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 · 第46卷第05期

体外受精是用于治疗不孕症的最常见的辅助生殖技术。筛选具有较高发育潜力的胚胎进行移植是降低移植失败率、改善妊娠结局的关键步骤。基于胚胎活检的染色体筛查具有影响胚胎发育的风险，不同胚胎培养液中代谢产物、核酸和蛋白质等组分的差异有助于筛选具有较高发育潜力的胚胎，可以提高着床率和妊娠率，降低流产率，也可避免非整倍体胚胎的移植和突变的基因遗传给后代。胚胎培养液的代谢组学筛选具有较高发育潜力的胚胎能够全面、客观、无创的评估胚胎的发育潜力，对于提高单胚胎移植的妊娠率至关重要。

阴道分泌物自动化检测仪器因检测效率高等优势，近年来已逐渐应用于临床实验室。但目前阴道分泌物自动化检测在操作流程、标本采集及前处理、复检规则、检测项目与功能、仪器校准、性能验证、质量控制与结果报告等方面尚不规范。因此，中华医学会检验医学分会血液学与体液学学组邀请检验与临床专家，从检验全流程质量管理与操作规范的角度，结合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及国内外相关参考文献，针对阴道分泌物自动化检测中的关键问题进行反复讨论并达成共识，以促进其规范化与标准化应用，为检验结果的准确报告与互认提供质量保证。

梅毒螺旋体血清学试验是梅毒诊断的主要依据，梅毒螺旋体血清学试验生物学假阳性（简称梅毒螺旋体生物学假阳性）给临床诊疗、受检者身心健康及家庭、工作等造成严重影响。为及时甄别梅毒螺旋体生物学假阳性，正确解析梅毒螺旋体血清学试验的结果，中国麻风防治协会皮肤性病检验与诊断分会组织专家撰写该共识，着重阐述梅毒螺旋体生物学假阳性的定义、分类、产生假阳性的各种因素和持续时长，以及处理流程，旨在为梅毒螺旋体生物学假阳性判断和处理提供依据。

目的 建立马方综合征（MFS）临床实验室基因诊断流程，对MFS家系进行临床实验室基因诊断。 方法 利用二代高通量测序对2020年1月至12月到阜外华中心血管病医院（河南省人民医院心脏中心）就诊的2个MFS家系患者FBN1基因进行测序分析，然后利用Sanger测序验证二代高通量测序结果，同时对家系正常人及100名健康人进行突变位点Sanger测序以明确家系中FBN1基因致病性突变，并于2个家系孕妇孕中期指导其进行产前诊断。 结果 MFS临床实验室诊断显示2例MFS患者FBN1基因分别存在c.2560T>C 杂合突变、c.6772T>C杂合突变的致病性突变，2个家系中正常人及100名健康人均未见此突变；产前诊断显示家系一胎儿存在FBN1基因c.2560T>C杂合突变，为MFS患儿，家系二胎儿FBN1基因未见突变，建议继续妊娠，产后随访结果与临床实验室诊断结果一致。 结论 成功建立了MFS临床实验室基因诊断流程，对明确MFS临床诊断提供重要的参考依据。

目的 检测体外培养不同级别早期人胚胎的培养液中氨基酸和肉碱水平，探讨基于质谱的微量分析技术用于评价胚胎体外发育潜能的可行性。 方法 从2022年6至12月在临沂市人民医院生殖医学科接受体外受精-胚胎移植治疗的不孕夫妇中，收集女方年龄31.5（26.5，33.25）岁，且获卵数在8~20个的不孕夫妇，从中随机挑选30对不孕夫妇收取其第3天细胞胚的培养液共126份，依据其所对应的胚胎的形态级别分为优（n=43）、中（n=49）和差3（n=34）组。通过液相色谱-质谱联用检测不同培养液中氨基酸和肉碱水平。通过方差分析比较不同组间氨基酸与肉碱水平的差异，通过Pearson相关分析氨基酸与肉碱水平的关联，偏最小二乘法分析氨基酸和肉碱水平与胚胎评估级别的关联。 结果 甲硫氨酸/苯丙氨酸（比值）在优胚、中胚和差胚3组间分别为3.09±1.67、4.00±1.19和4.99±2.04，差异有统计学意义（F=7.09，P<0.05），优胚与中胚间（t=-0.91，P<0.05）、优胚与差胚间（t=-1.91，P<0.05）及中胚与差胚间（t=-0.99，P<0.05）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不同氨基酸之间，苯丙氨酸与酪氨酸的正相关性最强（r=0.99，P<0.01）；不同肉碱之间，辛酰肉碱与葵酰肉碱比值（C8/C10）与（戊二酰肉碱+3-羟基己酰肉碱）/棕榈酰肉碱比值［（C5DC+C6OH）/C16］的正相关性最强（r=0.44，P<0.001）；偏最小二乘法拟合模型计算氨基酸/肉碱水平与胚胎级别相关的权重：亮氨酸（异亮氨酸）为2.22，精氨酸为1.99，缬氨酸/苯丙氨酸为1.65，甘氨酸为1.54，酪氨酸为1.21，（戊二酰肉碱+3-羟基己酰肉碱）/辛酰肉碱（C5DC+C6OH）/C8为1.15。 结论 胚胎培养液中亮氨酸、精氨酸、缬氨酸/苯丙氨酸比值、甘氨酸、酪氨酸以及肉碱比值（C5DC+C6OH）/C8与体外培养人早期胚胎级别显著相关。

