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 · 第47卷第07期

流式细胞术（FCM）是一种可对单个细胞的理化特性及生物学表型进行多参数分析的技术。FCM已成为辅助慢性病管理的重要手段，不仅用于慢性病的早期诊断，还可监测患者免疫状态、了解疾病进展和疗效以及评估预后，其临床应用范围从白血病、淋巴瘤等血液系统疾病扩展到实体肿瘤和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等。且随着技术的不断革新，一些新型FCM将在各类慢性病诊疗中发挥更多的作用，为优化慢性病的管理提供强有力的支持。

激素定量检测的准确性一直备受临床和检验专业人员关注。人体内大多数小分子激素存在浓度低、结构类似等特点，需高灵敏度、高特异度的检测技术实现其准确定量。近20年来，液相色谱-串联质谱技术因其独特的灵敏度和特异度优势逐渐从科研走向临床检验，被认为是对传统免疫学方法的有力补充，并在临床疾病诊疗方面不断取得重要成果。为深入探讨质谱技术在激素定量检测中的应用价值，中华检验医学杂志特邀来自临床内分泌学、检验医学领域的专家，围绕质谱技术在临床激素检测中的性能特征、面临的挑战及未来发展方向等总结其经验和看法。专家们一致认为，质谱技术在激素检测中的优势已非常清晰，有效解决了临床在内分泌疾病诊疗时的一些需求，但仍面临着人才储备不足、样本检测通量低、运营成本高且缺乏规范化管理等一系列挑战。

流式细胞术（FCM）是一项集光学、应用流体学、电子学和计算机等多门学科为一体的细胞分析技术。目前，FCM在血液系统肿瘤的诊断与治疗监测中广泛应用，但在非造血系统肿瘤（NHN）的临床应用仍处于初级阶段。近年来，随着分析需求的日益增长和科学技术的发展，一系列与现有高新技术高度整合的新型FCM逐步受到关注，例如质谱流式细胞术（CyTOF）、全光谱流式细胞术（SFC），这些新型FCM的出现为NHN患者临床实验室辅助诊断提供了更多的可能。该文阐述传统FCM、CyTOF与SFC原理及其在NHN诊断和治疗中的应用及前景，为FCM在临床检验的进一步拓展应用提供参考。

流式细胞术（FCM）是一种综合运用了光学、机械学、流体力学、免疫学等学科的实验技术，广泛用于临床检验。FCM临床检验报告以文字描述和必要的图片呈现检验结果，并给出解释性注释，提出实验诊断及进一步检验建议。然而，FCM检验结果的描述和报告书写规范尚未统一，致使不同医疗机构的FCM检验报告的可读性和严谨性参差不齐。为此，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检验医学专业委员会组织专家对FCM临床检验图文报告中的必要信息和书写格式进行规范，以加强实验室和临床对FCM检验结果的正确解读。

