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 · 第45卷第08期

嵌合抗原受体（CAR）-T细胞免疫治疗是近年来肿瘤治疗领域最瞩目的成就之一，流式细胞术（FCM）在CAR-T细胞的设计构建、患者入组、CAR-T细胞产品的性能检测、治疗后疗效评价、免疫功能评价、复发机制研究与后续治疗方案的选择等各个环节都起到重要的作用。为了进一步推广与规范FCM在CAR-T细胞免疫治疗相关实验室检测中的应用，《中华检验医学杂志》组织了“流式细胞分析在CAR-T细胞免疫治疗中的应用和研究进展”专题报道，多篇文章分别涵盖FCM在CAR-T细胞免疫治疗中应用的多个方面，包括专家共识、继续教育、专家述评、微小残留病检测、免疫功能和细胞因子检测等，以期促进FCM在CAR-T细胞免疫治疗中应用的规范化，为临床应用提供更大的帮助。

嵌合抗原受体（CAR）-T细胞免疫治疗已成为肿瘤领域新的免疫治疗明星治疗技术，2017年至今已经有5款CAR-T细胞产品获批上市。CAR-T细胞免疫治疗的基础研究与临床实践良性、快速、高效的互动也发现并解决了很多新的科学问题，大大拓展了多参数流式细胞术（MFC）的应用领域。MFC贯穿了CAR-T细胞制备、改进和功能评价、质量控制、体内存续、临床疗效和毒副作用评估监测全过程。CAR-T细胞高精度的靶向治疗所带来的新的临床问题，对流式细胞术从业人员采用MFC进行肿瘤准确免疫分型和微小残留病监测提出新的挑战，同时也提出了不同疾病阶段，全面评估机体精细免疫功能状态的需求。靶向治疗时代，实验室和临床的及时沟通交流，对于获取正确MFC检测结果、辅助临床个体化诊疗尤为重要。

嵌合抗原受体（CAR）-T细胞免疫治疗难治/复发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R/R ALL）是血液系统恶性疾病治疗领域的突破性进展之一。然而，该领域还存在异基因CAR-T细胞免疫排斥、白血病复发、能否将CAR-T细胞用于微小残留病（MRD）阳性患者的干预和初诊ALL患者的治疗等诸多挑战，只有建立针对上述挑战的相应策略才能进一步提高CAR-T细胞免疫治疗ALL的安全性、有效性，改善临床预后。

阿尔茨海默病（AD）是引起老年性痴呆症最常见的病因，其早期诊断对于延缓病情、改善预后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相较于脑脊液，血液检测具有创伤小且易获取的优势。近年来，随着超敏检测技术的应用，血液标志物对于AD的诊断价值被不断发掘，有望为AD的早期诊断及早期干预提供更加直接有效的证据。

嵌合抗原受体（CAR）-T细胞免疫治疗是近年来肿瘤治疗领域一个举世瞩目的重大成果。流式细胞术（FCM）在CAR-T细胞免疫治疗相关检验的每一个步骤中都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包括靶点筛查、CAR-T细胞产品成分鉴定、毒性预估、微小残留病（MRD）检测、免疫功能评价、免疫微环境研究等。为了深刻认识FCM在CAR-T细胞免疫治疗这一新兴领域的作用，规范每一项应用中的操作，进一步促进其在CAR-T细胞免疫治疗中的应用，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检验医学专业委员会制定了此专家共识。

男性精液常规检验是评估男子生育力的重要方法，也是男科疾病诊断和治疗的重要实验依据。精液检验结果受射精频度、温度、实验室条件、检验人员技术熟练程度和主观判断能力等诸多因素影响，其结果易发生偏差。目前，男性精液检验的质量控制和结果应用缺乏明确的指南或专家共识指导。为提高对精液检验的认识，规范精液检验的选择和应用，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检验医学专业委员会发起并组织业内专家成立编写组，结合近年来国内外相关领域研究进展，制定人类精液检验专家共识，供临床医师和检验医师参考。

