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 · 第47卷第04期

神经结构与行为、功能的关系是脑科学关注的核心问题，也是临床神经病学的定位和定性的基础。电子计算机体层扫描（computed tomography, CT）、磁共振成像（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MRI）技术的问世为局灶性神经损伤的诊断提供了精确的定位和定性信息［1］，但很多非局灶性损伤疾病如神经退行性病、精神性疾病等，普通CT和MRI难以发现显著的结构异常。随着科学发展，新的脑成像技术及数据分析方法，包括弥散张量成像、功能磁共振成像（function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fMRI）以及基于体素的形态学分析等不断涌现并广泛用于临床，为神经精神疾病的诊断提供了手段，也为脑机制研究提供了机遇。

目的研究静息状态下皮质下缺血性脑血管病后的非痴呆型血管性认知障碍（VCIND）患者前扣带回功能连接的模式特征及其与认知功能的相关关系。方法对14例VCIND患者和16名认知功能正常的健康对照者进行静息状态下功能磁共振扫描，比较两组之间前扣带回功能连接模式的差异，并分析VCIND组的蒙特利尔认知评估（MoCA）量表评分分值与功能连接强度的关系。结果（1）VCIND组的视空间或执行功能（3.14±0.29）、注意力或计算力（3.79±0.37）、语言（1.14±0.21）、定向力（4.14±0.53）亚项及MoCA总分（17.29±1.53）均低于健康对照组（4.93±0.07、5.93±0.07、2.93±0.26、5.93±0.07、27.57±0.33），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31.62、32.50、28.51、12.00、39.71，均P<0.05）；抽象能力或记忆力(4.36±0.74)、命名(2.79±0.11)亚项与对照组（4.79±0.80、2.93±0.07）差异无统计学意义（t=1.76、1.00，均P>0.05）。（2）VCIND组前扣带回与全脑功能连接低于健康对照组的脑区：左侧颞中回/颞上回、额上回/额中回/额下回、后扣带皮质/楔前叶、顶下小叶/角回，右侧颞中回/颞上回、眶额回/额下回、顶下小叶/角回、额上回/额中回；高于健康对照组的脑区：右小脑后叶、距状裂、左额中回、左中央前回。（3）VCIND组前扣带回的功能连接强度与MoCA分值呈正相关的脑区：左顶下小叶、右侧颞中回、右额上回、左侧颞上回；呈负相关的脑区：右内囊后肢、左楔前叶、左颞中回、右内囊前肢。结论VCIND患者在静息状态下表现出异常的前扣带回功能连接模式，这种异常改变可能是VCIND的病理基础，对VCIND具有一定的预测价值。

目的利用静息态功能磁共振技术描述偏头痛患者大脑自发神经元的活动特征及功能改变，以期更好地认识偏头痛的发病机制。方法收集16例头痛发作间期的偏头痛患者（病例组）和16名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与其相匹配的健康对照（对照组），进行静息态功能磁共振成像扫描，采用DPARSFA 2.2软件分析原始数据，得出全脑低频振幅值，比较偏头痛患者头痛发作间期与健康人群之间影像学表现的差异。结果病例组左侧岛叶、左侧额下回三角部、左侧额下回眶部低频振幅值（0.956 ± 0.243）显著低于对照组（1.277±0.274；t=-3.88，P<0.01）；与对照组相比，病例组右侧枕叶、右侧距状裂、右侧楔叶低频振幅值（1.081±0.237）显著高于对照组（0.774±0.140；t=4.33，P< 0.01）；病例组右侧枕中回低频振幅值和偏头痛患者的年发作频次呈负相关（r=-0.529, P<0.05）。结论偏头痛患者头痛发作间期疼痛调节相关的脑区功能异常，视觉皮质兴奋性增高，这有助于进一步理解偏头痛的发病机制。

