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 · 第45卷第09期

随着自身免疫病研究的不断深入与补充，相关标志物在临床预警、疾病诊断、伴随诊断、治疗评估、预后判断中发挥重要作用。神经系统自身免疫性疾病指标，自身免疫病新型自身抗体、特种蛋白及淋巴细胞亚群，生殖免疫自身抗体等生物标志物亟需实现从实验室研究向临床精准诊疗的转化。

类风湿关节炎（RA）是一种慢性侵蚀性关节炎，早诊断、规范治疗和定期监测病情，将有效缓解疾病发展，降低致残率。目前治疗RA的疾病改善抗风湿药（DMARD）存在传统合成类药单用，或分别与新型生物类药、靶向合成药联用的多种疗法，使部分难治性患者病情得到有效缓解，但不同疗法，特别是生物制剂疗法的疗效和毒副作用存在个体差异。随着蛋白质组学和表观遗传学技术发展，发现部分蛋白质、非编码RNA，以及抗药抗体（ADA）有望成为潜在的RA早期诊断，或伴随诊断和预后评估标志物。本文对近年来发现的RA诊疗新型标志物，包括血清蛋白、细胞膜蛋白、非编码RNA和ADA的应用前景进行总结、分析，旨在促进有价值的新型标志物转化、应用研究，推动RA的精准诊疗。

神经免疫病是一类神经系统与免疫系统相互作用导致前者结构损害和/或功能异常的疾病。及时诊断并施以合适的免疫干预可获得较好的疗效并改善预后。日益涌现的神经系统自身抗体、淋巴细胞亚群、细胞因子和特种蛋白检测是指导临床诊断及监测免疫状态的重要依据。目前在检测指标设置、检测标准化、结果解读及互认等方面存在诸多问题。正确评估这些神经免疫学指标的临床意义，建立标准化检测流程，并通过室间比对质控来规范临床检测，并用以指导治疗策略、监测疗效和评估预后是临床实践中亟待解决的问题。本文提出将神经免疫学检测分为常规型和研究型检测，并对检测项目的临床意义、检测技术和应用规范做一述评，旨在唤起临床医生和检验科医生的双向交流与合作，加快神经免疫学检验的开发研究和临床规范化进程，给神经免疫病患者带来更多获益。

宏基因组学利用新一代高通量测序技术，以特定环境下病原体基因组为研究对象，在分析病原体多样性、种群结构、进化关系的基础上，进一步探究病原体的群体功能活性、相互作用及其与环境之间的关系，发掘潜在的生物学意义。目前，绝大部分的宏基因组学研究都集中在临床价值评价，宏基因组检测临床应用前分析性能确认的研究相对空白，北京协和医院检验科研究团队结合多年病原宏基因组检测的经验和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就病原宏基因组项目医院本地化开展前的性能确认工作，从临床预期用途、方法学建立、性能确认、标准操作作业书4个方面提出了具体的实施方案，具体包含：标本类型和病原体范围、生物信息流程建立、生物信息分析参考盘制备和评估、湿实验流程的建立、背景核酸数据模型的建立、参考盘制备和全流程的性能确认等。

