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 · 第44卷第10期

抗核抗体（ANA）的实验室检测对系统性自身免疫病的诊断、分型、病情监测等具有重要的临床意义。近年来，随着计算能力的增强和算法的推陈出新，以深度学习（DL）为代表的人工智能技术取得不断突破，在医学图像识别领域逐渐展现出独特的优势。ANA检测的参考方法是以人喉癌上皮细胞为基质的间接免疫荧光法，检测结果依赖肉眼对荧光模式的判读，本质原理还是图像识别，而这正巧具备与DL结合实现自动化判读系统的广阔前景。本文就目前DL运用在ANA检测的领域相关的研究及面临挑战进行概述，以期为今后ANA结果判读的标准化之路提供参考。

人工智能技术在检验医学领域的应用现已显示出了巨大潜力，但也面临着诸多挑战和困境。了解人工智能的基本原理、评价方法、应用场景及其优势和局限性，有助于更好地指导工作实践。在不久的将来，AI将会全方位应用于临床检验中，使检验医学在疾病诊断、疗效监测、预后判断等方面发挥更加精准的作用。在AI技术的助力之下，检验医学的发展未来可期。

随着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发展，自动化、智能化的人工智能对检验分析前、中、后过程的影响不断加大。人工智能应用于通过提高自动化程度生成的大型临床数据集有助于发现新知识、开发新模型、发掘新领域；即时检验具有操作简便、便携化、智能化、适用条件宽等优点；应用人工智能构建预测模型有助于精准检验医学的发展；在近期出现的新型冠状病毒疫情中，人工智能在检验领域又萌生出了新的方向。

人工智能在检验医学中的应用研究已经成为检验发展的重要方向，但人工智能技术在产品应用研发过程中仍存在机器学习模型缺乏可解释性、人才队伍缺乏、安全隐患众多等问题。其原因可能有数据集质量不高、研究设计偏差、人才培养机制不健全、立法和监管不到位等。针对这些形成原因，可以采取相应对策，包括建立数据录入和采集规范，制定数据标注管理标准、做好模型的风险分析，加强复合型人才培养，健全监督管理体系等。确保检验医学领域应用的人工智能产品能够在提升诊断效率、减少误诊和漏诊率的前提下，切实提升医疗服务质量。

细胞外囊泡（EV）是细胞或微生物分泌的直径在30~1 000 nm的双层脂质囊泡，内含有丰富的蛋白质、核酸、脂质及其他生物信息分子。因此EV可以作为细胞间物质传递的载体。目前在感染性疾病中，病原微生物的EV可作为双刃剑，起到双重作用。既可在宿主的感染免疫，病原菌的感染致病及耐药性传递中发挥负面“敌”的重要作用，也可在临床诊疗中展现病原微生物EV“友”的优势。

中枢神经系统（CNS）受累是血液系统恶性肿瘤的一种严重并发症。目前，脑脊液（CSF）细胞学检查是CNS受累的金标准，但其灵敏度较低。多参数流式细胞分析（MFC）显示出比CSF细胞学更高的灵敏度。CSF细胞学检查阴性而MFC阳性的隐匿性CNS累及，同显性CNS累及一样，与血液系统恶性肿瘤复发高风险相关。然而，由于CSF标本的特殊性——细胞数量少、活性低、干扰细胞多等因素，使得CSF的MFC应用受到限制。因此，亟须规范血液系统恶性肿瘤CSF的MFC检测。明确标本运送、抗体选择、阳性阈值设定等方面的标准措施，并规范报告分析、加强人员培训。这些措施将大大提高MFC在诊断血液系统恶性肿瘤CNS累及中的作用。