目的 探讨多色流式细胞术（MFC）监测微小残留病变（MRD）在 CD19嵌合抗原受体T细胞（CD19-CAR-T 细胞）治疗后桥接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allo-HSCT）治疗难治、复发急性B淋巴细胞白血病（r/r B-ALL）患者过程中的意义和价值。 方法 收集2019年1月至7月河北燕达陆道培医院收治的r/r B-ALL患者37例，年龄15（6，19）岁，其中男24例，女13例，均为经CD19-CAR-T细胞免疫治疗桥接allo-HSCT治疗的患者。采用多色流式细胞技术以胞浆CD79a抗体设B细胞门监测患者在CART治疗前第0天、治疗后第15天、第28天及移植后骨髓、脑脊液样本、组织样本的MRD值评估肿瘤细胞残存以及肿瘤累及位置，监测CD19阳性B细胞在移植前恢复情况及CD19阳性B细胞恢复距离CAR-T细胞回输天数评估CAR-T细胞实际杀伤效果，同时进行患者各时间点外周血CAR-T细胞计数等。采用Kaplan-Meier法及Log-rank检验分析单因素累积生存差异。 结果 （1）37例患者中8例死亡，29例存活。5例患者移植后复发，其中复发患者4例死亡，1例存活。（2）死亡组患者在CAR-T细胞免疫治疗后到桥接移植前MFC-MRD阴性缓解率为5/8，低于存活组28/29（χ2=7.540，P=0.006）；回输第15天阴性缓解率为3/8，低于存活组24/29（χ2=6.512，P=0.011）；回输第28天阴性缓解率为3/8，低于存活组26/29（χ2=10.065，P=0.002）。而死亡组伴髓外MFC-MRD阳性肿瘤浸润率为（7/8）高于存活组（14/29）（χ2=3.931，P=0.047）。CAR-T细胞免疫治疗后，死亡组CD19阳性细胞恢复时间即CAR-T细胞可对CD19阳性细胞杀伤时间42.00（30.00，49.00）d短于生存组55.00（41.50，73.50）d（Z=0.022，P=0.020）。 结论 利用多色流式细胞术检测B-ALL患者微小残留病变发现，在CD19-CAR-T细胞免疫治疗后到桥接allo-HSCT前、回输第15天、回输第28天等时间点，阳性结果均提示预后不良。这一结果为临床进行对症治疗提供一定指导意义。

目的 通过形态学分析与流式细胞术检测，探寻一种可以简洁、快速、准确定量分析嵌合抗原受体（CAR）-T细胞输注后在患者体内骨髓或外周血中CAR-T细胞含量的检测方法。 方法 分析2016年8月至2021年8月在徐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血液科接受CAR-T细胞免疫治疗256例患者外周血与骨髓中CAR-T细胞检测结果。256例患者均为CAR-T细胞输注后生存期超过1个月。其中多发性骨髓瘤患者118例，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患者68例，淋巴瘤患者70例。通过形态学方法分析外周血与骨髓中CAR-T细胞形态学特征、阳性率及检出率。通过流式细胞术蛋白 L检测分析外周血与骨髓中CAR-T细胞阳性率及检出率。采用χ2检验分析2种方法联合分析检出率与单一方法分析检出率之间的差异。 结果 CAR-T细胞具有显著形态学特征，与正常淋巴细胞存在明显形态学差异。形态学方法和流式细胞术对外周血或骨髓CAR-T细胞检出率分别为88.28%（226/256）和79.29%（203/256）。2种方法联合分析，CAR-T细胞检出率可达99.22%（254/256）。两种方法联合分析比单一方法分析，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通过外周血不同时间点检测结果分析发现，118例多发性骨髓瘤患者标本第7天形态学与流式细胞术平均检测比例分别为9.50%与10.23%，第15天形态学与流式细胞术平均检测比例分别为13.50%与15.19%，第21天形态学与流式细胞术平均检测比例分别为8.00%与10.07%。68例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患者标本第7天形态学与流式细胞术平均检测比例分别为12.00%与11.22%，第15天形态学与流式细胞术平均检测比例分别为21.00%与23.10%，第21天形态学与流式细胞术平均检测比例分别为13.50%与10.91%。70例淋巴瘤患者标本第7天形态学与流式细胞术平均检测比例分别为7.50%与10.35%，第15天形态学与流式细胞术平均检出率分别为9.00%与10.35%，第21天形态学与流式细胞术平均检出率分别为6.50%与5.69%。不同疾病患者标本在第15天左右CAR-T细胞数量达到高峰。 结论 2种方法联合检测外周血或骨髓CAR-T细胞的检出率较单一方法检测明显提高。