目的 探讨不同SF3B1基因型在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MDS）患者中的分布情况以及在生存预后中的价值。 方法 回顾性分析2014年1月至2022年1月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诊断的377例初诊 MDS患者临床资料，根据不同SF3B1基因型将其分为SF3B1野生型（SF3B1WT）317例，其中男214例，女103例，年龄63（49，71）岁；SF3B1 K700E突变型（SF3B1K700E）39例，其中男17例，女22例，年龄65（52，73）岁；以及SF3B1非K700E突变型（SF3B1non-K700E）21例，其中男13例，女8例，年龄67（63，73）岁。采用靶向测序技术检测与MDS相关的20项基因突变情况；Kaplan-Meier法比较3组患者总生存期（OS）和无进展生存期（PFS）；Cox回归对MDS进行单因素和多因素分析。 结果 与SF3B1non-K700E患者相比，SF3B1K700E患者中性粒细胞数更高（P=0.002）。根据IPSS评分，SF3B1K700E患者处于低危和中危-1分组的例数多于SF3B1non-K700E患者数（P=0.023）。利用靶向测序检测20个基因突变情况发现，与SF3B1WT患者相比，SF3B1K700E患者ASXL1和U2AF1突变率明显降低（P=0.018和P=0.003）；与SF3B1non-K700E患者相比，SF3B1K700E患者ASXL1突变率降低（P=0.029）。生存分析显示，与SF3B1WT和SF3B1non-K700E患者相比，SF3B1K700E患者OS明显延长（P<0.001和P=0.045）；在不伴骨髓原始细胞增多（<5%）的MDS患者中，与SF3B1WT患者相比，SF3B1MUT患者OS和PFS均明显延长（P<0.001和P<0.001）；在伴骨髓原始细胞数增多（≥5%）的MDS患者中，SF3B1WT和SF3B1MUT患者OS和PFS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在IPSS评分中危-1的MDS患者中，与SF3B1WT患者相比，SF3B1K700E患者OS和PFS均明显延长（P=0.010和P=0.013）。多因素回归分析提示SF3B1K700E是影响MDS生存预后的独立保护因素（HR=0.461，95%CI 0.262~0.811，P=0.007）。 结论 相比于SF3B1WT患者，SF3B1K700E和SF3B1non-K700E患者预后更好，其中SF3B1K700EMDS患者的OS明显优于SF3B1non-K700E的患者，而SF3B1MUT不能克服骨髓原始细胞增多的不良预后，提示SF3B1突变类型在骨髓原始细胞不增多的MDS患者中具有重要的预后价值。

