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 · 第29卷第03期

患者女，30岁。因反复皮下结节、发热、便血1年余，而于1989年9月8日入院。入院前1年无明显诱因，全身皮下出现散在结节、发热、便血，用抗生素和地塞米松等治疗，症状消失。7个月后，上述症状复发，因便血量多，曾予输血，症状又缓解。近1月来，皮下结节又起，发热持续不退，转来我院。

患者男，17岁。因全身结节及溃烂伴高热10个月，加重2周，于1988年3月9日入院。患者无诱因双大腿起蚕豆大鲜红色结节，尔后转为紫红色，触痛明显，同时伴乏力及低热，未治疗。结节渐增多，累及面及四肢、躯干，并增至核桃、鸡蛋大小，部分结节发生溃疡。结节消退后留有萎缩性疤痕。发病8个月以后持续性高热不退，伴消瘦、乏力、精神及食欲欠佳。

自发性肺动脉破裂是心血管病的罕见并发症，临床表现常为猝死。笔者曾遇到1例并经开胸证实，现报告如下。

急性单甲脒中毒三例

痛风可伴发结缔组织病，但尚未见伴发硬化性肌膜炎的报道，现报告一例。

选择性d1肾上腺素能受体阻滞剂哌唑嗪作为新型降压药物已受到临床重视，但哌唑嗪只有片剂，口服用药显效缓慢，不适于高血压急症患者的抢救治疗。1985年以来，我们利用哌唑嗪“首剂效应”的副作用，改哌唑嗪口服为嚼含，抢救治疗高血压急症患者37例，总结如下。

近年来，国外文献报道［Heart&Lung1985;14∶272］混合静脉血氧能可靠地反映全身组织氧合状态。本文拟在陈剑虹研究的基础上［中华内科杂志1987;26∶336］，以混合静脉血氧饱和度［SVO2］60％为界值，区分患者有无组织缺氧症，旨在探讨肺心病患者氧供-氧需的平衡与组织氧合之间的关系。

主动脉夹层（Aortic Dissection,AD），以往称为主动脉夹层动脉瘤，症状与体征多变，酷似其他急性病征，常因误诊或漏诊迅速致死。关键在于早期诊断。我们报道7例，其中5例存活，2例死亡。存活中1例经内科强化治疗20天后，成功地进行了升主动脉置换术。现报道如下。

选用环孢霉素A（CyA）和中草药雷公藤对阳离子化牛血清白蛋白（cBSA）诱发家兔肾炎模型进行干扰治疗，观察其疗效。

肝硬化患者的存活时间受多种因素影响，研究临床和实验室指标对患者预后的关系已受到重视。过去20年应用Chiid-Turcotte标准对肝硬化手术预后估价有一定意义，但对内科治疗后存活期的预测报告尚少。我们对155例住院确诊肝硬化患者的临床和实验室指标20项进行分析，以研究存活时间和各指标的关系，并提出新的预后顶测标准供讨论。

继1979年中华医学杂志报道本病之后，我们又进行了大量病例的长期临床观察与研究，现报道如下。

我们用美解眠治疗7例安宁（眠尔通）中毒患者，全部治愈。7例患者皆为女性，年龄20～44岁。服药量14～40g，服药后4～12小时入院。7例中出现昏睡3例、昏迷4例、休克3例、肺水肿3例、脑水肿1例、中毒性心肌病1例，合并感染5例。现将典型病例报告如下。

我们观察国产阿糖腺苷单磷酸治疗慢性乙型肝炎的疗效和毒付作用，采用随机分组对照观察的方法，报道如下。

自从用烷化剂如马法兰（M）或环磷酰胺（CTX）治疗多发性骨髓瘤（MM）以来，该症的预后有明显的改善，即生存期得以延长与症状得以控制；但仍有部分病例（约30～50％）用之根本无效（难治性）或先有效而后复发（统称顽固性）。近年来对于这种病例的治疗已取得不少进展，现将与此有关的一些处理方法简介于下。

对51例心脏肿瘤进行了病理形态学研究，包括光镜和电镜观察。在47例心脏良性肿瘤中，46例为心脏粘液瘤，1例为平滑肌瘤。在4例心脏恶性肿瘤中，2例为恶性粘液瘤，淋巴肉瘤和转移性鳞形上皮癌各1例。心脏肿瘤在大体上可分为乳头状、肿块型和分叶状三型，其中以乳头状型最为多见。文中对心脏肿瘤的诊断、心脏粘液瘤的病理特点及其与机化血栓的病理形态区别进行了讨论。

