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 · 第48卷第03期

器官移植技术为终末期器官衰竭患者带来新生希望，但移植后感染发生率高，显著影响患者长期生存率。近年来，器官移植相关病原体实验室检测取得显著进展，为临床提供重要支持。未来实验室检测需优化技术，结合多维度临床指标，提升移植前、中、后监测的准确性和可操作性。随着基础研究与临床实践结合，移植医学有望在提高患者预后和生存率方面取得更大突破。

分子检测是分子诊断在临床发挥作用的有力支撑和具体体现，随着分子诊断技术的不断迭代更新，分子诊断在精准医疗领域中的关注度有所提升，分子检测技术和解决方案显得更加重要。当前，分子诊断技术在临床应用中存在一定的瓶颈，即当前检测流程的自动化程度难以满足医务人员和患者日益增长的效率需求。分子诊断自动化应运而生，但目前现有的自动化技术仅仅是自动化设备辅助实验人员，没有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自动化。推荐2种不同思路的解决方案（基于POCT、基于流水线），来解决分子诊断自动化中分子检测存在的痛点，以期推动分子诊断自动化行业的发展及临床应用。

流式细胞术已经广泛应用于临床检验工作中。其质量控制涉及实验室的规范化管理、仪器操作、质量管理活动的开展等多个方面。然而，临床应用中仍面临实验室间的质量管理规范和操作标准尚未完全统一、流式细胞仪器操作及数据分析复杂导致结果易受人为因素影响、如何保证无室间质评检验项目结果的准确性等问题。为此，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检验医学专业委员会组织专家，结合国内外相关指南与行业标准，从人员与空间管理、标本管理、试剂与耗材管理、仪器管理、项目管理、室内与室间质量控制等方面对流式细胞术临床检验的质量控制进行了系统的规范，以期为流式细胞术临床检验规范化操作及应用提供指导。

目的 构建供者脑死亡器官捐献（DBD）肾移植（KT）术后1年内发生泌尿系感染（UTI）的预测模型。 方法 回顾性病例对照研究。收集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自2021年6月1日至 2023年1月31日共77例DBD 肾移植受者术后1年内UTI发生情况，依据是否出现UTI分为 UTI组（n=31）和非UTI组（n=46），UTI组中，男性女性分别占比58%和42%，年龄（42.5±11.6）岁，非UTI组中，男性女性分别占比72%和28%，年龄（44.0±10.2）岁，两组在性别（P=0.213）、年龄（P=0.548）分布上差异无统计学意义，收集KT受者的基本资料及肾功、降钙素原等检验指标，应用Logistic 回归进行单因素及多因素分析，确定其危险因素并应用机器学习（ML）构建预测模型及列线图，对于最终预测模型，从总体样本中抽取20%的样本作为测试集，剩余样本作为训练集进行10折交叉验证。 结果 单因素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出院前尿酸（OR=1.009，95%CI 1.003~1.014，P=0.004）、尿素（OR=1.283，95%CI=1.096~1.502，P=0.002）及降钙素原（OR=2.797，95%CI 1.006~7.772，P=0.049）与UTI发生相关。构建DBD 肾移植术后UTI的预测模型，选择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下面积（AUC）最大的逻辑回归模型作为最终预测模型，AUC为0.841（95%CI 0.619~1.000），敏感度和特异度分别为0.857和0.889。 结论 尿素、尿酸、降钙素原是DBD肾移植术后1年内发生UTI的危险因素，构建的逻辑回归模型可预测DBD肾移植术后1年内发生UTI的风险。

