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 · 第51卷第04期

美国心脏病学会（American College of Cardiology，ACC），创建于1949年，最初由14名心血管专家组成。该学会是一个拥有39000多名会员的非营利性医学团体，学会成员包括内科医师、护士、护师、医生助理、药剂师和管理者，通过提供心脏病学方面的教育等提高内科医师的诊疗技术，向通过其严格资格考核的心血管专家颁发证书。学会旨在通过持续改善质量、以病人为中心的关怀、支付改革和专业化途径提高心血管患者的生活质量。

美国肝病研究协会（American Association for the Study of Liver Diseases，AASLD）是由肝病专家组成的专业学术机构，其宗旨是预防和治愈肝病，其使命是促进肝病学科学研究和实践、肝移植和肝胆手术的发展，从而提高肝脏健康水平，为肝胆疾病患者提供最佳的治疗方法。

临床实践指南建议急性心肌梗塞（AMI）患者血钾水平应保持在4.0～5.0mEq/L。近日一项研究对38689例AMI患者进行了回顾性队列研究。结果发现，入院后平均血钾水平和住院死亡率呈U型关系，多变量调整后此关系仍然不变；AMI住院患者中，入院后血钾水平在3.5～4.5mEq/L之间的患者死亡率最低（JAMA，2012，307：157-164）。

普通感冒是最常见的急性呼吸道感染性疾病，据统计，成人每年患普通感冒平均2～6次，儿童平均6～8次。普通感冒虽然很“普通”，但也可以成为严重的社会与经济负担。据美国的资料显示，30％的误学和40％的误工是由普通感冒引起，每年用于治疗感冒的非处方药物花费近20亿美元，而抗菌药物的使用花费亦高达22.7亿美元。尽管普通感冒一般预后较好，且为自限性疾病，但其症状常会导致患者多种不适，临床医生也常常面临着何时以及如何给予感冒患者合理治疗等问题。2010年由中国哮喘联盟和中国循证医学中心共同组织进行的一项关于“普通感冒的诊治现状与认知程度的调查”表明，临床医师对普通感冒的认知程度存在一定差距，导致了治疗上的混乱，临床实践中存在重复用药、不恰当联合用药、滥用抗菌药物和抗病毒药物等情况。

普通感冒是由多种病原体引起的一种十分常见的急性呼吸道感染性疾病，其中以鼻病毒（30％～40％）和冠状病毒（10％～15％）[1]为主要致病病毒。普通感冒可发生于任何年龄，其中以儿童更为常见。国外资料统计显示，成人每年患普通感冒平均2～3次，儿童则约为5～7次[2]，10％～15％的儿童每年感冒达12次[3]。普通感冒的发生与季节明显相关，尤以冬、春季为高发季节。2006年广东市居民普通感冒发病调查显示，普通感冒发病率为83.27％，其中春、夏、秋、冬季发病率分别为33.19％、15.81％、17.63％、20.38％，不同季节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4]。此外，普通感冒的发生率还受心理压力、睡眠质量[5]和基础疾病的影响[6]，如心理压力大、睡眠质量差均可明显增加普通感冒的罹患率[5]；同时，呼吸系统疾病、循环系统疾病或糖尿病均与感冒易感性相关，有呼吸系统基础疾病者感冒易感性是健康人的13倍，有循环系统基础疾病者是健康人的3.5倍，有糖尿病者是健康人的3倍[6]。

普通感冒是一种主要由病毒感染引起的急性呼吸道感染性疾病，虽然国内外相关指南一致推荐普通感冒的治疗应以对症治疗为主，无需使用抗菌药物[1-3]，但在临床实践中，普通感冒治疗中抗菌药物滥用情况依然普遍，我国已成为世界上抗菌药物滥用最严重的国家之一，究其原因除医护人员滥用抗菌药物外，广大群众对抗菌药物使用知识的匮乏，且存在诸多误区，是导致不合理使用抗菌药物的一个主要原因。现对普通感冒治疗中抗菌药物的滥用情况及其原因分析如下。