借助心导管、肺动脉导管与离体肺灌流制备等技术研究慢性缺氧大鼠肺血管张力和反应性的动态变化，发现其在时间上先于肺功脉压达到最高水平：改善心功能可能推迟缺氧性肺动脉高压的发展进程；缺氧程度轻时右心功能多增强而左心功能变化不大，缺氧加重到一定程度可见左心功能降低而右心功能仍保持较高水平，缺氧进一步加重则可出现双心功能降低，且以左心功能降低尤甚。

在特高海拔5620米对15名世居藏族及10名移居汉族科考队员（均健康男性）测定了心功能。结果显示静息时两组心泵功能相近，运动负荷后队员组心脏储备功能较差，表现在高强负荷时SV时显下降，HR上升幅度受限，CO值降低，PEP/LVET比值回升，其肺动脉压升高明显。而藏族组随运动负荷递增HR逐级明显增速，SV可维持稳定，CO值明显增大，PEP/LVET比值逐级减小，认为藏族组心力储备强与最大摄氧能力强有关。

论著英文摘要（English Abstracts of Original Articles）

893例住院急性心肌梗塞患者，发病28天内总病死率15.6％，其中死于心脏原因者14.4％，非心脏原因者1.1％。单因素分析示年龄、性别、职业、高血压史、胸痛、低收缩压、心率过快、心源性休克、心律失常、中风、梗塞部位、有无监护等项与全死因及心脏死亡有关。多元Logistic回归分析示心源性休克、心率过快、胸痛是全死因独立预告因子；职业、高血压史、心率过快、胸痛、前壁梗塞、心源性休克及心律失常是心脏病死亡独立预告因子。在此基础上建立急性心梗急性期预后危险预告模型。

对24例疑似心肌炎及42例有心脏症状或体征，但病因不明的患者进行心内膜心肌活检（EMB）检查。EMB检查与临床疑诊心肌炎之间有明显相关性（P＜0.005、r＝0.5296），两者符合率为78.8％。系列心肌活检能够动态观察心肌炎病程的变化。EMB检查对心肌病变的诊断较201Tl心肌显像敏感，前者并可区别心肌炎和心肌病。

应用放免法对30例流行性出血热（EHF）患者血浆中TXB2和6-酮-PGF1α水平进行了动态检测，发现TXB2在EHF病程中明显增高，而6-酮-PGF1α明显降低；病情越重，上述变化越明显；血浆TXB2/6-酮-PGF1α值的变化与EHF病情程度高度平行。在EHF出血和休克时，血浆TXB2增高显著，6-酮-PGF1α在休克时明显降低。提示在EHF病程中存在着TXA2和PGI2的平衡紊乱，TXA2的增加和/或PGI2的降低参与临床上休克、出血及肾脏损害的病理生理过程。

用干扰素对慢性乙型肝炎病毒（HBV）感染患者进行治疗时，观察机体对核心抗原体液免疫反应与疗效关系，从而阐明干扰素作用的免疫机理。结果发现IgM核心抗体的出现预示机体对干扰素治疗的反应。这种IgM核心抗体反应大小的变化以及与治疗的暂时联系，可作为对干扰素诱生核心蛋白的机体免疫状况的标志，但此抗体反应与肝细胞溶解无直接关系。在干扰素治疗时，IgG1、IgG2、IgG3和IgG4等核心抗体亚类无明显变化。无核心抗体反应的患者对干扰素治疗的反应不佳，人类免疫缺陷病毒（HIV）感染的乙型肝炎患者也呈现低核心抗体反应。同样对干扰素治疗反应差。

我们对86例病理符合慢性活动性肝炎且乙型肝炎病毒标记至少一项阳性者的血清，用Abbott抗-DeltaElA药盒同时进行二次检测丁型肝炎抗体（抗-HD），发现26例阳性（占30.23％），证明有丁型肝炎重叠感染。对这些患者采用小柴胡汤治疗，发现对ALT的下降有效，对HBsAg、HBeAg及HBV-DNA阴转亦有引人注意的结果，值得进一步研究。

