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 · 第46卷第12期

精准医学时代的到来开启了心力衰竭（HF）新型诊疗模式，各种组学技术的发展也促进了HF精准表型的研究和临床应用。HF患者受性别、年龄、身高、体重、药物、瓣膜病等诸多因素影响，同时其病程较长，病情复杂，不同的HF分型与分期也影响患者的治疗和预后。因而，临床上急需各种新型生物标志物以满足HF个体化诊疗的需要。随着表观遗传学、蛋白质组学、代谢组学和微生物学的最新进展，为HF个体异质性研究提供“加法”的有益补充作用。讨论现阶段各类型标志物尚存的应用问题和局限性。为未来，将所有个体化组学数据进行整合，为HF患者的精准医疗提供无限潜力。

射血分数保留的心力衰竭（HFpEF）是一种异质性疾病，其作为一种全身性综合征表现出不同的临床病程和预后状况，关键是目前常用HF治疗手段对其治疗的疗效不佳。针对HFpEF的诊疗，当下和未来我们是否应该把现有常用的标志物，如高敏肌钙蛋白和BNP/NT-proBNP应用好的基础上，把视野更多转向心脏外，特别是涉及心-肝-肺-肾等器官相互“串扰”的生物标志物。

外周血细胞免疫功能检测在实体肿瘤免疫治疗受益者筛选、免疫相关不良反应监测、肿瘤疗效及预后评估等方面受到临床关注。为促进临床有效选择和解读实体肿瘤诊疗相关的外周血细胞免疫功能指标，中国医师协会检验医师分会、北京医师协会医学检验专科医师（技师）分会、国家癌症中心、国家肿瘤区域医疗中心、国家医学检验临床医学研究中心（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组织相关领域的学术专家，对外周血细胞免疫功能指标包括T淋巴细胞亚群精细分型、髓源性抑制细胞和细胞因子的临床应用价值进行了充分总结，并撰写了专家共识，同时对外周细胞免疫功能实验室检测指标和方案或方法给出了推荐和参考方向，以期为实体肿瘤患者的精准诊疗提供帮助。

目的 探讨N末端B型利钠肽前体（NT-proBNP）轨迹对经皮冠状动脉介入术后的稳定性冠心病（SCAD）患者未来主要不良心血管事件（MACE）的预测价值。 方法 纳入2013年1月至2021年12月在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医院心内科住院的SCAD患者进行回顾性队列研究。共收集828例研究对象，其中男592例，女236例，年龄（66.44±11.71）岁。SCAD患者经皮冠状动脉介入治疗（PCI）术后的NT-proBNP分为3个轨迹组，即T1低-低组（219例）、T2中高-低组（363例）和T3高-高组（246例）。中位随访时间为2.1年，最长随访时间为9年，主要临床终点事件为MACE。采用酶联荧光法测定患者血清中的NT-proBNP浓度，通过潜类别轨迹模型确定不同轨迹组。采用Kaplan-Meier生存曲线及多因素 Cox比例风险回归模型评估NT-proBNP轨迹与SCAD患者MACE发生之间的相关性。 结果 共发生67（8.1%）起主要不良心血管事件，包括全因死亡43例（5.2%）、心力衰竭死亡13例（1.6%）、非致死性心肌梗死9例（1.1%）、非致死性卒中15例（1.8%）。Kaplan-Meier生存曲线分析显示，以MACE、全因死亡和心脏衰竭死亡为观察终点事件时，T1、T2和T3组SCAD患者间的生存曲线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值均<0.001）。经多因素Cox回归分析，T2组、T3组患者MACE发生风险分别为T1组的1.708倍（95%CI 0.72~4.05）、3.842倍（95%CI 1.625~9.081），且NT-proBNP轨迹组的MACE发生风险线性趋势检验存在统计学意义（P<0.001）。 结论 SCAD患者PCI术后的NT-proBNP轨迹组与MACE发生风险之间存在强关联，可作为 MACE发生的独立预测因子。随访期间动态监测NT-proBNP以获取纵向轨迹有助于识别SCAD高危患者，以便及时采取有效干预措施。