目的　通过了解普通感冒患者对感冒的认知程度及感冒用药习惯，为今后开展公众教育提供参考依据。方法　采用自行设计的感冒调查表，就患者一般情况、感冒患病、认知程度、治疗情况等对既往3个月内因感冒就诊的患者进行问卷调查。结果　实际共计调查患者5021例。52.21％（2609/4997）的患者不能正确认识感冒病因，12.99％（649/4995）的患者不清楚感冒的危害，34.80％（1739/4997）的患者不能正确区分普通感冒与流行性感冒，30.07％（1504/5001）的患者认为感冒必须经过治疗才能痊愈，68.24％（3410/4997）的患者不能正确认识流感疫苗的作用；61.14％（3058/5002）的患者感冒后经常口服药物甚至输液治疗，59.77％（2988/4999）的患者并非经由医生处方药物治疗，而是去药店自选购买感冒药物，少数去医院点名购买感冒药物；19.42％（968/4985）的患者不清楚感冒药物的副作用，19.72％（984/4985）的患者不清楚感冒药物的有效成分。感冒认知正确度在不同年龄、不同受教育程度者间存在明显差异，年龄大、受教育程度高者感冒认知的正确程度高。结论　患者对感冒的认知存在一定程度的错误认识，不同受教育程度、不同年龄的患者存在较大差异。我国对公众关于感冒的健康教育还有待加强。

目的　通过了解普通感冒患者对感冒的认知程度及感冒用药习惯，为今后开展公众教育提供参考依据。方法　采用自行设计的感冒调查表，就患者一般情况、感冒患病、认知程度、治疗情况等对既往3个月内因感冒就诊的患者进行问卷调查。结果　实际共计调查患者5021例。52.21％（2609/4997）的患者不能正确认识感冒病因，12.99％（649/4995）的患者不清楚感冒的危害，34.80％（1739/4997）的患者不能正确区分普通感冒与流行性感冒，30.07％（1504/5001）的患者认为感冒必须经过治疗才能痊愈，68.24％（3410/4997）的患者不能正确认识流感疫苗的作用；61.14％（3058/5002）的患者感冒后经常口服药物甚至输液治疗，59.77％（2988/4999）的患者并非经由医生处方药物治疗，而是去药店自选购买感冒药物，少数去医院点名购买感冒药物；19.42％（968/4985）的患者不清楚感冒药物的副作用，19.72％（984/4985）的患者不清楚感冒药物的有效成分。感冒认知正确度在不同年龄、不同受教育程度者间存在明显差异，年龄大、受教育程度高者感冒认知的正确程度高。结论　患者对感冒的认知存在一定程度的错误认识，不同受教育程度、不同年龄的患者存在较大差异。我国对公众关于感冒的健康教育还有待加强。

目的　通过了解各级医院医师对普通感冒的认知程度、诊断、感冒药物的用药习惯，为今后开展医学继续教育及合理用药提供参考依据。方法　采用自行设计的感冒调查表，就医师一般情况、对感冒的认知与治疗向既往3个月内处治过感冒的医师进行问卷调查。结果　实际共计调查1001名医师。749名（74.83％）医师认为感冒是指“普通感冒和流行性感冒”，其中79.84％（293/367）的住院医师和56.76％（42/74）的主任医师认为感冒是指“普通感冒和流行性感冒”；745名（74.43％）医师认为感冒一般病程为4～7d；895名（89.41％）医师认为老年人是最易出现感冒并发症的人群；669名（66.83％）医师认为冬季最易出现感冒；841名（84.02％）医师使用临床诊断方法诊断感冒；736名（73.53％）医师认为感冒虽然是一种自限性疾病，充分对症治疗可以减轻症状、改善生活质量，若病情加重应及时就医；745名（74.43％）医师认为临床治疗感冒时首选治疗方案为对症治疗，61.60％（494/802）的医师是根据患者的临床症状进行处方感冒药物，505名（54.24％）医师临床治疗感冒时选择复方感冒药物，但仍有43名（4.30％）医师选择了抗菌药物治疗感冒。结论　我国临床医师对感冒的认知与治疗水平存在误区和差异，需进一步规范，应根据国内外指南规范感冒的诊疗行为。

