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 · 第60卷第10期

血液系统肿瘤是最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是影响人们健康的重要疾病。根据中国国家癌症中心2015年数据，血液系统肿瘤的发病率和病死率均位居恶性肿瘤前十位。近年来，血液疾病在发病机制、分子标记、靶向药物等方向均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乃至重大突破，部分血液恶性肿瘤患者5年生存期上升至60%~90%，逐渐由“不可治愈”变为“可治愈”疾病。但是与此同时，治疗疗效与美国、欧洲等发达国家相比仍有差距，需要进一步的改进，本文提出了一些血液肿瘤治疗待解决的问题及对策，期望引起血液科医师及相关科研工作者的重视。

白塞综合征是一种病因未明的全身慢性血管炎症性疾病，临床表现多样，且缺乏特异性实验室指标，临床误诊和漏诊率较高。中华医学会风湿病学分会在借鉴国内外诊治经验和指南的基础上，制定了本诊疗规范，旨在规范白塞综合征诊断及各系统受累的治疗策略，减少误诊漏诊及严重不良事件的发生，改善患者预后。

目的 探讨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allo-HSCT）前后DEK-NUP214融合基因的动态变化及其对急性髓系白血病（AML）患者移植前后的临床意义。 方法 分别采用实时定量聚合酶链反应（RQ-PCR）和流式细胞仪（FCM）检测2012年9月至2017年9月于北京大学人民医院接受allo-HSCT的15例初诊DEK-NUP214基因阳性的AML患者移植前后不同时间点的DEK-NUP214基因表达和白血病相关免疫表型（LAIP）。使用Kaplan-Meier生存曲线分析入组患者预后。使用log-rank检验比较组间的预后差异。 结果 中位随访时间为657（62~2 212）d。初诊DEK-NUP214的中位表达水平为488%（274%~1 692%）。13例患者在allo-HSCT前已完全缓解。在allo-HSCT前，13例患者DEK-NUP214表达阳性，中位值为0.38%（0.029%~738.9%）。在allo-HSCT后，13例阳性患者中9例患者的DEK-NUP214基因保持阳性。但其表达水平在移植后1个月内降低了约500（5.7~5 663.0）倍。移植后死亡5例，复发2例。移植前DEK-NUP214阳性患者的3年累计复发率是17.5%±11.3%，3年总生存率是60.5%±13.8%。在allo-HSCT后，DEK-NUP214阴性的患者比DEK-NUP214阳性的患者有更好的预后。 结论 RQ-PCR监测DEK-NUP214融合基因可能是一种有效且更敏感地评估allo-HSCT后微小残留病状态的指标。

目的 探讨恶性血液病患者下呼吸道感染的病原菌分布及常用抗菌药物的耐药性，为临床经验性抗感染治疗提供参考。 方法 收集山西医科大学第二医院血液科2017年1月至2020年7月收治的合并下呼吸道感染的恶性血液病患者967例的痰标本，采用全自动细菌鉴定仪进行细菌鉴定及药敏试验，分析患者的诊断、临床特征、病原菌及药敏试验结果。采用WHONET 5.6和SPSS 20.0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 结果 共分离出病原菌961株，革兰阴性菌516株（53.7%），分离的主要菌株依次为：肺炎克雷伯菌118株（12.3%）、铜绿假单胞菌68株（7.1%）、鲍曼不动杆菌67株（7.0%）、嗜麦芽窄食单胞菌52株（5.4%）、大肠埃希菌43株（4.5%）、阴沟肠杆菌42株（4.4%）；革兰阳性菌171株（17.8%），真菌274株（28.5%）。铜绿假单胞菌和鲍曼不动杆菌对碳青霉烯类耐药率为22.1%~31.3%。嗜麦芽窄食单胞菌对左氧氟沙星、复方新诺明和米诺环素敏感。3种肠杆菌对碳青霉烯类、头孢哌酮/舒巴坦、哌拉西林/他唑巴坦耐药率低（<10%）。未检出对替考拉宁、万古霉素、利奈唑胺耐药的革兰阳性菌。 结论 本区域单中心恶性血液病患者下呼吸道感染病原菌仍以革兰阴性菌为主，不同病原菌对常用抗菌药物的耐药情况不同。