目的分析线粒体脑肌病伴高乳酸血症和卒中样发作（MELAS）综合征患者的脑MRI改变动态演变规律。方法收集经肌肉病理检查和（或）基因检测确诊的58例MELAS患者的资料，于卒中样发作（SLE）后60 d内进行重复脑MRI检查，分析其病灶的演变规律；计算31例患者缓解期头MRI的脑萎缩指数以及与其年龄及病程之间的相关性。结果SLE后30 d内64.1%（25/39）的病灶扩大，10.2%（4/39）的病灶转移，17.9%（7/39）的病灶缩小。在30~60 d内13%（3/23）的病灶扩大，21.7%（5/23）的病灶转移和56.5%（13/23）的病灶缩小。31例患者SLE缓解期脑萎缩指数为15.2%±2.8%，与年龄、总病程、脑内症状出现后病程的相关系数分别为r=0.329（P=0.043）、0.405（P=0.012）和0.649（P=0.000）。结论MELAS综合征患者随病程发展出现脑萎缩和脑内病灶缩小，但病灶的转移持续存在。

目的对比抗信号识别颗粒抗体肌病（MASRP）和多发性肌炎（PM）患者大腿骨骼肌MRI改变的差异。方法对9例MASRP和21例PM患者［平均年龄分别为(37.2±13.1)岁和(43.8±20.6)岁］行双侧大腿骨骼肌MRI检查，在T1WI和短时间反转恢复序列（STIR）上分别观察肌肉脂肪化及水肿，计算每块肌肉脂肪化及水肿出现率和评分，比较两种炎性肌肉病的差异。结果9例MASRP患者均出现了肌肉水肿和脂肪化改变, 平均评分各为(1.85±0.37)分和(1.30±0.28)分，两者平均分之间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21例PM患者中有18例出现肌肉水肿，14例出现脂肪化，平均评分各为（1.67±0.43）分和（0.52±0.23）分，前者高于后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4.565，P=0.000）。MASRP患者脂肪化出现比例高于PM，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3.913， P=0.048），其脂肪化平均评分也高于PM，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3.060，P=0.005）。两种炎性肌肉病的水肿出现比例和评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结论MASRP患者的骨骼肌更易出现脂肪化。PM患者骨骼肌水肿比脂肪化明显，但其程度和MASRP无差异。

目的探讨暴露于血管危险因素下的基底动脉弯曲对脑桥梗死的影响。方法 连续收集2009年7月至2013年4月郑州人民医院神经内科住院经MRI诊断的急性脑桥梗死患者（88例），详细记录其临床资料及血管危险因素和NIHSS评分。据磁共振血管造影（MRA）结果分为基底动脉弯曲组（46例）和无基底动脉弯曲组（42例）；以基底动脉弯曲但非脑梗死的头晕或眩晕者（38例）为对照组。测量全部研究对象基底动脉弯曲长度（BL）和双侧椎动脉直径，将BL和椎动脉直径差异均分为3级进行分层研究。结果 基底动脉弯曲组、无弯曲组与对照组比较，在年龄≥65岁［24（52.2%）、8（19.0%）与7（18.4%）］、吸烟［17/46(36.9%)、5/42(11.9%)与7/38(18.4%)］、高血压［21/46(45.7%)、12/42(28.6%)与13/38（34.2%）］、高同型半胱氨酸［15/46（32.6%）、7/42（16.7%）与3/38（7.9%）］、高胆固醇［23/46(50.0%)、6/42(14.3%)与9/38（23.7%）］及2型糖尿病［27/46(58.7%)、6/42（14.3%）与3/38（7.9%）］等病史方面，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值分别为5.362、3.540、3.248、3.257、4.913、6.118，均P<0.05）。校正相关危险因素后多因素分析表明，BL 3级（3.77~7.25 mm）是脑桥梗死的危险因素（OR=2.74，95%CI 1.27~4.48，P<0.05）。Pearson相关性分析表明，双侧椎动脉直径差异与BL分级呈正相关（r=0.769，P<0.01）。结论 暴露于血管危险因素的基底动脉弯曲将增加脑桥梗死的发生。双侧椎动脉直径差异与BL分级呈正相关，BL 3级是脑桥梗死的危险因素。

