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 · 第59卷第09期

控制传染源、切断传播途径和保护易感人群是传统的预防传染病的经典方法。不同的疾病、不同的传播方式在疫情的不同阶段可能表现不同。传染源和易感人群亦会随着疫情的发展而不断改变。综合性医院在呼吸道传播性疾病的控制中需特别注意以下几点：（1）面对呼吸道传播性疾病，正确、充分的防控是可以避免感染的；（2）制定早期发现、早期预警的策略和流程至关重要；（3）建立相应的人才和物资储备能提高医院在突发大规模疫情时的应对能力；（4）以医院为基础建立一个完善的防控体系，可充分整合资源，更为高效、精准的应对疫情。

重症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患者的特点是病毒侵袭后，侵害肺泡上皮细胞及以肺间质微血管内皮细胞为主的肺组织，肺部损害持续加重，引发呼吸衰竭，并发或继发循环改变与多器官功能障碍，危及生命。重症超声通过实时、连续的监测，判读评估相应的病变与病理生理状态，提高对重症COVID-19的认识，为诊断与治疗提供及时、精准的指导。

对支援湖北省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的各医疗队来讲，正确防护是保证医护人员在工作中不被感染的重要前提。但由于多数医疗队员对防护流程不熟悉，加之各地制定的要求亦不一致，出现了过度防护与不正确防护的现象。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医疗专家组和院感专家组的部分成员，就近期在武汉及周边城市巡查过程中发现的相关问题进行了汇总，提出了切实可行的建议。

根据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诊疗方案（试行第七版），目前新型冠状病毒的主要传播途径是呼吸道飞沫和密切接触。然而在相对封闭环境如ICU中，长时间暴露于高浓度气溶胶环境中，亦存在经气溶胶传播的可能。就ICU而言，不同氧疗方式对新型冠状病毒传播的影响，主要基于不同氧疗方式对气溶胶或飞沫的产生以及扩散范围。本文比较了三种氧疗方式过程中，新型冠状病毒经空气传播的风险差异，以进一步减少院内感染的发生。

新型冠状病毒易导致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ARDS），已对生命安全构成极大威胁。无创呼吸辅助治疗是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引起ARDS的常规治疗手段，但在治疗过程中，往往存在过度使用无创呼吸功能支持治疗而导致气管插管延迟，进而影响患者的预后。因此，了解无创通气使用指征和禁忌，早期识别无创通气治疗失败的危险因素，适时终止无创通气转为有创通气是目前临床医师亟需关注的问题。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所致的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是重型和危重型患者预后不良的主要病因，对常规肺保护和肺开放通气策略反应不佳者，俯卧位通气是治疗的重要措施，通过促进肺复张，改善低氧血症、高碳酸血症及急性右心功能衰竭。俯卧位通气同样对病情相对较轻的患者有效，可预防病情向重型和危重型进展。目前临床医师对俯卧位通气治疗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仍存困惑，因此亟需在临床推广。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主要的靶器官为肺部，导致肺部渗出、实变，并可累及心血管、凝血等多个系统。在疾病进展过程中，可能出现因呼吸驱动过度增强加重肺部损伤，甚至出现气胸；部分患者因血栓形成导致肺栓塞；这些并发症均会出现严重的低氧血症，进一步加重肺及其他器官功能的损害。重症超声以目标为导向，通过对心、肺及其他器官的流程化评估，快速筛查低氧血症原因。此外，COVID-19患者出现"沉默型低氧血症"，导致不能在早期及时发现重症患者的呼吸代偿程度。重症超声通过对膈肌活动的评估，可早期发现呼吸驱动增强，为早期发现重症患者提供可视化诊疗依据，并在诊治过程中动态评估患者病情。

重症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患者的特点是病毒侵袭后，肺部损害持续加重，引发呼吸衰竭，并发或继发循环改变与多器官功能障碍。重症超声因其动态、实时、无创、可重复等优点，可广泛用于重症患者的病因诊断、病情评估并指导治疗。现以在湖北省武汉市来自全国参与COVID-19救治的重症专家建议为基础，总结出基于重症超声的重症COVID-19救治的指导建议，皆在为救治COVID-19重症患者提供依据。