目的 研究慢性心力衰竭（CHF）患者血清胶原代谢物Ⅰ型胶原羧基端肽（CITP）和基质金属蛋白酶-1（MMP-1）比值（CITP/MMP-1）水平与心肌纤维化（MF）严重程度相关性及在MF的诊断和预后价值。 方法 回顾性研究，选取2021年5月18日至2022年2月30日在泰达国际心血管病医院心内科住院并行核磁检查的110例CHF患者，男86例，（56.60±11.15）岁；女24例，（60.06±12.02）岁。应用酶联免疫法检测血清CITP及MMP-1并计算CITP/MMP-1，全自动化学发光分析仪检测血浆脑钠肽（BNP）。采用方差分析及非参数检验比较各组间指标差异，Spearman 分析血清胶原代谢物与心肌纤维化严重程度相关性，Logistic 回归进行多因素分析，ROC 曲线评估相关指标的辅助诊断价值。对患者定期随访，记录出院后1年内主要不良心脏事件，包括心源性死亡、HF再住院、恶性心律失常、心肌梗死。Cox回归分析不良预后的危险因素。对LGE（+）组患者的CITP/MMP-1比值进行中位数分成两组，以及联合BNP、CITP/MMP-1比值进行中位数分组，用Kaplan-Meier进行生存分析，并用Log Rank检验。 结果 血清MMP-1及BNP在LGE（+）组中高于LGE（-）组（1.79 ng/ml>0.91 ng/ml，Z=-2.924；503 pg/ml>367 pg/ml，Z=-1.932；P均<0.05）；CITP/MMP-1比值在LGE（+）组中低于LGE（-）组（3.84<10.85，Z=-3.601，P<0.001）。MMP-1在CHF伴心律失常组中高于CHF组（1.98 ng/ml>1.25 ng/ml，Z=-2.016），CITP/MMP-1比值低于CHF组（3.25<5.73，Z=-2.751），P均<0.05。CHF患者血清CITP/MMP-1比值与MF严重程度成负相关（r=-0.363，P<0.001），BNP、MMP-1与MF严重程度成正相关（r=0.267，r=0.264，P均<0.05）。血清BNP与胶原代谢物MMP-1成正相关，与CITP/MMP-1比值成负相关（P均<0.05）。Logistic多因素回归分析发现，只有CITP/MMP-1是心肌纤维化的预测指标，OR值为 0.624（P=0.005）。ROC曲线评估血清BNP、MMP-1及CITP/MMP-1比值对HF患者心肌纤维化的辅助诊断价值，AUC 分别0.653、0.696、0.754。比较CITP/MMP-1比值及BNP诊断纤维化价值的ROC曲线的AUC的结果显示，CITP/MMP-1诊断纤维化的准确性优于BNP诊断的准确性，差异有统计学意义（Z=-3.808，P<0.001）。Cox回归分析结果显示CITP/MMP-1≤3.84是不良预后的危险因素，OR=2.647（P=0.009）。1年内随访Kaplan-Meier 生存分析结果显示CITP/MMP-1比值较低的一组的存活率明显低于较高组（P=0.014）。联合BNP、CITP/MMP-1比值的Kaplan-Meier 生存分析结果显示CITP/MMP-1升高及BNP降低组存活率高于CITP/MMP-1比值降低及BNP升高组（P=0.011）。 结论 CITP/MMP-1比值可作为交联程度的负相关指标，该比值在MF评估中优于BNP，对慢性心衰患者心肌纤维化有较好的辅助诊断价值，有望成为慢性心衰患者保护性指标并用于临床心肌纤维化评估。CITP/MMP-1比值与主要不良心脏事件发生率相关，CITP/MMP-1≤3.84可作为CHF患者预后心血管不良事件的预测因子。