目的 分析多参数流式细胞术（MFC）检测骨髓标本中非肿瘤性异常表型相关疾病，包括意义不明的单克隆免疫球蛋白血症（MGUS）、单克隆B细胞增多症（MBL）、Fcγ受体Ⅲ类B（FcγRⅢB）缺失、CD36缺失等的表型特征。 方法 回顾性观察性研究。选取2020年1月3日至2024年3月31日于河北燕达陆道培医院进行骨髓白血病/淋巴瘤一步法MFC筛查肿瘤性疾病的24 864例患者。收集患者一般临床资料以及MFC结果。根据年龄分为<45岁组（11 495例）、45~<60岁组（5 322例）、≥60岁组（7 081例）；按疾病性质分为良性疾病组（8 336例）、恶性疾病组（15 562例）、其他组（966例）。分析各组骨髓标本中非肿瘤性异常表型的发生情况。 结果 MGUS、MBL、FcγRⅢB缺失、CD36缺失的发生率分别为0.072%（18/24 864）、0.511%（127/24 864）、0.221%（55/24 864）、0.004%（1/24 864）。恶性疾病组MBL的发病率低于良性疾病组（P<0.001），MGUS的发病率高于良性疾病组（P=0.034）。良性疾病组中各疾病类型的MBL发生率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1），其中全血细胞减少患者中MBL发生率最高为2.72%（48/1 765）；恶性疾病组中，各疾病类型的MBL、MGUS发生率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均<0.001），其中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骨髓增殖性疾病患者发生率均最高，分别为1.95%（3/154）、1.30%（2/154）。 结论 应用MFC进行白血病/淋巴瘤一步法检测的非肿瘤性异常细胞表型特征存在一定差异，对疾病的筛查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目的 多参数流式细胞术（MFC）分析筛选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APL）免疫表型特征。 方法 回顾性描述性研究。纳入2016年1月1日至2023年12月31日于河北燕达陆道培医院就诊的130例急性髓系白血病（AML）患者，其中经典型APL（cAPL）组44例，微颗粒变异型APL（APLv）组24例，非APL［包括NPM1突变AML（NPM1mut AML）、AML伴KMT2A重排等］组62例。采用MFC免疫分型法分析和比较各组侧向散射光（SSC）中位表达强度（MEI）及其白血病细胞与自身成熟淋巴细胞MEI比值（T/L MEIR），CD34、髓过氧化物酶（MPO）、CD64和CD9的中位荧光强度（MDFI）及其上述参数白血病细胞与自身成熟淋巴细胞MDFI比值（T/L MDFIR）差异；绘制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评价流式多参数模型对cAPL和非APL、APLv和非APL的鉴别诊断效能。 结果 cAPL组SSC的MEI、T/L MEIR高于APLv组和非APL组（P均<0.05），且APLv组高于非APL组（P<0.05）；cAPL组和APLv组CD34的MDFI均高于非APL组（P均<0.05），APLv组的CD34 T/L MDFIR高于非APL组（P<0.05）；cAPL组和APLv组MPO、CD9的MDFI、T/L MDFIR均高于非APL组（P均<0.05）；cAPL组CD64的MDFI、T/L MDFIR均高于非APL组（P均<0.05）。ROC曲线结果显示，SSC的MEI、CD64的MDFI、CD9的MDFI、SSC的T/L MEIR和CD9的T/L MDFIR诊断cAPL的ROC曲线下面积（AUC）分别为0.932、0.816、0.893、0.960和0.894，诊断APLv的AUC分别为0.725、0.737、0.791、0.729和0.736，其对鉴别cAPL和非APL、APLv和非APL均有较好的诊断价值（P均<0.05）。 结论 通过MFC方法可分析筛选APL的免疫表型特征，对cAPL、APLv和非APL患者进行鉴别诊断。

目的 分析结核病患者淋巴细胞亚群和12项血浆细胞因子的流式检测结果，探讨其在结核病中的诊断效能。 方法 回顾性病例对照研究。选取2022年1月至2023年12月在解放军总医院第八医学中心初诊的有病原学证据或临床确诊的结核病患者128例为研究对象，根据结核分枝杆菌感染部位分为肺结核组（83例）与肺外结核组（45例）。另选择性别、年龄与结核病患者相匹配的健康体检者100例为对照组。采用流式细胞术检测各组外周血淋巴细胞亚群和12项血浆细胞因子［包括10项促炎因子：白细胞介素（IL）-5、干扰素（IFN）-α、IL-2、IL-6、IL-1β、IFN-γ、IL-8、IL-17、IL-12p70、肿瘤坏死因子（TNF）-α和2项抑炎因子：IL-4、IL-10］水平。比较各组淋巴细胞亚群和血浆细胞因子水平的差异，采用Spearman相关法分析淋巴细胞亚群与细胞因子的相关性，二元Logistic回归筛选结核病相关因素，受试者工作曲线（ROC）评价结核病相关因素的诊断效能。 结果 与对照组比较，肺结核组和肺外结核组CD3+T淋巴细胞、CD3+CD8+T淋巴细胞、CD3+CD4+T淋巴细胞、NK细胞和B细胞绝对数较低（P均<0.05），肺结核组除IL-1β外的其他11项细胞因子水平均较高（P均<0.01），肺外结核组IL-6、IFN-γ、IL-17、TNF-α、IL-4和IL-10水平较高（P均<0.05）。与肺外结核组比较，肺结核组IL-8水平较高（P=0.026）。Spearman相关性分析显示，IL-6、IFN-γ、IL-8分别与CD3+T淋巴细胞、CD3+CD8+T淋巴细胞、CD3+CD4+T淋巴细胞、NK细胞和B细胞绝对数均呈负相关（IL-6：R2=-0.30、-0.28、-0.32、-0.26、-0.28；IFN-γ：R2=-0.36、-0.31、-0.37、-0.25、-0.36；IL-8：R2=-0.14、-0.13、-0.16、-0.14、-0.22；P均<0.001），IL-10与CD3+CD4+T淋巴细胞、NK细胞和B细胞绝对数呈负相关（R2=-0.14、-0.19、-0.21，P均<0.05）；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IL-6、IFN-γ、IL-8、IL-10是结核病的相关因素（OR=1.809、1.136、0.910、2.218，P均<0.05）；ROC曲线分析显示IL-6、IFN-γ、IL-8、IL-10联合诊断结核病的ROC曲线下面积为0.845，敏感度为0.766，特异度为0.820。 结论 肺结核和肺外结核患者的淋巴细胞亚群绝对数和细胞因子水平显示其免疫功能处于低下状态，促炎因子（IL-6、IFN-γ、IL-8）和抑炎因子（IL-10）水平明显升高，4项细胞因子联合检测对结核病具有较高的诊断效能。