目的 检测类风湿关节炎（RA）患者外周血单核细胞亚型分布和功能分子表达水平，分析上述指标与RA发病相关性。 方法 收集2020年6月至2021年12月在同济大学附属东方医院就诊或体检的62例RA患者（RA组）、52名健康对照者（HC组）和12例疾病对照患者（疾病对照组），采集外周血，密度梯度离心法分离单个核细胞，单核细胞可分为经典型（CM）、中间型（IM）和非经典型（NCM），流式细胞术分析单核细胞亚型分布、人白细胞DR抗原（HLA-DR）的表达以及胞内肿瘤坏死因子α（TNF-α）的表达水平。采用Kruskal-Wallis H检验、χ²检验、Mann-Whitney U检验、Wilcoxon配对符号秩检验、Spearman相关系数检验和Logistic回归分析进行统计学分析。采用ROC曲线分析IM比例对RA的诊断价值。 结果 RA组［0.40（0.40，0.50），7.60%（5.97%，8.53%）］和疾病对照组［0.40（0.40，0.68），8.20%（5.85%，10.28%）］的单核细胞绝对值和占白细胞百分比均高于HC组［0.30（0.30，0.40），5.80%（5.03%，6.38%）］，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H=24.733，P<0.001；H=27.469，P<0.001）。RA组、HC组、疾病对照组的CM［85.49%（76.91%，89.21%），88.94%（86.36%，91.72%），90.26%（80.25%，92.56%）］、IM［11.65%（8.47%，17.89%），7.89%（5.36%，10.75%），5.56%（4.17%，8.27%）］和NCM［2.22%（1.39%，3.74%），2.49%（1.74%，4.66%），5.13%（3.39%，9.85%）］占比均有差异（H=11.389，P=0.003；H=20.815，P<0.001；H=10.640，P=0.005），进一步分析发现与HC组的CM和IM相比，RA组CM占比降低、IM比例增加，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03，P=0.003）。RA组、HC组、疾病对照组单核细胞胞内TNF-α水平均呈IM最高，NCM次之，CM最低的趋势。RA患者IM胞内TNF-α水平和血清 TNF-α水平呈正相关（r=0.376，P=0.041）。RA组和疾病对照组的IM亚群表达HLA-DR水平均高于HC组［8 611.5（6 201.3，9 890.8），10 295.0（7 899.0，13 632.0），6 278.0（4 057.8，9 522.0），H=10.495，P=0.005］。RA患者外周血IM比例与临床指标CRP（r=0.119，P=0.359）、RF（r=0.204，P=0.112）、ESR（r=0.153，P=0.236）均无明显相关性，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IM比例（OR=1.169，95%CI 1.003~1.363，P=0.046）、CRP（OR=1.277，95%CI 1.000~1.631，P=0.050）、RF（OR=1.179，95%CI 1.080~1.287，P<0.001）是RA发病的独立影响因素。IM比例诊断RA的ROC曲线下面积为0.687，95%CI 0.590~0.784，P<0.001。 结论 RA患者外周血单核细胞亚群分布异常，RA患者中IM比例的增加及其抗原提呈能力增强、分泌TNF-α水平增加可能在RA的发病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目的 探究淋巴细胞亚群在成人噬血细胞综合征（HPS）中的预后价值。 方法 选取2013年1月至2020年8月8家医院确诊的172例成人HPS患者为研究对象，其中男性87例（50.6%，87/172），女性85例（49.4%，85/172），生存68例，死亡104例。对其临床资料进行总结，回顾性分析淋巴细胞亚群、免疫球蛋白特征、纤维蛋白原等变量，并分析以上变量与患者预后相关性。通过最大选择秩统计量（MaxStat）计算连续变量的最佳截断值，基于Cox比例风险回归模型筛选HPS患者的预后影响因素。 结果 HPS患者中位年龄56（42，66）岁。存活组年龄、血小板计数和白蛋白水平分别为48（27，63）岁，84×109/L和32.3 g/L；在死亡组分别为59岁，45.5×109/L和27.3 g/L，2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Z=‒3.368，P=0.001；Z=‒3.156，P=0.002；Z=‒3.431，P=0.001）。Kaplan-Meier曲线分析显示，5年累积生存率为37.4%（37.4/100），分化簇8+（CD8+）<11.1%、CD3+<64.9%、CD4+>51%、CD4/CD8比值>2.18的患者预后较差（χ2=7.498，P=0.023；χ2=4.169，P=0.041；χ2=4.316，P=0.038；χ2=9.372，P=0.002）；多因素Cox回归分析显示，CD4/CD8比、年龄、纤维蛋白原及血红蛋白是HPS患者独立预后因素（HR=2.435，P=0.027；HR=5.790，P<0.001；HR=0.432，P=0.018；HR=0.427，P=0.018）。 结论 外周血淋巴细胞亚群可用于评估HPS患者预后，CD4/CD8比、年龄、纤维蛋白原及血红蛋白是HPS患者独立预后因素。

