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 · 第47卷第10期

特发性肺纤维化（IPF）是肺纤维化最常见的形式，是一种以进展快、不可逆、预后差为主要特点的慢性进行性间质性肺疾病，确诊的患者其中位生存期仅为3~5年，因此，及时的诊断和准确的评估对控制疾病、改善患者结局、延长生存年限至关重要。临床上诊断IPF的主要方法包括临床评估、影像学检查以及病理活检，但因其主要依赖于医生的临床经验、有创以及操作烦琐等因素，在临床实践中仍存在一定的困难。随着医学的高速发展，近年来与IPF发病机制密切相关的血液生物标志物不断被发现，这为IPF的临床实验室诊断、鉴别诊断、预后及疗效评估方法的建立提供了重要参考和依据。

特发性肺纤维化（IPF）是临床诊断较为困难的间质性肺病，寻找合适的生物标志物辅助IPF的诊断和预后监测，可以提高IPF患者早期诊断、及时治疗的比例，提高患者生存质量。

纯合子家族性高胆固醇血症（HoFH）是严重危及生命的罕见遗传代谢性疾病，以血浆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水平明显升高、皮肤和/或肌腱黄色瘤和早发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血管疾病快速进展为主要特征，而早期筛查及治疗可很大程度改善患者预后。近年来，国际上发布了多个有关HoFH的指南和专家共识，呼吁加强对该病的认识及尽早诊治（特别要关注儿童）。虽然我国对家族性高胆固醇血症的诊断与治疗水平较10年前明显提高，但仍面临认知不足、诊治不利等诸多问题和严峻挑战。为此，中华医学会检验医学分会等多个学会组织多学科专家，对HoFH早期筛查与临床管理进行了讨论，并依据国内外最新临床研究证据及相关指南共识，结合我国HoFH患者的临床特点，对一些关键问题提出了共识性观点，并形成13条建议，以期促进HoFH的早期筛查、早期诊断和临床管理的规范化，从而改善患者预后。

目的 利用检验指标构建联合诊断模型，并评估其在间质性肺病患者临床评估中的应用价值。 方法 方法学建立及验证。收集2022—2023年中日友好医院收治的特发性肺纤维化（IPF）患者101例，非IPF间质性肺病患者107例，并收集同时期健康人群98名。将各组人群通过完全随机化分组分为建模组（180例）和验证组（126例），收集患者的血清标本和临床检验指标检测结果［白细胞总数、淋巴细胞计数、单核细胞计数、血红蛋白浓度、高敏C反应蛋白、涎液化糖链抗原6、总胆固醇、甘油三酯、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腺苷脱氨酶、神经元特异烯醇化酶、甲胎蛋白、癌胚抗原、细胞角蛋白19片段、糖类抗原15-3、胃泌素释放肽前体和鳞状细胞癌抗原及白介素1（IL-1）、IL2、IL-4、IL-5、IL-6、IL-8、IL-10、IL-12p70、IL-17、肿瘤坏死因子-α、干扰素-α、干扰素-γ］，分别对各组纳入的检验指标进行多重共线性检验、单因素和多因素Logistic回归模型，建立列线图并通过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校准曲线和临床决策曲线对模型进行验证。 结果 糖类抗原15-3（OR=1.285，95%CI 1.178~1.402）、白介素6（OR=1.128，95%CI 1.011~1.258）、腺苷脱氨酶（OR=1.465，95%CI 1.261~1.702）、涎液化糖链抗原6（OR=1.013，95%CI 1.008~1.017）是间质性肺病的独立危险因素，基于此 4 项指标构建列线图风险模型。构建的联合诊断模型AUC为0.967（95%CI 0.941~0.993），在验证组中联合诊断模型AUC为0.948（95%CI 0.911~0.984），决策曲线分析显示联合诊断模型诊断IPF的净获益在阈值0.01-1范围内均高于单个指标；甲胎蛋白（OR=1.403，95%CI 0.975~2.019）和鳞状细胞癌抗原（OR=0.531，95%CI 0.321~0.878）是IPF的独立危险因素，构建的联合诊断模型AUC为0.703（95%CI 0.597~0.810），联合诊断模型在验证组AUC为0.642（95%CI 0.528~0.757），通过校准曲线和临床决策曲线验证发现其在IPF鉴别诊断中具有一定价值。 结论 糖类抗原CA15-3、白介素6、腺苷脱氨酶和涎液化糖链抗原6是间质性肺病的危险因素，可用于构建联合诊断模型诊断间质性肺病；甲胎蛋白、鳞状细胞癌抗原是IPF的危险因素，可用于构建联合诊断模型区分IPF和非IPF间质性肺病，辅助临床诊断IPF。