目的 探究外周血淋巴细胞亚群在淋巴瘤EB病毒（EBV）感染不同状态患者中的预后价值。 方法 回顾性队列研究。选取2012年11月至2023年8月在徐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初诊确诊的333例淋巴瘤患者，其中弥漫性大B细胞淋巴瘤（DLBCL）组185例，NK/T细胞淋巴瘤（NKTCL）组100例，霍奇金淋巴瘤（HL）组48例。收集患者一般临床资料及实验室指标检测结果，采用流式细胞术检测淋巴细胞亚群比例、实时定量聚合酶链法检测EBV-DNA。通过查阅病例和电话随访，记录患者生存情况。采用Kaplan-Meier法绘制生存曲线，比较各组生存情况，Cox比例风险模型进行淋巴瘤生存时间相关因素分析。 结果 NKTCL组中EBV-DNA阳性患者占73.0%（73/100），高于DLBCL组的43.8%（81/185）和HL组的35.4%（17/48）（P均<0.001）。Kaplan-Meier生存曲线显示，DLBCL组CD19+B细胞和CD16+CD56+NK细胞水平异常（高于或低于正常参考范围）患者、DLBCL组EBV-DNA阴性的IgA和CD19+B细胞水平异常患者、DLBCL组EBV-DNA阳性的CD16+CD56+NK细胞水平异常患者的总体生存率均低于其正常水平患者（P均<0.05）。多因素Cox回归分析结果表明，CD19+B细胞水平异常是DLBCL组患者独立不良预后的影响因素（HR=2.098，95%CI 1.181~3.727，P=0.011），EBV-DNA阳性（HR=17.623，95%CI 2.397~129.565，P=0.048）和Ann Arbor分期（Ⅲ/Ⅳ期）（HR=2.770，95%CI 1.335~5.750，P=0.006）是NKTCL患者不良预后的影响因素。 结论 外周血淋巴细胞亚群在淋巴瘤不同EBV感染状态患者中存在差异，且CD19+B细胞水平可作为DLBCL患者独立预后的影响因素。