目的 探讨骨髓浆细胞形态学检查在浆细胞骨髓瘤（PCM）诊断及预后评估中的应用价值。 方法 观察性研究。收集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2017年1月1日至2022年2月28日门诊及住院1 071例PCM患者［男629例，女442例；年龄62（29，93）岁］骨髓形态学图文报告及相应单克隆蛋白（M蛋白）鉴定结果，结合其中427例PCM患者Durie‐Salmon（DS）分期及国际分期系统（ISS）及436例PCM患者总生存（OS）时间，总结相关浆细胞形态及数量特点。采用卡方检验、Kruskal-Walls检验、Spearman相关分析及Kaplan-Meier生存分析进行统计学分析。 结果 骨髓形态学图文报告显示573例PCM患者外周血典型形态特征包含浆细胞（40.84%）、幼稚粒细胞（30.89%）、成熟红细胞缗钱状排列（68.94%）及有核红细胞（8.55%）；1 071例PCM患者骨髓浆细胞类型包括原始浆细胞372例（34.73%），幼稚浆细胞674例（62.93%），成熟浆细胞25例（2.34%）。骨髓浆细胞数量（占有核细胞比例）与免疫球蛋白（Ig）G和IgA型M蛋白浓度之间存在正相关（r=0.55，r=0.60，P<0.01）。1 071例PCM患者M蛋白类型占比从高到低依次为IgG（45.75%）、IgA（23.53%）、轻链型（19.61%），IgD（4.76%）、非分泌型（4.3%）、双克隆型（1.78%）、IgE型（0.19%）、IgM型（0.08%）。各种M蛋白类型相应骨髓浆细胞典型特征包括成团分布，胞体大小不等，胞浆内可见内容物，胞核可见双核、多核、畸形核。原浆细胞在DSⅢ期所占比例为44.81%（164/366），高于DSⅡ期21.57%（11/51），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10.2，P<0.05）。骨髓浆细胞数量与DS和ISS分期呈正相关（r=0.23，r=0.30，P<0.01）。骨髓浆细胞类型为原浆组OS时间较幼浆组明显缩短［56.0（23.0，101.8）个月比75.9（31.6，121.5）个月］，HR=1.42，95%CI 1.05~1.91，P=0.02］，骨髓浆细胞数量≥37.5%组OS时间较<37.5%组缩短［75.9（21.4，122.6）个月比81.3（36.6，108）个月］，HR=1.54，95%CI 1.14~2.07，P<0.05］。 结论 骨髓浆细胞形态及数量为PCM的诊断提供依据，可以作为PCM患者的预后评估指标。

目的 分析NPM1基因突变急性髓系白血病（NPM1mutAML）患者的临床与实验室检测结果，探索预后影响因素。 方法 选择2012 年 5 月1日至 2021年 12 月31日在河北燕达陆道培医院就诊的伴有NPM1mutAML患者77例（男34例，女43例），年龄40（3，68）岁，按照形态学法美英（FAB）分型分成4组，M1型29例（37.7%），M2型13例（16.9%），M4型23例（29.9%），M5型12例（15.5%）。回顾性分析不同组别在临床特征、骨髓/外周血细胞形态学、免疫表型、细胞遗传学、分子生物学及总生存期等各项指标的差异，同时探讨影响 AML 预后的危险因素。用 Cox 多因素回归分析生存与预后指标。 结果 M4和M5患者白细胞计数最高，M2患者最低（P=0.008），而红细胞、血红蛋白和血小板计数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均>0.05）。细胞形态学方面，4组间骨髓和外周血原始细胞比例和杯口细胞阳性比例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均<0.05）。骨髓和外周血中原始细胞比例M1最高，M2最低（P均<0.001）。骨髓标本M1的杯口细胞阳性率最高，M5最低（P<0.001），血片中M2的杯口细胞阳性比率最高，M5最低（P=0.006）。M1的髓过氧化物酶（MPO）积分，特异性酯酶（CE）积分，M5最低，两者相比P值分别为<0.001和0.001。分子生物学方面，合并DNMT3A突变的概率，M4患者最高，M2最低（P=0.044），合并FLT3-ITD突变的概率，M4最高，M5最低（P=0.002）。免疫表型方面，有7个抗原（HLA-DR、CD56、CD11c、CD15、CD14、CD96和cMPO）的阳性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多因素Cox回归分析显示，治疗后未复发（P<0.001）、治疗后完全缓解（P=0.015）和移植（P<0.001）与总体生存期（OS）相关；治疗后未复发（P=0.033）、移植（P=0.027）、FLT3-ITD未突变（P=0.040）和血红蛋白浓度（P=0.023）与无复发生存期（RFS）相关。Kaplan-Meier 曲线生存分析显示，M1、M2、M4和M5 4组在OS和RFS的生存时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NPM1mutAML 4组患者的白细胞计数、原始细胞和杯口细胞比例、细胞化学染色（MPO积分、CE积分和NAS-DCE比例）、基因突变（DNMT3A和FLT3-ITD）和免疫表型（HLA-DR、CD56、CD11c、CD15、CD14、CD96和cMPO）均有显著差异。NPM1mutAML患者中，治疗和移植后无复发是独立预后因素。而FLT3-ITD突变和血红蛋白水平与RFS相关，治疗后完全缓解与OS相关。