目的探讨血清水通道蛋白4(AQP4)-IgG阳性的视神经脊髓炎（NMO）及视神经脊髓炎疾病谱（NMOSD）患者AQP4基因多态性与疾病易患性之间的相关性。方法 收集84例血清AQP4-IgG阳性的NMO及NMOSD患者作为研究对象。PCR扩增AQP4基因功能区，再对扩增产物进行双向测序，最后通过与单核苷酸多态性数据库（dbSNP）公布的中国人群AQP4基因DNA序列比较，寻找阳性突变位点。应用SPSS 16.0统计软件进行二项分布检验。结果（1）共发现9个未报道的新变异位点，但出现频率低；1个变异位点位于外显子2区，但为同义突变，其余8个变异位点均位于基因调控区；未检测到有明确功能意义的非同义突变、终止密码子变异或者剪切位点变异。（2）AQP4基因功能区共检测出15个已知基因单核苷酸多态性（SNP）位点，其中SNP rs3763043［G突变为A：42.3%（71/168）与34.0%（134/394），χ2=0.032，P=0.016］及 rs14393［C突变为A：42.3%（71/168）与34.5%（136/394），χ2=0.044，P=0.022］，与dbSNP数据比较突变频率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结论 AQP4 SNP与多数汉族AQP4-IgG阳性患者发病无明显相关性，但少数患者可能存在AQP4基因多态性改变。

目的探讨辅助T细胞17（Th17）相关细胞因子［白细胞介素（IL）-23、17A、21、22、6，转化生长因子-β (TGF-β)］在复发缓解型多发性硬化（RRMS）发病机制中的作用及甲泼尼龙对其影响。方法 设立RRMS组38例和神经系统非炎性疾病（NNID）患者20例作为对照组，ELISA方法检测NNID患者和甲泼尼龙治疗RRMS患者前后血清和脑脊液中IL-23、IL-17A、IL-21、IL-22、TGF-β、IL-6的水平。结果RRMS组治疗后血清和脑脊液中IL-17A、IL-23、IL-21、IL-22水平较治疗前明显下降，但仍较NNID组高，TGF-β水平较治疗前增高［血清：(17.0±5.9) pg/ml与 (34.1±6.5) pg/ml，t=14.351，P=0.000；脑脊液：(26.4±4.7) pg/ml 与 （73.2±19.7） pg/ml，t=16.352，P=0.000］；RRMS组治疗前血清和脑脊液中TGF-β水平低于NNID组［血清：(30.2±8.9) pg/ml，t=6.769，P=0.012；脑脊液：(31.4±7.5) pg/ml，t=9.368，P=0.017］，治疗后脑脊液中TGF-β水平显著高于NNID组（t=9.138，P=0.000）；相关性分析：RRMS组治疗前血清中IL-23与IL-17A正相关；脑脊液中IL-23、IL-17A、IL-21两两正相关。结论 甲泼尼龙治疗后RRMS血清和脑脊液中IL-23、IL-17A、IL-21、IL-22水平降低，TGF-β水平升高。IL-23、IL-17A、IL-21、IL-22、TGF-β与RRMS发病可能相关。

目的研究成人癫痫患者自杀风险及其相关危险因素。方法 采用简明国际神经精神访谈（MINI）自杀风险模块和抑郁障碍模块对211例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癫痫门诊的成年癫痫患者进行心理评估，并详细记录患者的年龄、性别、就业状况、婚姻、教育年限、发病年龄、病程、发作类型、发作频率、头颅MRI结果以及使用抗癫痫药种数，比较有或无自杀风险患者上述相关因素的差异以及抑郁障碍与自杀风险的关系。结果 本组病例中有自杀风险的患者占21.3%（45/211），伴有抑郁障碍的患者占17.1%(36/211)；而伴有抑郁障碍患者的自杀风险高达75.0%(27/36)，非抑郁障碍患者的自杀风险达10.3%（18/175），其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74.525，P<0.01）。存在自杀风险的患者有60.0%(27/45)伴发抑郁障碍，自杀风险等级高者伴发抑郁障碍的概率越高，不同自杀风险组间抑郁障碍率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结论 癫痫患者存在自杀风险，伴有抑郁障碍的癫痫患者自杀风险更高。