目的 比较两种老年综合评估（CGA）方法（IACA和FIL-CGA）在评价老年急性髓系白血病（AML）患者预后中的价值。 方法 纳入97例2008年8月至2019年12月在北京医院初诊的AML患者（≥60岁）。对其进行两种老年综合评估，一种是北京医院提出的IACA评估系统，评价指标包括工具性日常生活活动功能评定量表（IADL），年龄（Age），Charlson合并症指数（CCI），血清白蛋白（Albumin）。另一种为意大利淋巴瘤基金会（FIL）提出的简易老年综合评估系统（FIL-CGA），评价指标包括日常生活活动功能评定量表（ADL），IADL，年龄以及改良老年疾病累计评分表（MCIRS-G）。比较两种老年评估系统在判断预后方面的价值。 结果 97例患者中有54例接受标准化疗，16例接受地西他滨治疗，2例接受靶向治疗，25例接受最佳支持治疗。72例接受治疗的患者经IACA分组后适合、不适合、脆弱组总反应率（ORR）分别为67.7%、33.3%、0（P=0.001）；FIL-CGA分组后3组ORR分别为52.5%、41.7%、35.0%（P=0.418）。全部患者经IACA分组后，3组1年总生存（OS）率分别为78.7%、27.7%、0（P<0.01），各组间1年OS率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FIL-CGA分组后，3组1年OS率分别为67.8%、28.2%、13.9%（P<0.01），不适合组与脆弱组1年OS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111）。IACA 3组患者早期病死率分别为0、6.0%、28.6%（P=0.005），FIL-CGA 3组早期病死率分别为2.3%、5.9%、13.9%（P=0.123）。 结论 与FIL-CGA相比，IACA可以更好地预测老年AML患者治疗反应率、早期病死率及生存率。

目的 ​ 神经内分泌肿瘤根据发病部位不同，生物学行为存在差异。临床医师对直肠神经内分泌肿瘤（rectal neuroendocrine neoplasm，RNEN）的认识仍存在不足，此研究旨在指导RNEN的临床诊治及病情评估。 方法 回顾性分析2012年1月至2020年12月北京协和医院确诊的RNEN患者，收集和分析流行病学、临床表现、全血细胞检查、内镜表现和组织病理学特征等。对符合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采用t检验，对计数资料采用卡方检验，采用logistic多因素回归分析肿瘤转移的危险因素。 结果 共纳入患者172例，其中男性107例、女性65例，年龄16~77岁，平均年龄（52±12）岁。RNEN患者最常见的临床表现为排便习惯改变33.7%（58/172），其次为腹痛20.9%（36/172）、体重下降15.7%（27/172）等。研究共纳入神经内分泌瘤（NET）161例，神经内分泌癌（NEC）9例，混合性神经内分泌-非神经内分泌肿瘤（MiNEN）2例。内镜下多表现为息肉或隆起样病变85.5%（147/172），主要累及黏膜层27.9%（48/172）和黏膜下层55.8%（96/172）。29例患者诊断时已发生局部/远处转移。直径<10 mm，10~20 mm和>20 mm肿瘤的中性粒细胞/淋巴细胞比值（NLR）差异有统计学意义，NLR平均值分别为1.79±0.55、2.27±1.23和2.95±0.66，P<0.01。合并转移的RNEN患者NLR值明显高于无转移组（2.61±0.81比1.89±0.80，P<0.01）。肿瘤直径大（<10 mm 比10~20 mm比>20 mm，OR值为1.00 比 2.10比 5.25×109，P=0.001）、侵袭肠壁深层（黏膜层 比 黏膜下层 比 肌层 比 侵及/穿透浆膜层，OR值为1.00 比 3.26 比 14.11 比 39.42，P=0.008）和高NLR（NLR<2.25 比NLR≥2.25，OR值为1.00比5.19，P=0.024）是RNEN转移的危险因素。 结论 RNEN转移与肿瘤大小、肠壁浸润深度及NLR相关。高NLR是可能是RNEN患者预后的危险因素。