目的 研究急性B淋巴细胞白血病（B-ALL）患者接受嵌合抗原受体（CAR）-T细胞免疫治疗后血清细胞因子和趋化因子水平与其桥接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术（allo-HSCT）后发生早期急性移植物抗宿主病（aGVHD）及血清细胞因子和趋化因子水平与患者预后关系。 方法 根据病例对照原则纳入2019年9月18日至2022年5月9日于河北燕达陆道培医院接受CD19-CAR-T细胞免疫治疗且后续均进行allo-HSCT的42例B-ALL患者为研究对象，采用Mann-Whitney U检验比较同一时间点不同患者CAR-T细胞免疫治疗后到桥接移植期间aGVHD相关细胞因子以及趋化因子的水平变化，观测时间点为接受CAR-T治疗前当天，以及接受CAR-T治疗到桥接移植之间的时间点：接受CAR-T细胞治疗后第4、7、14、21、28天。绘制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评估细胞因子及趋化因子预测患者发生aGVHD及aGVHD患者发生死亡的预测价值。采用 Kaplan-Meier法和Log-rank检验进行生存分析。 结果 入组42例患者，24例发生aGVHD，其中11例死于aGVHD，31例患者存活。接受CAR-T细胞治疗前当天aGVHD组与无aGVHD组患者细胞因子及趋化因子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第21天时，aGVHD组患者血清弹性蛋白酶特异性抑制剂（Elafin）水平为4 482（2 811，6 061）ng/L，较无aGVHD组患者的2 466（1 948，3 375）ng/L高（Z=3.145，P=0.001）；第28天时aGVHD组患者血清Elafin水平为4 391（2 808，5 594）ng/L，高于无aGVHD组的2 463（1 658，2 830）ng/L（Z=2.038，P=0.048）。在第14天时，aGVHD死亡组与aGVHD生存组比较，血清巨噬细胞炎症蛋白1α（MIP-1α）［21.02（12.36，30.35）ng/L比5.56（3.64，10.79）ng/L］、可溶性CD25（sCD25）［422.47（257.99，1 233.78）IU/ml比 216.11（133.75，457.39）IU/ml］、Elafin［4 101（2 393，5 006）ng/L比 2 155（1 781，3 033）ng/L］、白细胞介素（IL）-6［119.08（23.97，183.43）ng/L比8.39（2.91，17.42）ng/L］、IL-8［13.56（12.50，24.52）ng/L比2.83（1.73，6.87）ng/L］更高（Z=2.653，P=0.007；Z=2.176，P=0.030；Z=2.058，P=0.041；Z=3.329，P<0.001；Z=3.162，P=0.001）。KM生存曲线显示第14天时血清高MIP-1α、sCD25、Elafin、IL-6、IL-8水平患者的生存率低于血清低MIP-1α、sCD25、Elafin、IL-6、IL-8水平患者，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χ2=12.353、4.890、6.551、10.563、20.755，P均<0.05）。 结论 CAR-T细胞免疫治疗桥接allo-HSCT患者的结局与患者CAR-T细胞免疫治疗到桥接allo-HSCT之间的血清MIP-1α、sCD25、Elafin、IL-6、IL-8相关，高MIP-1α、sCD25、Elafin、IL-6、IL-8水平提示预后不良，可作为提示临床选择合适疗法的标志物。

目的 研究感染相关噬血细胞性淋巴组织细胞增生症（IAHLH）患者骨髓涂片噬血细胞（HPC）形态不同，其临床和实验室特征、细胞因子水平、疾病预后是否有差异。 方法 回顾性分析2016年12月1日至2021年12月31日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初治IAHLH共24例，选择非噬血细胞性淋巴组织细胞增多症（HLH）感染性疾病20例为对照组。IAHLH组年龄（34±13）岁，男17例（71%），女7例（29%）；非HLH组年龄（43±16）岁，男14例（70%），女6例（30%）。复检初诊骨髓涂片，将HPC分为不吞噬有核细胞的HPC-1型和吞噬有核细胞的HPC-2型。比较IAHLH组和非HLH组、骨髓有HPC和无HPC、骨髓仅见HPC-1和骨髓可见HPC-2的患者确诊后1年内病死率、HLH-2004诊断相关临床和实验室指标及细胞因子白细胞介素（IL）-6、IL-10、IL-18、干扰素（IFN）-γ水平的组间差异。计数资料两组间比较采用χ2检验和Fisher精确概率检验。非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两组间比较采用Mann-Whitney U检验，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两组间比较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 结果 发热、肝大和脾大阳性率、病死率在IAHLH组依次为100%（24/24）、63%（15/24）、92%（22/24）、46%（11/24），非HLH组依次为55%（11/20）、0（0/20）、25%（5/20）、0（0/20），组间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1），在骨髓有无HPC、HPC是否吞噬有核细胞的IAHLH患者间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骨髓可见HPC-2和骨髓仅见HPC-1的IAHLH患者的IFN-γ水平分别为400（246，532）、146（38，180）ng/L，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前者高于后者［P=0.02，95%CI 233（75.8~397）］，其他细胞因子和实验室指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HPC是否吞噬有核细胞，IAHLH患者的主要临床表现和病死率无差异，但巨噬细胞激活因子IFN-γ水平有差异，HPC吞噬有核细胞者其IFN-γ水平更高。

