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 · 第50卷第04期

近10年来，在肝细胞癌（hepatocellular carcinoma，HCC）的综合治疗中，局部消融治疗（local ablative therapy，LAT）特别是射频消融治疗（radiofrequency ablation，RFA）的重要地位日益凸显。研究表明，对于早期HCC，RFA中远期疗效与手术治疗相当，可作为首选的治疗方式；对于大肝癌也有较满意的疗效。然而，LAT开展得越是广泛，就越需要理论上的跟进和认识上的提高；越需要对其特点有全面的认识，看到其固有的不足；越需要对其在HCC综合治疗中的作用有准确的定位；越需要基于HCC的系统认识而对LAT进行前瞻性思考。只有这样，才能正确认识和准确评价LAT在HCC综合治疗中的作用，才有利于对LAT的把握和引领。

甲状腺疾病是临床上的常见疾病。对于符合手术指征的甲状腺疾病的手术方式，特别是甲状腺全切除术的必要性，目前尚存在学术争议。笔者认为，我们在关注和讨论学术问题的同时，也应该从法律和伦理学的角度进行深入思考，以期正确评价甲状腺全切除术对甲状腺疾病治疗的价值和地位。

目的探讨术前黄疸严重程度、持续时间及术前胆管引流对胰十二指肠切除术后并发症及病死率的影响。方法回顾性分析1986年6月至2010年12月1025例胰十二指肠切除术患者的临床资料。其中男性659例，女性366例；年龄4～81岁，平均（54±12）岁。1025例患者中恶性病变869例，良性或交界性病变156例。行经典Whipple手术746例，保留幽门胰十二指肠切除术279例。根据黄疸严重程度、持续时间、术前减黄与否进行分组，对比各组术后并发症发生情况。统计学方法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及χ2检验。结果术前不同黄疸严重程度的患者，胰十二指肠切除术后出血并发症的发生率存在差异（χ2=11.06，P=0.03）；而术后临床胰漏、腹腔感染、胆漏、胃排空延迟、切口感染的风险及病死率并无差异。术前黄疸持续时间对术后并发症及病死率无明显影响。术前胆管引流不能减少胰十二指肠切除术后患者并发症及病死率，反而导致术后切口感染发生率增加（χ2=9.84，P=0.00）。胆管引流时间对术后并发症及病死率无明显影响。结论术前黄疸对胰十二指肠切除术后除出血并发症以外的其余并发症及病死率并无影响。术前胆管引流并不能使患者在胰十二指肠切除术后获益，不应作为常规操作，但对于一般状况差无法立即实施手术治疗的重度黄疸患者，术前胆管引流仍是必要的。

目的总结闭合性胰腺创伤的外科治疗经验。方法回顾性分析2001年1月至2010年12月收治的42例闭合性胰腺创伤患者的临床资料。其中男性38例，女性4例；年龄13～65岁，平均年龄31岁。根据美国创伤外科协会脏器损伤委员会（AAST）的器官损伤分级：Ⅰ级3例，Ⅱ级12例，Ⅲ级9例，Ⅳ级13例，Ⅴ级5例。创伤严重程度评分：（27±21）分。AAST分级Ⅱ级及以上患者均采取损伤控制的胰周外引流加三造口（胃造口、空肠造口、胆囊造口）术。结果术前CT诊断阳性率79.9%（30/38）；手术治疗40例，非手术治疗2例。损伤控制外科理念指导下的单纯腹腔引流术及三造口术32例，胰腺修补或胰尾切除术6例，胰十二指肠切除或胰尾空肠吻合术2例。治愈40例（95.2%），死亡2例（4.8%），共有16例（38.1%）出现胰漏、肺部感染等并发症。结论腹部CT检查有助于闭合性胰腺创伤患者的术前诊断；以损伤控制外科理念处理闭合性胰腺创伤有可能提高患者生存率，但术后并发症的发生率仍很高，需要进一步完善现有的外科治疗措施。