目的 探讨支气管肺泡灌洗液（BALF）中细胞及细胞因子等实验室检查对间质性肺病（ILD）的诊断价值及其在评估疾病纤维化程度中的应用价值。 方法 回顾性分析。收集2021年1月1日至2023年12月31日在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治疗的ILD患者的临床资料［104例，男∶女=48∶56，（62.79±1.24）岁］。根据影像学评分将其分为轻度纤维化ILD组［53例，男∶女=26∶27，（61.32±1.71）岁］和中重度ILD纤维化组［51例，男∶女=22∶29，（64.31±1.88）岁］。选取同期HRCT提示无纤维化病变的社区获得性肺炎患者作为对照组［49例，男∶女=25∶24，（65.37±1.65）岁］。收集所有研究对象临床信息以及BALF淋巴细胞亚群分析、细胞因子及细胞学计数检测结果，采用Kruskal-Wallis H检验筛选差异指标，采用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评价差异指标评估ILD肺纤维化程度的临床价值。 结果 与无纤维化肺炎组相比，IL-6、IL-8、CD4+CD45RO+细胞和巨噬细胞占比（M%）在轻度纤维化ILD组中分别为3.93（2.44，13.975），304.82（146.83，476.51），97.51（88.37，98.82）和35（19.5，63）；在中重度纤维化ILD组中分别为14.65（4.72，52.21），393.60（177.08，1 416.98），97.36（90.57，98.55）和44（14，72）。与无纤维化肺炎组相比，IL-1β和白细胞（WBC）计数仅在中重度纤维化ILD组中分别为：11.64（2.44，46.09）和190（72，490）。 结论 与无纤维化肺炎组相比，BALF来源的IL-1β、IL-6、IL-8、CD4+CD45RO+细胞、WBC计数和M%可作为评估纤维化程度的潜在生物标志物，联合IL-1β+IL-6+IL-8+CD4+CD45RO+细胞+巨噬细胞占比对中重度纤维化ILD具有较好的诊断效能。

目的 评价尿液蛋白质组学在间质性肺病中的诊断价值。 方法 病例对照研究，选择2023年3月12日至4月15日中日友好医院明确诊断间质性肺病患者10例，年龄（56.70±14.78）岁，肺部感染患者9例（年龄51.30±23.26岁）；中日友好医院体检中心体检者健康对照10名（年龄50.20±6.07岁），使用液质联用蛋白质组学技术对三组人群的尿液进行尿液蛋白质组研究。基于数据非依赖型采集质谱定量技术对三组人群进行比较，组间采用t检验，并进行相关功能分析。 结果 共鉴定2 730个蛋白；尿液蛋白质组基于正交信号校正的偏最小二乘判别分析可以对三组人群进行明显区分；对蛋白进行定量比较，差异蛋白筛选标准为P<0.05和蛋白丰度倍数变化为>3/2或<2/3，发现间质性肺病患者与健康人中存在49个差异蛋白，间质性肺病患者与感染性疾病患者中存在57个差异蛋白；对差异蛋白进行GO和KEGG分析，显著富集到ECM受体相互作用、补体和凝血级联通路等通路。 结论 尿液蛋白质组学能够有效地区分间质性肺病患者和肺部感染患者及正常人群，本实验中鉴定的差异蛋白具有一定的诊断性能（AUC值0.68~1.00），可以作为潜在的疾病标记物用于间质性肺病的诊断。

