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 · 第43卷第02期

循环肿瘤DNA检测是目前临床研究的热点，有一些标志物已在临床上开始使用，部分标志物尚处于研究发现阶段。本文主要探讨肿瘤游离DNA检测从发现到临床的过程中，临床实验室需注意的关键点，包括实验室应选择具有临床有效性和临床有用性证据的预期用途，重视检测过程的质量保证以及结果的报告和解释。

细胞外囊泡（EVs）作为细胞间相互作用的基本方式之一，携带有大量生物学活性物质，在疾病诊断和治疗中显示出巨大的潜力。与组织活检相比，其检测具有无创、取样简便、可实时监测等优势，故EVs生物标志物的研究与临床应用已成为国际研究热点。本文对EVs在疾病诊断中的意义及其作为生物标志物的筛选策略与临床验证进行了梳理总结，鼓励加快疾病EVs生物标志物的筛选验证与检测技术的研发，进一步推进EVs生物标志物研究成果向疾病临床诊疗的转化应用。

循环肿瘤细胞（CTC）作为肿瘤转移的"种子"，在肿瘤的早期辅助诊断、免疫治疗、预后评估等方面具有重要的临床应用价值。随着对CTC了解的不断深入，其应用研究已经从细胞数量走向了分子分型和细胞测序时代。然而CTC检测的标准化尚处于初步阶段，机遇和挑战并存。本文就CTC检测的现状及在临床应用中面临的挑战作一论述，并针对未来发展方向提出相关建议。

作为一种新型的旁/自分泌及远程信号传导方式，细胞外囊泡（EVs）几乎参与了肿瘤发生、进展、转移、耐药等整个过程，对肿瘤诊疗产生了极大的启发。EVs具有作为血液或尿液生物标志物的强大潜力，可用于癌症的诊断、预后和监测。由于在临床上的巨大应用价值，近几年EVs成为肿瘤研究的热点。因此，本文讨论了EVs标志物在肿瘤临床诊断中的优势、进展方向和技术挑战。

随着精准肿瘤学时代的到来，大量临床研究证实ctDNA在肿瘤管理中具有极大的潜力。然而，ctDNA检测的有效性及结果通用性仍然是临床应用中的巨大挑战，因此亟需制定统一的质量控制标准。规范化的ctDNA分析前操作流程是确保后续分子检测的前提。本文将重点探讨ctDNA分析前影响因素，旨在推动ctDNA检测的规范化管理。

液体活体检查（液体活检）能够非侵入性地反映体内肿瘤状态，为肿瘤的早期诊断、个体化治疗监测以及预后判断提供有力依据。根据肿瘤相关物质的类型，液体活检涵盖了循环肿瘤细胞（CTCs）、循环肿瘤DNA（ctDNA）、细胞外囊泡（EVs）和循环肿瘤RNA（ctRNA）等检测靶标。目前，已有多项液体活检产品获准进入临床，更有许多转化研究蓬勃开展。尽管液体活检技术的临床应用仍然面临着诸多挑战，标准化与质量管理体系还有待完善，但是液体活检作为应用前景广阔的检测新技术，将成为临床迫切需求并值得信赖的诊断工具，为肿瘤检测带来极大便利。

心力衰竭（以下简称"心衰"）的发病率正在随着人口老龄化不断增加，对其早期诊断和优化治疗非常重要。心衰生物标志物可以辅助心衰的预测、早期诊断、预后评估和指导治疗，对心衰的防治非常重要。钠尿肽是发现最早和应用最广的心衰标志物，在各项临床应用中均发挥重要的作用，但其缺点在于不同临床情境下特异度并不一致。近年来，各种新型生物标志物不断问世，为心衰的诊断和治疗提供了更多的帮助。本专家共识基于国内外最新临床指南、专家共识以及临床研究，对目前已在临床应用的心衰生物标志物进行总结，希望能够为心衰生物标志物在临床的应用提供参考。

