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 · 第34卷第03期

卒中是国人致死、残疾的首要病因，我国目前脑血管病患者人数为1 000余万，且正以8.7%的速度逐年递增，其中急性缺血性卒中(acute ischemic stroke，AIS)约占70%～80%^[1]。对于伴有大血管闭塞(large vessel occlusion，LVO)的AIS患者，重残及病死率高达70%以上，标准的静脉溶栓治疗效果不佳。2015～2016年发表的6项研究一致证实了AIS-LVO血管内治疗的疗效^{[2,3,4,5,6,7]}，开启了AIS-LVO救治的新时代。美国、韩国、加拿大、欧洲及中国先后更新了各自的AIS救治指南^[8,9,10,11]，推荐血管内取栓治疗为AIS-LVO患者的首选治疗方法。在美国，已经建立了分级卒中中心体系，2016年的年取栓手术已超过3万例，约占所有AIS-LVO患者的38.5% (美国AIS-LVO的患病率约为24/10万)^[12]。相比之下，我国开展的情况较差，2016年，我国仅开展不足8 000例，考虑到我国人口基数大，AIS-LVO患病人数可能高于美国，其治疗比例可能更小。究其原因，首先是卒中患者未能及时送达有救治能力的医院；其次是目前我国卒中中心建设不够理想，能够快速实施卒中救治的医疗机构缺乏。因此，尽快解决上述问题，使越来越多的AIS-LVO患者获得及时、合理的救治，对于卒中负担极重的我国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

急性大血管闭塞性缺血性卒中(acute ischemic stroke with large vessel occulusion, AIS-LVO)患者的预后极差，重组组织型纤溶酶原激活剂(rt-PA)静脉溶栓治疗仅可以使10%～20%的患者获益^[1]。随着6项随机对照试验研究结果以及专家共识的发表^[2]，证实血管内治疗能够显著改善AIS-LVO患者的临床预后，其中有2个决定性因素：(1)发病到再灌注的延迟时间；(2)多模影像对适宜患者选择的指导。而其他文献也进一步证明并强调了发病到再灌注的时间与患者的预后密切相关^[3,4]。

在18世纪之前，人们主要依据个人经验来处理伤口；18世纪末期出现了干性愈合的理论，医生主要采用干性换药来处理伤口^[1]。后来外科换药时发现，干性换药时伤口易形成结痂，并与敷料粘连，揭取敷料时患者感觉疼痛，且伤口愈合时间较长，容易形成结痂下感染^[1,2]。20世纪60年代逐渐开始对湿性愈合理论进行研究^[3]，湿性换药可造成创面低氧，刺激毛细血管生长，增加血供，抗感染并促进伤口愈合^[3,4]。此后湿性换药逐步应用于临床处理伤口。

髓母细胞瘤(medulloblastoma，MB)是儿童后颅窝最常见的原发性恶性胚胎性肿瘤，约占儿童颅内肿瘤的15%～30%，好发于小脑蚓部和第四脑室^[1]。发病年龄高峰为5～7岁，男多于女，而成人较少见。根据2016年世界卫生组织(WHO)中枢神经系统肿瘤病理学分类，MB被分为经典型、MB伴广泛结节型、间变型、大细胞型、促纤维增生/结节型髓母细胞瘤(desmoplastic/nodular medulloblastoma，DMB)五类，均为WHO Ⅳ级。临床上儿童MB以经典型最多见，DMB较少见。2014年10月至2015年10月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神经外科收治2例DMB患者，现报道如下。

韧带样纤维瘤(desmoplastic fibroma，DF)又称侵袭性纤维瘤、硬纤维瘤。按其发病部位分为腹内型、腹壁型、腹外型等，其中腹外型又分为四肢、躯干及头颈部位。发生于颅骨的DF极为罕见，目前仅有20余例病例报道^[1]。国外报道其在良性骨肿瘤中约占0.3%，占全部骨肿瘤的0.06%^[2]，国内尚缺乏流行病学资料。目前，尚未检索到巨大双发颅骨DF的报道。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北京市总队医院神经外科收治1例巨大顶枕部双发颅骨DF患者，现报道如下。

蛛网膜囊肿(arachnoid cysts，AC)是一种颅内良性病变，占颅内占位性病变的1%^[1]，一般多见于侧裂，其次为小脑脑桥角区、四叠体池、小脑蚓部。发生于鞍区的AC较少，占颅内AC的3%^[2]。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神经外科于2017年1月收治1例鞍区AC患者，现报道如下。