目的 分析肾移植术后长期患者尿路感染的临床特点、支原体和细菌的分布以及危险因素。 方法 采用回顾性病例对照研究方法，选取上海市静安区闸北中心医院2023年1月1日到2024年7月31日疑似尿路感染的402例肾移植后1年以上患者为研究对象，采用专用培养基对尿液进行支原体和细菌培养鉴定，分为细菌感染组（67例）、支原体感染组（56例）和非尿路感染组（288例），对感染组按照移植后时间进行分组，并检测感染时的肾功能主要指标和尿微量白蛋白（U-mALB），收集其临床相关资料，采用单因素比较法和多因素Logistic回归法分析引起尿液支原体和细菌感染的危险因素。 结果 402肾移植术后患者中，支原体阳性56例，阳性率为13.9%，其中脲原体46例，阳性率为11.4%；细菌阳性67例，阳性率为16.7%，排名前三的细菌是：大肠埃希菌（27例，6.7%）、肺炎克雷伯菌（10例，2.5%）和粪肠球菌（10例，2.5%）。支原体感染率在移植后1~<5年为26.8%（11/41），5~<10年为15.8%（18/114）），10~<20年为11.6%（22/190），20年及以上为8.8%（5/57），不同时间段之间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性别（χ2=8.21，P=0.004）、年龄（χ2=3.96，P=0.001）、移植后时间（χ2=2.83，P=0.005）和U-mALB水平（χ2=3.06，P=0.002）是术后支原体感染的危险因素（P<0.05）；性别（χ2=9.41，P=0.003）、合并糖尿病（χ2=4.42，P=0.035）、尿素氮（Z=2.68，P=0.007）、肌酐（Z=2.81，P=0.005）、胱抑素C（Z=3.87，P=0.001）、估算肾小球滤过率（Z=3.83，P=0.001）和U-mALB水平（Z=3.33，P=0.001）与细菌感染发生有关（P<0.05）。多因素分析结果显示患者女性（OR=2.81，95%CI 1.49~5.31，P=0.001）和年龄减小（OR=0.95，95%CI 0.92~0.98，P=0.001）是引起支原体感染的独立危险因素（P<0.05）；女性（OR=2.98，95%CI 1.58~5.64，P=0.001）和合并糖尿病（OR=2.06，95%CI 1.12~3.76，P=0.019）是引起细菌感染的独立危险因素。 结论 肾移植术后长期患者尿路感染以脲原体和革兰阴性菌为主，其中移植后1~<5年时间段支原体的感染率最高。女性和年龄减小是支原体感染的危险因素，女性和合并糖尿病是细菌感染的危险因素。

目的 观察伏立康唑血药浓度监测在肝移植受者个体化给药方面的临床应用，评估血药浓度与疗效和安全性的关系。 方法 回顾性病例对照研究，收集2019年8月2日至2023年5月28日期间于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进行肝移植手术的受者55例，其中男性33例，女性22例；年龄（41.94±22.12）岁。所有患者均使用过伏立康唑，共计接受了235次伏立康唑血药浓度检测。采用液相色谱串联质谱法检测伏立康唑血药浓度，比较不同药物浓度水平与疗效（真菌培养与鉴定结果转阴）和肝毒性（ALT、AST和ALP均高于正常区间上限的3倍以上）的相关性，采用多元线性回归分析伏立康唑血药浓度的影响因素。 结果 个体间和个体内的伏立康唑血药浓度的变异系数（CV）分别为94%和58%。球蛋白水平在3种不同血药浓度（<1 μg/ml，1~5.5 μg/ml，>5.5 μg/ml）组间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H=8.65，P=0.013）。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分析显示谷浓度<1.0 μg/ml时治疗失败的风险增加，曲线下面积（AUC）为0.75；谷浓度>4.4 μg/ml时肝毒性的风险增加（AUC=0.62）。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显示质子泵抑制剂（|t|=8.07，P<0.001）和其他抗真菌药物（|t|=3.82，P<0.001）的合并用药与伏立康唑血药浓度呈显著正相关，糖皮质激素（|t|=5.60，P<0.001）和抗病毒药物（|t|=3.59，P<0.001）的使用与伏立康唑血药浓度呈显著负相关。 结论 肝移植受者的伏立康唑血药浓度个体间差异大，受到给药方式和合并用药种类等因素的影响。控制血药浓度在在1.0~4.4 μg/ml范围内能在优化疗效的同时减少毒副反应发生。