常用血栓与止血项目广泛用于出血性疾病诊断、术前筛查、血栓及血栓前状态的判断及抗凝、溶栓药物的监测等。常用血栓与止血项目的检测结果受试剂批次变更影响，而如何进行试剂批次变更的验证、如何识别并判断试剂批次变更导致的检测误差是否在实验室可接受范围，尚无统一标准。中华医学会检验医学分会组织国内同领域专家对上述问题进行了讨论并撰写了指南，以规范常用血栓与止血项目检测试剂批次变更的验证程序。

目的 通过机器学习算法挖掘常规检验大数据构建结直肠癌（CRC）风险预测模型。 方法 收集长海医院2013年1月1日至2019年6月30日结肠镜检查者，收集2010年1月1日至2019年6月30日全院门诊和住院患者，根据肠镜联合病理结果标注或参照ICD-10编码，分别纳入CRC组和非CRC组。采用极限梯度提升（Xgboost）、人工神经网络（ANN）、支持向量机（SVM）、随机森林（RF）4种机器学习算法挖掘入组患者的所有常规检验项目数据，选择模型特征并建立CRC的分类模型。在2019年7月1日至2020年8月31日长海医院所有就诊者对模型效能进行前瞻性验证，并验证模型对<50岁患者及粪隐血阴性患者CRC鉴别能力。 结果 采用XgBoost算法构建了包含粪隐血，癌胚抗原、红细胞分布宽度、淋巴细胞计数、白蛋白/球蛋白、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和乙型肝炎病毒核心抗体7个特征的CRC风险预测模型CRC-Lab7。模型在验证集与前瞻性验证集的曲线下面积（AUC）分别为0.799和0.816，明显高于粪隐血（AUC为0.68和0.706）。CRC-Lab7对50岁以下及粪隐血阴性的CRC也具有较高的诊断准确性（AUC分别为0.84和0.69）。 结论 本研究通过挖掘常规检验大数据建立了CRC风险预测模型，模型效能优于粪隐血，且对粪隐血阴性及小于50岁人群的CRC具有较高的诊断准确性。

目的 分析河南地区20~34岁不同年龄段育龄女性血清抗苗勒管激素（AMH）水平，建立其医学参考区间。 方法 纳入2017年1—6月前往河南地区13个项目点做孕前优生和婚前检查的健康育龄女性620名，按年龄分为3组：20~24岁组210名、25~29岁组207名、30~34岁组203名，检测血清AMH水平，用Spearman相关系数评估血清AMH水平与年龄之间的相关性，用Kruskal-Wallis H检验比较不同年龄组的血清AMH水平；用Wilcoxon秩和检验进行两两间比较；用百分位数法（P2.5，P97.5）建立育龄女性总体及不同年龄段的血清AMH医学参考区间。 结果 育龄女性血清AMH与年龄的相关系数为-0.17（P<0.001）。3个不同年龄组的血清AMH水平频数总体分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H=21.978，P<0.05），其中，20~24岁组与30~34岁组比较，血清AMH水平频数总体分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Z=4.292，P<0.05），25~29岁组与30~34岁组比较，血清AMH水平频数总体分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Z=3.803，P<0.05）。620例血清AMH参考范围为0.281~9.693 μg/L；20~24、25~29、30~34岁血清AMH参考区间分别为0.524~10.760、0.229~9.200、0.115~8.200 μg/L。 结论 育龄女性血清AMH水平随着年龄增长而降低，本研究首次建立了河南地区20~34岁育龄女性血清AMH参考区间。