目的 明确一个疑似生殖腺嵌合Becker型肌营养不良症（BMD）家系致病特点，为类似家系妊娠选择提供依据。 方法 系统回顾2012年6月至2019年9月于湖南家辉遗传专科医院收治的1个BMD家系，查阅先证者病史与家族史，应用多重连接探针扩增技术检测先证者、胎儿、父母Duchenne型肌营养不良症（DMD）基因79个外显子缺失/重复变异，并结合PCR扩增、短核苷酸串连重复多态性连锁分析以及实时荧光定量PCR等技术对检测结果进行验证。经胚胎植入前遗传学检测，筛选优质胚胎进行移植，于孕中期采集羊水进行产前诊断验证。 结果 根据先证者表型分析，临床初诊为BMD，检测到DMD基因45~50号外显子缺失。其母亲外周血中未检测到该突变，再次妊娠时，产前诊断结果示胎儿与先证者存在相同的缺失突变。胚胎植入前遗传学检测的2枚胚胎均未携带该缺失，进行单胚移植并成功妊娠，孕期产前诊断确认后，足月剖宫产分娩1名健康女婴。 结论 该BMD家系为连续发生2次BMD同种缺失型突变妊娠家系，且先证者母亲外周血和2枚胚胎细胞中未检测到DMD基因该缺失，提示其母亲可能为该缺失突变生殖腺嵌合携带者，产前诊断和胚胎植入前遗传学检测技术的联合应用为有效避免类似患儿出生提供了参考途径。

目的 探讨单次高敏肌钙蛋白I（hs-cTnI）浓度对疑似急性冠状动脉综合征（ACS）患者30 d心血管不良事件的预测价值。 方法 本研究为多中心、前瞻性、观察性研究。选择2017年1月至2020年9月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南京市第一医院急诊科就诊的疑似ACS患者。对入选患者就诊时检测hs-cTnI，并进行30 d随访，以临床结局指标为标准分为发生事件组和未发生事件组，计算单次hs-cTnI在不同浓度界值下对患者发生30 d心血管不良事件［急性心肌梗死（包括入院时）、计划外血运重建、心血管死亡］的敏感度、阴性预测值（NPV）及95%置信区间（CI），以漏诊率<2%，NPV>99%为标准推测最佳界值。按照hs-cTnI的影响因素（性别、年龄、胸痛时间、估算的肾小球滤过率）进行分组，采用卡方检验比较不同亚组间的敏感度及NPV。 结果 研究共完成随访1 461例患者，其中发生30 d心血管不良事件者387例（26.5%），未发生者1 074例（73.5%）。年龄（62±12）岁，男905例（61.9%）。单次hs-cTnI浓度<2 ng/L（最低检测限）时，30 d心血管不良事件的漏诊率为0.8%（3/387），敏感度为99.2%（95%CI 97.6%~99.8%），NPV为98.7%（95%CI 96.0%~99.7%）；至hs-cTnI浓度<6 ng/L时，漏诊率为1.8%，敏感度为98.2%（95%CI 96.1%~99.2%），NPV为99.0%（95%CI 97.9%~99.6%）。亚组分析显示，单次hs-cTnI浓度<6 ng/L在胸痛时间≤3 h患者中对30 d心血管不良事件预测的敏感度及NPV均低于胸痛时间>3 h者（P均<0.05）。 结论 就诊时单次hs-cTnI浓度<6 ng/L可预测疑似ACS患者发生30 d心血管不良事件的风险，但对胸痛时间≤3 h者建议连续监测hs-cTnI浓度。

单纯疱疹病毒（HSV）是一种双链DNA包膜病毒，主要通过感染机体的皮肤和神经组织致病，对人体造成严重的危害。HSV因存在潜伏期与再激活作用状态，因此如何对其进行快速检测及根治一直是临床治疗的难点。近年来，聚类规则间隔短回文重复序列及其相关蛋白9系统由于其设计简单、靶向效率高，因而在基因编辑和检测领域发展迅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