目的 探究接受嵌合抗原受体（CAR）-T细胞免疫治疗的B细胞淋巴瘤患者外周血调节性T淋巴细胞（Treg）水平的变化特点，以及Treg水平与最佳疗效及治疗反应的联系。 方法 回顾性研究2019年至2021年在武汉同济医院接受CD19/CD22 CAR-T细胞免疫治疗的23例复发/难治性B细胞恶性肿瘤患者的资料，依据Lugano修订版的淋巴瘤疗效评价标准将入组患者按照最佳疗效分为治疗后完全缓解（CR）组8例，部分缓解（PR）组7例及无效组（NR）8例。收集武汉同济医院同期16例未进行CAR-T细胞免疫治疗的B细胞淋巴瘤患者为对照组。在CAR-T细胞免疫治疗期间不同时间段，应用多色流式细胞术动态检测患者外周血中Treg占CD4+T细胞比例（Treg/CD4+T）、占淋巴细胞比例（Treg/Lym）、占白细胞比例（Treg/WBC）及Treg绝对数（Treg#），分析Treg水平随时间的变化趋势以及回输前后不同时间段内Treg占比及绝对数在不同最佳疗效患者组别中的差异。根据CAR-T细胞回输后1~15 d内Treg占比和绝对数中位数水平将患者分为低水平组11例及高水平组12例，比较各组间CAR-T拷贝数峰值、铁蛋白峰值、白细胞介素6（IL-6）峰值的统计学差异。统计学分析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曼-惠特尼U检验、Cox-Stuart趋势存在性检验及单因素方差分析。 结果 接受CAR-T细胞免疫治疗的23例患者，清淋预处理后CAR-T细胞输注前Treg/CD4+T及Treg/Lym均值分别为（20.42±7.96）%及（13.61±7.13）%，显著高于对照组Treg/CD4+T均值［（7.33±3.61）%，t=5.893，P<0.001］及Treg/Lym均值［（1.91±0.90）%，t=6.53，P<0.001］。同期Treg#均值（1.81±1.52）/μl明显低于对照组均值［（13.66±9.89）/μl，t=4.261，P<0.001］。回输CAR-T细胞后，Treg/CD4+T与Treg/Lym均有降低趋势（P<0.001），Treg/WBC有升高趋势（P=0.01）。最佳疗效为CR组的患者回输前Treg/CD4+T（12.87±1.93）%、Treg/Lym（6.35±2.84）%、Treg/WBC（0.05±0.05）%均值均明显低于PR组［（29.68±5.49）%（P<0.01），（21.85±2.10）%（P<0.01），0.50±0.69（P<0.05）］。回输CAR-T细胞后1~15 d内Treg/CD4+T均值较低的患者，CAR-T拷贝数峰值更高（P<0.05）。 结论 B细胞恶性肿瘤患者在接受CAR-T细胞免疫治疗过程中，Treg/CD4+T与Treg/Lym先增高后降低。预处理后CAR-T输注前外周血Treg细胞占比较低的患者疗效更好，CAR-T 输注后早期Treg/CD4+T 水平相对低的患者CAR-T 细胞的扩增更好，在CAR-T细胞免疫治疗过程中利用多色流式细胞术对Treg比例进行动态监测，对免疫治疗最佳疗效以及治疗反应的预测均有一定的临床意义。