目的 建立应用于慢性阻塞性肺疾病（COPD）患者急性加重（AECOPD）的预警诊断模型，为临床提供简便、快速、准确的辅助诊断依据。 方法 方法学建立与验证。构建受试者样本库，选取2021年9月10日至2023年7月25日就诊于解放军总医院第八医学中心的COPD患者172例。其中102例为模型建立队列，有稳定期COPD（SCOPD）组49例（男性42例，女性7例），年龄（69.71±11.16）岁、AECOPD组53例（男性49例，女性4例），年龄（72.60±10.19）岁；其余70例为模型验证队列，有SCOPD组35例（男性28例，女性7例），年龄（69.97±10.40）岁、AECOPD组35例（男性33例，女性2例），年龄（71.43±9.67）岁。空腹采集外周血样本，采用流式细胞术检测白细胞介素（IL）-1β、IL-4、IL-5、IL-6、IL-10、IL-17A、干扰素（IFN）-α和肿瘤坏死因子-α（TNF-α）表达水平，通过Mann-Whitney U检验进行差异分析。采用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筛选与急性加重期慢阻肺患者的相关危险因素。通过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评价模型的诊断效力。 结果 模型建立队列中SCOPD组的IL-5［1.64（0.60，2.86）pg/ml］、IL-17A［1.42（0.88，2.29）pg/ml］、IFN-α［0.91（0.59，1.81）pg/ml］低于AECOPD组患者血浆中IL-5［4.68（2.34，9.40）pg/ml，Z=-5.362，P<0.001］、IL-17A［2.33（1.59，4.62）pg/ml，Z=-4.217，P<0.001］、IFN-α［2.83（0.91，3.75）pg/ml，Z=-3.913，P<0.01］水平，SCOPD和AECOPD组间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IL-5、IL-17A、IFN-α是COPD患者急性加重的独立危险因素（P<0.05），且回归方程为Y=-2.861+0.364×IL-5+0.385×IL-17A+0.445×IFN-α，三者联合检测时曲线下面积（AUC）值可达0.866（P<0.001）。模型验证队列中SCOPD及AECOPD组人群相比，IL-5、IL-17A、IFN-α联合检测AUC为0.858（P<0.001），Kappa值为0.773（P<0.05）。 结论 联合检测IL-5、IL-17A、IFN-α对急性加重期COPD患者具有较高的诊断效能，且该联合诊断模型性能可靠、与临床诊断的一致性较好、可行性高，为急性加重期COPD的临床诊断提供了新的潜在工具，具有进一步探索优化及推广应用的价值。

目的 筛选与结直肠癌肝转移以奥沙利铂为基础的新辅助化疗患者疗效相关的特征性肠道菌群及粪便代谢物，分析肠道菌群与粪便代谢物之间的关系，评估相关标志物在结直肠癌新辅助化疗中的疗效预测价值。 方法 病例对照研究。选取2021年10月—2022年7月在山东大学齐鲁医院就诊的34例结直肠癌肝转移患者为研究对象，根据疗效评价标准，分为化疗有效组（20例）和化疗无效组（14例），患者粪便样本进行宏基因组测序和非靶向代谢组学分析，获得与结直肠癌肝转移化疗疗效相关的菌群及代谢物特征，采用Logistic回归构建预测模型筛选可预测化疗效果的菌群及代谢标志物，绘制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以及生存分析曲线评价相关菌种和代谢物对新辅助化疗疗效的预测效果。 结果 化疗有效组与无效组患者的肠道菌群的α和β多样性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均>0.05）。在菌种方面，与化疗无效组比较，化疗有效组有5种菌种相对丰度上调，10种菌种相对丰度下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均<0.05），其中唾液普雷沃菌能有效预测化疗效果（ROC曲线下面积为0.750，P=0.007），敏感度为80.0%，特异度为71.4%，且其丰度高水平患者（17例）总生存率低于丰度低水平患者（17例）（χ2=5.239，P=0.022）。在代谢物方面，与化疗无效组比较，化疗有效组有20种代谢物上调，4种代谢物下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均<0.05），其中苏氨酸和前列腺素F2α-1-乙醇酰胺可区分化疗有效与无效患者（AUC=0.743、0.707，P均<0.05），并且两者相对丰度高水平患者（17例）总生存率高于低水平患者（17例）（χ2=4.748、5.407，P均<0.05）。通过筛选分析获得唾液普雷沃菌和前列腺素F2α-1-乙醇酰胺的Logistic回归模型，ROC曲线结果显示，该模型对患者的疗效具有较好的预测价值（AUC=0.836，P<0.05），敏感度为90.0%，特异度为78.6%，且模型预测生存概率高水平患者（17例）总生存率高于低水平患者（17例）（χ2=9.260，P=0.002）。 结论 唾液普雷沃菌和前列腺素F2α-1-乙醇酰胺可作为结直肠癌肝转移新辅助化疗效果的预测标志物，对患者预后判断具有较好的临床参考价值。