目的 研究长链非编码RNA（lncRNA）心肌梗死转录本（MIAT）在胃癌患者外周血白细胞分化抗原（CD）4+T细胞中的表达变化及临床应用价值。 方法 收集江苏省泰州市人民医院2019年1月至2021年4月就诊的124例胃癌患者，90例胃良性疾病患者和80名健康对照者的外周血CD4+T细胞。分别应用实时荧光定量PCR和染色质免疫共沉淀联合定量聚合酶链反应检测MIAT表达量和RNA 6-甲基腺嘌呤（m6A）与MIAT基因启动子结合活性。用Spearman检验分析MIAT与临床病理特征、调节性T细胞（Treg）水平之间的相关性，用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评价CD4+T细胞中MIAT对胃癌的诊断效能。 结果 胃癌患者、胃良性疾病患者和健康对照者外周血CD4+T细胞中MIAT的相对表达量分别为2.849（2.131，4.062）、1.511（0.916，1.855）和0.963（0.729，1.432），3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H=158.25，P<0.001）。胃癌患者MIAT的表达水平显著高于胃良性疾病患者以及健康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Z=100.63，145.14，P均<0.001）。胃癌早期（Ⅰ~Ⅱ期）、晚期（Ⅲ~Ⅳ期）患者CD4+T细胞中m6A与MIAT基因启动子的相对结合活性分别为（8.590±1.483）和（4.274±0.42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6.255，P=0.002）；胃癌早、晚期患者m6A与MIAT基因的结合活性显著低于胃良性病变患者（17.267±3.106）和健康对照组（27.637±3.945）（t=-7.331、-12.832，P均<0.001）。胃癌患者MIAT相对表达量与年龄、性别、CEA水平和CA199水平无关（χ²=0.000、0.000、0.648和1.554，P均>0.05），在不同TNM分期（χ²=23.571，P=0.002）、不同肿瘤大小（χ²=9.443，P<0.01）、有无淋巴结转移（χ²=45.248，P<0.01）中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胃癌患者CD4+T细胞中MIAT相对表达量与Treg细胞比例之间呈正相关（r2=0.76，P<0.001）。用 ROC 曲线分析CD4+T细胞MIAT、血清CEA及CA199对胃癌患者的诊断效能，胃癌患者和胃良性疾病患者比较时，其曲线下面积分别为0.879、0.635和0.611；胃癌患者和健康者比较时，其曲线下面积分别为0.953、0.784和0.598。 结论 胃癌患者外周血CD4+T细胞中MIAT的表达水平显著高于胃良性疾病以及健康人群，与m6A与其启动子结合活性下降有关，并有望作为胃癌的重要的分子诊断标志物。

目的 分析耶氏肺孢子菌肺炎（PJP）患者的临床特征、实验室指标与影像学特点，为该病的临床诊治提供依据。 方法 纳入2017年5月至2020年8月中日友好医院就诊的154例PJP患者。收集患者的临床症状、实验室检查和预后情况，并将患者分为死亡组（51例）与存活组（103例），采用 t检验、非参数检验、卡方检验等统计学方法比较死亡组与存活组实验室检查结果的差异。 结果 154例PJP患者中男性89例，女性65例，年龄（53.7±14.8）岁。其中，1个月内使用免疫抑制剂的患者占85.7%（132/154），肾脏疾病患者27.9%（43/154），结缔组织病患者33.1%（51/154）。临床症状方面，发热81.8%（126/154），咳嗽59.7%（92/154），呼吸困难52.6%（81/154）。实验室检查，乳酸脱氢酶（LDH）561.0（434.3，749.0）IU/L，91.3%（95/104）患者LDH 升高；CD4+T淋巴细胞<400个/μl和<200个/μl的患者分别占88.0%（95/108）和57.4%（62/108）；74.4%（67/90）PJP患者（1，3）-β-D葡聚糖试验（BG）>100.0 ng/L。影像学检查，CT检查90%（117/130）患者可见双肺弥漫性磨玻璃/网格影。死亡组患者LDH 690.5（528.8，932.3）IU/L，高于存活组502.5（381.8，657.0）IU/L（Z=-3.375，P=0.001）；死亡组的白细胞计数9.8（5.8，12.6）×109/L高于存活组的7.3（5.0，10.1）×109/L（Z=-2.392，P=0.017）；死亡组淋巴细胞比例5.3（3.2，9.3）%，低于存活组9.6（5.6，17.2）%（Z=-3.262，P=0.001）；死亡组年龄（69.8±14.5）岁，高于存活组（50.6±14.0）岁（t=-3.756，P=0.001）；死亡组患者动脉氧分压均值（64.8±17.7）mmHg（1 mmHg=0.133 kPa），低于存活组（73.2±20.5）mmHg（t=2.345，P=0.021）；死亡组患者合并细菌/曲霉菌感染为55.1%（27/51），高于存活组21.5%（22/103）（χ2=15.372，P=0.001）。 结论 长期使用免疫抑制剂/糖皮质激素者易发生PJP；CD4+T淋巴细胞、LDH、BG可作为辅助临床诊断PJP的重要参考指标；年龄、LDH、白细胞计数、淋巴细胞比率、动脉氧分压及是否合并细菌和/或曲霉感染与PJP患者预后关系密切。