目的 观察嵌合抗原受体（CAR）-T细胞免疫治疗桥接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allo-HSCT）患者的免疫重建表现。 方法 回顾性分析2018年8月至2021年12月期间在北京陆道培医院接受CAR-T细胞桥接allo-HSCT治疗的所有急性B淋巴细胞白血病（B-ALL）患者临床病历资料，年龄14（7，30）岁，其中男39例，女22例。CAR-T细胞免疫治疗 32例，非CAR-T细胞免疫治疗 29例。随访时间561（235，784）d。用多色流式检测患者移植前及移植后1、2、3、6、8、10、12个月外周血各淋巴细胞亚群即总淋巴细胞、T淋巴细胞、辅助性T细胞、细胞毒性T细胞、B淋巴细胞、自然杀伤细胞、Treg细胞计数，以评估患者在移植后免疫重建表现。 结果 移植前血清球蛋白：CAR-T组IgA水平0.18（0.06，0.49）g/L低于非CAR-T组1.03（0.63，1.56）g/L患者（U=103.5，P<0.001）。CAR-T组IgG水平5.54（4.04，7.09）g/L低于非CAR-T组6.78（5.27，9.26）g/L（U=1 298.5，P=0.017），CAR-T组IgM水平0.18（0.05，0.30）g/L低于非CAR-T组0.40（0.26，0.71）g/L（U=166.0，P<0.001）。CAR-T组移植前外周血免疫细胞总淋巴细胞计数833.00（335.00，1 727.50）个/μl，低于非CAR-T组患者1 052.00（545.75，1 812.50）个/μl（U=404.0，P<0.001）。移植前CAR-T组T淋巴细胞绝对计数686.00（233.00，1 307.00）个/μl，低于非CAR-T组患者860.00（391.00，1 419.75）个/μl（U=406.0，P<0.001）。CAR-T组辅助性T淋巴细胞绝对计数146.00（40.50，327.50）个/μl，低于非CAR-T组患者162.50（66.00，384.75）个/μl，（U=494.0，P=0.002）。CAR-T组细胞毒性T淋巴细胞绝对计数343.00（56.50，924.00）个/μl，低于非CAR-T组患者478.00（143.50，992.25）个/μl（U=483.5，P=0.001）。CAR-T组B淋巴细胞绝对计数 22.00（6.00，186.00）个/μl，低于非CAR-T组患者33.00（8.00，220.00）个/μl（U=498.0，P=0.002）。而2组患者移植后监测时间点上述各免疫细胞亚群细胞绝对计数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对比2组患者临床特征，CAR-T组患者移植前病史981.00（368.50，1 514.75）d比非CAR-T组323.00（167.50，450.50）d长（U=263.0，P=0.004），CAR-T组患者预处理方案中兔抗人胸腺细胞免疫球蛋白（ATG）用量5.00（5.00，7.50）mg/kg比非CAR-T组患者7.00（5.00，7.50）mg/kg低（U=288.5，P=0.018），CAR-T组移植物CD34+回输剂量5.91（4.23，6.02）×106/kg比非CAR-T组患者高 4.51（4.00，5.93）×106/kg（U=291.0，P=0.012），CAR-T组移植后环孢素应用时间167.00（119.25，299.50）d，比非CAR-T组患者197.00（102.50，450.50）d短（U=421.0，P=0.001）。 结论 对于移植前免疫功能偏低的CAR-T患者，可通过降低预处理ATG剂量、增加移植物CD34+输注剂量、移植后尽早停用环孢素等方式，使其与非CAR-T患者达到相似的免疫重建状态。