目的探讨多普勒超声引导下医源性股动脉假性动脉瘤的加压治疗方法和疗效，并分析治疗效果相关影响因素。方法回顾性分析2004年6月至2010年6月42例医源性股动脉假性动脉瘤患者的治疗经过，其中男性28例，女性14例；年龄45～84岁，平均（52±5）岁。患者在股动脉穿刺后出现腹股沟区搏动性肿块，经多普勒超声确诊为股动脉假性动脉瘤。在超声引导下，以股动脉和假性动脉瘤之间的漏口为中心，持续探头加压直至假性动脉瘤内完全血栓形成，加压治疗失败的病例行手术治疗。结果加压治疗后，34例（81.0%）假性动脉瘤的瘤体内完全血栓形成，8例（19.0%）加压治疗失败，最后行手术治疗。单因素分析显示，与加压治疗成功率明显相关的因素是瘤体最大径（<25 mm，25～40 mm，>40 mm；χ2=13.956，P=0.001），是否正在进行抗凝治疗（χ2=5.578，P=0.010），漏口深度（<50 mm，50～80 mm，>80 mm；χ2=14.055，P=0.001），漏口部位（股总动脉，股浅动脉，股深动脉；χ2=8.968，P=0.011）及假性动脉瘤的确诊时间（<3 d，≥3 d；χ2=5.733，P=0.012）。Logistic多元回归分析表明，与加压治疗成功率明显相关的因素是瘤体最大径（WALD=5.34，P=0.021）和漏口深度（WALD=4.84，P=0.028）。结论超声引导下加压治疗医源性股动脉假性动脉瘤安全、易于操作，有较好的临床疗效。

目的评价健侧髂外动脉-患侧腘动脉人工血管移植交叉转流术（EIP）和健侧股-患侧股深动脉交叉转流术（FDF）治疗髂股动脉长段硬化闭塞症的疗效。方法本组85例患者为1995年7月至2009年12月接受治疗的髂股动脉长段硬化闭塞症患者。其中男性61例，女性24例；年龄64～91岁，平均年龄75岁。按Fontaine分期，Ⅱb～Ⅲ期62例（72.9%），Ⅳ期23例（27.1%）。根据患肢股深动脉及膝上、下腘动脉显影状况，分别采用EIP（49例）、FDF（36例）进行治疗。比较两组患者转流术后患肢溃疡、截趾创面愈合、踝肱指数、患肢血流速度，以及1、3、5年累积通畅率和3、5年保肢率。结果围手术期无死亡及截肢患者。74例（87.1%）获得随访；随访2～13年，平均5.7年。FDF组与EIP组术后踝肱指数分别为0.52±0.11和0.94±0.13（t=－21.88，P=0.000）。FDF组与EIP组术后血管多普勒超声检测腘动脉血流速度为（32±9）cm/s和（48±4）cm/s（t=16.76，P=0.000），胫前（后）动脉血流速度为（22±7）cm/s和（42±4）cm/s（t=10.50，P=0.00）。FDF组与EIP组术后1、3、5年一二期累积通畅率分别为87.8%、80.7%、68.4%和88.3%、81.2%、57.4%，术后3、5年保肢率分别为87.6%、76.7%和88.6%、71.3%，两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均>0.05）。结论FDF、EIP这两种解剖外旁路手术治疗单侧髂总-股浅动脉硬化闭塞症安全有效，尤其适宜高危老年患者。

目的分析巴德-吉亚利综合征（BCS）的外科治疗方法及其疗效。方法回顾性分析2001年7月至2010年10月接受序贯治疗的120例BCS患者的临床资料。男性82例，女性 38例；年龄11～72岁，平均（41±13）岁。BCS病变类型包括肝小静脉型5例、肝静脉型28例、下腔静脉型31例和肝静脉及下腔静脉联合梗阻型56例。本组25例患者接受介入治疗，包括肝静脉和（或）下腔静脉狭窄段的经皮腔内血管成形术或血管成形支架置入术；77例行右心房转流、部分心肺转流辅助下的经胸BCS根治术；其他方式治疗18例。结果本组随访1～120个月，随访率80.8%（97/120），围手术期病死率6.2%（6/97），随访期间病死率8.2%（8/97）。介入治疗后有3例术后发生下腔静脉、肝静脉再狭窄；根治术后有15例患者发生下腔静脉、肝静脉闭塞或重度狭窄；根治术后下腔静脉及肝静脉5年通畅率和生存率分别为64.5%和83.3%。结论根据BCS病变类型选择不同治疗方式，可以获得良好的治疗效果。根治术对特定病理类型及介入治疗失败病例是理想的治疗方法。