目的 分析血管紧张素转换酶抑制剂/血管紧张素受体Ⅱ拮抗剂（ACEI/ARB）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患者临床特征的影响，为COVID-19合并高血压患者降压药物的选择提供依据。 方法 收集2020年1月20日至2月22日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58例COVID-19合并高血压患者的临床资料。根据服用抗高血压药物的情况，将患者分为ACEI/ARB组和非ACEI/ARB组，比较两组流行病学、临床表现、实验室及影像学表现，病程转归及预后的差异。 结果 ACEI/ARB组患者26例，非ACEI/ARB组32例；两组中位年龄[64.0（49.5，72）岁比64.0（57.0，68.8）岁]、发病时间[5（3，8）d比4（3，7）d]、入院时重症/危重症比例（19.2%比15.6%）、病情恶化（15.4%比9.4%）和好转出院（92.3%比96.9%）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值均>0.05）；两组患者症状均以发热、咳嗽为主，两组均存在淋巴细胞计数低，C反应蛋白高，乳酸脱氢酶及D-二聚体大部分正常，胸部CT以双侧受累为主。与非ACEI/ARB组相比，ACEI/ARB组肌酐较高[80.49（68.72，95.30）μmol/L比71.29（50.98，76.98）μmol/L，P=0.007]，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 ACEI/ARB对COVID-19合并高血压患者的临床基线（肌酐、肌红蛋白除外）、转归及预后无明显影响，这类患者在入院时降压药物暂可不用调整，但ACEI/ARB潜在、功能性的升高血肌酐需要引起临床医生关注。

目的 初步研究超声评价有创机械通气患者膈肌功能的可行性。 方法 选2017年3—12月入住中南大学湘雅医院重症医学科行有创机械通气超过48 h的40例成人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患者。连续5 d应用超声测量患者左、右两侧前、中、后部膈肌位移和膈肌厚度。 结果 （1）与第1天患者右侧[前部：（11.05±3.04）mm；中部：（12.08±2.71）mm；后部：（11.51±3.33）mm]和左侧[前部：（13.63±7.52）mm；中部：（15.44±7.52）mm；后部：（14.76±6.93）mm]膈肌位移比，第3天右侧[前部（8.90±3.65）mm；中部（10.02±4.24）mm；后部（10.25±4.38）mm]和左侧[前部（9.82±1.96）mm；中部（11.60±1.13）mm；后部（11.52±1.98）mm]膈肌位移发生明显下降，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左、右两侧前、中、后部膈肌位移均于第5天恢复，且高于第1天，其中左侧中部和后部膈肌位移变化最明显。（2）与第1、2、3天比，第4天左、右两侧前、中、后部膈肌增厚率明显下降，其中左侧中部[第1天：（33.87±14.34）%；第2天：（37.26±13.91）%；第3天：（30.56±14.27）%；第4天：（15.53±5.68）%]和后部[第1天：（35.50±15.69）%；第2天：（39.84±15.32）%；第3天：（29.06±14.96）%；第4天：（13.30±5.79）%]膈肌增厚率变化最明显，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左侧前、中、后部膈肌增厚率第5天较第4天有所恢复，但仍低于第1天。 结论 超声评价有创机械通气患者膈肌功能是可行的，可为预防膈肌萎缩和撤离机械通气提供指导作用。