目的 探讨恶性血液病患者接受嵌合抗原受体（CAR）-T细胞免疫治疗后，12种炎症细胞因子表达水平对细胞因子释放综合征（CRS）的早期发现和指导治疗的重要意义。 方法 选择2017年至2020年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采用CAR-T细胞免疫治疗的住院患者12例，包括男性6例，女性6例，年龄53.0（49.8，62.5）岁。12例CAR-T细胞免疫治疗患者细胞回输后，采用流式细胞微球技术在不同时间点检测血清白细胞介素（IL）-1β、IL-2、IL-4、IL-5、IL-6、IL-8、IL-10、IL-12P70、IL-17A、干扰素（IFN）-α、IFN-γ和肿瘤坏死因子（TNF）-α水平，对比分析同期的C反应蛋白（CRP）、D二聚体（D-D）、血清铁蛋白（SF）和乳酸脱氢酶（LDH）。根据CRS诊断标准进行分级（包括0、1、2和3级），比较4组间的差异。采用Spearman相关系数对炎症细胞因子表达水平和CRS分级进行相关性分析。绘制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确定炎症细胞因子预测CRS的敏感度、特异度。 结果 12例患者CAR-T细胞回输后分别在第1、4、7、11天进行CRS分级，总计48例次（包括CRS 0级25例，CRS 1级6例，CRS 2级9例，CRS 3级8例），经相关性分析显示，IL-4、IL-6、IL-10、TNF-α、IFN-γ、IL-1β、IL-8的表达水平与CRS分级呈正相关性（P<0.05），相关系数分别为0.384、0.730、0.632、0.341、0.681、0.319、0.622。在12例患者中出现升高的7种炎症细胞因子（IL-6、IL-10、IFN-γ、IL-8、IL-2、TNF-α和IFN-α），开始升高的时间平均值分别为3.4、5.3、6.1、2.9、4.3、6.0和5.8 d，CRP、D-D、SF和LDH开始升高的时间平均值为6.6、7.6、8.3和7.6 d。出现升高的7种炎症细胞因子开始升高的时间平均值均小于CRP、D-D、SF和LDH。有效治疗后，除IL-6外，其余6种炎症细胞因子（IL-10、IFN-γ、IL-8、IL-2、TNF-α和IFN-α）转归时间平均值分别为7.8、3.9、5.1、8.0、6.0、2.5 d，均小于CRP、D-D、SF和LDH的转归时间平均值9.7、9.2、13.7和13.8 d。ROC曲线显示，IL-6、IL-10、IFN-γ和IL-8对CRS诊断均有较高的敏感度和特异度。 结论 12种炎症细胞因子监测对判断CAR-T细胞回输后的CRS等级有一定价值，有助于CRS的早期诊断以及临床转归的评估。

目的 观察CD19-嵌合抗原受体（CAR）-T细胞免疫治疗中，细胞因子释放综合征（CRS）评分不同的急性B淋巴细胞性白血病（B-ALL）患者各类细胞因子和凝血功能的变化。 方法 对2018年7月至2020年10月在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接受CD19-CAR-T细胞免疫治疗的87例B-ALL患者治疗前后及30名健康对照者的凝血指标，部分凝血活酶时间（APTT）、凝血酶原时间（PT）、D-二聚体和纤维蛋白原（Fg）进行连续的监测；其中患者的年龄为32（20，56）岁，36例（41.4%）为女性。应用流式细胞术监测B-ALL患者治疗前后体内CD19-CAR-T细胞的比例以及细胞因子白细胞介素-6（IL-6）、细胞因子白细胞介素-10（IL-10）、干扰素-γ（IFN-γ）、肿瘤坏死因子（TNF-α）、IL-2、IL-4和IL-17A表达，并按照共识标准根据严重程度进行CRS分级。 结果 CRS>3级患者PT、APTT 延长，D-二聚体升高，Fg降低（P<0.05）。CRS>3级患者血浆中 IFN-γ、IL-6、IL-10细胞因子水平明显高于对照组（P<0.05）。D-二聚体水平与 IL-10水平呈正相关。 结论 CD19-CAR-T细胞免疫治疗中CRS分级严重的患者有的凝血功能紊乱。细胞因子 IFN-γ、IL-6和 IL-10可能在 CD19-CAR-T细胞治疗中影响凝血功能和CRS分级。

