对免疫细胞的直接调控和免疫细胞对PNI的作用。此外，本文总结了PNI相关预后模型和治疗策略，为BTC的精准诊疗提供新思路。并通过总结现有研究，希望为未来探索PNI与免疫微环境的相互作用机制及开发联合治疗策略提供理论依据。

《胆道恶性肿瘤腹腔镜根治性切除手术质量控制指南（2026版）》的发布，标志着胆道恶性肿瘤腹腔镜根治性切除术由技术探索逐步进入以适应证分层、团队准入和全过程质量控制为核心的发展阶段。胆道恶性肿瘤腹腔镜根治性切除术的临床价值不应仅以微创获益评价，而应建立在严格病例筛选、规范切缘评估、充分区域淋巴结清扫、高质量胆道或消化道重建以及标准化术后质量反馈的基础上。本文围绕指南的核心推荐，重点解读不同胆道恶性肿瘤亚型腹腔镜手术的适应证选择与团队准入标准、术中切缘控制与淋巴结清扫的质量评价要点，以及转化治疗后手术时机、中段胆管癌术式选择等尚存争议的问题，以期促进胆道恶性肿瘤腹腔镜根治性切除术规范、审慎和高质量开展。

目的 探讨肝细胞癌外科治疗的效果及预后。 方法 本研究为回顾性病例系列研究。收集青岛大学附属医院肝胆胰外科2013年1月至2020年12月连续收治的因肝细胞癌首次行肝切除术的927例患者的临床资料，其中男性766例（82.6%），女性161例（17.4%），年龄（57.6±9.7）岁（范围：17~85岁）。通过门诊复查及电话随访获取患者预后资料，随访截至2024年12月31日。采用Kaplan-Meier方法估计生存率并绘制生存曲线，采用Log-rank检验比较不同肿瘤分期的生存差异。采用Cox比例风险模型筛选患者复发及生存的独立预后因素。比较腹腔镜及开腹肝切除术、术后是否辅助经导管肝动脉化疗栓塞（TACE）对患者预后的影响时，采用倾向性评分匹配进行1∶1最邻近匹配、卡钳值设置为0.02。 结果 （1）927例患者的中位生存时间为130.5个月，1、3、5、10年总体生存率分别为94.2%、79.9%、68.4%、52.3%；中位复发时间为37.8个月，1、3、5年无复发生存率分别为74.0%、52.0%、39.8%。中国肝癌分期（CNLC）Ⅰa期、Ⅰb期、Ⅱ期、Ⅲa期患者的5年生存率分别为78.0%、63.5%、43.1%、43.6%，5年无复发生存率分别为48.5%、35.0%、16.0%、20.1%。（2）单因素和多因素Cox分析结果显示，性别、年龄、白蛋白、肿瘤分化程度、肿瘤数目、是否微血管侵犯、是否大血管侵犯是肝细胞癌首次肝切除术后复发的独立预后因素（P值均<0.05）；年龄、白蛋白、肿瘤分化程度、肿瘤数目、是否微血管侵犯、是否肝被膜侵犯、术中是否出血是肝细胞癌首次肝切除术后生存的独立预后因素（P值均<0.05）。（3）根据术后是否行TACE治疗将患者分为两组，经倾向性评分匹配后，两组间DFS及OS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值>0.05）。经多因素Cox回归调整复发的独立预后因素后，伴有微血管侵犯、肿瘤最大径>5 cm及肿瘤数目多发的患者，术后行TACE组的DFS均优于未行TACE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值均<0.05）。（4）根据患者是否行腹腔镜手术，分为腹腔镜组及开腹组，经倾向性评分匹配后，两组间在无复发生存及总体生存方面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值均>0.05），在相同分期亚组中（CNLC Ⅰa期、Ⅰb期、Ⅱ期、Ⅲa期），腹腔镜组与开腹组在无复发生存及总体生存方面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值均>0.05）。 结论 肝细胞癌外科治疗是患者获得长期生存的重要手段。肝细胞癌术后不建议常规行TACE治疗，对于合并微血管侵犯、肿瘤最大径>5 cm、多发肿瘤的患者，术后行TACE能带来无复发生存方面的获益。