目的 分析免疫耐受期（IT）慢性乙型肝炎病毒（HBV）感染者的肝组织病理特征及临床意义。 方法 纳入2015年1月至2019年12月在中国科学院大学宁波华美医院就诊的273例接受肝脏穿刺活检术的IT期慢性HBV感染患者的临床资料，分析其肝脏病理学改变及与临床特征的相关性。 结果 肝组织学 ≥炎症分级2级（G2）、≥ 纤维化分期2期（S2）及肝组织学明显异常（≥ G2和/或 ≥ S2）者分别为43例（15.75%）、30例（10.99%）及55例（20.15%）。17.95%患者存在肝脂肪变，98.17%肝组织乙型肝炎表面抗原（HBsAg）染色阳性，而肝组织乙型肝炎核心抗原（HBcAg）染色阳性仅为79.49%。不同性别组肝组织病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肝组织HBsAg不同染色程度间炎症分级（G）和纤维化分期（S）的总体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而肝组织HBcAg不同染色程度间G和S的总体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单因素及多因素分析显示，影响肝组织病理严重程度的独立危险因素主要为肝组织HBcAg染色强度（负相关）、HBeAg水平（负相关）、年龄（正相关）等；但 ≤ 30岁组与 > 30岁组、≤ 40岁组与 > 40岁组的肝组织G和S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虽然诊断模型肝脏炎症和纤维化5项指数（LIF-5）的判断价值优于天冬氨酸转氨酶和血小板计数比率指数（APRI）及肝纤维化4因子指数（FIB-4），但三者判断肝组病理严重程度的曲线下面积（AUC）均不高（<0.8），只有LIF-5判断 ≥ G2、≥ G2和/或 ≥ S2的特异度在80%以上。 结论 约20%的IT期慢性HBV感染者存在明显肝组织炎症活动或纤维化进展，肝组织HBcAg染色强度和HBeAg水平与其严重程度负相关，诊断模型或多数临床指标对该类人群的评估价值均不高。

目的 探讨感染性休克患者微循环障碍分型及其与预后的相关性。 方法 选2019年3-12月中南大学湘雅医院重症医学科收治的资料完整的感染性休克患者，收集患者平均动脉压、中心静脉压、中心静脉血氧饱和度、中心静脉-动脉二氧化碳分压差、血细胞比容及动脉血乳酸水平。采用旁流暗场成像设备监测患者舌下微循环，测总血管密度、灌注血管密度、灌注血管比例、微血管流动指数、异质性指数。记录患者30 d生存情况。采用Cox 回归模型分析影响感染性休克患者30 d病死率的危险因素。 结果 64例感染性休克患者舌下微循环障碍中淤滞型18例，稀释型11例，异质型18例，高动力型17例，各型间的平均动脉压［淤滞型为（77±9）mmHg（1 mmHg=0.133 kPa），稀释型为（80±11）mmHg，异质型为（78±12）mmHg，高动力型为（88±12）mmHg］、总血管密度［淤滞型为（10.84±3.01）mm/mm2，稀释型为（9.64±1.72）mm/mm2，异质型为（11.39±2.18）mm/mm2，高动力型为（11.87±2.67）mm/mm2］、灌注血管密度［淤滞型为（5.93±1.94）mm/mm2，稀释型为（6.86±1.48）mm/mm2，异质型为（8.31±1.78）mm/mm2，高动力型为（9.68±2.46）mm/mm2］、灌注血管比例［淤滞型为52.45（46.25，63.33）%，稀释型为73.70（61.50，75.20）%，异质型为71.25（67.95，77.00）%，高动力型为80.70（77.25，86.45）%］、微血管流动指数（淤滞型为1.34±0.45，稀释型为1.70±0.38，异质型为1.82±0.28，高动力型为2.25±0.33）、异质性指数［淤滞型为0.68（0.51，1.87），稀释型为0.57（0.49，0.64），异质型为0.70（0.59，0.91），高动力型为0.40（0.37，0.52）］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值<0.05）。30 d累计生存率淤滞型为7/18，稀释型为4/11，异质型为10/18，高动力型为14/17。多因素Cox回归分析显示，患者舌下微循环障碍类型（淤滞型：RR=4.551，95%CI 1.228~16.864，P=0.023；稀释型：RR=4.086，95%CI 1.011~16.503，P=0.048）、急性生理与慢性健康状况评分Ⅱ（RR=1.077，95%CI 1.006~1.153，P=0.032）是感染性休克患者30 d病死率的独立危险因素。 结论 感染性休克患者的微循环障碍普遍存在，且无法通过大循环参数预知微循环障碍类型。感染性休克患者预后与其微循环障碍类型相关，提示常规监测微循环可能有助于指导血流动力学治疗。

为探讨微波消融（MWA）治疗原发性甲状旁腺功能亢进症（PHPT）的有效性和安全性，选择2019年5月至2021年2月在南京中医药大学附属中西医结合医院行MWA的PHPT患者12例，观察治疗前后及随访期的甲状旁腺激素（PTH）、血钙磷变化；比较术前及末次随访病灶体积及体积缩小率。观察临床治愈率和技术成功率。末次随访时，PTH［66.60（42.21，80.03）ng/L比169.90（89.01，396.50）ng/L］和血钙［2.39（2.32，2.49）mmol/L比 2.75（2.57，2.96）mmol/L］水平与术前相比均有显著下降（P值均<0.05）。6例PTH和血钙水平在正常范围内，4例仅血清PTH轻度高于正常参考范围上限。2例血清PTH和血钙均未恢复正常。临床治愈率50%。所有患者病灶体积较术前显著缩小（P<0.05），技术成功率92.3%。无患者出现严重并发症。超声引导下MWA治疗PHPT有效且安全。