目的回顾性分析混合型初次全髋关节置换术的临床和影像学疗效及其相关影响因素。方法对1999年1月至2001年12月期间接受混合型初次全髋关节置换术治疗髋部疾病的患者126例（135髋）进行中远期随访。观察假体位置及其周围骨质变化，计算聚乙烯内衬磨损率。采用Kaplan-Meier方法估算假体10年生存率，以无菌性松动、单纯骨溶解病灶清除植骨术及翻修为随访终点。结果共有79例（85髋）患者获得随访。以无菌性松动为随访终点，髋臼假体10生存率为97.6%，股骨假体10年生存率为100%；以无菌性松动、单纯骨溶解病灶清除植骨术为随访终点，髋臼假体生存率为95.2%，股骨假体生存率为98.8%。结论混合型初次全髋关节置换术后假体中远期生存率令人满意；采用第3代骨水泥技术固定的股骨假体取得与现代非骨水泥假体相近的中远期生存率。

目的探讨美国肩肘外科医师评分（ASES）、Constant评分、美国特种外科医院肩关节评分（HSS）3种评分系统对肱骨近端骨折患者手术治疗后肩关节功能的评价作用。方法对来自5家医院2004年9月至2008年9月手术治疗并有完整随访资料的172例单纯肱骨近端骨折术后患者进行ASES、Constant、HSS评分，并由患者本人结合受伤前及术后康复情况对患侧肩关节功能进行自我评价。将上述几种评分结果相互进行Pearson相关性分析，采用Bland-Altman点图分析法对3种评分之间的一致性进行评价。将患者按照年龄和骨折类型进行分组，分析不同年龄组及骨折类型组间评分之间的相关性变化。结果（1）对于相同年龄组和骨折类型的患者，Constant评分总体低于ASES与HSS评分（F=13.62、4.80，P<0.05）。（2）ASES评分与Constant评分（r=0.754，P=0.0003），ASES评分与HSS评分（r=0.755，P=0.0001），Constant评分和HSS评分（r=0.858，P=0.0002）间均有相关性。ASES评分、Constant评分和HSS评分与患者自身对肩关节功能恢复程度评价的相关系数分别为0.602（P=0.0002）、0.705（P=0.0001）和0.663（P=0.0037）。3种评分总体上一致性好。（3）Constant评分与患者自我肩关节评价的相关性随着年龄的增大和骨折严重性的增加明显降低。结论ASES、Constant、HSS评分均可应用于肱骨近端骨折术后肩关节功能的评估，三者有较好的相关性及一致性。Constant评分与患者自我肩关节评价相关性最高，作为临床应用，推荐使用Constant评分，但同时应注意其存在的年龄偏倚。ASES评分可以作为远程随访的可靠方法。

目的研究胸腔镜下矫形内固定手术治疗青少年特发性胸椎侧凸（T-AIS）的远期疗效和并发症。方法回顾性分析2002年6月至2006年12月采用胸腔镜下矫形内固定手术治疗T-AIS、随访5年以上的9例患者术前、术后3个月、2年和末次随访的X线片，测量冠状面上胸主弯和腰弯、矢状面上T5～T12、T10～L2和T12～S1的Cobb角。患者均为女性，手术时年龄11～16岁，平均14.3岁。记录其术后和随访时的并发症。在末次随访时采用中文版SRS-22问卷进行患者的生活质量评分。采用重复测量比较和配对t检验比较术前、术后和随访时的影像学指标。结果随访时间5.0～7.5年，平均6.2年。患者术前胸椎侧凸Cobb角平均51°±8°，术后3个月、2年和末次随访时分别为20°±8°、21°±12°和25°±13°。与术后3个月相比，术后2年和末次随访时侧凸均有矫正丢失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术后和末次随访时的腰弯Cobb角、矢状面参数变化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术后2年1例患者发生断棒、1例患者发生近端Adding on现象，由于侧凸无明显加重，2例患者均未行翻修手术。末次随访时患者SRS-22总体平均分为4.3±0.3。结论接受胸腔镜下矫形内固定手术治疗的T-AIS患者手术2年后仍可出现矫正丢失和内固定相关并发症，所以尽管手术后患者生活质量和对该手术的满意度均较高，但在选择胸腔镜下矫形内固定手术时应严格把握适应证。