实时荧光引导手术(fluorescence-guided surgery, FGS)是指利用特定波长激发光照射，激发肿瘤自身荧光、滞留的荧光分子或细胞摄取的外源性荧光物质发出荧光，引导术者对肿瘤进行精准切除。术中荧光引导分为内源性对比增强和外源性对比增强两种。内源性对比增强是利用自体荧光区分肿瘤组织与周围正常组织，故正常组织与肿瘤细胞间的边界不够清晰、可靠。外源性对比剂经相应波长激发光照射后，能够根据荧光分子浓度差形成具有荧光梯度的区域，有利于对肿瘤边界进行有效识别，其技术难度更大，应用价值更高。随着显像设备和荧光分子制备技术的进步，FGS的效果不断提高，目前已显示出成像准确、快速、直观等优点^[1]，使得术者能够实时在直视下最大限度地安全切除肿瘤，同时也为肿瘤的诊断与靶向治疗带来新的契机。

胶质瘤是最常见的中枢神经系统原发性肿瘤，即使采用最积极的治疗手段，高级别胶质瘤患者的预后仍无明显改善^[1]。实施个体化诊疗是改善胶质瘤疗效和预后的必要手段，而实现这一目标的前提是精确诊断和评估。然而，胶质瘤细胞学起源的异质性使其分子表型、组织学构成、生物学行为变化多样。目前胶质瘤诊断的"金标准"为病理学诊断，而在进行病理活检的定位、治疗方案的确定以及随访时均需通过影像学来精确显示肿瘤的形态学结构并评估其生物学行为等^[2]。常规MRI和MRI增强检查能提供诸如肿瘤大小、瘤周水肿、肿瘤灌注等信息，在胶质瘤的影像学诊断中占重要地位^[2]。然而，低级别胶质瘤有时因瘤体小、强化不明显、占位效应轻等难以与非肿瘤性病变鉴别；弥漫生长的高级别胶质瘤的边界常不能通过强化而清晰显示；血脑屏障破坏导致的非特异强化等给胶质瘤的诊断和分级带来假象^[3,4]；肿瘤复发或进展与治疗后变化(包括放射性坏死和假性进展)常难以区分等。近年来，多种MRI成像方法被应用于脑肿瘤的研究，包括弥散加权成像(DWI)及弥散张量成像(diffusion tensor imaging，DTI)、灌注加权成像(PWI)、氢质子磁共振波谱成像(hydrogen proton magnetic resonance spectroscopic imaging，¹H-MRSI)等。PWI可显示局部脑血流量，但低级别胶质瘤的灌注本身即较低，而炎性反应、手术、放疗后损伤等对血脑屏障的破坏可导致病灶的非特异性灌注增加。¹H-MRSI可提供部分代谢信息，但对靠近头皮和脑室的结构以及钙化或出血病灶的评估价值有限^[5]。

帕金森－高热综合征(parkinsonism-hyperthermia syndrome，PHS)是一种运动障碍急症，指帕金森病患者在多巴胺能药物减量、停药或药物转换期间数小时至数天内出现的一种致命性中枢性多巴胺能不足危象，主要表现为高热、肌肉强直(可能不伴震颤)、自主神经功能紊乱(包括心动过速、血压波动、多汗等)、意识障碍等^[1]。并发症包括永久性神经系统后遗症、急性肾损伤、吸入性肺炎、深静脉血栓及肺栓塞、弥散性血管内凝血等，其病死率约为4%^[2]。因其临床表现类似抗精神病药物撤药反应，故也被称为恶性撤药综合征。本文针对脑深部电刺激术(deep brain stimulation，DBS)相关的PHS进行综述，旨在让神经内、外科及神经康复科医生及时识别这一潜在的致命综合征。

糖尿病周围神经痛(diabetic peripheral neuropathic pain，DPNP)是影响糖尿病患者生命质量的重要因素之一。约有30%～50%的糖尿病患者会出现糖尿病周围神经病变(diabetic peripheral neuropathy，DPN)，其中有超过20%的患者可发展为DPNP^[1]。周围神经在长期高血糖状态下可发生神经元生物学活性的改变及脱髓鞘病变，从而导致患者出现不同类型的感觉异常。早期往往表现为痛觉过敏，晚期则出现感觉减退，最终因保护性感觉的缺失而导致顽固性溃疡，严重时甚至可能需要截肢治疗。DPNP防治困难，疼痛常严重影响患者的生命质量。人体细胞，包括背根神经节(dorsal root ganglian，DRG)和脊髓神经元上存在多种离子通道和受体，通过细胞内外物质及信息的交换来参与机体正常的生物活动。目前，离子通道与糖尿病及疼痛的研究报道越来越多，但从离子通道、糖尿病和周围神经痛3个方面进行综合的研究报道却很少，本文就其予以综述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