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 · 第34卷第04期

第199例——腰背部疼痛、多毛、闭经、皮肤褐色斑

应用聚合酶链反应（PCR）技术扩增乙型肝炎病毒（HBV）DNA前C和部分C区基因，快速检测HBV前C终止密码突变方法，对慢性乙型肝炎患者干扰素治疗与HBV前C突变关系作了初步研究。6例干扰素治疗后4例HBV DNA转阴，2例阳性者均检出突变株。11例非干扰素治疗者中，检出突变株3例。1例干扰素治疗1个月后HBV e抗原（HBeAg）转阴，优势病毒株已由突变株与野生株共存状态替代原有野生株，提示干扰素治疗后HBeAg转阴并不意味着HBV被清除，而有潜在HBV前C突变的可能。

以错配聚合酶链反应产物作限制片段长度多态性（RFLP）分析，检测54例经肝活检确诊的慢性乙型肝炎血清前C区变异株，总检出率为66.7％；在慢性活动性肝炎中的检出率（80.0％），明显高于慢性迁延性肝炎（46.7％）；在乙型肝炎病毒e抗原（HBeAg）阳性和抗-HBe（＋）中分别为41.2％和63.3％；在抗-HBe（＋）且丙氨酸转氨酶正常血清中检出率82.4％。前C区变异株可在病程中出现亦可消失。结果提示，前C区变异株与原型株的混合感染广泛存在于慢性乙型肝炎病毒感染者，其发生可能与机体免疫压力有关。

用基因工程技术由大肠杆菌合成重组乙型肝炎病毒（HBV）X抗原（HBxAg）并制备兔抗-HBx IgG以检测HBxAg,合成一对以HBV X基因序列为模板的引物，用聚合酶链反应（PCR）技术扩增HBV DNA。免疫组织化学和血清学方法分别用以分析肝病患者肝组织中的HBxAg和血清标本中的HBxAg、抗-HBx。发现HBxAg在慢性活动性肝炎（CAH）患者肝组织中检出率为72.7％,在肝炎后肝硬化（LC）中为92.6％,而乙型肝炎核心抗原（HBcAg）在LC中检出率为47.8％。在CAH、慢性迁延性肝炎和LC的血清中HBxAg的阳性率分别为44.4％、66.6％和33.3％,与HBeAg的阳性率相似，而且在这些HBxAg阳性的血清中可检出HBVDNA的存在。HBxAg的表达与HBV复制紧密相关，HBxAg可能是一慢性HBV感染的重要标志物。

介绍我们建立的快速、低剂量14C-尿素呼气试验（14C-UBT），应用92.5kBq（2.5μCi）14C-尿素，无营养性试餐，在收集5、10、15、20、25、30、35、45、60分钟呼气检测的基础上建立了以14CO2呼出高峰期（20分钟），直接以dpm/mmolCO2表示的检测方法，并以幽门螺杆菌（Hp）细菌学培养及病理组织学作为参考标准加以对比。对70例病人的研究结果显示：14C-UBT的敏感性为97.36％，特异性为90.00％；诊断符合率为95.83％；阳性预测值为97.36％，阴性预测值为90.00％。此外还应用所建立的14C-UBT进行了重复性试验及抗Hp治疗监测试验，资料证明低剂量、快速14C-UBT完全可以代替185～370kBq（5～10μCi）大剂量14C-尿素及长时间的检测方法，其具有简便、快速、准确、安全等优点，可反映体内抗Hp药物的敏感性，对抗Hp疗效和Hp感染复发等方面有很好的监测作用。

选用位于幽门螺杆菌（Hp）尿素酶B基因上3个引物组成的巢式聚合酶链反应（PCR），成功地对Hp标准菌株及214例临床标本进行了扩增，并对样品的准备、PCR反应物的组成及PCR循环条件方面作了深入的研究，简化了操作程序，缩短了操作时间，降低了消耗。与既往所用的尿素酶试验及Warthin-Starry银染色进行比较，显示其具有特异性强、灵敏度高、方法简便、快速且准确等特点，可作为常规检查在临床应用。