目的探讨脊柱畸形后路截骨术神经并发症的发生率及原因。方法2007年1月至2010年12月，采用脊柱后路截骨术治疗脊柱畸形患者321例，男性124例，女性197例；年龄2～56岁，平均（19±11）岁。术前主弯侧凸Cobb角平均108°±33°，后凸Cobb角平均74°±29°。其中226例行经椎弓根椎体截骨术、95例行全椎体切除术，均采用椎弓根螺钉钉棒系统矫形固定。术中采用体感诱发电位、术中唤醒试验等方法监测神经功能变化。结果共有11例患者术后出现下肢的感觉和肌力的改变，发生率为3.4%。神经损伤的原因包括截骨端移位2例、骨断端合拢压迫2例、骨块残留压迫1例、操作失误2例、螺钉误置1例、血肿压迫1例、矫形牵拉2例。其中术前即存在神经损害的患者发生率（20.0%）显著高于术前神经功能正常患者（2.6%）（χ2=13.060，P=0.011）；虽然神经并发症发生率在年龄、病因、畸形程度、截骨方式、手术类型各组内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但先天性脊柱侧凸、神经肌肉型脊柱侧凸、脊柱后凸、成人脊柱畸形、100°以上的重度脊柱侧后凸患者的发生率较高，分别为4.6%、7.1%、5.1%、5.9%和5.9%。11例患者均行甲泼尼龙冲击、神经营养药物及高压氧治疗，其中4例行再次手术探查，最后随访时7例完全恢复，2例好转，2例无恢复。结论脊柱截骨术是治疗重度脊柱畸形的有效方法；手术操作难度高、风险大，术前即存在神经损害的患者为发生神经并发症的高危因素。

目的评估伴脊髓拴系的脊柱侧凸直接进行侧弯矫形手术而不对拴系进行松解的安全性和有效性。方法回顾性分析2005年12月至2011年1月收治的脊柱侧凸合并脊髓拴系22例的患者资料，其中男性8例，女性14例；年龄6～51岁，平均17.7岁。7例患者术前存在临床症状。全部病例术前均未行脊髓拴系松解而直接进行侧弯矫形手术。手术采用一期后路椎弓根钉棒系统进行矫形固定融合，术中均应用脊髓电生理监测。分别测量术前及术后冠状面主弯Cobb角、矢状面胸后凸Cobb角、主弯顶椎偏距、顶椎旋转度及躯干偏移，并记录围手术期并发症的发生情况。结果术后20例患者获得随访，随访时间6～52个月，平均23.5个月。术前冠状面主弯Cobb角平均为68°±20°，术后矫正至38°±21°，平均矫形率为48.1%，术后与术前相比，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t=13.9，P<0.05）；术前胸后凸平均为65°±18°，术后为28°±11°，平均矫形率为56.7%，术后与术前相比，差异亦具有统计学意义（t=8.81，P<0.05）。术前主弯顶椎偏距、顶椎旋转度及躯干偏移分别为（5.4±2.5）cm、2.3°±0.6°、（2.0±1.8）cm，术后分别矫正至（3.2±1.8）cm、1.2°±0.5°、（1.5±1.1）cm。冠状面主弯顶椎偏距及主弯顶椎旋转度，术后与术前相比，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t=5.69和10.07，P<0.05）。术后冠状面躯干偏移较术前差异无统计学意义。术后3例患者发生并发症，1例为一过性下肢麻木，另2例为胸腔积液，经治疗后均好转出院。术后随访期间无神经并发症及内固定并发症发生。术前伴有临床症状的患者，术后及随访过程中其症状无加重。结论伴脊髓拴系的脊柱侧凸如果拴系症状不明显，在矫形过程中注意加强脊髓监护，术前不对拴系进行松解而直接进行侧弯矫形可能仍然是安全、有效的，不过尚需积累更多的病例以进一步证实。

生长抑素及其类似物是目前治疗肝硬化门静脉高压食管胃底静脉曲张破裂出血的首选药物。生长抑素及其类似物与细胞膜上的生长抑素受体（SSTR）结合发挥生物学功能，而SSTR在肝硬化门静脉高压患者肝脏、脾脏及脾门血管组织中的表达情况鲜见报道。本研究采用分子生物学手段检测SSTR-1～5在肝脏、脾脏及脾门血管中的表达及分布情况，初步阐明不同SSTR在乙肝肝硬化门静脉高压病程中的作用。

鸟嘌呤核苷酸解离抑制因子2（Rho GDP dissociation inhibitor，RhoGDI2）是RhoGDI家族成员之一，以往研究认为其为肿瘤侵袭转移的抑制因子，但近来研究显示其在不同肿瘤中的表达不尽相同。有研究表明，RhoGDI2在胃癌中高表达，但其与临床预后的相关性尚未见报道。我们应用免疫组化法检测RhoGDI2在胃癌组织及癌旁正常组织中的表达，并分析其与临床病理因素及预后的关系，为胃癌的临床治疗及预后提供实验基础。

