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 · 第31卷第03期

显微血管减压术(microvascular decompression，MVD)的起源始于针对三叉神经痛(trigeminal neuralgia, TN)外科治疗的临床研究。数十年的研究结果表明，小脑脑桥角(cerebellopontine angle, CPA)责任血管压迫不同脑神经根进/出脑干区(root entry/exit zoon, REZ)可导致相应症候群，即神经血管压迫(neurovascular compression, NVC)综合征。对于能耐受开颅手术的原发性TN、舌咽神经痛(glossopharyngeal neuralgia, GN)患者而言，MVD已成为首选外科治疗方法。将MVD与CPA脑神经根选择性部分切断术(partial rhizotomy, PR)有机结合以尽量提高手术有效率、降低并发症发生率是功能神经外科医师的主要努力方向。

颅脑肿瘤是儿童最常见的实体肿瘤^[1]。后颅窝是各类儿童肿瘤的常见发生部位，占儿童颅脑肿瘤的54%～60%，特别是髓母细胞瘤，可达儿童中枢神经系统肿瘤的20%^[2]。髓母细胞瘤的生物学特性导致其病程较短，且首诊时误诊率较高^[3,4]。入院时多伴有颅内高压、小脑及脑神经损害症状，并且处于电解质紊乱、营养不良状态，甚至出现生命体征不稳定的情况。考虑到新疆处于边疆地区，基层医疗单位不具备完善的检查及手术条件，多数患儿需长途转诊，入院时常仅有头颅CT影像资料，而患儿全身情况已较差，如进一步行头颅增强MRI等全面检查，年龄较小的患儿较难配合，且等待检查过程中即有病情恶化的可能。故此，制定合理的治疗方案对于儿童髓母细胞瘤治疗有着重要作用。

颈静脉球瘤(glomus jugular tumor, GJT)是来源于颈静脉球部副神经节组织的肿瘤。因为高度血管化特征、涉及重要神经血管结构及难以达到的解剖位置，治疗是非常困难的。目前显微外科切除、术前血管栓塞、放射治疗及立体定向放射外科被认为是有效的治疗手段^[1,2]。外科手术切除是根治性治疗手段，但治疗风险大，并发症高。近年来，多个治疗中心的研究表明伽玛刀治疗具有明确的效果，并发症少见。作者回顾分析了1992年9到2013年9月来源于天津医科大学第二医院11例和天津市环湖医院20例GJT患者的病例资料，结合长期随访结果，探讨手术治疗和伽玛刀治疗对颈静脉球瘤的治疗效果。

脑膜瘤常规手术切除时常常因出血多导致手术切除难度大、术后并发症多。我院于2011年5月至2013年9月在手术中使用Habib 4X射频消融技术辅助切除较大脑膜瘤10例取得满意效果，现报告如下。

颅颈交界区是颅底的一个特殊区域，由于其位置深在，周围毗邻重要的血管神经结构解剖关系复杂，手术切除有很大难度，一直是神经外科和颅底外科临床研究的重点课题。自1972年Hammon和Kempe^[1]提出一种从枕下远外侧方暴露椎基底动脉瘤的术式以来，该入路得到了不断改进。1990年Sea和Sekhar^[2]用该入路成功地处理下斜坡和延髓腹侧的硬膜内病变，并倡议将该入路普及为处理下斜坡病变的常规入路。随着显微神经外科的发展，国内也相继开展了此入路的临床研究和应用^[3,4]。我院自2011年1月至2013年1月应用此入路手术治疗颅颈交界区腹侧肿瘤26例，临床效果较好，现总结如下。

颅内动脉瘤是一种十分凶险、具有潜在的、暴发性的脑出血性疾病，临床上致死致残率较高^[1]，破裂后出血多表现为蛛网膜下腔出血(subarachnoid hemorrhage，SAH)。选择恰当的手术方式及最佳的手术时机，不但能够降低破裂动脉瘤的死亡率，而且可最大限度减少神经功能损伤^[2]。本研究对2010年6月至2012年3月我院收治的62例前循环动脉动脉瘤开颅显微手术治疗病例进行回顾性分析，现将相应结果报道如下。