目的 通过转录组测序及功能基因组学分析探讨肝癌肿瘤微环境（TME）相关基因与铜死亡及肝癌预后的关系。 方法 生物信息学与基础实验相结合的综合研究。利用癌症基因组图谱（TCGA）数据库下载424例肝癌（LIHC）患者的表达谱和临床病理信息，评估免疫评分（ImmuneScore）和基质评分（StromalScore），分为高分组和低分组，比较后取交集筛选出差异表达基因（DEG）；利用单因素Cox回归分析和蛋白质相互作用（PPI）网络分析确定核心DEG；通过R语言和Kaplan-Meier分析核心基因表达水平与肝癌患者生存时间之间的关联，利用Kaplan-Meier Plotter在线数据库验证；构建肝癌铜死亡细胞模型进行RNA-seq测序，探索铜诱导的细胞死亡过程中基因表达变化；利用体外细胞实验进行验证。 结果 共鉴定出1 701、2 041个与ImmuneScore和StromalScore相关的DEG，其中包含1 134个共同上调基因和60个共同下调基因。PPI网络中主导节点前30个核心基因与单因素Cox基因进行交叉分析，得到关键免疫基因CC-趋化因子受体7（CCR7）。肝癌组织中CCR7 mRNA表达水平较正常组织高（P<0.05），且CCR7高表达肝癌患者的总生存期（OS）比低表达患者更长（P=0.003）。Elesclomol-CuCl2处理能抑制肝癌细胞存活率（P<0.001），铜死亡模型RNA-seq测序发现CCR7在诱导铜死亡发生时表达下调［|log2（FC）|=2.27，P<0.001］，CCR7表达下调增强了肝癌细胞对铜死亡激动剂的敏感性（P<0.001）。 结论 TME相关基因CCR7可能与铜死亡的发生相关，其表达下调有助于肝癌中铜死亡过程；CCR7有望成为肝癌预后的潜在生物标志物。