目的　分析肺栓塞（PE）患者外周血单个核细胞IFN相关基因mRNA表达。方法　采用全人类基因组表达谱芯片检测PE组（20例PE患者）和对照组（20例对照者）受试者外周血单个核细胞（PBMC）IFN相关基因mRNA表达。结果　与对照组比，PE组受试者PBMCⅠ型IFN中IFNα5mRNA、IFNα6mRNA、IFNα8mRNA、IFNα14mRNA、IFNκmRNA、IFNω1mRNA、IFNε1mRNA表达下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Ⅰ型IFN受体IFNαR1mRNA、IFNαR2mRNA表达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Ⅱ型IFN——IFNγmRNA表达下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IFNγ受体——IFNγR1mRNA、IFNγR2mRNA表达上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PE患者中Ⅰ型和Ⅱ型IFN基因表达显著下调，提示IFN下降是分泌生成减少，结果导致PE患者对病毒、胞内菌、寄生虫易感。免疫功能降低在PE的病理生理中发挥重要作用。

目的　研究北京地区青年人群急性心血管事件院前死亡的现状及在不同特征人群中的特点。方法　以北京市公共卫生信息中心的“北京市出院病人信息系统”以及北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北京市死因监测系统”这两个政府常规卫生信息系统为基础，获得并分析25～45岁年龄组不同性别、不同区县、不同职业、不同婚姻状况的人群中，急性冠心病事件的总病死率和院前死亡构成。结果　2007—2009年北京地区25～45岁急性冠心病事件共3489例（男3183例，女306例），年龄（40.5±4.3）岁。总病死率3年合计为26.0％，女性明显高于男性（51.0％比23.6％，P<0.05），郊区和农村地区的总病死率高于城区（28.9％比22.9％，P<0.05）。25～45岁急性冠心病事件院前死亡在总死亡中的比例3年合计为95.0％（男95.2％，女94.2％），个体经营者的院前死亡在总死亡中的比例最高，为98.6％。64.8％的院前死亡发生地点在家中。结论　北京地区25～45岁急性冠心病事件的死亡90％以上发生于院前，死亡地点主要发生在家中。

目的　观察含硼替佐米的诱导化疗序贯自体造血干细胞移植（ASCT）治疗多发性骨髓瘤（MM）的疗效和安全性。方法　回顾性分析2006年6月至2011年6月在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接受含硼替佐米的方案诱导化疗序贯ASCT治疗的62例MM患者，所有患者均随访至2011年9月30日。结果　含硼替佐米的诱导化疗总反应率（ORR）为88.7％，≥接近完全缓解（nCR）率为66.1％，完全缓解（CR）率为24.2％。患者在接受ASCT后，CR率升至50.0％，≥nCR率升至82.3％，同诱导后的疗效相比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03和P=0.032）。移植后中性粒细胞重建时间、血小板重建时间分别为12.0（9～43）d、13.5（0～120）d。既往接受含烷化剂治疗患者的造血重建要慢于不含烷化剂治疗者，接受骨髓移植患者的造血重建慢于接受外周血干细胞移植患者。含硼替佐米诱导化疗期间及移植期间无预期外副作用发生。该组患者中位随访时间为26.5（7～61）个月，中位总生存期（OS）尚未达到，中位无进展生存期（PFS）为30个月。移植前疗效为CR/nCR患者组的OS和PFS均长于≤部分缓解（PR）患者组。结论　含硼替佐米的诱导化疗可提高ASCT的疗效，应用过程安全。移植前高缓解质量与长OS和PFS相关。