目的 研究广泛耐药肺炎克雷伯菌（XDRKP）耐药表型特点及相关耐药机制。 方法 收集山西白求恩医院2018年1月至2020年12月内分离的3 201株肺炎克雷伯菌并根据已有药敏结果筛选116株广泛耐药肺炎克雷伯菌纳入研究。基质辅助激光解吸电离飞行时间质谱（MALDI-TOF MS）及梅里埃VITEK-compact 2进行菌株鉴定及药敏试验，药敏结果K-B法或微量肉汤稀释法复核。改良碳青霉烯酶灭活试验（mCIM）联合乙二胺四乙酸协同碳青霉烯酶灭活试验（eCIM）检测XDRKP碳青霉烯酶表型，并与碳青霉烯酶基因扩增结果比对。聚合酶链反应（PCR）扩增耐药基因：碳青霉烯酶基因（blaKPC、blaNDM、blaVIM、blaIMP、blaOXA）；氨基糖苷耐药基因：16S rRNA甲基化酶基因（rmtA、rmtC、rmtD、rmtG、rmtH、armA、npmA、rmtB、rmtE、rmtF），氨基聚糖苷修饰酶基因变体［aac（6′）-Ib-cr］；喹诺酮耐药基因：DNA解旋酶保护蛋白qnr家族基因（qnrA、qnrB、qnrC、qnrD、qnrS），外排泵蛋白基因（oqxAB、qepA），氨基聚糖苷修饰酶基因变体［aac（6′）-Ib-cr］；替加环素耐药Tet蛋白基因［外排泵蛋白基因：tet（A）和tet（L）］，核糖体保护蛋白基因［tet（M）］，替加环素修饰酶基因［tet（X）］。对照分析各XDRKP耐药表型与相应耐药基因携带情况间的关系。 结果 共收集到XDRKP 116株。头孢菌素类及喹诺酮类抗菌药物耐药率100%（116/116），碳青霉烯类抗菌药物耐药率99.14%（115/116），氨基糖苷类抗菌药物庆大霉素、妥布霉素、阿米卡星耐药率分别为95.69%（111/116）、94.83%（110/116）、88.79%（103/116），磺胺类抗菌药物耐药（44/116）与替加环素耐药（3/116）检出率较低。mCIM联合eCIM试验结果与碳青霉烯酶基因扩增结果一致率95.65%（110/115）。各耐药基因阳性率：blaKPC 90.52%（105/116），blaNDM 10.34%（12/116），rmtB 81.90%（95/116），armA 2.59%（3/116），oxqAB 65.52%（76/116），qnrB 6.03%（7/116）、qnrS 12.93%（15/116）、aac（6′）-Ib-cr 7.76%（9/116），tet（A）21.55%（25/116）。其余各耐药基因未检出。匹配分析发现，共有65株XDRKP耐药表型与耐药基因型不匹配，即抗菌药物耐药表型不能用携带相应耐药基因来解释。 结论 XDRKP中各类耐药基因的广泛分布和某些基因［如aac（6′）-Ib-cr、oqxAB］的多重耐药作用是广泛耐药产生的潜在原因。不同菌株针对同一类抗菌药物可能携带一种或多种耐药基因。此外，部分菌株耐药表型与耐药基因不匹配，提示耐药基因的表达调控及存在其他耐药机制也与XDR的产生有关。