目的 探讨内皮损伤指标多配体蛋白聚糖1（SDC1）、不对称二甲基精氨酸（ADMA）对2型糖尿病肾病（DKD）患者早期诊断及病程监测的临床价值。 方法 横断面研究。选取2020年12月至2021年12月开滦总医院内分泌科住院的2型糖尿病患者232例进行回顾性分析，根据尿白蛋白/尿肌酐比值（UACR）和估算的肾小球滤过率（eGFR）分为单纯糖尿病组（50例）和DKD组（182例），其中DKD组根据DKD进展风险进一步分为低进展风险糖尿病肾病（LDKD）亚组90例、中进展风险糖尿病肾病（MDKD）亚组55例、高进展风险糖尿病肾病（HDKD）亚组37例。以同期体检中心40名健康者为健康对照组。根据N-乙酰-β-D-氨基葡萄糖苷酶/尿肌酐（NAG/Ucr）水平四分位数值，将DKD组患者分为Q1~Q4亚组，分别为45、45、46和46例。检测各组一般生化指标、SDC1和ADMA水平。采用Spearman相关法分析DKD患者SDC1、ADMA与肾小球、肾小管损伤指标相关性。多因素有序Logistic回归分析DKD进展风险及肾小管损伤的影响因素，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评价SDC1、ADMA对DKD的诊断性能。 结果 DKD组收缩压、舒张压、甘油三酯（TG）、血肌酐（Scr）、尿酸（UA）、NAG/Ucr、SDC1、ADMA水平高于SDM组和健康对照组（P均<0.05），总胆固醇（TC）、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LDL-C）、载脂蛋白B（AporB）、糖化血红蛋白（HbA1c）水平高于健康对照组，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HDL-C）水平低于健康对照组（P均<0.05）。HDKD亚组SDC1水平高于SDM组和LDKD亚组，ADMA水平高于SDM组，低于LDKD亚组（P均<0.05）；MDKD亚组SDC1水平高于SDM组和LDKD亚组，ADMA水平高于SDM组，低于LDKD亚组（P均<0.05）；LDKD亚组SDC1、ADMA水平高于SDM组（P均<0.05）。NAG/Ucr水平Q4亚组TC、AporB、HbA1c、Scr、UACR、SDC1水平高于Q1亚组，Scr、UACR、SDC1水平高于Q2亚组，Q3亚组HbA1c、Scr、UACR、SDC1水平高于Q1亚组（P均<0.05）。Spearman相关分析显示，SDC1与UACR、NAG/Ucr呈正相关（r=0.757、0.566，P均<0.05），与eGFR呈负相关（r=-0.337，P<0.05）；ADMA与UACR、NAG/Ucr呈正相关（r=0.197、0.142，P均<0.05）。多因素有序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SDC1、NAG/Ucr、Scr是DKD进展的独立影响因素（OR=2.043、1.067、1.047，P均<0.05），SDC1、HbA1c、UACR是DKD肾小管损伤的独立影响因素（OR=1.177、1.193、1.002，P均<0.05）。ROC曲线显示，SDC1诊断DKD的曲线下面积（AUC）为0.979，敏感度为92.31%，特异度为92.22%，ADMA诊断DKD的AUC为0.745，敏感度为81.32%，特异度为60.00%，两者联合诊断DKD的AUC为0.981、敏感度为90.66%、特异度为95.66%。 结论 SDC1是DKD进展和肾小管损伤的独立影响因素，可用于诊断早期DKD，并可用于监测DKD进展；ADMA可用于DKD的早期筛查。