目的　探讨窄带成像放大内镜（NBI-ME）观察食管上皮内乳头状毛细血管襻（IPCL）对食管黏膜病变的诊断价值。方法　2009年11月至2010年11月就诊于解放军总医院消化内镜中心的患者首先进行普通白光胃镜检查，发现食管黏膜病变者纳入研究，应用NBI-ME对食管IPCL进行观察并分型，对病变黏膜行活检或内镜黏膜下剥离术，以病理组织学诊断为金标准，评价NBI-ME对食管黏膜病变的诊断价值。结果　145例次患者的146个部位纳入研究，经内镜下活检或内镜黏膜下剥离术术后病理组织学证实，其中炎症98例次，低级别上皮内瘤变（LIN）10例次，高级别上皮内瘤变（HIN）31例次，恶性肿瘤7例次。NBI-ME对食管黏膜炎症和恶性肿瘤的诊断准确率分别为100％（88/88）和7/7；而对LIN和HIN诊断的敏感度、特异度、准确率、阳性预测值、阴性预测值、阳性似然比及阴性似然比分别为7/10、69.8％（30/43）、69.8％（37/53）、35.0％（7/20）、90.9％（30/33）、12.5％（70/559）、2.3％（30/1290）和87.1％（27/31）、72.7％（16/22）、81.1％（43/53）、81.8％（27/33）、80.0％（16/20）、634.1％（837/132）、35.2％（124/352）。结论　采用NBI-ME可对食管IPCL进行分型，对食管黏膜的炎症和恶性肿瘤可进行精准的内镜诊断；而在黏膜不同级别上皮内瘤变的诊断中，对HIN的诊断具有相对优势。

目的　对神经内分泌肿瘤（NET）肝转移患者的临床特征及诊治情况进行总结，以加深对该病的认识。方法　回顾性分析1996年1月至2010年7月北京协和医院确诊的43例NET肝转移患者的临床资料。结果　（1）男∶女之比为20∶23，中位发病年龄47.5（26～70）岁，发病至确诊的中位时间为4（0～120）个月。（2）69.8％（30/43）的患者以肝转移灶为首发表现而就诊。（3）常规腹部影像学检查（B超、CT、MRI）对原发灶的检出率为65.1％（28/43），联合生长抑素受体显像、正电子发射计算机断层扫描（PET-CT）、超声内镜（EUS）中的1项或多项后检出率可提高到90.7％（39/43）（P=0.004）。（4）69.8％（30/43）的患者通过手术病理确诊。（5）发生肝转移的非功能性和功能性NET分别为28例和15例，原发灶均以胰腺[11例（39.3％）、11例（73.3％）]和胃[6例（21.4％）、2例（13.3％）]多见。（6）治疗方面：88.4％（38/43）的患者接受手术治疗，9.3％（4/43）的患者因仅发现肝转移灶漏诊原发灶而进行了再次手术；非手术治疗主要为长效醋酸奥曲肽、肝脏局部介入治疗、全身化疗及放疗，但随访病例数尚较少，难以评估疗效。结论　肝转移是NET的常见甚至首发表现，以非功能性NET居多，其原发灶以消化道最常见。联合生长抑素受体显像、PET-CT、EUS有助于提高原发灶的检出率。手术有助于明确诊断，但术前原发灶的诊断率有待进一步提高，以避免多次手术。