目的 探讨口服蛋白棒联合橄榄油评估胆囊收缩功能的最佳测量时间窗，并验证该新型方法相较于传统煎蛋法的测量稳定性。 方法 本研究为前瞻性、多中心、单盲、随机交叉对照试验研究。纳入来自兰州大学第一医院、秦皇岛市第一医院、辽宁省金秋医院、西安交通大学附属红会医院共4家中心112名健康志愿者作为受试者，实施两周期交叉干预，洗脱期为1周。A组第1周期予口服2枚煎蛋干预，第2周期予口服标准化蛋白棒联合50 ml橄榄油干预；B组干预顺序与A组相反。分别于空腹状态及干预后30、50、70、90、110 min行胆囊超声检查，测量胆囊长径、宽径、前后径，计算胆囊体积及胆囊收缩率，对比两种干预方式下各时间点胆囊收缩率的变化趋势，采用变异系数（CV）评估两种方法的测量稳定性，评估两种方法的测量稳定性，采用配对t检验、重复测量方差分析、Feltz-Miller 渐近检验进行统计学分析。 结果 112名受试者中男性47名、女性65名，年龄（30.6±7.1）岁（范围：19~62岁），空腹胆囊体积（20.0±7.1）ml。两种干预方式下，受试者胆囊收缩率均于干预后30 min开始升高，50~70 min达到峰值，随后逐渐下降；峰值时间点两组胆囊收缩率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t=0.421，P=0.674）。口服蛋白棒联合橄榄油组在各时间点胆囊收缩率的组内CV均低于口服煎蛋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值均<0.05）。试验期间两组均未发生急性胰腺炎、消化道出血等严重不良事件，轻微胃肠道不良事件发生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²=0.269，P=0.604）。 结论 口服蛋白棒联合橄榄油评估胆囊收缩功能的最佳测量时间窗为干预后50~70 min，该方法操作简便、安全性好，测量稳定性优于传统煎蛋法，可为临床胆囊收缩功能的标准化评估提供新选择。

目的 探讨以免疫靶向联合治疗作为新辅助方案治疗高复发风险肝细胞癌的真实世界临床效果。 方法 本研究为回顾性病例系列研究。分析了2019年1月至2025年9月解放军总医院第一医学中心肝胆胰外科医学部收治的接受新辅助治疗的46例高复发风险肝细胞癌患者的真实世界资料。男性38例（82.6%），女性8例（17.4%），初诊年龄［M（IQR）］56.5（15.0）岁（范围：35~73岁）。依据巴塞罗那临床肝癌分期，本组患者A期19例，B期15例，C期12例。使用Kaplan-Meier法绘制生存曲线，并通过Log-rank检验进行比较。对可能影响患者术后复发的因素进行Cox回归分析。 结果 新辅助治疗后依据mRECIST评估，10例患者达到完全缓解，30例达到部分缓解，6例为疾病稳定。依据术后病理学残余肿瘤活性细胞比例，达到主要病理学缓解及以上者28例（60.9%）。46例患者1、2、3年无复发生存率分别为74.7%、54.6%、45.5%，中位无复发生存时间为28个月；1、2、3年总体生存率分别为97.6%、95.1%、91.8%。Cox回归分析结果显示，术前甲胎蛋白≥400 μg/L是复发的独立危险因素。依据术前甲胎蛋白水平将46例患者分为两组：<400 μg/L组术后1、2年无复发生存率高于≥400 μg/L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免疫靶向联合新辅助治疗为高复发风险肝细胞癌患者带来的近期和远期生存结局令人鼓舞。

目的 探讨肝转移负荷对胰腺神经内分泌肿瘤（pNET）伴肝转移接受同期根治性切除患者预后的影响，以及术前系统治疗和术后辅助治疗在不同负荷亚组中的临床效果。 方法 本研究为回顾性病例系列研究。纳入2016年1月至2025年12月于北京大学第三医院接受同期原发灶和肝转移灶根治性切除的54例pNET肝转移患者。男性26例，女性28例；年龄［M（IQR）］52（38）岁（范围：17~78岁）。构建肝转移瘤数量-最大径联合评分，经X-tile软件分为高负荷组（33例）与低负荷组（21例）。采用Kaplan-Meier法、Log-rank检验及Cox回归分析预后因素，分层评估不同系统治疗方案的价值。 结果 肝转移负荷是pNET肝转移患者根治性切除术后无复发生存时间（RFS）的独立不良预后因素（HR=3.323，95%CI：1.455~7.594，P=0.001）。亚组分析结果显示，术前系统治疗可影响高负荷组的RFS（P=0.013），其中接受化疗或靶向治疗的高负荷组患者的RFS优于接受生长抑素类似物（SSA）单药治疗（HR=10.27，95%CI：1.262~83.580，P=0.008）及无术前治疗的患者（HR=6.537，95%CI：0.789~54.150，P=0.047）；术前系统治疗对高低负荷两组的OS影响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值均>0.05），术后辅助治疗对高低负荷组RFS、OS影响的差异亦无统计学意义（P值均>0.05）。术前化疗或靶向治疗和术前SSA+化疗或靶向治疗联合术后SSA可显著改善高负荷患者的RFS（P<0.01）。 结论 肝转移负荷是同期原发灶和肝转移灶根治性切除术后RFS的独立预后因素。术前化疗或靶向治疗可改善肝转移高负荷患者的RFS，以化疗或靶向治疗、SSA为基础的序贯系统治疗策略可延长高负荷患者的RFS时间。