目的 研究血清外泌体miR-744-5p在非小细胞肺癌中的表达变化及临床应用价值。 方法 回顾性研究。收集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2016年11月至2018年2月就诊的92例非小细胞肺癌患者和91名健康对照者的血清，分离血清外泌体，同时进行RNA提取。应用实时荧光定量聚合酶链反应（qRT-PCR）检测血清外泌体miR-744-5p的表达量，利用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评价外泌体miR-744-5p的诊断效能。 结果 非小细胞肺癌患者血清外泌体miR-744-5p的表达水平（0.012 2±0.019 7）较健康对照组（0.093 6±0.081 9）明显下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U=553.5，P<0.001）。在肺癌组中，早、晚期肺癌患者血清外泌体miR-744-5p的表达水平（0.011 7±0.013 9，0.012 6±0.021 2）与健康对照组相比，均明显降低（U=72.5，U=471.5，P均<0.001）；肺腺癌外泌体miR-744-5p表达水平（0.010 6±0.020 3）低于肺鳞癌（0.017 3±0.017 8），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U=394.5，P<0.001）。ROC曲线显示血清外泌体miR-744-5p能够有效区分非小细胞肺癌患者和健康人群，曲线下面积为0.933 9（95%CI=0.899 6~0.968 1，P<0.000 1）；外泌体miRNA-744-5p能够有效诊断早期肺癌，曲线下面积为0.943 1（95%CI=0.883 7~1.000 0，P<0.000 1）。 结论 血清外泌体miR-744-5p有希望作为非小细胞肺癌非侵入性的分子诊断标志物，但尚需要进一步比较研究和扩大验证。

目的 评价Luminex液相芯片磁珠免疫法检测血清甘露糖结合凝集素（MBL）的性能指标，进一步阐明血清MBL检测在肾移植患者中的应用价值。 方法 回顾性分析2012年2月至2016年5月北京大学第一医院行肾移植手术的患者110例，同时选择同期体检的表观健康人群50名作为正常对照。与传统的ELISA方法比较，评价Luminex磁珠免疫法进行血清MBL检测的精密度、线性范围，同时比较两种方法的相关性。基于Luminex磁珠免疫法检测110例肾移植患者移植前血清MBL，评估不同水平MBL分组肾移植患者移植后发生感染和临床排异事件的频率，采用SPSS 19.0和MedCalc12.7.0进行统计学分析。 结果 Luminex液相芯片磁珠免疫测定法检测血清MBL重复性精密度≤7.15%，日间精密度≤8.44%，线性范围为0.05~11 233.00 μg/L；ELISA方法检测血清MBL的线性范围为3.20~4 202.70 μg/L。Luminex液相芯片磁珠免疫法检测MBL线性范围较宽。相关性分析显示两种方法检测血清MBL具有较好的相关性，回归方程为Y=1.248 6X+231.81，相关系数r=0.978（P<0.01）；采用Bland-Altman差异分析法显示Luminex方法的测定值高于ELISA方法，平均偏差百分比为37.4%（95%CI 33.7%~41.1%）。检测110例肾移植患者移植前血清MBL中位数（四分位数）为4 164.0（2 124.0，7 064.5）μg/L，将肾移植患者以血清MBL<4 164.0 μg/L为中/低水平组，以血清MBL≥4 164.0 μg/L为高水平分组进行比较，血清MBL中/低水平组移植后感染的发生率为47.4%（27/57），高水平组移植后感染的发生率为28.3%（15/53），两组间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χ2=4.230，P<0.05；血清MBL中/低水平组移植后排异事件的发生率为43.9%（25/57），高水平组移植后排异事件的发生率为20.8%（11/53），两组间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χ2=6.659，P<0.05。 结论 Luminex液相芯片磁珠免疫法检测血清MBL线性范围宽，方法学性能优于ELISA方法。肾移植患者在移植前检测血清MBL水平，对于移植后感染和排异事件的预测具有重要价值。