对病程超过5年，年龄在40岁以上并已用过其中一种磺脲类药物最大剂量连续3周而无效的33例患者，随机分为磺脲类加胰岛素联合治疗组、单用胰岛素组及单用糖适平组治疗4个月，并分别于治疗前、治疗2个月末及4个月末各作1次1日4点血糖、游离胰岛素及C肽等化验检查，进行各组治疗前后及同期组间比较。结果显示，联合治疗组疗效明显优于另两组，并对患者的继发性β细胞衰竭状况有所改善。认为联合疗法可作为Ⅱ型糖尿病人从单用口服降糖药到传统胰岛素治疗的过渡方案。

选择我院1989年10月至1994年3月经肾穿刺活检检查的31例原发性肾小球肾炎患者，随机分组，观察了水蛭对肾炎患者血生化指标、尿酶及临床表现的影响。结果表明，水蛭口服9g/d治疗4周后，尿蛋白明显减少，血浆白蛋白明显上升，胆固醇和甘油三酯明显下降（P＜0.01或0.05）；纤维蛋白原和血小板聚集力明显降低（P均＜0.01）。但血小板计数、部分凝血活酶时间、凝血酶原时间和出凝血时间无明显变化（P＞0.05）；尿N-乙酰-β-D-氨基葡萄糖苷酶明显下降（P＜0.01）。说明水蛭具有缓解肾小球肾炎蛋白尿和减轻肾实质损伤的作用。

利用抗人活化血小板α颗粒膜蛋白140（GMP-140）特异的单抗SZ-51和S12，研究了15例接受溶栓和15例接受抗凝治疗的急性心肌梗塞（AMI）患者的血小板活化和破坏程度，并做了相应的体外试验，同时也观察了两组患者的临床指标和血清心肌酶的变化。结果表明：AMI患者治疗前，血小板膜表面GMP-140分子数及血浆内GMP-140浓度均明显增高。血小板膜表面GMP-140分子数于治疗后第1天开始下降，第7天恢复至基础水平；血浆内GMP-140浓度于治疗后第1天达高峰，第2天开始下降，第3天恢复至基础水平。溶栓组和抗凝组治疗前后各时间点以上两指标的变化差异无显著性。溶栓剂尿激酶（UK）与血小板在体外单独作用，未发现它可以激活血小板及抑制血小板的活性。与抗凝组比较，溶栓组冠脉再通率提高，CK及CK-MB峰值前移，左室射血分数（LVEF）明显改善，心电图ST段回降率及胸痛缓解率增高，梗塞并发症（室颤、左心衰、心绞痛）有下降趋势。GMP-140与心肌酶的相关分析表明两者呈正相关，且差异有显著性。

对12例低氧性肺动脉高压患者应用米力农治疗，以观察其对该类患者肺血流动力学的影响。结果显示，应用米力农后，肺动脉压力及肺血管阻力均降低（P＜0.05）；心输出量有增加趋势；体循环压力和体循环阻力降低不明显（P＞0.05）；而动脉血氧饱和度无明显改变。说明米力农是一种有效的肺血管扩张剂，对低氧性肺动脉高压具有一定的治疗价值。

报道15例急性白血病合并妊娠，分析不同孕期接受化学治疗对孕妇及胎儿的影响。早孕期发病者，化疗对胎儿有不利影响，而在中晚孕期发病者，化疗对胎儿（以及出生后）影响较小，但对孕妇本身，愈早治疗才有可能取得较好的预后。因此，推荐早孕期发病者即作人工流产术，术后进行联合化疗及充分的支持疗法；中晚孕期发病者不需中止妊娠，强调在较好的支持疗法的同时，进行联合化疗。

山西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传染科王守义医师函问：重组免疫印迹试验（RIBA）诊断丙型肝炎病毒（HCV）感染的意义是什么？

辽宁省锦州市古塔区医院内科尚久奎医师函问：急性下壁心肌梗塞合并心原性休克，是否能用糖皮质激素治疗，因有人使用该药的理论是为了清除自由基，以防止心肌梗塞进一步恶化，这种说法对吗？

山西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传染科王守义医师函问：患丙型肝炎后，抗体持续多久？治疗后它是否会消失？丙型肝炎病毒抗体（抗-HCV）是否是保护性抗体？