目的 检测冠心病患者血清中3′端2′-O-甲基化（2′-O-methylation，2′Ome）修饰的微小RNA-486-5p（miR-486-5p）水平的变化，评估其作为辅助诊断冠心病生物标志物的临床应用价值。 方法 选取2021年1月至2022年12月于东部战区总医院确诊的冠心病患者70例及同期年龄、性别匹配的健康体检者60例进行回顾性病例对照研究。根据冠状动脉造影结果计算Gensini积分，将冠心病组分为轻中度狭窄（40例）和重度狭窄亚组（30例）。比较冠心病组及健康对照组的血清生化指标、miR-486-5p及2′Ome-miR-486-5p表达水平；采用Spearman相关性分析生化指标、Gensini积分与血清miR-486-5p及2′Ome-miR-486-5p水平的相关性；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血清miR-486-5p及2′Ome-miR-486-5p的水平对冠心病及冠状动脉狭窄程度的影响；采用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评价2′Ome-miR-486-5p水平对冠心病及冠状动脉狭窄程度的诊断价值。 结果 冠心病组血清miR-486-5p和2′Ome-miR-486-5p水平高于健康对照组［0.31（0.17，0.84）比0.21（0.11，0.49），Z=2.055，P<0.05；2.30（1.32，5.40）比0.86（0.55，1.72），Z=5.840，P<0.05］；轻中度和重度狭窄亚组血清2′Ome-miR-486-5p表达水平均高于健康对照组（P均<0.05），且重度狭窄亚组中血清2′Ome-miR-486-5p水平高于轻中度狭窄亚组［3.54（1.78，5.44）比1.63（1.25，4.07），Z=-2.053，P<0.05］。血清miR-486-5p和2′Ome-miR-486-5p水平均与Gensini评分呈正相关（r=0.277、0.479，P均<0.05）；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在校正了年龄、性别等混杂因素的影响后，血清2′Ome-miR-486-5p水平是冠状动脉狭窄程度的独立影响因素（OR=1.025，95%CI 1.002~1.049，P<0.05）。ROC曲线分析显示，血清2′Ome-miR-486-5p水平诊断冠心病、冠状动脉轻中度和重度狭窄的ROC曲线下面积分别为0.798、0.752和0.859，在最佳截断值为0.912、0.863和2.209时，敏感度分别为91.4%、92.5%和73.3%，特异度分别为56.7%、51.7%和81.7%。 结论 冠心病患者血清2′Ome-miR-486-5p水平较高，且是冠状动脉狭窄程度的影响因素，可作为冠心病患者辅助诊断的生物标志物。

目的 分析谷固醇血症（STSL）合并心脑血管事件患者的临床表现、基因及血液学检测结果。 方法 收集并分析2020年11月至2023年6月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门诊的11例STSL患者的临床资料、基因检测以及血液学结果。采用全外显子组测序技术检测脂代谢相关基因突变；酶终点法检测血清总胆固醇（TC）和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LDL-C）浓度；高效液相色谱法检测血清谷固醇浓度；酶联免疫吸附法检测C反应蛋白（CRP）、白细胞介素（IL）-6以及肿瘤坏死因子（TNF）-α水平；凝固法检测纤维蛋白原含量、蛋白C以及凝血因子Ⅷ（FⅧ）活性；免疫比浊法检测血管性血友病因子（vWF）抗原及活性，发色底物法检测抗凝血酶Ⅲ（ATⅢ）活性。 结果 11例患者均发生心脑血管事件，其中3例冠心病，6例脑梗死，2例冠心病合并脑梗死，4例伴有眼睑黄褐瘤，2例伴有关节炎。基因测序发现3种ABCG5基因突变（exon9：c.G1166A：p.R389H、exon9：c.T1195C：p.F399L、exon12：c.1762+1G>A）和3种ABCG8基因突变（exon4：c.445_453del：p.A149_V151del、exon11：c.1720G>A：p.Gly574Arg、exon13：c.1949T>G：p.Leu650Arg）。STSL患者的外周血口红细胞比例为（11.3±8.6）%，血清TC、LDL-C和谷固醇浓度分别为（6.8±2.4）mmol/L、（4.4±2.0）mmol/L和40.0（22.0，203.7）μmol/L；血清CRP、IL-6、TNF-α浓度分别为15.5（7.2，29.6）mg/L、（4.2±2.0）pg/ml和（6.7±1.5）pg/ml；PC、FⅧ以及ATⅢ的活性分别为（114±51）%、（110±41）%和（83±33）%，纤维蛋白原含量为（3.2±1.4）g/L，vWF抗原及活性分别为（305±168）%和（275±112）%。 结论 谷固醇血症合并心脑血管事件的患者存在复杂的脂代谢相关基因缺陷，其炎症介质CRP、凝血参数vWF等血液学指标明显升高。