目的 探讨血清肌酐与前白蛋白比值（Scr/PA）在心力衰竭合并肾衰患者的诊断及预后方面的应用价值。 方法 本研究为病例对照研究。回顾性分析2020年1月5日至2023年4月23日在大连市中心医院收治的慢性心力衰竭及心力衰竭合并肾衰患者的一般资料及实验室检查指标，并计算Scr/PA。比较两组患者一般资料及实验室检查指标，根据数据类型，分别采用t检验、Wilcoxon秩和检验、χ2检验进行组间比较。经单因素及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心力衰竭合并肾衰的危险因素。采用Spearman相关性分析Scr/PA与N-末端B型钠尿肽前体（NT-proBNP）和血红蛋白（HGB）的相关性。通过ROC曲线判断 Scr/PA与NT-proBNP对心力衰竭合并肾衰的预测价值。 结果 与心力衰竭组相比较，心力衰竭合并肾衰组甘油三酯［1.25（0.94，1.81）mmol/L比1.07（0.76，1.46）mmol/L，Z=-2.159，P=0.031］、D-二聚体［2.30（1.53，4.67）mg/L比1.63（0.64，2.96）mg/L，Z=-2.339，P=0.02］、NT-proBNP［18 500（9 575，30 000）pg/ml比4 865（1 600，9 800）pg/ml，Z=-5.637，P<0.001］、Scr/PA［0.233（0.188，0.351）mg/mg比0.064（0.044，0.103）mg/mg，Z=-8.197，P<0.001］更高，而白蛋白（33.9±5.2 g/L比36.3±4.3 g/L，t=-2.173，P=0.008）、估算的肾小球滤过率［12.86（7.88，17.40）ml/（1 min×1.73 m2）比65.82（48.66，86.32）ml/（1 min×1.73 m2），Z=-9.794，P<0.001］、HGB［（91±24）g/L比（123±23）g/L，t=-7.489，P<0.001］更低。经单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白蛋白（OR=0.900，95%CI 0.830~0.975，P=0.010）、HGB（OR=0.948，95%CI 0.930~0.966，P<0.001）、Scr/PA（OR=1.639，95%CI 1.346~1.957，P<0.001）与心力衰竭合并肾衰相关；经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只有Scr/PA是心力衰竭合并肾衰的独立危险因素。Scr/PA与NT-proBNP和HGB的相关系数分别为r=0.578和r=-0.559（P均<0.001）。Scr/PA与NT-proBNP对心力衰竭合并肾衰的预测AUC曲线下面积分别为0.927（95%CI 0.881~0.973，P<0.001），0.797（95%CI 0.717~0.877，P<0.001）。 结论 Scr/PA是心力衰竭合并肾衰的独立危险因素，其与NT-proBNP和HGB相关性较好。Scr/PA对心力衰竭合并肾衰的预测价值优于NT-proBNP。

目的 探讨射血分数保留的心力衰竭（HFpEF）合并高血压患者外周血 sST2水平及其与预后的关系。 方法 回顾性研究，连续选取2021年5月5日至2023年 3月9日于泰达国际心血管病医院和保定市第一中心医院住院治疗的共122例HFpEF患者，根据是否合并高血压分为HFpEF合并高血压组73例，男32例，（67.56±12.06）岁；女41例（70.61±9.95）岁和单纯HFpEF组49例，男25例，（67.00±11.64）岁；女24例，（70.12±7.49）岁，比较两组患者外周血sST2水平；对HFpEF合并高血压患者进行高血压分级和不同预后进行分组，比较sST2在不同分组中差异性；Logistic 回归进行多因素分析；ROC 曲线评估sST2对HFpEF合并高血压患者不良预后辅助诊断价值。对患者定期随访，记录出院后6个月内主要不良心脏事件，包括心源性死亡、心衰再住院；通过对sST2诊断不良预后的临界值分成两组，用Kaplan-Meier进行生存分析，并用Log Rank检验；Cox回归分析随访6个月高水平sST2是否为不良预后的危险因素。 结果 sST2在HFpEF合并高血压组和单纯HFpEF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sST2在高血压2级、3级中高于高血压1级（23.83 ng/ml比12.68 ng/ml，Z=-2.778，P=0.005；22.54 ng/ml比12.68 ng/ml，Z=-2.865，P=0.004）；BNP在高血压3级中高于高血压1级（582.95 pg/ml 比154.50 pg/ml，Z=-2.101，P<0.05）；sST2和BNP在预后不良组中高于预后良好组（30.10 ng/ml比18.95 ng/ml，Z=-2.803；685.00 pg/ml 比347.50 pg/ml，Z=-2.385），P均<0.05；Logistic 回归分析显示sST2是不良预后的危险因素（OR=1.045，P=0.013）；ROC曲线分析sST2水平对HFpEF合并高血压患者不良预后的辅助诊断价值（AUC为0.721，P<0.05）；随访6个月内sST2>29.12组心脏不良事件发生率高于sST2≤29.12组（44.00%比14.58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7.657， P=0.006）；Kaplan-Meier 生存分析结果显示sST2≤29.12组的未发生终点事件的患者比率高于sST2>29.12组（P=0.003）。Cox回归分析结果显示sST2>29.12组发生终点事件风险是sST2≤29.12组的3.879倍（OR=3.879，P=0.011）。 结论 sST2水平可作为HFpEF合并高血压患者不良预后指标，能够对HFpEF患者进行危险分层。高水平sST2与主要不良心脏事件发生率相关。