目的 探讨上海市徐汇区老年人胆囊结石患病比例及其影响因素。 方法 本研究为横断面研究。收集2024年1—12月于上海市徐汇区13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建立健康档案并完成年度健康体检的65岁及以上常住老年人群资料，共纳入48 844名老年人，其中男性21 483名，女性27 361名，年龄（72.0±6.1）岁（范围：65~106岁）。收集体检者的性别、年龄、身高、体重、空腹8~12 h后晨起静脉血的实验室检测结果、腹部超声检查结果。计算绝对标准均值差（ASMD），以评估组间协变量均衡性。根据超声检查结果是否存在胆囊结石，将体检者分为研究组和对照组。分别采用秩和检验、χ2检验对数据进行分析，并通过 Logistic回归分析探讨胆囊结石形成的危险因素。 结果 总人群与样本人群的ASMD均≤0.2。研究人群胆囊结石总患病比例为14.44%（7 054/48 844），女性患病比例为13.67%（3 741/27 361），男性患病比例为15.42%（3 313/21 483）。胆囊息肉患病比例为5.50%（2 682/48 844）。脂肪肝占比45.50%（22 224/48 844）。胆囊结石组和非胆囊结石组总胆固醇水平分别为4.34~5.77 mmol/L和4.39~5.82 mmol/L，差异有统计学意义（Z=-2.093，P=0.036）。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体重指数≥28 kg/m²（OR=1.19，95%CI：1.17~1.20）和脂肪肝（OR=1.22，95%CI：1.05~1.41）是胆囊结石发生的独立危险因素（P值均<0.05）。与65~69岁相比，70~74岁和≥80岁这两个年龄段患者患胆囊结石的风险升高（OR=1.25，95%CI：1.05~1.48；OR=1.28，95%CI：1.03~1.61）。 结论 上海市徐汇区老年人群胆囊结石患病比例较高。体重指数≥28 kg/m²和脂肪肝是胆囊结石发生的独立危险因素。与65~69岁相比，70~74岁和≥80岁这两个年龄段人群患胆囊结石的风险有所升高。

目的 探讨日本胰胆管合流异常研究组（JSGPM）分型在胆胰管合流异常（PBM）诊疗中的临床应用价值。 方法 本研究为回顾性队列研究。回顾性分析2010年1月至2018年9月在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普外科接受经内镜逆行胰胆管造影确诊为PBM的103例患者的临床资料。男性32例，女性71例；年龄［M（IQR）］5.1（39.0）岁（范围：2.2~56.1岁），其中<12岁74例，≥12岁29例。分别使用方差分析、独立样本t检验、Wilcoxon 秩和检验、χ2检验或Fisher确切概率法比较不同JSGPM分型在<12岁患儿与≥12岁患者中的分布特征、临床表现及治疗策略差异。 结果 按照JSGPM分型，103例患者中A型40例（39.2%）、B型31例（30.4%）、C型25例（24.5%）、D型6例（5.9%），无无法分型病例。≥12岁患者中，B型PBM发生率高于<12岁患儿［51.7%（15/29）比21.6%（16/74），χ2=8.974，P<0.01］，且B型是不伴胆总管扩张的主要类型（≥12岁比<12岁：12/15比7/16）。B型不合并胆总管扩张的7例患儿（7/16）和12例成人患者（12/15）未行肝外胆管切除，仅接受内镜下括约肌切开术+胆囊切除术。所有患者术后随访（36±26）个月（范围：6~96个月），无胆道感染、梗阻性黄疸或胰腺炎复发。 结论 JSGPM分型简洁实用，有助于识别高风险的B型非扩张型PBM患者，指导临床实施精准的治疗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