安徽省霍山邮政205信箱职工医院葛尊友医师函问：对临床上曾遇到的3例年龄在11～14岁，以定时出现头痛为主要症状、多次血检疟原虫阴性、用肾上腺素作诱导试验亦未查见疟原虫，但按抗疟常规方法治疗均痊愈的患者，可否诊断为疟疾或疟疾的特殊类型？“变形疟疾”的命名是否正确？应怎样命名？

近年来，从不同乳、幼动物肝脏提取的促肝细胞生长的低分子物质已相当广泛地被用于治疗重症肝炎、慢性肝炎，甚至肝细胞癌，这种努力是值得赞赏的。慢性肝炎的临床表现从极轻到极重千差万别，加之肝炎本身有明显的临床自然治愈倾向，所以纵然采取对照观察的方法也常难以客观地说明疗效。对于暴发型肝炎和肝癌，也有给人以深刻印象的疗效个案报告，但在应用综合治疗的情况下其因果关系常常难以判断。在这种客观现实面前，在已有临床实践基础上进一步加强高水平的基础研究就显得十分迫切。促肝细胞生长物质的研究对于肝脏的发生发展、生理病理，以及细胞周期和恶变机理具有重要意义，在整个肝脏病学中也举足轻重。

乙型肝炎病毒（HBV）是高度变异的，没有两株病毒核苷酸序列完全相同。HBV感染有不同的疾病谱，可能与其变异有关。国外已进行了大量的工作，尤其对前C区和S基因/a决定簇的变异已有很多报道。

多年来，国际上以及国内通用的慢性肝炎诊断分类系1968年于欧洲肝病学会学术大会上由11位著名肝病学家倡仪的（下称1968年方案）。我国也按此修订了我国的诊断标准。1968年方案将慢性肝炎分为慢性持续（迁延）性肝炎（CPH）及慢性活动性肝炎（CAH）,将碎屑样坏死作为区分CPH及CAH的重要标志。70年代初又增加了小叶性肝炎（CLH）。这个方案应用25年以来，有关肝炎的研究又有了很大发展：关于病毒性肝炎的病原，陆续弄清了甲、乙、丙、丁、戊型肝炎病毒的特征及致病作用；了解了自身免疫性肝炎的自身抗体及相关的临床类型；更多地认识了病毒复制与病理组织学的相关性；出现了一系列治疗方法，等等。随着这些发展，文献中出现了不少新的诊断命名，以致造成某种程度的混乱。为了反映发展变化了的客观实际，消除概念上的及诊断上的不统一，世界消化系病学术大会组织了一个国际专家小组，向大会提出了一个关于慢性肝炎、肝移植排异及肝结节性病变的诊断命名的新建议（洛杉矾，1994年10月）。作为此建议的组成部分，专家小组在世界肝病学会年会上提出了关于慢性肝炎的诊断、分级及分期的建议（墨西哥坎肯，1994年6月）。二者构成了一个新的方案，以下被称之为1994年方案。

扩张型心肌病一家系四例

1987年5月，我们用Nd-YAG激光配合血卟啉激光治疗1例支气管类癌患者，经长期随访效果满意，这似是国内首次以激光切除支气管类癌。

二尖瓣粘液样变性致二尖瓣后叶重度脱垂一例家系三代调查

嗜肺军团菌肺炎合并心肌炎二例

环磷酰胺治疗系统性红斑狼疮导致膀胱癌一例

急性硫化氢中毒致心肌损伤一例

白血病肿瘤细胞多药耐药性（MDR）是成功治疗白血病的主要障碍。研究表明，细胞膜上的P-170糖蛋白（P-170）可将细胞内多种药物泵出细胞外，是产生MDR的主要原因，我们应用JSB-1单克隆抗体检测了32例白血病患者P-170的表达水平，以探讨其与MDR的关系及临床意义。

慢性侵袭性甲状腺炎又称Riedel甲状腺炎、慢性硬化性甲状腺炎、木样甲状腺炎、侵袭性纤维性甲状腺炎，是罕见病。我院1974～1993年19年间因拟诊甲状腺癌，经手术及病理证实的有7例。