目的 分析CD24抗原在多发性骨髓瘤（MM）患者骨髓浆细胞（BMPC）上表达情况以及诱导治疗疗效的预测价值。 方法 观察性研究。本研究标本均来自2022年8月12日至2024年2月1日期间就诊于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积水潭医院血液科258例MM患者。按疾病不同阶段分为新诊断MM（NDMM）共78例［男42例、女36例、年龄（62±11）岁］、复发难治组56例（男34例、女22例、年龄64±9岁）、疾病缓解组124例［男68例、女56例、年龄（62±10）岁］。以多参数流式细胞术（MFC）检测MM患者BMPC上CD24抗原表达水平作为研究对象，分析CD24表达与MM疾病状态的关系。回顾性分析78例NDMM患者初诊时临床资料及实验室结果，包括性别、年龄、MFC检测目的抗原CD24及对照抗原（包括CD19、CD20、CD24、CD27、CD56）的结果、诱导治疗后评效、ISS分期、R-ISS分期、血红蛋白、β2微球蛋白、人血白蛋白，血肌酐、乳酸脱氢酶、校正血钙、BMPC比例、FISH检测结果。以NDMM患者初诊时MFC检测BMPC上CD24及对照抗原阳性率作为研究对象，按照诱导治疗评效不同分为深度缓解组［包括完全缓解（CR）和非常好的部分缓解（VGPR）］共43例，非深度缓解组（非CR和VGPR）共17例，采用单因素分析对比两组患者BMPC上各抗原表达的差异，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患者初诊时抗原表达与诱导治疗后疗效的关系。以NDMM患者初诊时CD24阳性率和诱导治疗后是否达深度缓解作为研究对象，利用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分析CD24对NDMM患者诱导治疗后达深度缓解的预测价值，同时得出最佳临界值。依据临界值将NDMM分成两组，比较两组间临床基线资料和预后指标之间的差异。 结果 NDMM、复发难治组、疾病缓解组的浆细胞CD24阳性率分别是2.18%（95%CI 0.08%~81.85%）、3.81%（95%CI 0.10%~64.56%）、8.74%（95%CI 0.79%~95.55%）。与疾病缓解组相比，NDMM和复发难治组的浆细胞CD24阳性率更低（Z分别为-7.889，-5.282，P均<0.001）。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深度缓解组与非深度缓解组之间初诊CD24阳性率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Z=-3.265，P<0.001），而两组CD19（Z=-0.271，P=0.787）、CD20（Z=-0.205，P=0.837）、CD27（Z=-0.582，P=0.560）、CD56（Z=-0.328，P=0.743）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二元Logistic回归结果显示与对照抗原［CD19（OR=1.045 95%CI 0.975~1.120，P=0.217）、CD20（OR=1.000，95%CI 0.971~1.030，P=0.976）、CD27（OR=0.997，95%CI 0.977~1.016，P=0.734）、CD56（OR=1.006，95%CI 0.990~1.006，P=0.449）］相比，NDMM患者浆细胞CD24的表达（OR=0.423，95%CI 0.215~0.423，P=0.013）与诱导治疗后是否达深度缓解的关系最为密切，初诊时CD24比例越低诱导治疗后达深度缓解的概率越小。CD24预测诱导治疗后评效达深度缓解的曲线下面积（AUC）为0.772（95%CI 0.655~0.889，P=0.001），敏感度60.50%，特异度85.00%，最佳临界值为2.21%。与浆细胞CD24阳性率≥2.21%组相比，浆细胞CD24阳性率<2.21%组的男性占比较高（39.47%对65.00%，χ²=5.092，P=0.024）、ISS分期Ⅲ期占比更高（41.67%对58.33%，χ²=6.175，P=0.046）、β2微球蛋白较高（3.19 mg/L对4.14 mg/L，Z=-2.257，P=0.024）、MFC检测BMPC占比也较高［（8.672±1.827）%对（19.530±3.188）%，t=-2.963，P=0.004］。 结论 浆细胞CD24阳性率低与MM患者较高的肿瘤负荷及较差的疾病状态密切相关。初诊时CD24阳性率可以预测诱导治疗后疗效，CD24比例低诱导治疗后疗效差。

目的 探讨基于患者数据的实时质量控制（PBRTQC）在提升室内质量管理效能中的应用价值。 方法 从与实验室信息系统（LIS）对接的PBRTQC实时质控智能监控平台上，收集2023年8月1日到2024年4月1日西安区域医学检验中心普检部患者红细胞计数（RBC）、白细胞计数（WBC）、硫酸脱氢表雄酮（DHEA-S）检测结果共35 631条，基于该平台进行患者数据分布特征检验、EWMA实时质控图程序建立、性能验证、效果评估、最佳程序选择及实时运行。统计最佳PBRTQC程序建立的性能评价指标、EWMA实时质控图的截断限范围、加权系数、累积均值、标准差SD、变异系数CV及其同一时间段的室内质控数据累积均值、SD及CV，同时与质量目标（1/3TEa）进行比较。根据质控过程记录、报警信息，变异系数分析比较在出现警告或报警提示时PBRTQC和传统室内质量控制的质控状态。 结果 RBC、WBC及DHEA-S最佳程序的评价指标分别为误差检出概率（Ped）在93%~97%之间，大于90%，假阳性率（FPR）0.0~0.5%，假阴性率（FNR）3.0%~7.0%，误差出现后平均检测出误差所需的患者样本量（ANPed）ANPed 5-11，符合最佳PBRTQC程序的质控效能质量要求。最佳程序EWMA质控图的患者结果截断浓度范围为RBC（3.92~5.16）×1012/L、WBC（4.28~7.50）×109/L、DHEA-S（830~2 160）μg/L；（2 160~4 210）μg/L。加权系数分别为0.05，0.03，0.03。真实世界应用中EWMA实时质控图显示检测系统分析性能稳定优秀，如失控报警：RBC，1次真报警，Ped 95.85%，FPR 0%。质控品室内质控：WBC，1次假报警；DHEA-S，21次假报警。EWMA累计CV均小于质量目标；质控品室内质控DHEA-S高低水平累计CV分别为：7.66%，9.47%，低水平累计CV大于质量目标（8.33%），除失控后高低水平累计CV为：4.12%，6.25%。 结论 PBRTQC EWMA法可实时、连续监测检测系统的患者数据，动态识别和较早提示分析过程中分析性能的微小变化，可作为质控品室内质控的补充，提高实验室质量管理效能。