目的　回顾分析并比较原发性醛固酮增多症（原醛症）、原发性高血压（EH）和嗜铬细胞瘤3种不同病因高血压患者血浆肾素活性（PRA）、血管紧张素Ⅱ（AngⅡ）、醛固酮水平的差异及探讨运用醛固酮/PRA比值（ARR）的不同切点在高血压人群中筛查原醛症的敏感性和特异性。方法　采用放射免疫法测定北京协和医院内分泌科诊断的111例特发性醛固酮增多症（IHA）、118例分泌醛固酮的肾上腺皮质腺瘤（APA）、98例嗜铬细胞瘤及86例EH共计413例患者卧位及立位加速尿刺激后的血浆醛固酮、AngⅡ及PRA并计算ARR。结果　卧位及立位的血浆醛固酮水平在原醛症组[471（346,632）pmol/L和673（499,825）pmol/L]及嗜铬细胞瘤组[374（294,465）pmol/L和629（449,997）pmol/L]均高于EH组[277（224,332）pmol/L和427（341,501）pmol/L]，P值均<0.01，原醛症组中的APA组[576（416,731）pmol/L和726（554,906）pmol/L]高于IHA组[399（313,504）pmol/L和609（485,776）pmol/L]，P<0.01；卧位及立位的血浆AngⅡ水平在原醛症组[43.2（26.4,74.4）ng/L和60.1（38.5,103.6）ng/L]明显低于EH组[56.7（43.3,78.9）ng/L和84.3（61.3,108.4）ng/L]和嗜铬细胞瘤组[54.3（29.9,101.5）ng/L和102.8（49.9,167.0）ng/L]，P值均<0.01，而IHA组与APA组之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卧位及立位的血浆PRA为嗜铬细胞瘤组[0.3（0.2,1.0）μg·L^-1·h^-1和1.4（0.6,3.4）μg·L^-1·h^-1]>EH组[0.2（0.1,0.4）μg·L^-1·h^-1和0.6（0.4,1.0）μg·L^-1·h^-1]>原醛症组[0.1（0.1,0.1）μg·L^-1·h^-1和0.2（0.1,0.3）μg·L^-1·h^-1]，P值均<0.01,而APA组[0.1（0.1,0.1）μg·L^-1·h^-1和0.1（0.1,0.3）μg·L^-1·h^-1]<IHA组[0.1（0.1,0.2）μg·L^-1·h^-1和0.2（0.1,0.3）μg·L^-1·h^-1]（卧位P<0.01；立位P<0.05）；对肾素-AngⅡ有反应APA（26例）的醛固酮水平卧位低于、而立位高于肾素-AngⅡ无反应APA（92例）；立位ARR：原醛症组>EH组（P<0.01）>嗜铬细胞瘤组（P<0.05）、APA组>IHA组（P<0.01）。立位ARR为40（醛固酮单位：ng/dl；PRA单位：μg·L^-1·h^-1；醛固酮单位换算为pmol/L需乘以27.7，下同）时初筛原醛症的敏感性为93％，特异性为76％。结论　醛固酮、PRA和AngⅡ水平在原醛症、EH和嗜铬细胞瘤患者中明显不同；可选择立位ARR为40作为切点在高血压患者中筛查原醛症。

目的　回顾分析并比较原发性醛固酮增多症（原醛症）、原发性高血压（EH）和嗜铬细胞瘤3种不同病因高血压患者血浆肾素活性（PRA）、血管紧张素Ⅱ（AngⅡ）、醛固酮水平的差异及探讨运用醛固酮/PRA比值（ARR）的不同切点在高血压人群中筛查原醛症的敏感性和特异性。方法　采用放射免疫法测定北京协和医院内分泌科诊断的111例特发性醛固酮增多症（IHA）、118例分泌醛固酮的肾上腺皮质腺瘤（APA）、98例嗜铬细胞瘤及86例EH共计413例患者卧位及立位加速尿刺激后的血浆醛固酮、AngⅡ及PRA并计算ARR。结果　卧位及立位的血浆醛固酮水平在原醛症组[471（346,632）pmol/L和673（499,825）pmol/L]及嗜铬细胞瘤组[374（294,465）pmol/L和629（449,997）pmol/L]均高于EH组[277（224,332）pmol/L和427（341,501）pmol/L]，P值均<0.01，原醛症组中的APA组[576（416,731）pmol/L和726（554,906）pmol/L]高于IHA组[399（313,504）pmol/L和609（485,776）pmol/L]，P<0.01；卧位及立位的血浆AngⅡ水平在原醛症组[43.2（26.4,74.4）ng/L和60.1（38.5,103.6）ng/L]明显低于EH组[56.7（43.3,78.9）ng/L和84.3（61.3,108.4）ng/L]和嗜铬细胞瘤组[54.3（29.9,101.5）ng/L和102.8（49.9,167.0）ng/L]，P值均<0.01，而IHA组与APA组之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卧位及立位的血浆PRA为嗜铬细胞瘤组[0.3（0.2,1.0）μg·L-1·h-1和1.4（0.6,3.4）μg·L-1·h-1]>EH组[0.2（0.1,0.4）μg·L-1·h-1和0.6（0.4,1.0）μg·L-1·h-1]>原醛症组[0.1（0.1,0.1）μg·L-1·h-1和0.2（0.1,0.3）μg·L-1·h-1]，P值均<0.01,而APA组[0.1（0.1,0.1）μg·L-1·h-1和0.1（0.1,0.3）μg·L-1·h-1]<IHA组[0.1（0.1,0.2）μg·L-1·h-1和0.2（0.1,0.3）μg·L-1·h-1]（卧位P<0.01；立位P<0.05）；对肾素-AngⅡ有反应APA（26例）的醛固酮水平卧位低于、而立位高于肾素-AngⅡ无反应APA（92例）；立位ARR：原醛症组>EH组（P<0.01）>嗜铬细胞瘤组（P<0.05）、APA组>IHA组（P<0.01）。立位ARR为40（醛固酮单位：ng/dl；PRA单位：μg·L-1·h-1；醛固酮单位换算为pmol/L需乘以27.7，下同）时初筛原醛症的敏感性为93％，特异性为76％。结论　醛固酮、PRA和AngⅡ水平在原醛症、EH和嗜铬细胞瘤患者中明显不同；可选择立位ARR为40作为切点在高血压患者中筛查原醛症。