目的 探讨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allo-HSCT）后患者外周血淋巴细胞亚群特征对白血病复发的意义及价值。 方法 回顾性队列研究。收集2021年4月1日至2023年12月31日北京陆道培医院收治的115例allo-HSCT白血病患者，其中复发患者26例，未复发患者89例。男性65例，女性50例，年龄为33（20，50）岁。采用流式细胞技术定期监测患者移植后外周血淋巴细胞亚群即总淋巴细胞、B淋巴细胞、T淋巴细胞、NK细胞、CD4+Treg细胞、CD3+CD4+CD8+T细胞、CD3+CD4-CD8-T细胞、CD28T细胞，讨论其在复发组患者中检测的意义。两组间比较采用χ2检验。对单因素分析有统计学意义的指标再进行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 结果 与非复发组患者相比，复发组患者复发前外周血中总淋巴细胞（458.5<1 003个/μl，U=1 118.00，P=0.004）、B淋巴细胞（4<51个/μl，U=687.00，P<0.001）、T淋巴细胞（320.5<721个/μl，U=746.00，P=0.006）、CD4+T淋巴细胞（57<150个/μl，U=629.50，P<0.001）、CD8+T淋巴细胞（240<468个/μl，U=1 150.00，P=0.017）、CD3+CD4-CD8-T细胞（5<32.5个/μl，U=259.00，P<0.001）、CD8+CD28+T细胞（92<298个/μl，U=294.00，P=0.002）、CD4+CD28+T细胞计数（43<141个/μl，U=245.50，P<0.001）、CD8+CD28+T细胞占CD8+T细胞百分比（63.3<70.9%，U=331.00，P=0.006）、CD4+CD28+T细胞占CD4+T细胞百分比（86.1<97.3%，U=313.50，P=0.003）均更低，CD4+Treg细胞计数（2.5>8个/μl，U=635.00，P<0.001）更高，上述两组间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患者移植后外周血中CD8+CD28+T细胞占CD8+T细胞百分比为复发的重要独立危险因素，ROC曲线结果显示AUC=0.724（>0.7，P<0.01），临界值为66.89，敏感度0.733，特异度0.613。 结论 外周血中低CD8+CD28+T细胞占CD8+T细胞百分比对于移植后复发有一定的提示预警意义。应用流式细胞术移植后定期监测患者外周血免疫细胞亚群，有助于了解患者免疫重建状态。

目的 探讨人工智能（AI）形态学辅助分析系统在急性髓系白血病伴发育异常（AML-MR）患者血细胞预分类中的应用价值。 方法 回顾性病例对照研究。收集2022年9月1日至2023年12月31日在浙江省台州医院初次诊断为AML-MR患者的骨髓和外周血细胞资料，共44例，其中男25例，女19例，年龄71.0（63.5，75.3）岁。骨髓及外周血形态学检查采用Morphogo细胞形态学辅助分析系统，以人工分类结果作为金标准，绘制混淆矩阵图，并评价AI细胞形态分析系统在AML-MR诊断中对骨髓及外周血各类细胞识别的精准度、敏感度及特异度；通过AI和人工分类的对比，分析病态造血对AI预分类的影响。 结果 AI完成了对AML-MR患者44份骨髓涂片和对应的42份外周血涂片的预分类，AI对骨髓涂片原始细胞预分类的精准度、敏感度和特异度分别为85.78%、91.01%和94.58%，AI对血涂片原始细胞预分类的精准度、敏感度和特异度分别为87.11%、87.05%和98.29%。AI对早幼粒细胞预分类的精准度和敏感度分别为54.26%和46.93%，对单核细胞预分类的精准度和敏感度分别为58.16%和68.34%，相对于原始细胞的预分类两者的精准度或敏感度均较低；对中性中、晚幼粒细胞，AI识别的精准度、敏感度也有所下降（两者分别为77.47%、66.25%和81.91%、63.29%）；AI对原始/早幼红细胞预分类的精准度、敏感度（67.71%、69.89%）均低于对中、晚幼红细胞的预分类（分别为83.43%、85.53%和92.97%、86.96%）。混淆矩阵及AI和手工分类对比分析表明，造成AI预分类精准度和敏感度下降的原因，除了因为AI对幼稚单核和成熟单核细胞之间以及单核细胞和早幼粒之间的常见分类混淆之外，还与病态造血有一定关系。而病态造血现象对成熟阶段粒细胞的AI预分类影响较小。 结论 AI对AML-MR患者骨髓和外周血涂片原始细胞的预分类的精准度、敏感度和特异度依然很高，AI形态学辅助分析系统可用于对AML-MR患者血细胞的预分类。