目的 探讨2型糖尿病患者（T2DM）载脂蛋白E（apoE）E2、E4等位基因与心肌梗死（MI）的相关性，分析apoE基因多态性与血脂代谢指标的关系。 方法 采用病例对照研究方法，收集2016年8月至2020年3月中日友好医院T2DM住院患者3 459例，其中无MI患者3 044例（T2DM组），MI患者415例（T2DM+MI组）。采用实时荧光定量PCR技术检测apoE基因多态性，采用全自动生化分析仪检测血脂水平。采用Logistic回归分析确定apoE基因对T2DM患者MI患病风险的影响。 结果 （1）apoE基因的等位基因频率比较：T2DM+MI组E4等位基因频率（12.29%，102/830）高于T2DM组（9.13%，556/6 088），E2等位基因频率（7.35%，61/830）低于T2DM组（8.21%，500/6 088）（P=0.012）；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携带E4等位基因（E3/E4+E4/E4）是T2DM进展为MI的风险因素（OR=1.48，95%CI 1.14~1.92，P=0.003）。携带E2等位基因（E2/E3+E2/E2）与T2DM进展为MI无关（OR=0.88，P=0.642）。（2）apoE基因多态性与血脂水平：TC、LDL-C和apoB水平在携带E4等位基因、野生型和携带E2等位基因患者依次增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HDL-C、apoA1和apoE水平在携带E4等位基因、野生型、携带E2等位基因患者依次减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携带E4等位基因是T2DM患者发生MI的风险因素；apoE基因多态性可以影响血脂水平。

目的 利用核磁共振波谱技术（NMR）检测遗传代谢病患者尿液中代谢产物的种类及含量变化，探讨NMR技术在遗传代谢病诊断中的应用价值。 方法 收集2019年3至6月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确诊的20例遗传代谢病患者尿液样本，其中包括甲基丙二酸血症（MMA）9例。利用NMR脉冲宽度定量法和气相色谱质谱（GC/MS）半定量法测定遗传代谢病患者尿中代谢物的成分，分析2种方法中异常代谢物的水平。 结果 NMR技术可检测MMA、异戊酸血症、戊二酸血症、丙酸血症、3-甲基巴豆酰辅酶A羧化酶缺乏症、鸟氨酸氨甲酰转移酶缺乏症、希特林蛋白缺乏症、Canavan病、酪氨酸血症、赖氨酸尿蛋白不耐受症患者尿中特征性代谢物水平显著升高，平均为参考值区间上限值的8倍，最高可达545倍。相较于GC/MS，NMR技术可检测数量更多的待测物，包括有机酸、氨基酸、糖类等。在9例治疗前MMA患者中，NMR法甲基丙二酸和3-羟基丙酸水平［1 800（180~12 000）和50（0~270）mmol/mol Cr］均明显高于参考值（0~31、0~35）；GC/MS法甲基丙二酸和甲基枸橼酸水平［136.56（43.79~518.67）和4.87（1.52~7.52）］均明显高于参考值（0~4、0~0.7）。 结论 NMR和GC/MS技术对有机酸血症的诊断均具有特异性，GC/MS技术检测的主要物质是有机酸，NMR技术可突破这种限制，检测尿液中多种代谢物水平。

目的 探讨Flt3配体（Flt3L）和生长停滞特异性蛋白6（Gas6）对非霍奇金淋巴瘤（NHL）患者化疗后感染的诊断价值。 方法 收集2019年7月至2020年10月在武汉市第一医院就诊的NHL化疗患者94例，其中男62例，女32例，年龄（53.50±13.70）岁。根据化疗后是否感染，分为感染组40例，未感染组54例。另选择同期健康者50例为对照组。比较3组间血清Flt3L、Gas6和一般炎症指标的表达水平，相关性分析采用Spearman法，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分析血清Flt3L和Gas6对NHL患者化疗后感染的预测价值，采用Kaplan-Meier曲线分析血清Flt3L和Gas6水平对NHL化疗患者发生医院感染的影响。 结果 NHL患者化疗后感染组血清Flt3L［807.80（215.10，1 232.00）pg/ml］和Gas6［20.04（13.14，27.52）ng/ml］水平均高于未感染组和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均<0.05）；NHL患者化疗后重度感染组血清Flt3L［887.30（321.60，1 367.00）pg/ml］和Gas6［25.24（17.61，42.86）ng/ml］水平均高于轻度感染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均<0.05）。血清Flt3L浓度与WBC呈负相关（r=-0.375，P<0.05），与IL-6呈正相关（r=0.341，P<0.05）；血清Gas6浓度与WBC呈负相关（r=-0.461，P<0.05）。ROC曲线分析表示血清Flt3L和Gas6预测诊断感染的曲线下面积及95%CI分别为0.811（0.719~0.902）和0.643（0.526~0.759），血清Flt3L与hsCRP、PCT和IL-6联合应用后，曲线下面积分别为0.956、0.923和0.865。Kaplan-Meier曲线分析表示NHL化疗患者血清Flt3L≥649.80 pg/ml及血清Gas6≥21.50 ng/ml时，医院感染率显著升高（P均<0.05）。 结论 NHL化疗后感染患者血清Flt3L和Gas6水平明显升高并与感染严重程度有关。早期检测血清Flt3L浓度有助于预测NHL患者化疗后感染及病情判断。