目的观察大鼠大脑皮质神经元细胞缺氧时促红细胞生成素（erythropoietin,EPO）及其mRNA表达的变化，探讨内源性EPO对缺氧神经元细胞的保护作用。方法 制备体外培养大鼠大脑皮质神经元细胞缺氧模型，分为正常对照组；缺氧12、24、48、72 h组。利用免疫组织化学、逆转录聚合酶链反应及蛋白质印迹观察细胞中EPO及其mRNA的表达，并在变化过程中观察培养液中乳酸脱氢酶来评估神经元细胞的活性。结果 免疫组织化学、逆转录聚合酶链反应及蛋白印迹检测显示：缺氧组中EPO（20.79±2.98）及其mRNA（0.78±0.05）在12 h已有基本表达，与对照组（EPO：17.12±1.99；mRNA:0.39±0.05）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t=2.51，P＜0.05；t=13.51，P＜0.01）；且48 h达高峰（EPO：28.88±3.41，mRNA:1.45±0.07），与对照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7.29，P＜0.01；t=33.24，P＜0.01）；神经元细胞活性也最强。乳酸脱氢酶活性72 h后表达明显下降，各时间组之间比较差异同样具有统计学意义。结论 神经元细胞缺氧后使细胞内EPO及EPO mRNA的表达增强，且可增强神经元细胞的活性。提示EPO参与了神经元细胞缺氧的发生发展过程，在神经元细胞缺氧的过程中起重要作用。

目的观察不同剂量咖啡因对大鼠神经行为学及海马神经元内γ-氨基丁酸(GABA)和5-羟色胺表达的影响。方法将30只雌性SD大鼠按完全随机分组法分成3组，对照组(n=10)每天给予生理盐水灌胃，实验组分低剂量组(n=10)和高剂量组(n=10)，每天分别给予20、60 mg/kg咖啡因灌胃，连续18 d，进行咖啡因干预处理。通过Morris水迷宫实验测试各组大鼠的学习〖CM(43〗记忆能力，运用免疫组织化学方法观察各组大鼠海马神经元内GABA和5-羟色胺表达变化。结果〖CM)〗Morris水迷宫实验结果显示，咖啡因可以改善大鼠学习记忆能力，高剂量咖啡因作用更加显著，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免疫组织化学染色显示，高剂量组(0.214 1±0.006 6)和低剂量组(0.279 4±0.008 1)海马神经元内GABA表达较对照组(0.355 1±0.011 7)减少(F=172.603，P<0.05)；高剂量组(0.551 3±0.017 8)和低剂量组（0.485 6±0.008 5）5-羟色胺表达较对照组(0.290 3±0.009 7)增多(F=289.541，P<0.05)，且高剂量组变化更加明显。结论咖啡因可剂量依赖性地改善大鼠学习记忆能力，其作用机制可能与抑制海马神经元内GABA表达和促进5-羟色胺表达有关。

癫痫是以脑部神经元异常放电为特征的慢性脑功能障碍临床综合征，其中约30%为难治性［1］。手术切除致痫灶能够控制一部分难治性癫痫，而成功的关键在于术前准确定位致痫灶［2］。脑部高分辨磁共振成像(MRI)是术前评估的〖JP2〗首要检查，但仍有20%~30%的颞叶癫痫和20%~40%的颞叶外癫痫的MRI结果为阴性［3］，特别是皮质增厚、灰质-白质交界不清或轻微的白质高信号等微小病变, 单纯依靠MRI很难识别；而MRI上有明确病理灶的患者，其致痫灶与病理灶可能并不一致，仅切除病理灶后患者仍有癫痫发作［4］。

从早期的副肿瘤综合征到当前关注的自身免疫性脑炎，神经免疫学领域对神经元抗原的研究逐渐增多。靶向细胞内细胞核或细胞质的抗原如Hu、Ri、Yo、Tr等，其相关的抗体与副肿瘤综合征关系密切，又称为肿瘤神经性抗原。另有一些抗体靶向细胞内的突触蛋白，如谷氨酸脱羧酶和双载蛋白,在突触囊泡融合和再摄取时，容易在抗体介导的免疫反应下受到破坏。近年来，一组抗体靶向细胞表面和突触表面的抗原受到关注，这些抗原与信号传递和塑性成形有关，包括N-甲基-D-天冬氨酸受体（NMDAR）、α-氨基-3-羟基-5-甲基-4-异恶唑基丙酸受体（AMPAR）、γ-氨基丁酸B型受体（GABABR）、富亮氨酸胶质瘤失活蛋白1（LGI1）、接触蛋白相关蛋白2（Caspr2）、接触蛋白2（Contactin-2）、甘氨酸受体、代谢型谷氨酸受体等。我们着重对神经元抗原近年来的新进展作一综述。