目的 探讨DTAS基因（DNMT3A基因、TET2基因、ASXL1基因、SRSF2基因）突变对初诊急性髓系白血病（AML）患者生存期的影响。 方法 收集2018年1月1日至2021年10月31日于徐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血液科接受二代测序检测（NGS）的163例AML患者的临床一般资料，包括患者的身高、体重、性别、年龄、骨髓原始细胞比例、诱导缓解方案、是否移植、外周血指标等进行回顾性分析。其中男88例，女75例，年龄48（33，59）岁。根据患者二代测序资料，将有上述4个基因任一突变者分为DTAS基因突变组，反之为无DTAS基因突变组。同时纳入40名健康对照研究DTAS基因突变与粒淋比和淋单比之间的关系。通过Kaplan-Meier法及Cox回归模型分析生存与预后指标。 结果 163例患者中，检出DTAS基因突变的患者50例（30.7%），未检出DTAS基因突变的患者113例（69.3%）。在50例DTAS基因突变的患者中，其中≥2个突变的患者有8例（16%），DTAS基因中有任一基因突变的患者有42例（84%）。DTAS基因突变组患者年龄较大、欧洲白血病网预后分层较差、缓解持续时间较短、诱导化疗后28 d重度骨髓抑制程度所占比例［21（61.8%）比31（34.8%）］较高（χ2=7.313，P=0.007），治疗后达完全缓解时，淋单比值较低，且低于健康对照组（Z=4.935，P<0.001）。Kaplan-Meier生存分析结果显示，DTAS基因突变组的总生存时间和无事件生存时间均低于无DTAS基因突变组（P均<0.01）。DTAS基因突变组的中位OS时间为21（95%CI 16.63~25.37）个月，低于无DTAS基因突变组的43（95%CI 33.01~52.99）个月（P=0.003，HR=2.041）。多因素Cox回归分析显示，DTAS基因突变是影响总生存时间的独立危险因素（HR=2.041，95%CI 1.285~3.244，P=0.003）。 结论 DTAS基因突变不影响AML患者诱导化疗后血象恢复时间，但DTAS基因突变患者缓解持续时间较短。DTAS基因突变提示预后不良，是影响OS的独立危险因素。