吸烟是慢性阻塞性肺疾病（COPD）最常见的危险因素。慢性阻塞性肺疾病全球创议（GOLD）指出，对COPD危险人群，特别是吸烟者，需要识别有无早期的气流受限。肺功能检查是诊断COPD的金标准，但其在国内外未得到广泛应用[1-2]。国际呼吸道组织（IPAG和IPCRG）推荐了基于症状的COPD筛查问卷，用于初级保健机构对40岁以上吸烟者COPD的筛查[3-4]。本研究旨在验证中文版COPD筛查问卷在我国吸烟者COPD筛查中的有效性。

心率的节律变化与心血管疾病的发生及预后密切相关[1]。Framingham心脏研究表明静息心率（RHR）增加的高血压患者可能是心血管疾病死亡的独立危险因素。血压昼夜节律消失与靶器官损害相关[2-3]，而心率变异（HRV）是评价心脏自主神经功能，预测预后的一项指标。我们旨在探讨高血压患者心率和血压的昼夜节律及RHR、平均心率（AHR）、夜间心率（NHR）与HRV的关系，对高血压高危患者的预后进行预测。

心率的节律变化与心血管疾病的发生及预后密切相关^[1]。Framingham心脏研究表明静息心率（RHR）增加的高血压患者可能是心血管疾病死亡的独立危险因素。血压昼夜节律消失与靶器官损害相关^[2-3]，而心率变异（HRV）是评价心脏自主神经功能，预测预后的一项指标。我们旨在探讨高血压患者心率和血压的昼夜节律及RHR、平均心率（AHR）、夜间心率（NHR）与HRV的关系，对高血压高危患者的预后进行预测。

系统性硬化症合并间质性肺疾病一例

以肺水肿起病的巨大囊性嗜铬细胞瘤一例

Graves病甲状腺功能亢进症（GD甲亢）作为临床上常见病、多发病，合并高钙血症比较常见，发生率3％～51％[1-3]，一般表现为轻中度高钙血症。GD甲亢发生高钙危象报道的病例多与合并甲状腺旁腺功能亢进症（甲旁亢）有关，以下报道1例GD甲亢合并高钙血症患者131I治疗后导致高钙危象病例。

系统性肥大细胞增生症一例

伴JAK2 V617F阳性慢性中性粒细胞白血病一例

血浆中的TG主要存在于乳糜微粒和极低密度脂蛋白（VLDL）中。乳糜微粒和VLDL统称为富含TG的脂蛋白（TRL），TRL经脂蛋白脂酶（LPL）分解后形成TRL残粒。血浆TG浓度升高反映了TRL水平升高。TRL产生过多和（或）清除减少都将引起血浆中TG浓度上升，从而导致高TG血症[1-2]。遗传和环境因素均在高TG血症的病因学中起重要作用，常见的遗传学病因是LPL基因缺陷，而常见的环境因素则包括热量摄入过多，长期大量饮酒，糖尿病或某些药物所致等[3]。