目的 研究多重耐药霍氏肠杆菌霍夫曼亚种临床分离株C37携带blaNDM-1基因质粒的遗传特征，并对目前可公开获得的66个霍氏肠杆菌霍夫曼亚种的核心基因组进行系统发育分析，以研究霍氏肠杆菌霍夫曼亚种的全球流行情况。 方法 收集2014年8月至2021年8月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分离的耐碳青霉烯阴沟肠杆菌复合物（CRECC）。采用基质辅助激光解析电离飞行时间质谱技术（MALDI-TOF MS）和16S rRNA Sanger测序对C37进行菌种鉴定。使用微量肉汤稀释法进行抗菌药物敏感性试验。采用聚合酶链反应（PCR）检测C37菌株携带的β内酰胺酶耐药基因和质粒介导的喹诺酮类耐药（PMQR）基因。使用接合试验确认C37菌株抗性基因的接合转移性。对C37菌株进行全基因组测序，提取霍氏肠杆菌霍夫曼亚种的核心基因组，对目前可公开获得的66个霍氏肠杆菌霍夫曼亚种进行系统发育分析。 结果 霍氏肠杆菌霍夫曼亚种C37菌株对三代头孢、碳青霉烯类、氨基糖苷类及喹诺酮类抗菌药物耐药，携带blaACT-5、blaNDM-1、qnrA1、aac（6′）-Ib-cr、oqxAB、fosA、dfrA15等多种抗性基因及IncX3、IncX4、IncFIB和IncFII质粒。多位点序列分型（MLST）分析显示其属于阴沟肠杆菌复合体（ECC）ST78型。系统发育分析显示ST78型霍氏肠杆菌霍夫曼亚种与碳青霉烯耐药基因传播密切相关。 结论 ST78型霍氏肠杆菌霍夫曼亚种与碳青霉烯耐药基因传播密切相关，是传播碳青霉烯耐药基因的高风险克隆，需密切监测其流行情况。

目的 调查分析烧伤患者创面感染的病原菌分布，探讨烧伤患者创面感染的危险因素，以期为临床有效预防和治疗烧伤患者创面感染提供理论依据。 方法 选取解放军联勤保障部队第九二六医院2016年1月至2020年12月期间收治的245例烧伤患者，对其创面分泌物病原菌种类及抗菌药物敏感性进行检测，收集其临床相关资料，采用单因素比较法和多因素logistic回归法对引起烧伤创面感染的危险因素进行分析。 结果 245例烧伤患者中有184例患者发生创面感染，细菌感染率75.10%（184/245），其中多重耐药菌感染占42.93%（79/184）。共检出367株病原菌，其中革兰阳性菌19.62%（72/367），以金黄色葡萄球菌为主，占11.44%（42/367）；革兰阴性杆菌株77.11%（283/367），以铜绿假单胞菌和鲍曼不动杆菌为主，分别占20.16%（74/367）和19.89%（73/367）；真菌占3.27%（12/367），以曲霉菌为主，占1.91%（7/367）。药敏结果显示导致烧伤患者发生创面感染的病原菌对常见抗菌药物耐药性均较高。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年龄（χ2=8.629，P=0.013）、烧伤面积（χ2=21.504，P=0.002）、烧伤深度（χ2=17.139，P<0.01）、伴有低血容量性休克（χ2=21.112，P=0.000）及住院时长（χ2=21.967，P=0.000）均是导致烧伤创面感染的相关危险因素。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患者年龄<4岁或>69岁（OR=8.414，95%CI：2.971~23.830，P=0.000）、烧伤面积>30%（OR=5.672，95%CI：1.029~31.272，P=0.046）、创面深度达Ⅲ度（OR=4.069，95%CI：1.396~11.858，P=0.010）、住院时间≥15 d（OR=2.593，95%CI：1.091~6.162，P=0.031）是引起烧伤患者创面感染的独立危险因素。 结论 烧伤患者创面细菌感染率及耐药率高，以革兰阴性菌为主，年龄、烧伤面积、烧伤深度、住院时间是烧伤患者创面感染的高危因素，可针对创面感染危险因素采取针对性措施，降低患者创面感染及医院感染的发生。

目的 探讨血清胱抑素C（CysC）与IgA肾病临床及病理特征的相关性。 方法 收集2010年1月至2021年1月在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龙华医院经肾活检确诊的原发性IgA肾病421例进行回顾性分析。根据肾活检时血清CysC水平分为血清CysC高水平组（≥1.03 mg/L）及CysC正常组，对患者的临床资料及病理指标进行比较，采用Spearman法分析估算的肾小球滤过率（eGFR）与血清CysC的相关性，多元线性回归分析与血清CysC水平相关的临床病理因素，并用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下面积（AUC）评估联合血清CysC预测相关病理损伤的能力。 结果 CysC高水平组患者的年龄、合并高血压、血肌酐、尿素及血尿酸水平均明显高于血清CysC正常组，而eGFR水平明显低于血清CysC正常组（P均<0.05）。Spearman相关性分析显示，血清CysC与eGFR呈负相关（r=-0.744，P<0.001）。在病理损伤方面，CysC高水平组在肾小管萎缩与肾间质纤维化及肾小动脉管壁增厚等程度高于CysC正常组（P均<0.05）。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提示，高血压、血肌酐、尿素、血尿酸、肾小管萎缩与肾间质纤维化及肾小动脉管壁增厚与血清CysC水平具有相关性（标准回归系数β值分别为0.048、0.299、0.260、0.134、0.195、0.068，P均<0.05）。在临床因素的基础上加入血清CysC后，能提高对肾小管萎缩和肾间质纤维化的预测效能［AUC分别为0.829（95%CI 0.787~0.870）、0.847（95%CI 0.808~0.886），P<0.05］。 结论 原发性IgA肾病患者年龄偏大、合并高血压、肾功能水平较差、病理损伤程度较重时，更易出现血清Cys C水平升高。血清CysC与高血压、血肌酐、尿素、血尿酸、肾小管萎缩与肾间质纤维化及肾小动脉管壁增厚相关。联合血清CysC水平可有效提高对肾小管萎缩与肾间质纤维化的预测能力。