目的 评估产前诊断样本中母体细胞污染（MCC）对染色体微阵列技术（CMA）检测拷贝数变异（CNV）的影响。 方法 前瞻性研究。挑选2016年12月至2018年8月于杭州市妇产科医院产前诊断中心行羊水产前诊断且经CMA检测出拷贝数变异的DNA标本5份，加入正常女性基因组DNA以模拟不同比例母体细胞污染。采用Agilent微阵列染色体芯片180K CGH（Agilent 180K CGH）对模拟标本进行检测，检测结果通过Agilent CytoGenomics软件进行分析。 结果 当MCC>38.4%（95%可信区间：36.6%~40.2%）时重复CNV无法检出，MCC>41.3%（95%可信区间：39.9%~42.7%）时缺失CNV无法检出，且随MCC比例增高，CNV检出率逐步降低；大片段的CNV较小片段CNV对MCC耐受程度高；相同大小CNV，缺失型CNV的检出能力较重复型略微升高。在男性标本中，当MCC>10%时，可通过微阵列检测到X/Y染色体发生位移。 结论 MCC高于一定比例时可以对CMA检测CNV产生影响。基于Agilent 180K CGH对MCC模拟物的检测结果及CNV检测特异性原则，鉴于保守原则，本中心Agilent 180K CGH的MCC阈值设定为30%。

目的 探讨载脂蛋白E（APOE）基因多态性与2型糖尿病患者发生脑梗死的相关性。 方法 采用病例-对照的研究方法，收集2016年8月至2019年3月中日友好医院内分泌和神经内科245例2型糖尿病无脑梗死患者（CON组）（男/女，128/117例）和270例2型糖尿病发生脑梗死患者（CI组）（男/女，145/125例），年龄范围40~85岁。采用实时荧光定量PCR技术检测APOE基因的多态性。应用t检验和χ2检验比较两组间差异。 结果 CI组有高血压病史的患者（84.12%）显著高于CON组（70.42%）（χ2=15.91，P<0.05）；且CI组患者收缩压（142.78±20.52）mmHg明显高于CON组（133.89±18.58）mmHg（t=-5.16，P<0.05）。CI组与CON组比较，APOEε2/ε3及ε3/ε4基因型频率明显增高，而ε3/ε3基因型频率明显减低（χ2=11.48，P<0.05）；APOE的等位基因频率比较显示，CI组ε4的基因频率高于CON组，而ε3的基因频率低于CON组（χ2=7.00，P<0.05）。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高血压史（OR=1.95，P<0.05）、收缩压（OR=1.02，P<0.05）、APOE ε2/ε3（OR=2.08，P<0.05）与APOE基因ε3/ε4（OR=1.85，P<0.05）为T2DM患者发生脑梗死的独立危险因素。 结论 APOE基因的多态性可能与2型糖尿病患者发生脑梗死有关。

目的 分析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患者血清钙结合蛋白S100A8/A9和可溶性糖基化终末产物受体（sRAGE）水平的变化及临床意义。 方法 病例对照研究。选取2018年4月至2019年1月湖北中医药大学附属中西医结合医院呼吸科慢性阻塞性肺疾病（COPD）患者203例，其中男166例，女37例，年龄52~92岁，平均（69.72±9.08）岁。收集体检中心吸烟老年非COPD且相对健康体检者41例为吸烟对照组，其中男35例，女6例，年龄55~89岁，平均（68.66±8.74）岁。收集不吸烟老年健康体检者167名为不吸烟对照组，其中男132名，女35名，年龄57~92岁，平均（69.13±7.21）岁。采用酶联免疫吸附测定（ELISA）方法检测不同分期COPD患者和两组对照组血清中S100A8/A9和sRAGE的水平，将其与COPD患者的各临床指标：第一秒用力呼气容积FEVl占预计值%、FEV1/FVC（用力肺活量）、中性粒细胞比率（NEU%）、吸烟量：每日吸烟包数乘吸烟年数（pack-year）做相关性分析。利用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分析S100A8/A9，sRAGE以及二者联合检测对于COPD的诊断价值。 结果 COPD患者血清S100A8/A9水平[（2.70±1.11）μg/ml]与吸烟对照组[（1.65±0.63）μg/ml]和不吸烟对照组[（0.99±0.48）μg/ml]相比均明显上升（t=5.807，P<0.000 1；t=18.45，P<0.000 1）；COPD患者GOLDⅠ、Ⅱ、Ⅲ、Ⅳ期血清S100A8/A9水平[（2.08±1.08）μg/ml，（2.58±1.06）μg/ml，（2.69±1.12）μg/ml，（2.95±1.10）μg/ml]与不吸烟对照组[（0.99±0.48）μg/ml]相比明显上升，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t=6.616，P<0.000 1；t=14.56，P<0.000 1；t=17.10，P<0.000 1；t=18.09，P<0.000 1）。COPD患者血清sRAGE水平[（0.29±0.25）ng/ml]与吸烟对照组[（0.60±0.24）ng/ml]和不吸烟对照组[（0.85±0.35）ng/ml]相比均明显下降（t=7.367，P<0.000 1；t=18.14，P<0.000 1）；COPD患者GOLDⅠ、Ⅱ、Ⅲ、Ⅳ期血清sRAGE水平[（0.46±0.40）、（0.28±0.25）、（0.29±0.25）和（0.25±0.19）ng/ml]与不吸烟对照组[（0.85±0.35）ng/ml]相比明显下降，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t=3.459，P=0.000 5；t=10.23，P<0.000 1；t=13.95，P<0.000 1；t=11.70，P<0.000 1）。血清S100A8/A9水平与患者吸烟量、NEU%均呈正相关（r=0.458 5，P<0.000 1；r=0.228 3，P=0.001 1），与FEV1/FVC、FEV1占预计值百分比、sRAGE均呈负相关（r=-0.190 6，P=0.006 4；r=-0.186 3，P=0.007 8；r=-0.201 7，P=0.003 9）。sRAGE与NEU%呈负相关（r=-0.155 9，P=0.026 4）。ROC曲线中S100A8/A9，sRAGE以及二者联合检测的曲线下面积分别为0.922[95%CI（0.897~0.947）]，0.926[95%CI（0.899~0.952）]，0.966[95%CI（0.950~0.983）]。 结论 S100A8/A9和sRAGE水平与气流受限严重程度和血清炎症介质水平相关，有望作为COPD的潜在的生物标志物。