Sturge-Weber综合征(Sturge-Webe syndrome，SWS)又称脑三叉神经血管瘤病(encephaotrigeminal angiomatosis)或脑面血管瘤病(encephlofacial angiomatosis)亦称脑－颜面血管瘤病，是一种少见的特殊的脑血管畸形，主要特点是先天性脑部血管瘤和三叉神经皮肤分布区的毛细血管扩张^[1]。近年认为是皮肤、脑和眼的血管异常性疾病。从2008年3月至2013年3月，我院手术治疗4例SWS患者，结合文献报告如下。

颅前窝底硬脑膜动静脉瘘(dural arteriovenous fistula，DAVF)合并血流相关性动脉瘤的文献国内外报道较少。现介绍上海德济医院神经外科2013年12月采用血管内栓塞联合开颅手术分期治疗的2例该类患者的初步经验，并对相关文献进行回顾。

颅内感染是神经外科术后致死、致残率很高的并发症，及早识别并进行针对性的治疗能明显改善预后。由于应激、出血、植入物等多种因素的影响，神经外科术后常伴随发热、颈抵抗阳性等表现，颅内无菌性炎性反应与感染不易鉴别，如均按感染处理，会导致抗菌药物的滥用和过度医疗，因此选择对感染有鉴别意义的高特异及高敏感性指标尤为重要。降钙素原(procalcitonin, PCT)是人类降钙素前体物质，在体内、外较稳定，自Assicot等^[1]首次报道PCT可作为细菌感染的早期标志物以来，PCT已被应用于多种细菌、真菌或寄生虫感染性疾病的鉴别诊断、病情评估及抗生素疗效评价。术后颅内感染因手术、血脑屏障等因素的影响，早期诊断困难，故PCT的临床意义值得关注。本文就PCT的生物学特性及其对术后颅内感染的临床意义进行综述。

弓亨特综合征(Bow hunter's syndrome，BHS)，也叫弓亨特卒中(Bow hunter's stroke)或旋转性椎动脉闭塞，是一种罕见的、在正常生理范围内转头引起的椎动脉狭窄或闭塞导致的椎－基底动脉供血不足(vertebrobasilar insufficiency，VBI)的临床综合征^[1,2,3,4]。BHS可引起椎－基底动脉系统供血相关的脑干、小脑、丘脑、枕叶、部分颞叶及上段脊髓等灌流区的循环障碍，主要表现为头晕、眼球震颤、恶心、呕吐、感觉异常、Horner综合征、吞咽困难、意识丧失、共济失调、跌倒发作、复视及构音障碍等VBI的临床症状^[1,5,6]。1933年，DeKlevn和Versteegh^[7]首先报道头部转动与VBI的相关性。1978年，Sorensen^[8]首先报道在箭术运动中1例患者出现这种综合征。早前的报道显示，与头部转动相关的椎动脉闭塞最常发生在C_1～2^[9-10]，后有研究证实，旋转性椎动脉压迫的常见位置是C_1～2(50%)和C_5～7(50%)^[11]。BHS的病因有很多，主要由先天性狭窄、内源性压迫及外源性压迫引发^[6]。主要疾病包括：椎动脉发育异常和曲折、颈椎先天异常、椎动脉入颅段硬脑膜狭窄压迫椎动脉；动脉粥样硬化、动脉夹层、栓子；创伤性不稳(如运动创伤事故)、退化性疾病(如椎关节强硬)和系统性疾病(如类风湿性关节炎)、颈肌肉收缩、肌腱韧带、骨赘及肿瘤的压迫等^{[5,6,12,13,14,15,16,17]}。其中外源性因素较内源性因素少见。由于BHS的发病率低，临床病例报道较少，目前还没有一个明确的诊断和治疗指南^[18]。同时VBI的病因和发病机制复杂，很难形成规范的诊断、治疗标准。本文就近年来BHS诊断及治疗方法的发展综述如下，为临床更好地制定诊断标准、治疗指南提供理论依据。

术中磁共振(iMRI)技术给神经外科手术带来了很大的帮助，提高了手术的效果和安全性，本文对iMRI技术的发展及其在神经外科领域的应用加以综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