目的 用具有批长度的Westgard西格玛规则为9项特殊蛋白项目设计基于患者风险的统计质量控制（SQC）程序。 方法 收集北京同仁医院检验科2018年12月至2019年5月免疫球蛋白（Ig）G、IgA、IgM、C3、C4、类风湿因子（RF）、抗链球菌溶血素O（ASO）、转铁蛋白（TRF）和前清蛋白（PA）室内质控的累积在控变异系数作为不精密度的估计值，将该实验室参加室间质量评价（EQA）计划中10个批号的百分差值绝对值的均值作为偏倚的估计值，采用国家卫生健康委临床检验中心EQA的评价标准作为允许总误差（TEa），计算各项目的西格玛度量值（σ），采用具有批长度的Westgard西格玛规则为各项目设计合适的SQC程序，包括质控规则、质控结果个数（N）及质控频率。 结果 IgG、IgA、IgM、C4和TRF的σ>6。采用13s规则，质控结果个数（N）=2，批数（R）=1，批长度为1 000个患者样品的SQC程序，结合每日平均工作量，IgG、IgA、IgM、C4可每10天进行1次室内质控，TRF每50天进行1次室内质控；C3的σ=5.86，采用13s/22s/R4s规则（N=2，R=1），批长度为450的SQC程序，结合每日平均工作量，可每4.5天进行1次室内质控；RF、ASO、PA的σ在3~4，采用13s/22s/R4s/41s/6X规则（N=6，R=1），批长度为45的SQC程序以及更高频次的室内质控活动。 结论 使用具有批长度的Westgard西格玛规则帮助实验室设计个性化的基于风险的SQC程序简单直观，建议各临床实验室积极应用该工具。

目的 探讨心型脂肪酸结合蛋白（H-FABP）的相关影响因素及其对心力衰竭（心衰）的预后价值。 方法 纳入2015年7月至2017年7月在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心衰重症监护病房住院的心衰患者877例进行回顾性研究，采用荧光免疫层析法检测患者基线血清中的H-FABP浓度。根据H-FABP水平三分位数值分为低H-FABP组（H-FABP≤4.04 ng/ml，n=292）、中H-FABP组（H-FABP 4.04~7.02 ng/ml，n=292）和高H-FABP组（H-FABP≥7.02 ng/ml，n=293），比较3组患者的一般临床资料；此外，根据患者心衰是否为冠心病所引起分为缺血性心衰和非缺血性心衰亚组。采用多元线性回归分析与H-FABP独立相关的影响因素。主要临床终点事件为全因死亡或心脏移植，采用多因素Cox回归分析、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多因素Cox回归模型风险预测检验及Kaplan-Meier生存曲线评估基线H-FABP对心衰的预后价值。 结果 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年龄、冠心病、丙氨酸氨基转移酶、尿酸及N末端B型利钠肽原（NT-proBNP）与H-FABP呈正相关（β=0.012、0.238、0.001、0.345、0.063，P均<0.05），女性、血红蛋白、白蛋白、血钠及估算肾小球滤过率（eGFR）与H-FABP呈负相关（β=-0.184、-0.006、-0.016、-0.034、-0.006，P均<0.05）。共有119例（13.6%）患者出现失访，在随访931（412~1 185）d时，246例（32.5%）患者发生了全因死亡或心脏移植。多因素Cox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基线H-FABP（log2H-FABP）是心衰患者发生全因死亡或心脏移植的独立预测因子（HR=1.39，P<0.001）。ROC曲线分析结果显示，基线H-FABP对心衰患者3个月、1年及2年发生全因死亡或心脏移植均具有较好的预测价值（ROC曲线下面积分别为0.69、0.69及0.71），对应的基线H-FABP最佳截断值分别为5.85、6.54和6.54 ng/ml。多因素Cox回归模型风险预测检验结果显示，在基础模型和基线NT-proBNP基础上，联用基线H-FABP可为心衰预后评估提供额外的预测价值（P<0.001）。H-FABP分别以6.54 ng/ml（ROC曲线的最佳截断值）及其水平三分位数作为截断值分组，Kaplan-Meier生存曲线分析结果显示，各组间生存率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均<0.001）。亚组分析结果显示，基线H-FABP（log2H-FABP）是缺血性心衰患者发生全因死亡或心脏移植的独立预测因子（HR=1.74，P<0.001），也是非缺血性心衰患者发生全因死亡或心脏移植的独立预测因子（HR=1.28，P=0.027）。 结论 年龄、性别、冠心病、血红蛋白、白蛋白、丙氨酸氨基转移酶、血钠、eGFR、尿酸及NT-proBNP与H-FABP相关。基线H-FABP是心衰患者发生全因死亡或心脏移植的独立预测因子，在基础模型和基线NT-proBNP基础上，联用基线H-FABP可为心衰预后评估提供额外的预测价值。