目的 探讨肝硬化患者经颈静脉肝内门体分流（TIPS）术对心功能和血流动力学的影响。 方法 收集2018年1—10月于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拟行TIPS手术的失代偿肝硬化患者共23例，术前行血清N末端B型利钠肽原（NT-proBNP）、经胸超声心动图检查，心阻抗图法行无创心输出量监测。术后24 h、1个月、6个月对所有患者进行随访，观察TIPS术后心脏功能及血流动力学指标变化特点和趋势。 结果 与术前比，TIPS术后24 h，右心房面积[（17.2±4.0）cm2比（15.0±3.4）cm2，P<0.05]、右心室面积[（15.1±3.8）cm2比（13.7±3.5）cm2，P<0.05]和左心室容积[（97.4±21.5）ml比（91.1±22.7）ml，P<0.05]显著增加，下腔静脉塌陷指数（IVC-CI）显著降低[（20.7±8.1）%比（28.6±11.3）%，P<0.01]，肺动脉收缩压显著升高[（36.0±8.4）mmHg（1 mmHg=0.133 kPa）比（31.8±5.4）mmHg，P<0.01]；血清NT-proBNP[（551.2±325.1）ng/L比（124.2±94.4）ng/L，P<0.01]、心输出量[（5.82±0.96）L/min比（5.12±1.28）L/min，P<0.01]、心指数[（3.47±0.64）L·min-1·m-2比（3.05±0.78）L·min-1·m-2，P<0.01]、舒张早期充盈率[（59.0±14.3）%比（54.5±11.0）%，P<0.05]均显著升高，外周血管阻力指数显著下降[（1 798.4±357.3）dyne·s·cm-5·m-2比（2 195.7±508.7）dyne·s·cm-5·m-2，P<0.01]。随访至术后6个月，除外周血管阻力指数，其余指标均逐步恢复至术前水平。TIPS术后6个月，二尖瓣环侧壁组织舒张早期和心房收缩期充盈峰值速度比值（E′/A′）较术前显著提高（1.06±0.32比0.90±0.45，P<0.05）。整个随访过程中，右心室面积变化分数、左心室射血分数较术前均无显著变化（P>0.05）。 结论 心脏对TIPS术后容量负荷增加具有较好适应和代偿能力，以达到新的血流动力学稳态。

目的 长期维持质子泵抑制剂（PPI）治疗可能增加小肠细菌过度生长（SIBO）的风险，极少有研究关注老年人按需和长期维持PPI治疗对SIBO的影响。应用甲烷氢乳果糖呼气试验（LBT）研究老年人SIBO的患病率，探讨按需和长期维持PPI治疗对老年人罹患SIBO风险的影响。 方法 回顾性分析2016年9月—2019年3月解放军总医院第二医学中心消化内科门诊的200例老年人，分为长期维持PPI治疗组、按需PPI治疗组和对照组，应用LBT检测SIBO的患病率，分析比较三组的SIBO患病率。 结果 200例老年LBT受试者，SIBO患病率为71.5%（143/200）。PPI治疗和糖尿病（DM）是SIBO的独立危险因素。接受PPI治疗的老年人SIBO患病率为77.1%（108/140），未接受PPI治疗的老年人SIBO患病率为58.3%（35/60），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长期维持PPI治疗组SIBO患病率显著高于按需PPI治疗组和对照组（88.6%、65.7%和58.3%，P值均<0.01）。按需PPI治疗组与对照组相比，SIBO患病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0.05）。长期PPI治疗的老年人，PPI治疗时间>61个月者SIBO患病率明显升高。 结论 老年人长期维持PPI治疗增加SIBO患病风险，而按需PPI治疗则不会增加其风险。因此如果老年人必须接受长期PPI治疗，在原发病许可的前提下，尽量按需服用，而不是每日持续服用。

目的 约1/4的克罗恩病（CD）患者存在肠系膜脂肪增生，且可通过腹部超声进行检测。本研究旨在评估肠系膜脂肪增生与CD疾病行为和活动之间的关系。 方法 本研究共纳入了2018年8月至2019年11月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的89例CD患者。根据腹部超声是否检测出肠系膜脂肪增生，分为有肠系膜脂肪增生组和无肠系膜脂肪增生组，分析肠系膜脂肪增生与克罗恩病活动指数（CDAI）、克罗恩病简化内镜评分（SES-CD）、血清学炎性指标以及粪便钙卫蛋白间关系。 结果 肠系膜脂肪增生与CD狭窄型（B2）存在显著相关（P<0.01）。有肠系膜脂肪增生组的CDAI（P=0.002）、血小板（P=0.001）、C反应蛋白（P=0.024）、粪便钙卫蛋白（P=0.004）、肠壁厚度（P<0.01）均明显高于无增生组，血清白蛋白（P=0.001）明显低于无增生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有肠系膜脂肪增生组的红细胞沉降率（P=0.110）、SES-CD（P=0.115）较无增生组有增高趋势，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结论 肠系膜脂肪增生与肠腔狭窄有关、与疾病活动有关。