慢性压迫性脊髓症是临床常见的病理状态，脊髓型颈椎病、椎管狭窄症、后纵韧带骨化症、椎管内肿瘤等均可引起慢性压迫性脊髓损伤。其病理机制尚未完全明确，脊髓受到慢性机械压迫、微循环缺血继发血管和神经损害是其重要的致病原因。缺血缺氧条件下，缺氧诱导因子-1α（HIF-1α）表达上调并诱导其下游靶基因血管内皮生长因子(VEGF)表达，进而介导一系列信号级联反应。HIF-1α/VEGF信号通路是脊髓压迫性损伤机制的重要调控因子，具有脊髓保护和损害双向作用：一方面促进脊髓微血管内皮修复和再生、保护和修复神经组织；另一方面，破坏血-脊髓屏障（blood-spinal cord barrier, BSCB）的完整性，使其通透性增加，毒性物质以及炎症因子渗入，导致神经元和神经轴突损伤。因此，探讨该通路在慢性脊髓压迫继发性病理过程中的作用机制，将有助于形成慢性脊髓损伤靶向治疗的新策略。

伤口愈合的第一个时期是炎症期，它开始于伤口形成的那一刻，受伤后伤口或组织裂隙内为血凝块所充填，其周围组织发生急性炎症，各种炎症介质的释放和炎症细胞的浸润使伤口表现为红、肿、热、痛，在这一过程中，纤维细胞、肌成纤维细胞于伤后6 h在伤口边缘出现，24～48 h有血管内皮细胞增生，逐渐形成新生毛细血管。增生期成纤维细胞、内皮细胞和新生毛细血管共同构成肉芽组织充填裂隙，同时肉芽组织内胶原纤维逐渐增多，使得其硬度与张力强度随之增加，逐渐变为纤维组织架接于断裂的组织之间，即瘢痕修复；同时上皮细胞、成骨细胞和成软骨细胞等增生，使伤口边缘皮肤新生上皮，直到伤口初步愈合。在塑形期，随着机体状态的好转和活动恢复，通过各种酶的作用和运动应力作用，调整瘢痕组织内的胶原纤维含量和排列，使其软化而不影响张力强度，从而适应生理功能。至此伤口修复过程遂告完成。在这相互交错的3个过程中，炎症反应、血管通透性、伤口血管化以及肉芽组织生长和上皮细胞增殖都是影响到伤口愈合的重要因素。

1993年法国学者Bresler创立了一种经肛门腔镜切割缝合器直肠前突修补、黏膜固定术（Bresler手术），并于2004年在国际上报告了该术式治疗出口梗阻型便秘（obstructed defecation syndrome，ODS）的良好疗效。武汉大学中南医院2010年在国内率先报道了改良的Bresler手术治疗直肠前突的短期疗效。我们旨在探讨改良Bresler手术治疗女性ODS的安全性和中期疗效。

传统观念认为，腹壁出现转移癌预示着肿瘤已发展至晚期，手术治疗并不能改善患者预后。然而，腹壁转移癌常引起慢性腹壁疼痛，影响患者生活质量，严重者肿块可浸润至肠壁，引起肠瘘或肠梗阻。近年来，随着新型补片的出现，腹壁缺损修复技术得到提高，推动了扩大切除联合补片修补治疗腹壁原发性肿瘤的应用。我们有选择地对腹壁转移癌患者行扩大切除联合补片修补术，取得一些经验，报道如下。

下肢静脉曲张是常见的血管外科疾病，调查显示在我国15岁以上人群中发生率达8.6%，45岁以上人群中发病率高达16.4%。目前，外科手术治疗是下肢静脉曲张的主要方法之一，但术后肺栓塞为致死性严重并发症。我科自2006年以来共对962条肢体行大隐静脉高位结扎+抽剥+电凝术，其中术后并发肺栓塞3例，现报告如下。

小脑扁桃体下疝畸形（Chiari畸形）是以小脑扁桃体下疝到颈椎管内为主要病理特征，从而引起一系列临床表现的先天或后天性畸形，常合并脊髓空洞症。其临床表现多变、手术方式多样。我科从2008年2月至2011年8月采用小骨窗改良硬脑膜扩大成形寰枕减压术治疗Chiari畸形，效果满意，现总结报告如下。