报告66例肝硬化食管静脉曲张破裂出血病例。非随机接受三个治疗方案之一：硬化剂治疗组23例；手术组25例；药物治疗组18例。1年生存率分别为84％、80％及32％。若以同属ChildC级患者进行三组比较，1年生存率分别为84％、45％及21％。硬化剂治疗组生存率明显高于对照组（P＜0.001），手术组与内科治疗组之间差异无显著性。

利用杂交瘤技术制备了抗人肾小管刷状缘单克隆抗体，与Ⅰ型、Ⅳ型和Ⅴ型胶原及层粘蛋白无交叉反应，具有种属特异性。该抗体在膜性肾病肾小球基底膜上有不同程度的沉积，而在IgA肾病及系膜增殖性肾炎中则无此现象。由此可见，这种单克隆抗体可以从免疫病理和免疫电镜水平上对膜性肾病进行鉴别诊断。

60例肾病型原发性肾小球肾炎（PGN），即原发性肾病综合征II型（INSII），绝大多数系他院转来和对激素不敏感者，经以卡介苗（BCG）为主的综合治疗后，完全和基本缓解者达80％。治疗后尿蛋白、血清白蛋白、BUN和SCr均有非常显著改善。随访1～2年以上者13例/15例在最后随访时完全缓解，1年以下者5例/6例完全缓解。BCG疗程长者复发率低，复发病例再治见效快。对另外24例PGN病人的单核细胞吞噬功能作了研究，发现该功能显著减低，用BCG后可使之恢复正常。

我们对国内文献中19例及本院的3例血色病进行了综合分析，比较国内、外病例的异同，讨论了原发性血色病的诊断、鉴别诊断要点及简要介绍其遗传方式、可能的发病机理和治疗方法。

用透射电镜对14例巨幼细胞性贫血患者骨髓巨核细胞超微结构的改变进行了观察。最常见的改变是核的发育落后于胞质。血小板分界膜系统发育异常引起的血小板释放障碍和巨核细胞髓内变性死亡可能与无效血小板生成有关。探讨了在叶酸、B12缺乏时形态学改变与DNA合成受阻和体内甲基化作用减弱之间的关系。

随着甲、乙型肝炎特异性诊断方法的建立，证明大多数输血后肝炎并非由甲、乙型肝炎病毒所致。由于长期未能分离出这种肝炎病毒，其诊断主要依靠排除甲、乙型肝炎及其他肝炎病毒感染，故长期称之为血源性非甲非乙型肝炎。目前关于血源性非甲非乙型肝炎已获得里程碑式进展。

患者男，58岁。因反复皮肤粘膜出血，间断血便6年，加重伴双下肢水肿2月余，于1988年10月27日入院。

临床试验是以病人为研究对象，比较干预（Intervention）与对照（Control）所显示的效果及其临床价值的一种前瞻性研究。

患者女，26岁，工人。因咳嗽、咳痰8个月，近1个月来加重，并间断咯血1天于1988年7月31日收入院。患者于8个月前出现阵咳，痰少量；近1个月来咳嗽加重，尤以夜间明显，并伴有右胸痛；入院前1天间断咯血数次，总量约500ml，伴低热，遂来我院急诊。既往无肝炎病史及接触史。家族中有活动性肺结核病人并密切接触。有服止痛片过敏皮疹史。现早孕第一胎2个月。

1932年我出生在福建省福州市的一个旧式家庭里，祖父及父亲虽是平民，但家教很严。我念小学时正值抗战时期，福州先后两次沦陷，家父不愿我年幼即受亡国奴之苦，让我随学校去闽北山区苟且求学。1945年日本投降后，我回到福州，考入英国圣公会办的三一中学，该校有英籍教师担任英语授课，为我进一步攻读英语创造了良好条件。1950年，即福州解放次年，我高中毕业后，遂就读于福建医学院。该校的前身为解放前福建省唯一的一所公立医学院校，当时教学条件很差，设备简陋，但校风严谨求实，学生们大多勤于学业，生活作风十分简朴，老师们在条件不甚完备的情况下授课非常认真。陈捷先、王中方老师对诊断学基本功的严格要求和查房时的精辟分析，以及他们对病人认真负责的态度，对教学一丝不苟的精神，至今仍历历在目，记忆犹新。这使我对临床医学产生了浓厚兴趣，并激励我去当一名好医生和好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