程序性死亡蛋白-1（programmed cell death protein-1，PD-1）抗体治疗引起的暴发性1型糖尿病（fulminant type 1 diabetes，FT1D）罕见，但一旦发生会危及生命。本文报告1例肺鳞癌患者使用PD-1抗体治疗后出现FT1D伴酮症酸中毒，并复习相关文献，以期提高对该疾病的认识。

患者青年女性。以阵发性心悸、多汗、头痛、血压升高为表现，检测儿茶酚胺及代谢产物甲氧基肾上腺素类（MNs）水平增高，基因检测为琥珀酸脱氢酶亚基B（SDHB）错义突变，影像学检查发现由冠状动脉左回旋支供血的纵隔肿瘤（40 mm×38 mm），经充分药物准备后在体外循环下行肿瘤手术切除，术后病理确诊为心脏副神经节瘤。患者术后3个月随诊复查血压、MNs正常，并对其家系进行了研究追随。

Castleman病是一种较为少见的淋巴组织增生性疾病。本文报道了一例以发热、多浆膜腔积液、肾损害为突出表现的患者，体检发现颈部淋巴结肿大，颈部淋巴结活检病理诊断透明血管型Castleman病，予BCD方案化疗（每28天1个疗程，硼替佐米2.0 mg 皮下注射+环磷酰胺450 mg 口服+地塞米松40 mg 口服，第1、8、15、22天），患者症状缓解，病情稳定出院。对不明原因的多浆膜腔积液患者，应将Castleman病作为鉴别诊断之一。浅表淋巴结部位的细致体检可能有助于提供诊断线索。

本例为59岁恶性黑色素瘤一线化疗失败出现肝转移的中年男性患者，治疗上予3次以顺铂60 mg为基础的肝动脉灌注化疗，进一步予卡瑞利珠单抗200 mg标准剂量每2周1次免疫治疗，规律用药2周期后复查腹部CT。经过选择性肝动脉灌注化疗及程序性死亡受体-1抗体抑制剂联合治疗后，整体疗效达到部分缓解，肝功能指标较前明显好转，未出现任何明显不良反应。

精神压力诱发心肌缺血称为心理应激性心肌缺血（mental stress-induced myocardial ischemia，MSIMI），冠心病患者中1/3伴有精神压力诱发的心肌缺血。MSIMI不但影响患者生活质量，也会增加心血管事件的发生和增加死亡风险，因此越来越引起临床的关注。本文简要介绍MS1H1的临床诊断和治疗，帮助提高对其的识别和认识。

亚临床甲状腺功能减退症（甲减）是最常见的甲状腺功能异常，血清促甲状腺激素（TSH）是诊断亚临床甲减的关键指标。TSH参考范围不统一是既往亚临床甲减患病率差异较大的主要原因。目前推荐采用美国国家临床生物化学学会（NACB）标准选择参考人群，用经对数转换后的2.5%~97.5%可信区间确定TSH参考范围。但是，我们还应充分考虑个体内和个体间因素对TSH参考范围的影响，在试剂盒参考范围的基础上，结合上述因素，分析患者血清TSH升高的原因，才能对亚临床甲减做出合理的诊断和干预。

食管压在临床上可用于肺应力的监测及指导肺保护性通气策略的实施，主要包括呼气末正压的滴定、吸气末跨肺压的监测及自主呼吸的评价，但食管压对肺保护性通气策略的实施仅是其临床应用的一部分，基于食管压对胸腔内压的反应，其对呼吸功的监测、人机同步性的评价、血流动力学跨血管壁压力的校正等均是食管压在临床应用的指征，因此，对重症患者进行食管压的监测，可以达到临床精准治疗的目的。

炎症性肠病（IBD）在我国发病率日益增长，因其诊断困难，无特异性治疗方法，预后差，依然有待深入研究。肠道菌群在各种肠内外疾病中发挥不可替代作用，而肠道细菌所分泌的细胞外囊泡与体细胞外泌体类似，在细胞间通讯、增殖、分化、炎症、恶变等过程中起重要作用。目前国内外关于细胞外囊泡在IBD的研究集中于人体细胞来源的细胞外囊泡，然而肠道细菌来源的细胞外囊泡同样在IBD中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本文就人体肠道菌群来源的细胞外囊泡在IBD发病中的作用机制进行综述，以期为IBD的诊断和治疗提供理论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