患者　男性，58岁，因"发现乙肝20年，右上腹胀痛2周"于2010年1月7日入院。腹部CT示：肝硬化，肝左叶巨块型实性占位10.0 cm×8.3 cm，门静脉主干及左支癌栓形成（图1,2），右肾上极4.6 cm×4.5 cm实性占位（图3）。肝功能Child-Pugh A级；肝炎系列：乙肝表面抗原（+），乙肝e抗体（+），乙肝核心抗体（+）。甲胎蛋白39 962 μg/L。入院诊断：原发性肝癌，乙肝后肝硬化，右肾肾癌。经术前充分评估肝脏代偿功能后于2010年1月12日行左半肝切除术+右肾切除术。术中发现癌肿部分侵犯肝右叶，我们沿肿瘤边缘1～2 cm用超声吸引刀分离肝组织，保留肝中静脉，术中发现门静脉左支及左肝管内瘤栓已延伸至门静脉主干及肝总管内，遂于门静脉左支及左肝管切断处将门静脉及胆道内瘤栓取净，经术中超声及胆道造影证实无残留栓子后完整切除肿瘤组织。然后经同一切口切除右肾。术后病理：肝细胞癌（中低分化），门静脉断端胆道断端及栓子内均检见癌细胞；肾上极透明细胞癌，肾盂及输尿管断端未见癌累及；结节性肝硬化。患者术后3周肝功能正常后出院，当时甲胎蛋白2980 μg/L。术后1个月患者开始口服索拉菲尼治疗，口服1个月后因肝功能异常及胃肠道反应停用。术后1个半月复查甲胎蛋白为462 μg/L。术后2个月时为防止肝切缘肿瘤残余及复发，行肝动脉栓塞化疗治疗一次，随后患者出现肝功能恶化，给予保肝、利胆及营养支持治疗后，肝功能逐渐好转，出院时甲胎蛋白203 μg/L。术后6个月复查时甲胎蛋白为17.96 μg/L。目前患者术后15个月，腹部CT检查肝内未见异常强化影，门静脉主干及右支通畅。甲胎蛋白3.25 μg/L，肝肾功能正常。

患者　女性，57岁，因"腰椎术后4年，左下肢疼痛1个月"于2008年10月7日入我院进行治疗。患者4年前因L4椎体滑脱症于外院行后路椎管减压、L4、S1两侧椎弓根螺钉内固定及后外侧植骨融合术治疗，术后无明显腰腿痛症状。6个月前复查X线片示S1左侧椎弓根螺钉断裂，无移位（图1）。患者1个月前于外院接受后路内固定取出术，术中断钉头端未能取出，术后复查X线片示断钉向骶骨前方移位，进入盆腔（图2）。患者渐感左下肢疼痛、麻木，以左大腿背侧和小腿外侧为重，大小便正常。体格检查：体温正常，下腰椎无明显叩痛，背部切口愈合良好，双下肢浅感觉存在，肌力正常，膝、踝反射存在，左侧直腿抬高试验50°，加强试验阳性，右侧直腿抬高试验80°阴性。影像学检查：三维CT重建提示S1椎体前方可见35 mm长断钉影，进入盆腔，与肠管和血管分界清晰，两侧髂血管走行如常（图3）。入院后在全身麻醉下采用腹部左侧前方倒"V"形切口，经腹膜后入路到达骶前，术中见断钉位于左腰大肌与髂血管内侧，局部粘连包裹，分离粘连后顺利取出断钉。术后患者左下肢疼痛、麻木感明显缓解，恢复良好。术后6个月复查患者无特殊不适。

患者　男性，57岁，因"四肢麻木、乏力1年余，颈椎病术后2个月"于2010年6月7日来我院就诊。患者2个月前因"双下肢麻木、无力1年余"至当地医院就诊，诊断为脊髓型颈椎病，行颈后路C4～T2单开门减压术。术后患者双下肢麻木、无力症状无好转，故来我院进行诊治。入院体检：行走明显不稳，双手握力3级，双肱二头肌反射、肱三头肌反射及桡骨膜反射亢进，左侧Hoffman征阳性，双上肢感觉轻度减退，以左侧为重；双下肢感觉轻度减退，双下肢肌张力高，双下肢近端肌力4级，远端肌力3级，双侧伸肌力明显减弱，左侧踝关节背伸不能，右侧踝关节背伸肌力3级，双膝反射亢进。颈椎MRI示：颈椎术后改变，C3～7椎间盘突出，相应硬膜囊前缘及部分脊髓受压，脊髓变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