目的 建立一种拉曼光谱技术检测血清的方法，用于胃癌诊断的研究。 方法 收集2019年4—11月在陆军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确诊的胃癌患者110例［男73例，女37例，年龄为（57.4±10.3）岁］，确诊的结直肠癌患者74例［男48例，女26例，年龄为（58.3±12.2）岁］，以及同期健康体检者100名［男59名，女41名，年龄为（55.6±10.61）岁］，收集受试者空腹静脉血血清样本，使用XploRA PLUS型拉曼光谱仪，在激发光源532 nm、100倍物镜、取谱区间200~2 000 cm-1等条件下，对血清样本进行无损、非接触式快速检测，采集血清样本的拉曼光谱图。使用拉曼光谱采集和处理配套软件LabSpec6对获得的拉曼光谱进行平滑、基线校正、归一化处理，将获得的拉曼光谱数据导入到多变量统计学分析软件SIMCA14.1中，使用主成分分析（PCA）和正交偏最小二乘法判别分析（OPLS-DA）方法进行统计学分析，构建模型分析健康和胃癌两组血清样本之间的差异，绘制工作特征曲线（ROC）评估模型的诊断性能，并使用结直肠癌组血清样本对模型的可靠性进行验证。 结果 检测健康组和胃癌组血清样本获得重复性较好的6个拉曼光谱峰，分别位于1 001.17、1 154.63、1 337.89、1 446.85、1 515.33、1 658.34 cm-1处，在这6个拉曼峰处，健康组和胃癌组的拉曼强度差异明显。在1 001.17、1 154.63、1 515.33 cm-1位移处，健康组拉曼强度高于胃癌组；在1 337.89、1 446.85、1 658.34 cm-1位移处，胃癌组拉曼强度高于健康组。得到模型的R2X（cum）=0.809，R2Y（cum）=0.819，Q2（cum）=0.758，基于OPLS-DA模型绘制ROC特征曲线，胃癌组曲线下面积（AUC）分别为0.998。在胃癌Ⅰ、Ⅱ、Ⅲ、Ⅳ期血清拉曼光谱中可检测到重复性较好的6个峰，分别位于1 001.85、1 155.07、1 338.36、1 445.75、1 515.92、1 657.68 cm-1位移处，在1 155.07、1 515.92 cm-1位移处，胃癌Ⅳ期拉曼强度显著高于胃癌Ⅰ、Ⅱ、Ⅲ期。 结论 健康组与胃癌OPLS-DA模型性能良好，能将健康组和胃癌组有效的区分开；模型可靠性验证发现健康组、胃癌组、结直肠癌组也能有效的分离；拉曼光谱检测血清技术联合多变量统计中的OPLS-DA方法，可实现对健康者与胃癌患者血清样本的非标记检测。