目的 建立液相色谱-串联质谱（LC-MS/MS）定量检测人血清褪黑素的检测方法。 方法 方法学评价研究。收集2022年2月至2023年3月就诊于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心理医学科门诊，182例初诊睡眠障碍患者［男56例，女162例，年龄（45.51±16.31）岁］以及182名表观健康人群［男性87名，女性95名，年龄（48.55±11.93）岁］，检测两组人群血清褪黑素水平。使用液相色谱质谱系统，采用色谱柱（2.1 mm×100 mm，1.8 μm）进行分离。柱温35 ℃，流动相为0.1%的甲酸水溶液和纯乙腈，流速为0.4 ml/min梯度洗脱。以褐黑素-d4作为内标建立方法，进行方法学预验证，评价特异性和选择性、基质效应、携带污染、重复性。随后进行性能验证，评价定量下限、线性、精密度、回收率、稀释一致性和血清样本稳定性等参数。 结果 褪黑素的最低定量限为1 pg/ml，检测线性范围为1~500 pg/ml（r=0.999）。日间和批内不精密度的变异系数（CV）为3.07%~6.86%，均符合小于15%的要求，加标回收率结果为105.91%~116.30%。睡眠障碍组血清褪黑素的水平明显低于健康对照组［2.00（1.00，3.28）］比［8.35（4.28，14.80）］pg/ml，P<0.001。 结论 新建立的血清褪黑素LC-MS/MS检测方法分析性能符合要求，可用于检测血清中褪黑素含量。

对海南省2021年临床分离的4株血清型2型猪链球菌进行了培养纯化、基质辅助激光解吸/电离飞行时间质谱仪和生化分析鉴定、药敏试验、耐药基因检测和多位点序列分型。菌株1和菌株2为ST7型，菌株3为ST1型，菌株4为ST2302型；4株菌株对左氧氟沙星、青霉素、美罗培南、利奈唑胺、头孢曲松、头孢吡肟和达托霉素均敏感，3株对四环素、红霉素和阿奇霉素具有耐药性，2株对克林霉素和氨苄西林耐药，1株对氯霉素和万古霉素耐药，提示海南省多个地区可能存在猪链球菌感染源，猪链球菌ST分子分型呈现多样化。

检验医师是我国目前紧缺的高层次检验医学人才，其应具备夯实的临床和检验知识、扎实的临床与检验技能，同时还应兼具临床和检验思维，具备良好的医患沟通能力与病例分析能力。检验医师的培养依赖于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简称住培）。我国检验医师住培体系已基本建成，但其具体实施方法仍存在改进空间。因此，重庆医科大学第四临床学院住培基地围绕检验医师培训目标，依托以器官系统为主线的医学教学改革及“中心制”诊疗模式，以《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内容与标准》为指导，在检验医师住培中探索并实践以器官系统为主线的整合教学，力争实现临床疾病诊疗与检验项目应用的融会贯通，逐步建立具有特色的检验医师住培教学模式，培养具备初步临床检验能力的检验医师人才，同时也为我国2022年启动的“检验医师培养试验班”临床检验诊断学专业硕士的培养探索经验。

神经酰胺在鞘脂代谢途径中起着重要作用，影响细胞信号通路，调节细胞和机体代谢，并与多种疾病的发生发展有关。近年来，随着质谱技术在神经酰胺检测方面的应用与发展，神经酰胺或不同种类神经酰胺组合可能作为新型生物标志物，用于多种疾病的临床辅助诊断、风险评估及预后判断。该文综述了神经酰胺的生物化学特性、检测方法及其临床应用新进展，并对其作为生物标志物的应用价值前景进行展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