目的 分析伴KMT2A：：AFF1基因阳性急性B淋巴细胞白血病（B-ALL）的临床特点与患者预后及其预后风险因素的相关性。 方法 回顾性队列研究。纳入2011年4月1日至2022年7月31日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和海军军医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收治的B-ALL 病例167例，按照基因类型进行分组。KMT2A：：AFF1基因阳性B-ALL病例22例作为实验组，BCR：：ABL基因阳性B-ALL 54例作为对照组1和91例KMT2A：：AFF1及BCR：：ABL基因阴性B-ALL作为对照组2。实验组、对照组1和对照组2的首诊中位年龄分别为43.5（30.5，56）岁、43.5（34，55）岁和32（24，46）岁。三组中位白细胞计数分别为142.4（25.7，247.2）×109/L、37.6（15.7，102.2）×109/L和13.4（4.3，33.0）×109/L。三组骨髓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allo-HSCT）率分别为45.5%、72.2%和72.5%。运用SPSS 26.0软件，采用非参数检验的秩和检验、卡方检验、Kaplan-Meier及Cox回归的统计学方法，分析比较试验组与对照组间患者的临床特征、化疗和预后的差异，分析实验组风险因素及allo-HSCT预后差异。 结果 实验组与对照组2的年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Z=-2.151， P=0.031）；实验组白细胞计数明显高于对照组1组（Z=-2.363，P=0.018）和对照组2（Z=-4.886，P<0.001）；实验组的allo-HSCT率低于对照组1（45.5% 比72.2%，χ2=4.890，P=0.027）和对照组2（45.5%比72.5%，χ2=5.897，P=0.015）。三组一个疗程缓解率分别为60%（12/20）、83.3%（45/54）及76.7%（69/90），两个疗程化疗缓解率分别为25%（5/20）、7.4%（4/54）、12.2%（11/90），两个疗程以上或未缓解率分别为15%（3/20）、9.3%（5/54）、11.1%（10/90）。实验组较对照组1化疗效果差（Z=-1.979，P=0.048）。3组在性别、染色体是否为标危核型、初发时血红蛋白、血小板计数及骨髓原始细胞百分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实验组总生存（OS）率低于对照组1和对照组2（23.9%比36.7%，χ2=7.608，P=0.006和23.9%比44.8%，χ2=6.442，P=0.011），3年无复发生存（RFS）也低于其他两组（14.0%比57.6%，χ2=17.823，P<0.001和14.0%比48.2%，χ2=16.432，P<0.001）。实验组allo-HSCT与未进行allo-HSCT的总OS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45.0 %比9.2%，χ2=15.254，P<0.001）。单因素分析显示，年龄是实验组患者RFS的风险因素，allo-HSCT治疗是OS的保护因素。多因素分析显示，allo-HSCT为实验组OS的独立保护因素。 结论 伴KMT2A：：AFF1基因阳性的B-ALL患者白细胞高，化疗较不敏感，预后差。年龄是其风险因素，allo-HSCT可以改善预后。

目的 探讨CD7+复发难治急性髓系白血病（r/r AML）患者的临床及分子学特征以及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术（allo-HSCT）的预后。 方法 回顾性分析2017年1月1日到2020年12月31日入航天中心医院血液科行allo-HSCT的172例r/r AML 患者，根据初发免疫表型是否表达CD7分为CD7+组75例，CD7-组97例。采用Mann-Whitney U和卡方检验对比两组患者的临床资料、分子学及细胞遗传学特征，Kaplan-Meier分析两组患者的中位无进展生存时间（PFS）和中位总生存时间（OS），Cox回归筛选影响患者预后因素。 结果 中位随访19个月，CD7-组复发率23.71%，CD7+组复发率50.67%（χ2=13.428，P<0.001）。复发患者中CD7-组86.96%不表达CD7，CD7+组86.84%表达CD7。CD7-组和CD7+组的中位无进展生存时间（PFS）分别为25个月和5个月，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13.428，P=0.003）；中位总生存时间（OS）分别为34个月和15个月，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2.579，P=0.108）。单因素分析显示，CD7+组患者移植前获得形态学缓解率较低（χ2=10.014，P=0.002），获得分子学缓解率较低（χ2=22.809，P<0.001），男性患者较多（χ2=5.281，P=0.022），CEBPA双位点突变发生率高于CD7-组（23.4%比8.2%，χ2=8.180，P=0.004），RUNX1：：RUNX1T1融合基因发生率低于CD7-组（4.0%比18.6%，χ2=8.362，P=0.004）。多因素分析显示，移植前肿瘤负荷是影响r/r AML患者PFS和OS的唯一预后因素，PFS（HR 1.600，95%CI 1.203~2.127，P=0.001）；OS（HR 1.737，95%CI 1.273~2.369， P<0.001）。 结论 CD7阳性可作为r/r AML患者不良预后的危险因素，且复发后CD7表达稳定，可以作为免疫靶向治疗的靶点。