目的 通过流式细胞术分析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APL）和APL样NPM1基因突变的AML（NPM1mutAML）免疫表型差异，探讨早期快速鉴别诊断APL和NPM1mutAML。 方法 回顾性病例对照研究。收集自2018年2月2日至2023年12月16日温州医科大学附属台州医院确诊的72例APL，男42例，女30例，年龄42（32，57）岁。根据细胞形态学颗粒大小分为粗颗粒型51例，细颗粒型21例。细胞形态呈APL样且免疫分型CD34和HLA-DR双阴性的NPM1mutAML 45例，男20例，女25例，年龄58（47，65）岁。粗颗粒型12例，细颗粒型33例。应用多参数流式细胞术分析APL和NPM1mutAML免疫表型，细胞遗传学检查所有患者染色体核型，FISH法分析APL患者PML-RARa融合基因，测序法分析NPM1mutAML患者NPM1基因突变。抗原表达参数［表达率、中位荧光强度（MdFI）、荧光分布宽度（CV）］采用主成分分析（PCA），抗原表达率用Wilcoxon秩和检验，抗原阳性率比较用四格表卡方检验，部分抗原诊断的敏感度和特异度采用ROC曲线分析。 结果 APL和APL样NPM1mutAML抗原表达显示，CD123、CD64、CD13、CD9在APL中的表达率高于其在NPM1mutAML中的表达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Z值分别为-6.72、-6.29、-5.63、-7.67，P均<0.01）。在粗颗粒类型中，CD123、CD9在APL中的表达率高于其在NPM1mutAML中的表达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均<0.01）。在细颗粒类型中，CD123、CD13、CD64、CD9在APL中的表达高于其在NPM1-AML中的表达，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均<0.01）。ROC曲线显示：在细颗粒类型中，CD64、CD13、CD123、CD9在APL和NPM1mutAML诊断的曲线下面积（AUC）分别为：0.96、0.89、0.86、0.89，（P均<0.01）。在粗颗粒类型中，CD64、CD13、CD123、CD9在APL和NPM1mutAML诊断的AUC，CD64、CD13分别为：0.49、0.51（P均>0.05），CD123、CD9分别为：0.96、0.96，（P均<0.01）。各抗原表达（表达率、MdFI、CV）的主成分分析（PCA）显示，APL组和NPM1mutAML组集聚群完全分开。 结论 APL和APL样NPM1mutAML患者的抗原表达特征不同，尤其CD64、CD13、CD123、CD9联合检测可以快速鉴别诊断初诊APL和APL样NPM1mutAML。

目的 建立凝固曲线波形分析（CWA）参考区间，探讨其在鉴别获得性血友病A（AHA）和狼疮抗凝物（LA）阳性患者中的诊断效能。 方法 回顾性病例对照研究。收集2023年1月6日至2024年10月10日在南阳市中心医院的391份表观健康人血浆标本，男性260名，女性131名，年龄（45.53±14.85）岁。检测凝血酶原时间（PT）、活化部分凝血活酶时间（APTT）和凝血酶时间（TT）用于CWA参数最大反应速度（Min1）、最大凝血加速度（Min2）、最大凝血减速度（Max2）参考区间的建立。收集明确诊断的AHA和LA阳性患者共158例，年龄（42.46±14.83）岁，其中AHA患者34例，LA阳性患者124例，采用Mann Whitney U检验分析两组CWA参数之间的差异。利用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下面积（AUC）评估凝血常规CWA参数在鉴别AHA和LA阳性患者中的价值并计算截断值。 结果 PT-Min1、APTT-Min1、APTT-Min2、APTT-Max2、TT-Min1、TT-Min2、TT-Max2的参考区间分别为203.41~516.89、144.63~324.03、526.46~1 190.03、-404.96±157.22、159.17±60.34、272.29~686.99、-289.47~-113.76。与AHA患者CWA参数相比，LA阳性患者的APTT-Max2较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422.74（-577.50，-239.22）比-68.87（-92.85，30.28），Z=-7.43，P<0.01］；而APTT-Min1和APTT-Min2均较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287.01（188.03，382.50）比107.45（90.20，151.39）、972.88（601.20，1 351.19）比 229.10（118.38，371.67），Z=6.68、6.69，P均<0.01］。ROC曲线分析显示，APTT-CWA参数对AHA患者的诊断效能较高（AUC均>0.900），且APTT-Min1和APTT-Max2也可用于对AHA和LA阳性伴APTT延长患者的鉴别（AUC分别为0.660、0.700）。 结论 成功建立了CWA参数的参考区间。APTT-CWA有助于AHA和LA阳性患者的鉴别，APTT-Max2对鉴别AHA和LA阳性伴APTT延长患者具有较好的诊断价值。