目的 探讨健康人群外周血淋巴细胞Pole2表达水平的增龄性变化，分析常见4种老年病患者与同龄正常人外周血淋巴细胞Pole2表达水平的差异。 方法 首先对Pole2 mRNA qRT-PCR自建方法进行性能验证，然后选择2018年12月至2019年12月期间于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体检中心的健康人及同时期就诊患者作为研究对象，以RT-PCR、蛋白印迹法检测20~29、30~39、40~49、50~59、60~69、70~79岁（每组30例）健康人群外周血淋巴细胞Pole2的mRNA及蛋白表达水平，绘制增龄相关曲线；检测糖尿病（DM）、冠心病（CHD）、阿尔茨海默病（AD）、脑动脉粥样硬化（CVD）每组30例，共120例，60~69岁患者外周血淋巴细胞Pole2的mRNA及蛋白表达水平，用单因素方差分析和重复测量做多组均数间比较分析其与同龄健康人群的差异。 结果 健康人群Pole2的mRNA及蛋白表达水平在20~29岁至50~59岁年龄段随着年龄增长而上升，60~69岁至70~79岁年龄段随着年龄增长而下降（P<0.001）；CHD、AD、DM、CVD患者外周血淋巴细胞Pole2的mRNA及蛋白表达水平明显高于同年龄健康人群，其中AD患者组Pole2蛋白表达水平明显高于其他疾病组（P<0.001）。 结论 外周血淋巴细胞Pole2表达水平随着年龄增长而变化为60岁前随着年龄增长而增加，60岁后随着年龄增长而下降；在常见的4种老年病患者中表达均高于正常人。

目的 基于下一代测序技术（NGS）检测非小细胞肺癌（NSCLC）患者血浆循环游离DNA（cfDNA）突变的性能验证，评估NGS、微滴式数字PCR（ddPCR）和超级扩增阻滞突变系统（super-ARMS）在NSCLC患者中的应用。 方法 入组75例于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呼吸科就诊的NSCLC患者。采用NGS检测标准品、25例初诊未治疗患者的血浆cfDNA、以及血浆中掺入血红蛋白（0.5 mg）、胆红素（0.5 mg）、脂肪乳（0.5 mg）、肠球菌基因组DNA（gDNA）和大肠埃希菌gDNA的自制混合标本，以验证NGS平台的空白限、分析灵敏度、精密度、准确性及分析特异性。采用ddPCR和NGS检测75例NSCLC患者的cfDNA突变，比较两平台的突变阳性率，采用Pearson相关性检验比较两平台对于cfDNA突变丰度之间的线性关系。在75例患者中采用简单随机抽样法抽取12例进行血浆super-ARMS平台的检测，比较NGS、ddPCR与super-ARMS的检测一致性。 结果 NGS平台对血浆cfDNA突变检测的空白限为0.00%；敏感度为0.2%；批内精密度、批间精密度均为100%；准确性为100%；检测结果不受血浆内源性血红蛋白、胆红素、甘油三酯或外源性DNA干扰影响，分析特异性好。75例NSCLC患者血浆cfDNA 的ddPCR平台和NGS平台的突变阳性率分别为61.33%、60.00%，完全一致率为89.33%。NGS与ddPCR均检测出突变的51个位点的突变丰度呈正相关（r=0.984，P=0.001）。在简单随机抽样法抽取的12例NSCLC患者血浆中，NGS、ddPCR与super-ARMS三平台检测结果完全一致的共7例，包括2例野生型，5例突变型。 结论 NGS平台经验证可用于NSCLC患者cfDNA突变检测，ddPCR、NGS、super-ARMS对血浆cfDNA的突变检测各有优势。