血栓性血小板减少性紫癜是一种血液系统急症，起病急骤，病情凶险，如不及时治疗病死率可高达90%。本文报道了1例血栓性血小板减少性紫癜患者，使用血浆置换联合糖皮质激素治疗后血小板水平仍较低，加用N-乙酰半胱氨酸治疗后，血小板明显上升，且未见明显不良反应。

患者为老年男性，因反复发热、腹痛入院，曾多次调整抗菌药物治疗效果差。行CT检查报告脾脓肿可能性大，结合患者病史，考虑为食管主动脉瘘引起血流感染致多发性脾脓肿，故行脾切除术。术后患者抗感染效果较好。

原发性肥厚性骨关节病（primary hypertrophic osteoarthropathy，PHO）是一种以杵状指（趾）、皮肤增厚及骨膜增生为主要特征的常染色体隐性遗传性疾病。报告1例SLCO2A1基因的纯合突变c.1771C>T导致的PHO合并肾性失钾患者，其父母为近亲结婚，均存在SLCO2A1基因杂合突变，其弟弟有类似临床表现，也检测出SLCO2A1基因的纯合突变。

类风湿关节炎（RA）是一种慢性致残性自身免疫病，早期治疗、达标治疗是控制病情和改善预后的关键。在临床实践中，应关注具有RA高风险患者的临床特征，合理及时选用血清学及影像学筛查方法，根据RA的分类诊断标准，识别早期RA。遵循治疗规范，实现RA的早期、个体化达标治疗。

肌萎缩侧索硬化（ALS）是一种同时累及上、下运动神经元的神经系统变性病，发病机制尚不明确。从20世纪中期起，研究发现并证实对ALS患者进行重复神经电刺激（RNS）时可观测到低频递减反应，递减反应在上肢较下肢常见，肢体近端较远端更为明显。多数研究认为ALS出现递减反应和病程、疾病分期、临床进展无关。RNS低频递减反应可以辅助ALS进行诊断和鉴别诊断。本文对近几年ALS患者RNS研究中采用的方法，低频递减的临床特征、临床意义及理论支持进行综述，同时对RNS在ALS的诊治应用上进行展望。

乳糜泻是由于遗传易感基因个体摄入含麸质蛋白的谷类及其制品后而诱发的自身免疫性肠道疾病。近年来发现其全球血清患病率约为1%，且呈逐渐增长趋势。但由于临床医师对该疾病认识不足，导致很多患者未能被明确诊断而延误治疗。故本文着重介绍国内外乳糜泻的诊疗新进展，以提高公众对乳糜泻的认识，从而推动我国对乳糜泻的预防和控制。

先天性甲状腺功能减退症（甲减）筛查是其早期发现、早期治疗的关键，受国际众多权威指南的推荐。关于筛查指标，迄今仍然没有共识性意见。基于检测促甲状腺激素（TSH）的筛查策略，有助于尽早发现原发性先天性甲减，但其检测时间、筛查切点仍未统一。基于甲状腺素或TSH联合甲状腺素水平检测的筛查策略能早期发现中枢性先天性甲减，但因争议较多尚未得到普及。对诊断先天性甲减的患儿，应尽早启动甲状腺激素替代治疗。然而，按照指南推荐的甲状腺激素替代剂量可能引起过度治疗。因此，应评估患儿病因和病情，以实施个体化替代治疗和规律随访。

患者男，78岁，因发热伴双下肢乏力、言语减少、记忆力下降于北京协和医院住院治疗。病程中抗菌药物治疗后体温恢复正常，但认知障碍及意识障碍快速进展，继发重症肺部感染、呼吸衰竭、感染性休克。粪便潜血阴性，血癌胚抗原阴性，抗核抗体阳性，PET-CT提示乙状结肠代谢增高灶，双侧额叶、颞叶、顶叶、后部扣带回代谢减低，结肠镜活检明确乙状结肠中分化腺癌，考虑乙状结肠癌继发神经系统副肿瘤综合征。经神经科、消化内科、基本外科、重症医学科、风湿免疫科、临床营养科等多科协作，完成全麻下腹腔镜乙状结肠癌根治切除术及围术期并发症诊治，患者最终神志明显改善，体温、氧合恢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