目的 建立血清和肽素与炎症指标联合检测急性脑卒中（AS）的模型，探讨和肽素与炎症指标检测在AS临床诊断与预后评估中的价值。 方法 病例对照研究。纳入2024年1月1日至7月31日于湖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经急诊入院诊断为急性缺血性卒中（AIS）患者75例［男性46例，年龄（64.1±11.7）岁］和急性脑出血（ICH）患者45例［男性28例，年龄（61.0±13.9）岁］作为观察组，同期健康人60名［男性39名，年龄（64.4±8.2）岁］作为对照组（HC），比较不同组别之间血清和肽素水平和炎症指标的差异；绘制ROC曲线并分析和肽素与炎症指标对AS临床诊断和预后评估的价值；采用Kaplan-Meier法绘制生存曲线分析不同组别患者的住院期间生存率；Cox回归分析影响AS患者预后的危险因素。 结果 和肽素水平在AS表现为明显地升高，结果显示ICH>AIS>HC（H=100.11，P<0.001）；和肽素对AIS和ICH早期诊断（分别为AUC=0.893、敏感度89.3%、特异度75.0%；AUC=0.986、敏感度95.6%、特异度93.3%）与评估预后（分别为AUC=0.997、敏感度100%、特异度96.8%；AUC=0.907、敏感度86.7%、特异度86.7%）的效能最高，优于其他单一指标；和肽素与中性粒细胞与淋巴细胞比值（NLR）和全身免疫炎症反应指数（SIIRI）联合检测分别是AIS和ICH早期诊断（分别为AUC=0.937、敏感度77.3%、特异度98.3%；AUC=0.989、敏感度95.6%、特异度95.0%）与评估预后（分别为AUC=0.996、敏感度100%、特异度96.8%；AUC=0.944、敏感度86.7%、特异度90.0%）的最佳组合；Kaplan-Meier生存曲线显示和肽素、NLR低值组的AIS患者住院期间生存率较高值组良好（HR分别是54.46、7.608，P<0.01），和肽素、SIIRI、全身免疫反应指数（SIRI）、全身免疫炎症指数（SII）低值组的ICH患者住院期间生存率较高值组良好（HR分别是12.67、7.923、3.567、5.925，P<0.05）；Cox回归显示和肽素、NLR、术前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脑卒中量表（NIHSS）以及改良Rankin量表（mRS）是影响AIS患者预后的独立危险因素（HR分别是1.421、1.368、1.158、1.188，P<0.05），和肽素、SIIRI是影响ICH预后的独立危险因素（HR分别是1.308、1.113，P<0.05），格拉斯哥昏迷评分（GCS）是影响ICH预后的保护因素（HR=0.741，P<0.05）。 结论 和肽素与炎症指标能够反映不同亚型卒中的严重程度，单一或联合检测对于AS的临床应用表现出良好的价值，和肽素-NLR联合、和肽素-SIIRI联合检测分别是AIS与ICH早期诊断和预后评估的综合最佳生物标志物组合。

目的 探讨血清钙结合蛋白S100A9水平与特发性肺纤维化（IPF）患者肺功能的相关性。 方法 回顾性病例对照研究。选择2023年1月4日至2024年1月30日就诊于我院呼吸科并确诊为IPF的患者40例作为IPF组，其中男29例，女11例；年龄（65.3±8.4）岁，同时选择50例中日友好医院体检中心的健康体检者作为健康对照组，其中男38例，女12例；年龄（64.1±6.3）岁，检测血清S100A9水平以及肺功能。采用SPSS 19.0统计软件对数据进行统计学分析。采用参数检验（独立样本t检验）比较两组间血清S100A9水平以及肺功能差异，计数资料以例表示，采用χ2检验进行比较。采用Pearson相关性分析评价S100A9与肺功能的相关性，采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IPF的危险因素，以受试者工作（ROC）曲线分析钙卫蛋白S100A9预测IPF的价值。 结果 IPF组血清S100A9水平高于健康对照组［（132.47±21.46）pg/ml，（44.75±8.84）pg/ml，t=3.544，P<0.05］，第一秒用力呼气容积FEV1（1.38±0.19）L、用力肺活量FVC（2.38±0.59）L、第一秒用力呼气容积与用力肺活量的比值FEV1/FVC（57.98±6.13）、最大自主通气MVV（57.48±7.66）L/min均低于对照组［（3.24±0.65）L，（3.65±0.67）L，（88.77±7.97），（86.34±7.23）L/min，t=3.486；3.393；2.771；3.462，P<0.05］。S100A9与FEV1、FVC、FEV1/FVC、MVV、均呈负相关（r=-0.537；-0.458；-0.489；-0.511，P<0.05）。与肺泡灌洗液S100A9及高分辨率CT纤维化评分呈正相关（r=0.632，r=0.517；P<0.05）。S100A9预测 IPF 的曲线下面积为0.691。 结论 IPF患者钙结合蛋白S100A9水平增高，且与肺通气功能下降以及IPF发生密切相关，可以成为评估肺纤维化的标志物。