目的 探讨急性ST段抬高性心肌梗死（STEMI）患者血清腱糖蛋白-C（TN-C）水平变化规律及其对远期预后的影响。 方法 选择2015年6月至2016年6月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心内科收治的113例成功行急诊PCI的STEMI患者进行前瞻性研究，测定血清Tenascin-C水平，根据血清Tenascin-C水平分为TN-C≥120 μg/L组和TN-C<120 μg/L组，随访5年，观察2组患者主要不良心血管事件（MACE）发生情况。并根据MACE发生情况分为MACE组与非MACE组，分析MACE发生的预测因素。用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分析血清TN-C 水平预测STEMI患者发生MACE的价值。采用Kaplan-Meier生存曲线分析MACE发生率，并采用Cox比例风险回归模型分析5年MACE发生的危险因素。 结果 STEMI患者血清TN-C在发病后第1天内开始升高，为（46.5±24.8）μg/L，第3天达到峰值，为（97.5±41.2）μg/L，随后逐渐下降。STEMI患者全部完成5年随访，其中37例发生MACE，包括心源性死亡4例（3.5%）、心力衰竭14例（12.4%）、再发心肌梗死或再次血运重建14例（12.4%）、卒中5例（4.4%）。TN-C预测MACE的ROC曲线下面积为0.953（95%CI 0.918~0.988，P<0.05）。TN-C≥120 μg/L组MACE 发生率高于TN-C<120 μg/L组［86.4%（19/22）比19.8%（18/91）］，Kaplan-Meier 生存分析显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Cox比例风险回归分析显示，血清TN-C水平（HR=1.007，95%CI 1.001~1.012，P<0.05）、超敏C反应蛋白（HR=1.028，95%CI 1.007~1.049，P<0.05）、心肌肌钙蛋白Ⅰ（HR=1.004，95%CI 1.000~1.008，P<0.05）是STEMI患者5年随访发生MACE的独立预测因子。 结论 STEMI患者血清TN-C水平明显升高，并随时间发生变化，其对MACE发生具有很好的预测价值，是STEMI患者5年发生MACE的独立预测因子。

目的 建立血浆中游离甲氧基肾上腺素类物质的化学发光免疫检测方法并对检测方法部分性能进行确认。 方法 将待测样品（校准品、血浆或质控品）进行萃取、酰化，处理后的待测物分别与固相化甲氧基肾上腺素（MN）、甲氧基去甲肾上腺素（NMN）的特异性抗原竞争结合辣根过氧化物酶（HRP）标记的特异性抗体，通过免疫反应，形成固相化的抗原-抗体-HRP免疫反应复合物，HRP催化底物发光。用特异性、灵敏度、精密度、热加速稳定性和准确度进行性能确认。 结果 建立的MN、NMN检测方法检测多种结构类似物均无明显的交叉反应；MN检测试剂的空白限、检出限、功能灵敏度分别为10.51、21.15、25.76 ng/L，NMN检测试剂分别为11.54、28.43、31.29 ng/L；MN、NMN检测试剂变异系数分别为2.41%~5.38%，1.61%~3.22%；2种检测试剂的热加速稳定性试验显示检测试剂在2~8 ℃可以稳定存放1年，且该方法量值结果可溯源至质谱。 结论 本研究成功建立了检测血浆中游离MN、NMN的化学发光免疫检测方法。

嵌合抗原受体（CAR）T细胞免疫治疗是肿瘤治疗的一次革命，CAR-T细胞免疫治疗在B细胞白血病、淋巴瘤和多发性骨髓瘤的治疗中疗效显著，但存在抗原逃逸、抗原异质性、毒副作用等不足，在其他恶性血液肿瘤和实体肿瘤治疗中也面临诸多挑战。CAR-T细胞免疫治疗前后进行全面、持续的实验室指标检测对毒副作用的早期预警及治疗监测具有重要作用。未来需要不断改进CAR-T细胞的设计、优化治疗方案，提高其抗肿瘤活性，为肿瘤治疗带来新的突破。

经过近二十年的发展，嵌合抗原受体（CAR）-T细胞在治疗血液系统恶性肿瘤中取得了巨大的临床成功。随着CAR-T细胞免疫治疗在多中心临床试验和商业化治疗中的广泛应用，疗效监测和毒性管理对于确保安全性和提高总体生存率必不可少。生物标志物不仅可以作为反映患者基线特征、肿瘤生物学特性和CAR-T细胞功能的指标，还可以评估治疗期间的毒副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