对于神经重症（neurocritical care）的研究始于20世纪50年代欧洲脊髓灰质炎的流行，近20年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2005年美国神经亚专科联合会（the United Council for Neurologic Subspecialties，UCNS）对神经重症这一独立专科进行了认证，负责对神经重症医师培训并进行监督。作为新兴的神经病学亚专科，将神经病学与危重症医学交融为一体，为患者提供全面、系统并且高质量的医学监护与救治是神经重症肩负的最高使命，而神经重症监护病房（neurointensive care unit，NICU）成为了完成这一使命的最基本单元。2012年美国神经病学会（American Academy of Neurology, AAN）针对神经科住院医师神经重症培训的一份调查报告显示：64%的医院建立了NICU（102个），75%的NICU至少配备1名神经重症医师［1］。2010年中国一项针对NICU的调查显示：NICU存在建设水平参差不齐，多种模式并存，规模大小不一，专业人员不稳定等诸多问题［2］。因此，中华医学会神经病学分会神经重症协作组推出《神经重症监护病房建设中国专家共识》，供各医疗单位参考，从而推进神经重症专科建设，并为与国际接轨做出努力。

间断性闪光刺激 (IPS) 是脑电图监测中常用的检测方法，旨在发现儿童及成人异常癫痫样放电对闪光的敏感性（即光敏感性）。但在临床实践中，不同的国家以及不同的脑电图室采用的IPS方法不同，导致结果有所差异。我们认为应该建立标准的检测方法，从而能够可重复地定性和定量检测光敏感性，更利于监测和识别癫痫和光敏感性患者。与1999年发表的方法相比较，新方法不仅增加了内容，而且对IPS检测技术以及相关的操作原理进行了详述。为了提高有效性及实用性，该方法通过6年的欧洲神经病学及癫痫专家实践反馈并且反复讨论形成了共识。此外，新方法包含了2个不同级别的试验方式：（1）用于明确光敏感性患者和有光敏感性家族史的患者；（2）对具有明确视觉诱发癫痫发作病史的患者和已知光敏感性的患者进行特定的研究。

患儿女性，7岁。主因“双下肢无力4年，发作性心慌1年半”于2011年7月就诊我院。现病史：患儿4年前出现走路摇摆，上楼时明显，仍可独自平地行走和爬高，偶尔摔倒。3年前逐渐出现走路变慢，足跟不能着地，频繁摔倒，不能快跑。查肌酸激酶显著升高。肌电图示肌源性损害。1年半前无明显诱因出现发作性心慌，休息和活动时均可出现，发作时伴随口唇发白，脉搏增快，每次发作持续1~10 min不等，发作次数多则1次/2~3 d，少则每月1次。心电图示心律失常，室上性心动过速。肢体无力持续发展，蹲位足跟不着地，肌无力症状无明显波动。曾就诊于外院，诊断为室上性心动过速，进行性肌营养不良不除外。为进一步明确诊断来我院就诊。发病以来未出现发热、皮疹和肌肉疼痛，患儿为第一胎，足月顺产，无病理性黄疸和喂养困难等。8个月会爬，1岁会走和跑，发病前行走平稳，否认家族类似病史。

自发性蛛网膜下腔出血（atraumatic subarachnoid hemorrhage）从病因学角度可分为动脉瘤性蛛网膜下腔出血和非动脉瘤性蛛网膜下腔出血，自发性脑凸面蛛网膜下腔出血（atraumatic convexal subarachnoid hemorrhage，cSAH）是近年来才被认识的罕见且特殊的蛛网膜下腔出血，是非动脉瘤性蛛网膜下腔出血的另一个重要亚型，其特点是出血局限在1个或几个大脑半球凸面皮质沟内，而不累及邻近的脑实质、大脑纵裂、基底池或脑室，具有多种病因和临床症状，易漏诊及误诊。我们就2013年3—6月在我科住院的3例临床表现类似短暂性脑缺血发作的cSAH进行总结，分析其临床与影像学特征，以指导今后的临床工作。