目的 探讨全外显子组测序（WES）在成人遗传病分子诊断中的应用。 方法 回顾性病例分析。以2021年8月至2022年12月于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就诊的445例成人遗传病疑诊患者（18~80岁）为研究对象。通过WES对患者进行基因检测分析，采用美国医学遗传学与基因组学学会制定的序列变异解读指南进行检出变异的致病性分析。根据WES检测数据、临床表型和基因型进一步分析患者临床特征。 结果 成人疑诊遗传病患者的WES阳性检出率为28.08%（125/445），其中41~50岁患者阳性检出率最高，为34.33%（23/67）。125例成人遗传病患者共检出133种遗传病，心血管（63.16%，84/133）、神经（18.05%，24/133）和内分泌系统（13.53%，18/133）受累比例排前3位；成人遗传病中主要包括肥厚型心肌病（18.80%，25/133）、扩张型心肌病（16.54%，22/133）、马凡综合征（15.04%，20/133）、癫痫（9.02%，12/133）和家族性高胆固醇血症（4.51%，6/133），主要致病基因包括FBN1（14.29%，19/133）、MYBPC3（9.02%，12/133）、MYH7（9.02%，12/133）、LDLR（3.76%，5/133）、TTN（3.76%，5/133）和TNNI3（3.01%，4/133）基因。 结论 WES是成人遗传病诊断的有效检测方法，尤其在心血管、神经和内分泌系统受累的成人遗传病患者中阳性检出率较高。

目的 比较毛细管电泳法（CE）与离子交换层析-高效液相色谱法（CE-HPLC）和基质辅助激光解吸电离飞行时间质谱法（MALDI-TOF MS）间糖化血红蛋白（HbA1c）测定结果。 方法 方法学评价。收集2020年临床检测后的902份未含变异血红蛋白的正常全血样本及83份含变异血红蛋白的全血样本，其中变异血红蛋白样本主要分为α链变异、β链变异、γ链变异和δ链变异。902份正常样本分别用CE、CE-HPLC和MALDI-TOF MS 3种方法进行检测。以液相色谱串联质谱法（LC-MS/MS）作为参比方法，3种方法分别检测α链，β链，γ链3种变异血红蛋白与其进行比较。根据EP9-A3指南，分别用Passing-Bakolk回归分析和一致性相关系数（CCC）评估方法间的相关性及一致性。同时，评价3种方法间的不精密度，并以生物学变异最低偏倚2.3%为标准，评价方法性能。 结果 3种方法的不精密度均<2%。3种方法检测902份正常HbA1c结果的R2值和CCC均大于0.95。其中，MALDI-TOF MS与CE-HPLC的平均偏移绝对值高于生物学变异最低偏倚2.3%。以LC-MS/MS为参比方法，CE与LC-MS/MS检测α链，β链，γ链3种变异血红蛋白结果间的R2均大于0.95，γ链变异平均偏移绝对值高于生物学变异最低偏倚2.3%；CE-HPLC与LC-MS/MS检测β链变异结果间的R2为0.66，3种变异血红蛋白的平均偏倚绝对值均高于2.3%；MALDI-TOF MS与LC-MS/MS 3种变异血红蛋白检测结果间的R2均大于0.95，γ链变异平均偏倚绝对值高于2.3%。 结论 正常HbA1c样本中MALDI-TOF MS和CE-HPLC与CE检测结果间一致性较好。变异血红蛋白不同程度干扰3种方法的检测结果，CE法受到变异血红蛋白干扰较小。