脑中风是严重危害人民生命和健康的三大疾病之一。除公认的危险因素高血压、心脏病、糖尿病外，有关血液流变学的变化与脑血管病的临床病因、发病机理、临床诊断、防治等也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普遍关注。本课题协作组于1990年9月至1992年5月在全国15个省、市、自治区的25个研究监测点进行流行病学调查，旨在探讨我国脑血管病的基本现状及影响其发病的因素，为今后全面开展防治工作提供科学依据。

近年酵母菌引起的菌血症有明显增加。我院1986～1990年间发生的菌血症，酵母菌占12.9％;较前25年增5倍以上。国外也有类似报道［Eur J Clin Microbiol Infect Dis,1992,11∶287.］。加之耐药株的出现，使得抗真菌药物的正确选用显得更加重要。为此，我们对分离自临床标本的208株酵母菌做了耐药性测定。

1993年3～9月北京四家医院对国产氧氟沙星（OFLX）注射剂以注射用头孢噻肟钠（CTX）作对照进行前瞻性对比观察。

大量文献资料证实，细胞核DNA含量异常（即异倍体）是恶性肿瘤的一个标志，本实验应用流式细胞光度术（FCM）测定57例良、恶性胸腔积液细胞的DNA含量，并探讨其对恶性胸腔积液的诊断价值。

左室功能不全者常伴有室性心律失常，后者是提示心性猝死（猝死）的危险因子。据报道晨间是发生猝死的高峰。本研究目的是分析24小时中室性心律失常的昼夜分布是否有类似的高峰。

气道高反应性（BHR）为哮喘的重要特征。通过对117例哮喘患者的BHR与通气功能的24小时动态观察，探讨其BHR的昼夜变化，以及与夜间低通气的关系。

近年来随着对类风湿关节炎（RA）病程的进一步认识，治疗RA的策略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传统的金字塔治疗模式正在被早期应用改变病情药物（DMARD）的新策略所取代。但单一DMARD诱导的缓解率并不令人满意［中华内科杂志，1992,31∶389］。我们用金诺芬和甲氨喋呤（MTX）联合治疗RA患者26例，效果满意。

当今医学模式正由“生物医学”模式向“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转变，消化性溃疡（PU）已被列为心身疾病，然而性格类型与PU关系的研究报道极少。我们对120例PU患者性格类型及其病因作用作了研究。

消化性溃疡自发现至今已有200年的历史。虽然药物治疗的进展已使95％以上的溃疡病人免于外科手术，但溃疡病的复发仍是亟待解决的难题。近年来，随着内镜技术的发展，对溃疡的自然病程也有了较深的了解。许多研究提示：完全治愈的溃疡其复发率很低。因此，溃疡愈合质量（quality of ulcer healing，QOUH）已得到更多学者的重视。

晕厥是指任何原因所致的突然短暂意识丧失，临床上比较常见，约占急诊人数的3％，总住院人数的6％。正常人群患病率为20％，70岁以上老年人年发病率为6％。晕厥患者40％～60％经临床各种常规检查找不到原因。近年来，随着临床研究的深入发展，发现不明原因的晕厥多数与心脏、血管的神经调节有关，故称之为神经心原性晕厥（neurocardiogenic syncope），过去也有称之为血管迷走性晕厥（vasovaga syncope）和血管抑制性晕厥（vasodepressor syncope）。神经心原性晕厥的临床特点是晕厥发作时血压降低，心率常减慢，摔倒或取平卧位后症状很快缓解，其治疗和预后与其它原因的晕厥不同，临床上需要正确鉴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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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华人肝病学术研讨会1994年9月16～18日在安徽黄山市召开。来自大陆各地及台北、香港、新加坡、美国及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肝病基础研究与临床方面专家及医生619人出席了大会。会议共收到论著1100余篇，其中649篇收入汇编。海内、外20余名知名学者和30余名与会代表在大会上作了专题及论文报告。会议内容丰富、会场讨论热烈，反映出世界华人医学家近年对肝病研究的多方面成就，具有较高的学术水平。

临床上胃肠动力疾病常见，不少患者为胃肠动力障碍所困扰，多处求医。内镜和影像检查的迅速发展以及胃肠动力疾病的基础研究和检查方法的开展，使胃肠动力疾病有可能得到认识和诊断；同时，新药的出现，使动力疾病的治疗也有了可观的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