基于患者样本的实时质量控制系统（PBRTQC），可利用现代实验室信息系统条件改进实验室质量控制体系。PBRTQC相比室内质量控具有连续监测、无质控品原因造成失控的情况、低成本等优势。本文总结近期PBRTQC研究成果，介绍PBRTQC的理论基础和PBRTQC质控模型的建立，阐述目前PBRTQC存在的问题，提出未来PBRTQC的研究方向。

脑脊髓液（CSF）检测在中枢神经系统疾病的诊断和治疗中具有重要的临床价值，单细胞测序技术为CSF的相关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切入点。相较于传统方法，该技术可获取CSF中单个细胞的表达谱，有利于CSF中细胞类群和异质性的研究以及低丰度细胞的发现。近年来CSF单细胞测序的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神经感染性疾病、神经炎性和神经退行性疾病，以及脑膜转移等方面，充分体现了单细胞测序技术在中枢神经系统疾病研究中的优势和临床价值，为疾病的诊断和治疗提供新的方向。

急性肾损伤（AKI）是重症患者常见的并发症，其病因复杂，发病率高，与患者的死亡率、住院时间及远期不良结局密切相关。因此，在早期可逆转阶段及时发现急性肾损伤，对于预防其进展为肾衰竭和启动肾脏替代治疗尤为重要。因此，探寻急性肾损伤发生发展过程中相关的生物标志物对于疾病的诊治具有重要的临床意义。金属蛋白酶组织抑制剂-2（TIMP-2）、胰岛素样生长因子结合蛋白-7（IGFBP-7）作为细胞周期阻滞蛋白，在急性肾损伤的早期诊断、危险分层、预后判断、治疗效果评估方面具有一定的优势。细胞周期阻滞蛋白［TIMP-2］×［IGFBP-7］在各种原因导致的急性肾损伤中发挥作用，可作为疾病预后参考指标。

微透析是一种新型的采样技术，可快速、连续地对目标位置进行取样，近年来广泛应用于体液采集，特别是针对难以直接获取样品部位，如颅内、组织间隙等。微流控技术为体液检测提供了新的分析平台，同时还具有微量、高通量、自动化的特点，为快速、低成本的临床生化分析提供了一条可行的技术途径。在临床实践中，很多情况下要求体液分析能快速地回报结果和/或能长期动态监测某项指标的变化情况，但现有的技术手段不足以实现这个需求。微透析与微流控技术的联合应用为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了新的视角。

非编码RNA（ncRNA）过去被认为是一类不具备蛋白编码功能的基因转录产物，但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部分ncRNA能够编码产生功能性多肽，且通过测序、质谱等技术可以证实此类ncRNA和多肽往往具有较高的保守性和同源性。本文以“非编码RNA”和“多肽”为关键词在多个数据库进行了相关研究的检索，对编码多肽的ncRNA特征、编码多肽的检测方法、生物学功能及其临床应用价值进行了综述。结果表明这些功能性多肽参与了包括调节肿瘤发生发展、调节肌肉活动以及调节免疫应答等过程，将来可将ncRNA来源的多肽作为一类新型的标志物在疾病早期诊断、疗效判断及预后观察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同时将ncRNA编码的多肽作为靶点亦可为肿瘤的个体化精准治疗提供新的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