目的 构建一种基于DNAzyme自锁式探针的荧光信号放大技术，用于乳腺癌来源小细胞外囊泡（sEV）的免洗超敏检测。 方法 设计DNAzyme自锁探针，当样本中存在乳腺癌来源sEV时，脱氧核酶DNAzyme-锁链识别其特有的上皮黏附分子EpCAM，打开DNAzyme-锁链的封闭结构，恢复DNAzyme剪切活性，并将底物链上的RNA位点进行循环识别剪切，采用荧光标记剪切链的方式识别检测不同浓度的sEV，并计算检测限和检测范围。 结果 基于DNAzyme自锁式探针体系能够对乳腺癌来源sEV进行识别并检测到启动循环剪切后的荧光信号。该方法能够对sEV进行免洗识别检测，所检测的sEV浓度与荧光强度有良好的线性趋势（R2=0.98），线性检测范围为1.0×102~1.0×1.07 颗粒/μl，检测限为59 颗粒/μl。 结论 成功构建了一种乳腺癌来源sEV免洗定量分析检测策略，可实现特定细胞来源sEV的灵敏检测，为肿瘤的诊断提供技术支撑。

患者女，66岁，肾移植术后，2024年5月24日因反复间断腹泻16年余，再发30 d就诊上海交通大学附属仁济医院。采集小肠液找寄生虫，小肠液mNGS联合血mNGS均证实为卡晏环孢子虫感染。口服复方磺胺甲噁唑，患者腹泻症状好转。连续复查3次小肠液涂片均未发现卡晏环孢子虫。免疫功能低下患者合并慢性腹泻应排除寄生虫感染因素，无创性小肠液涂片联合mNGS检测为明确慢性腹泻病因提供了新手段。

器官移植是治疗终末期器官衰竭的重要的方法，但术后感染和排斥反应是影响患者生存率的主要因素。近年来，移植术后的人细小病毒B19（B19V）感染案例呈上升趋势。B19V是一种无包膜病毒，主要通过上呼吸道途径感染，并对骨髓中的红细胞祖细胞表现出明显的亲嗜性，导致红细胞的裂解和血液学异常。B19V病毒血症之后，可能会进一步感染其他细胞，引发炎症反应和组织损伤。在器官移植患者中，B19V感染可能导致慢性贫血，进而影响移植的成功率和患者的生存率。因此，对移植后B19V感染的诊断及监控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由于移植患者接受免疫抑制治疗，传统的血清学检测方法，如IgM和IgG抗体检测，在移植患者中往往不够可靠。相比之下，分子生物学检测，特别是实时荧光定量PCR技术，提供了更为精确的诊断途径。然而，B19V的三种基因型在核酸水平上存在多样性，这可能造成某些基因型的漏检。因此，对移植后B19V感染的检测，需要联合使用不同检测技术，以提高B19V感染诊断的准确性，同时需要进一步探索更精确的诊断方法，以加强移植后B19V感染患者的早期发现和有效管理，从而提高患者的生存率和生活质量。

幽门螺杆菌（H. pylori）被世界卫生组织列为一类致癌物，研究显示90%的胃癌与H. pylori感染有关。根除H. pylori可有效减少消化性溃疡的复发，降低胃腺癌的发病率。随着抗菌药物耐药性逐渐升高，H. pylori的根除治疗面临着巨大挑战。新的马斯特里赫特VI/佛罗伦萨共识建议常规进行药敏试验，以此提高H. pylori根除率。传统的细菌培养、鉴定方式对患者的依从性、实验条件、操作技术要求高，难以在临床常规开展。分子生物学检测方法具有快速、简便、准确和可重复性的优点，成为识别H. pylori抗菌药物耐药性的有效工具。本文总结了用于H. pylori耐药靶点检测的分子生物检测方法，包括其优点、局限性和所面临的机遇和挑战。

循环胎儿细胞已被证实含有完整的细胞结构以及胎儿全套基因组信息，对循环胎儿细胞的分离与检测是无创产前诊断非整倍体疾病、染色体微缺失、单基因性疾病的重要策略之一。然而循环胎儿细胞的含量极低，对循环胎儿细胞的分离与检测仍具有一定的挑战。近年来，多种微流控技术、新型纳米材料等新型循环胎儿细胞分离、富集方法得到应用与发展。循环胎儿细胞的两大类新型分离、富集方法在文中得以总结，并对各类新型分离方法的原理、优缺点及分离效果进行比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