目的 对1例Bel亚型新等位基因c.175_176insGA的家系进行血清学和基因型分析，并初步探讨糖基转移酶B弱表达的分子机制。 方法 描述性研究，选取1例23岁的男性无偿献血者及其家系成员为研究对象。采用试管法鉴定先证者及其家系成员的ABO和Le血型，应用凝集抑制试验检测唾液中B和H抗原，并对研究对象进行Sanger测序和PacBio（Pacific Bioscience）三代技术单倍型测序，鉴定基因型。最后应用Expasy软件对 DNA 序列进行氨基酸翻译并预测基因改变后的蛋白长度，应用ORF finder预测替代起始密码子以及mRNA开放阅读框，并进行蛋白表达机制分析。 结果 先证者及其姐姐血清学为Bel亚型，其母亲为ABel亚型，其父亲为正常O型，家系成员均为Le（a+b+）表型。Sanger测序结果表明，在先证者及其母亲和姐姐第4外显子均发现c.175_176insGA新等位基因。三代单倍型测序检测家系成员的单倍型发现，先证者ABO*O.01.02/ABO*BEL.NEW（c.175_176insGA），父亲ABO*O.01.02/ABO*O.01.02，母亲ABO*A1.02/ABO*BEL.NEW（c.175_176insGA），姐姐ABO*O.01.02/ABO*BEL.NEW（c.175_176insGA）。蛋白表达机制分析表明，虽然据推测ABO*BEL.NEW新等位基因发生了移码突变，在第5外显子提前出现了终止密码子p.Asp59Glu*fs20，编码无活性的糖基转移酶。但可利用替代起始密码子启动功能性Bel亚型糖基转移酶的翻译。 结论 Bel亚型新等位基因的表达与替代起始密码子启动Bel亚型糖基转移酶的翻译有关。

患者男，55岁，以“乏力、纳差半年余，发现肌酐升高1周”于2024年2月16日就诊于北京协和医院。综合临床表现及检验检查结果诊断为多发性骨髓瘤，我院就诊期间患者持续“低钠血症”（间接离子选择电极法测得Na 124~136 mmol/L），结合患者临床症状及血清渗透压结果（327 mOsm/kg H2O）考虑为高球蛋白血症导致假性低钠血症，未予干预，后续外院治疗期间因未识别出假性低钠血症而予高张盐水补液导致严重医源性高钠血症。建议对于各类原因导致的血清固相比例高于正常的患者，采用间接离子选择电极法测定血清钠极易出现假性偏低，可用直接离子选择电极法复测血钠以判断是否为真性低钠，避免为患者带来医源性损伤。

特发性肺纤维化（IPF）是多发生于中老年人的间质性肺病，中位生存期短，无法治愈，病因尚不清楚，目前认为其发病机制与细胞衰老有关，异常的细胞衰老导致受损的肺泡上皮细胞不能正常修复，促进了肺纤维化的发生，而衰老的细胞分泌特征性蛋白质，称为衰老相关分泌表型（SASP）。SASP通过不同信号通路在IPF患者肺纤维化过程发挥重要作用，因此研究SASP在IPF患者体内的表达水平和作用机制至关重要。

特发性肺纤维化（IPF）是一种病因不明的慢性间质性肺病，患者生存期短，预后不良，且难以完全治愈。目前IPF的主要诊断方法为高分辨率CT（HRCT），它的缺陷是受评判者主观影响大，重复性不高。因此，为了辅助IPF的诊断及预后，有必要研发新的生物标志物。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研究集中在外泌体（Exos），尽管它在恶性肿瘤和心血管疾病等领域的研究已经十分深入，但其对IPF的具体调控机制尚未完全阐明。此外，外泌体可由不同细胞和不同体液分泌，且在提示IPF风险和诊断预后方面都具有潜在的应用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