目的 开展一项真实世界的多中心、大样本量的临床研究，旨在全面考评3种商品化丙型肝炎病毒（HCV）核心抗原试剂的性能，为其用于HCV感染筛查提供数据支持，并为进一步提高试剂的敏感度和特异度提供思路。 方法 使用商品化HCV血清转换盘，以及来自2018年1月至2022年4月北京市3家三级甲等医院门诊和住院患者的常规传染病检测血清等不同类型的样本，评估3种HCV抗原试剂（Architect、Laibo和ChemClin）的最低检测限（LOD）、诊断敏感度和特异度等关键性能指标，并研究影响这些性能指标的因素。 结果 3种抗原试剂检测HCV感染的窗口期等于或稍长于RNA试剂的窗口期，但均短于抗体试剂的窗口期；丙型肝炎患者血清HCV核心抗原浓度与RNA水平相关（r=0.90，P<0.01）。1b型是我国最常见的基因型，Architect、Laibo和ChemClin抗原试剂的LOD分别相当于531、3 698和4 624 IU/ml的HCV RNA。纳入本研究的临床初治丙型肝炎患者HCV RNA水平呈偏态分布，≥95%患者病毒载量高于6 166 IU/ml，因此3种HCV抗原试剂仍保持较高的诊断敏感度（94.33%~99.40%）。在54例感染HCV的免疫虚损患者（白血病患者）中，9%（5/54）感染者抗体为阴性，核心抗原则可检出全部感染者。3种抗原试剂的LOD均受HCV基因3型（尤其是3b亚型）毒株核心区氨基酸多态性的影响，Laibo和ChemClin 2种抗原试剂受血清中HCV抗体的影响，检测敏感度低。HCV抗原试剂诊断丙型肝炎的特异度为99.94%~99.98%，类风湿因子、自身抗体和其他不明干扰物可导致少量低值、“假阳性”抗原结果。 结论 3种HCV核心抗原试剂用于感染筛查有较高的敏感度和特异度，尤其适用于免疫虚损群体HCV感染的筛查，但试剂的灵敏度和特异性受多种因素影响，仍有提升空间。

目的 研究基于成果导向教育（OBE）教学模式在医学检验实习带教中的应用。 方法 选取2021年6月—2022年5月南华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实习生60名，根据带教模式，用随机数字表法分为传统带教组30名和OBE组30名。采用自制的自主学习成效评价估量表评估自主学习成效。比较两组的考核成绩（技能操作、病例分析、临床沟通，出科考试每项各50分）及教学模式满意度。 结果 传统带教组和OBE组入科摸底考试成绩，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实习后，OBE组在技能操作考试、形态学识别能力、病例分析能力考核成绩均优于传统带教组（P<0.05）。OBE组在自主学习能力、自信心、获取知识的能力、逻辑思维能力等方面评分均高于传统带教组（P均<0.05）；教学效果评分中教师的教学热情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在教学内容、教学重难点、教学设计、临床沟通能力、教学满意度等方面评分，OBE组均高于传统带教组（P均<0.05）。 结论 OBE教育模式应用于医学检验实习生带教，可有效提高学生的临床实践及临床沟通能力，从而更有效提高医学检验毕业学生的社会适应能力及岗位胜任能力。

心肌重构是慢性心力衰竭的主要发病机制之一，心肌纤维化在心肌重构中扮演重要角色。心肌纤维化主要是由于胶原的合成大于降解，导致胶原的积累。胶原的合成与降解在动态转化过程中产生的代谢产物可以间接反映心肌的纤维化。由于胶原代谢过程复杂，中间产物较多，其作为生物标志物并未广泛应用于临床。我们简要梳理了胶原代谢过程及其产物，重点论述了胶原代谢产物（PICP、PⅢNP及MMP）在心力衰竭诊断、危险分层及预后评估的临床价值，为以后胶原相关生物标志物在心力衰竭的广泛应用提供参考依据。

非小细胞肺癌（NSCLC）是肺癌的最常见类型，免疫治疗目前已经成为NSCLC较为常用的治疗方法。利用生物标志物筛选出免疫治疗高获益人群，及时掌握NSCLC患者治疗效果信息，可帮助应对当前免疫治疗遇到的挑战。循环生物标志物与传统的标志物如抗程序性死亡受体蛋白1（PD-L1）表达分数等相比，具有无创、取材方便的特点，而且可在免疫治疗过程中动态地评估患者预后以及观察患者免疫治疗疗效，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

中华检验医学杂志2023年第46卷第7期发表的“SLCO1B1和ApoE基因多态性检测与他汀类药物临床应用专家共识”一文内容有误，第676页表7第4行第4列（即瑞舒伐他汀的CPIC）“未提及”改为“A级”；表注中加入“A级指有处方推荐意见，换药或改变剂量高度有效安全”。第678页表9中，第3和第5行的第2列“E2/E2，E3/E3，E2/E4”均改为“E2/E2，E3/E3，E2/E4，E2/E3”。特此更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