中年男性，无明显诱因全身出现散在红斑，伴瘙痒。根据患者皮肤表现，结合病理诊断和直接免疫荧光检查，以及血清不同自身抗体谱检测，临床医生对患者进行诊断和鉴别诊断。在无明显进食面食不适史的情况下，通过自身抗体明确了患者的诊断为疱疹样皮炎。通过针对性治疗，患者症状和实验室指标明显好转。

分析1例怀疑由免疫球蛋白G（IgG）抗-E抗体引起的新生儿溶血病。患儿ABO血型为O型，Rh血型分型为CcDEe，其母亲ABO血型为A型，Rh血型分型为CCDee，排除ABO、RhD溶血。对患儿外周血进行新生儿溶血三项实验，发现存在与患儿不相容的抗体，对患儿血浆、患儿红细胞放散液及其母亲血浆不规则抗体筛查及抗体特异性鉴定，结果均为IgG-E。该患儿溶血病由母体的IgG-E抗体引起，且因产前未进行不规则抗体筛查而未被发现。提倡孕妇产前进行不规则抗体筛查，有助于预防或早期诊断新生儿溶血，早期干预，减少围产儿并发症的发生。

不孕症的发生率逐年升高，其病因复杂，包括内分泌失调及自身免疫系统疾病等。随着生殖免疫学的发展，免疫因素所致的不孕越来越引起人们的重视，各种生殖免疫性抗体在不孕症患者中不断被发现。不同自身抗体在不孕症发病机制中的作用和发病率不同，相关自身抗体检测对不孕症原因的早期诊断、治疗及监测具有重要意义。

当前，导致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的2019新型冠状病毒感染已严重威胁到全球公共卫生。临床迫切需要及时诊断COVID-19以指导流行病学措施、感染控制、抗病毒治疗和疫苗研发。纳米生物传感器由于其器件体积小、免标记、特异性好、检测时间短等优点，已实现对多种生物标志物的高性能检测并有望在未来成为2019新型冠状病毒的床旁检测工具。因此，该文概述了纳米生物传感器的工作原理及分类，重点总结了近一年来所报道的纳米生物传感器在检测2019新型冠状病毒方面的研究进展。最后，该文简要展望了纳米生物传感器所面临的挑战和未来的发展前景。

IgG4自身抗体相关自身免疫性疾病（IgG4-AID）是多种自身免疫性疾病的总称，包括膜性肾病、天疱疮和重症肌无力等。该病主要特征是患者存在IgG4亚类抗原特异性自身抗体。目前发现了多种IgG4-AID相关自身抗原，其主要存在于肾脏、皮肤、中枢以及外周神经系统、血液循环或血管系统等部位。相比IgG型自身抗体，IgG4型自身抗体对部分IgG4-AID的诊断、鉴别诊断、治疗和预后判断等方面具有更好的临床应用价值。本文就IgG4型自身抗体在IgG4-AID中的研究进展进行综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