患者男性，42岁，因“头痛3个月，加重2 d，突发意识不清7 h”于2013年1月4日急诊入院。患者既往体健，入院前3个月出现直立位时双额部胀痛，伴耳鸣、恶心呕吐，平卧后可缓解，无发热，起病前无外伤、感染及腰椎穿刺史。至当地医院行头颅CT未见明显异常，考虑为“低颅压”，予补液、止痛等对症处理，患者头痛有所缓解，当地医院建议患者转上级医院继续就诊，患者未重视，仍继续日常活动。入院前2 d患者无明显诱因头痛再次加重，且平卧时也存在，至当地医院门诊补液治疗，疗效欠佳。入院前7 h患者突发意识不清，呼之不应、烦躁，无肢体抽搐，遂至我院急诊。体检：体温 37.4 ℃，脉搏79 次/min，呼吸频率19 次/min，血压125/68 mmHg（1 mmHg=0.133 kPa），格拉斯哥昏迷评分1+1+5分，颈软，右侧瞳孔直径4 mm，对光反射迟钝，左侧瞳孔直径3 mm，对光反射迟钝，四肢有自主活动，肌力检查不配合，左侧巴宾斯基征阳性，右侧巴宾斯基征阴性。急查头颅CT显示右侧额颞顶部硬膜下积液，后颅窝拥挤、环池变窄，提示存在双侧颞叶沟回疝（图1A、B），临床诊断考虑为“自发性颅内低压、硬膜下血肿、脑疝”，急诊行右侧额颞顶部硬膜下血肿钻颅引流术。术中颅骨钻孔后可见硬脑膜下呈蓝紫色，压力偏高，打开包膜后可见大量不凝的褐色液体流出，及较多血凝块及絮状物，量约80 ml。术后当日患者意识转清，平卧时头痛消失，无其他神经系统症状。术后第4天查头颅磁共振增强可见弥漫性脑膜强化增厚，符合自发性颅内低压表现；同时提示双侧额顶部亚急性硬膜下血肿，左侧明显（图1C、D）。术后第7天复查头颅CT可见脑池结构已恢复，左侧硬膜下血肿仍存在（图1E、F），考虑到硬膜下血肿仍有复发并加重的可能，在磁共振脊髓水成像（图1G）明确颈胸交界段脑脊液漏漏点位置后，紧急行靶向硬膜外自体血注射（血贴）治疗，局麻下于胸3~4椎间隙注入12 ml自体血。血贴治疗72 h后患者起床活动，无头痛、耳鸣或其他不适，复查头颅CT血肿较前未增多，予出院。血贴治疗1个月后复查头颅CT，硬膜下血肿已吸收消散（图1H），血贴治疗3个月后头颅磁共振增强扫描未见异常（图1I、J）。至今随访6个月余，患者无头痛复发。

患者男性，49岁。因“双上肢无力、肌肉萎缩15年，双下肢无力、肌肉萎缩3年”于2013年7月11日入我院。15年前患者无明显诱因出现双上肢抖动，持物时明显，安静时消失，后渐出现双上肢无力、肌肉萎缩，远端为重，系纽扣动作困难，其他动作未受影响。10年前出现活动后腰背部疼痛。3年前出现双下肢无力，渐出现肌肉萎缩，缓慢加重，平地行走尚可完成，但轻微外力或碰到阻碍物易跌倒，走路时有踩棉花感，感四肢冰凉。病程中时有“肉跳”及视物不清，间断腹痛。以上症状尚不影响日常生活，未予特殊诊治。

左乙拉西坦(LEV)是一种广谱抗癫痫药，已在全球许多地区被用于部分性癫痫和全面性癫痫的单药治疗。Rosenfeld等［1］汇总2项随机对照试验［2-3］数据后分析了LEV在治疗原发性全面性发作（青少年失神性癫痫、青少年肌阵挛癫痫及觉醒时大发作的癫痫）的疗效确切, 国内有报道伴幻影失神的成人特发性全面性癫痫［4］及LEV治疗眼睑肌阵挛（Jeavons综合征)有效的文献［5］，但目前查阅文献尚未发现LEV治疗以肌阵挛-失神为发作形式的全面性癫痫的病例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