本研究旨在探讨中国HIV感染者奈韦拉平（NVP）血浆药物浓度与疗效和肝毒性发生的关系。

特发性肺纤维化（IPF）是一组病因不明，以弥漫性肺泡炎、肺泡单位结构紊乱和肺纤维化为特征的慢性炎症性间质性肺疾病，是肺纤维化疾病中的重要类型之一。其发病可能与病毒感染、氧化应激、自身免疫、药物、吸入有机或无机粉尘、吸烟、胃食管反流病[1]等有关。IPF通常为散发，但也可发生在家族中。有报道，家族性特发性肺纤维化（FIPF）约占总IPF的0.5％～2.2％[2]。近些年开展的一些遗传学研究认为，遗传因素或先天性易感因子的存在可能与本病有关。现重点介绍肺表面活性蛋白基因、ELMOD2基因及端粒酶基因与FIPF的研究进展，为FIPF的进一步研究提供信息。

侵袭性真菌感染（invasive fungal infection，IFI）是引起接受化疗或造血干细胞移植的血液肿瘤患者死亡的主要原因之一。由于IFI的早期诊断十分困难，导致确诊后治疗的效果较差、病死率较高，尤其是侵袭性曲霉菌病的病死率更高达40％～90％。鉴于早期启动治疗的重要性，真菌感染的经验治疗（empirical antifungal therapy）已在临床上普遍应用，成为国内外抗感染指南推荐的治疗策略。但由于经验治疗是基于非特异性发热基础上的，因而会存在过度治疗的可能，这既增加了治疗费用，又给患者带来了发生药物副作用的风险，且容易诱导真菌耐药。近年来“抢先治疗（preemptive antifungal therapy）”的策略逐渐受到关注，本研究旨在综述目前抗真菌抢先治疗概念的形成及其临床应用和研究现状，为临床医生抗真菌治疗策略的选择提供思路。

普通感冒（common cold）是最常见的急性呼吸道感染性疾病。但普通感冒并不“普通”，据国内外资料显示，普通感冒可造成严重的社会和经济负担，并可产生严重的并发症，甚至威胁患者生命而致死。2010年由中国哮喘联盟和中国循证医学中心联合组织的“普通感冒的诊治现状与认知程度的调查”表明，临床医师对普通感冒的认知程度存在一定差距，临床实践中存在重复用药、不恰当联合用药、滥用抗菌药物和抗病毒药物等情况。为进一步增进临床医师对普通感冒的正确认识，避免因治疗不当给患者带来的危害，进一步提高我国普通感冒的临床诊治水平，中国医师协会呼吸医师分会和中国医师协会急诊医师分会共同组织有关专家进行了认真讨论，参考国内外有关普通感冒诊治的共识和指导意见以及相关文献，起草了本共识，以规范普通感冒的诊治，指导正确合理用药，从而提高普通感冒的诊治水平，降低医疗成本。

第414例——胸闷、腹胀及血性多浆膜腔积液

第414例——胸闷、腹胀及血性多浆膜腔积液

中华医学会血液学分会定于2012年9月21—23日在上海世博中心召开中华医学会第十二次全国血液学学术会议。会议内容包括：（1）继续教育：邀请国内外著名专家介绍血液病领域的最新进展；（2）大会特邀报告：特邀国内外专家相关领域专题报告；（3）大会报告：从投稿的论文中择优选出；（4）专题发言：按贫血、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白血病、出血性疾病与易栓症。

国家级继续医学教育项目[项目编号：2012—12一01-018（国），学分8分]第三届全国中毒急危重症学术研讨会暨泰山中毒与职业病高峰论坛定于2012年5月18—20日在山东省济南市召开，本次大会由《中国工业医学杂志》山东特约编辑部、《医学综述》、《蛇志》、山东大学齐鲁医院中毒与职业病科联合主办，大会主题为“中毒急危重症的临床救治新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