目的 寻找海南省人群葡萄糖-6-磷酸脱氢酶（G6PD）缺乏症发病情况和基因突变特点。 方法 对海南省2007至2016年出生的914 520名新生儿的干血斑使用荧光斑点法进行G6PD活性筛查。初筛可疑标本召回使用G6PD/6-磷酸葡萄糖脱氢酶（6GPD）比值法进行确诊，对2016年确诊为G6PD缺乏的患儿的3 012份干血斑使用多色探针荧光PCR熔解曲线法进行基因分型。 结果 海南省10年间在914 520例新生儿中初筛阳性36 314例，确诊了26 370例G6PD缺乏，发病率为2.88%（26 370/914 520）。以民族划分，汉族人群G6PD发病率2.80%（21 688/774 555）。黎族人群发病率3.45%（4 292/124 419），黎族和汉族发病率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χ2=161.261，P=0.000）。苗族人群发病率3.31%（212/6 401），苗族和汉族发病率相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χ2=6.104，P=0.013）。其他民族人群发病率为1.95%（178/9 145），与汉族发病率相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χ2=24.283，P=0.000）。在3 012例G6PD确诊病例中共检出13种基因突变，其中c.1376 G>T、c.1388 G>A、c.95 A>G和c.1024 C>T突变合并约占91.74%。其中经基因测序发现16种基因型以外的2种突变，即c.86C>T和c.1311C>T。 结论 海南省新生儿人群G6PD发病率高，G6PD发病有民族和地域差异。海南省人群基因突变主要以c.1376G>T、c.1388G>A、c.95 A>G和c.1024 C>T为主。

目的 探讨作为结肠癌癌前病变的结肠腺瘤性息肉（CAP）中肠道菌群的改变特征。 方法 随机收集2017年11月至2018年4月在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进行结肠镜检查的结肠腺瘤性息肉患者（CAP组）30例和无腺瘤息肉的健康个体（HC组）30名。通过内镜下电凝电切治疗，收集CAP患者的腺瘤组织和健康志愿者（HC）的肠黏膜组织，提取基因组DNA，对细菌16S rRNA基因V3~V4区进行扩增，通过Illumina MiSeq平台进行序列测定，实验结果使用秩和检验（Wilcoxon检验）进行比较法分析。 结果 CAP患者的腺瘤组织中肠道菌群α多样性高于健康肠黏膜组织（Chao指数、Ace指数P<0.01）。门水平分析中，CAP组中拟杆菌门（FC=0.38）的丰度显著降低（P<0.01）；属水平分析中，拟杆菌属（FC=0.32）、埃希菌属（FC=0.57）、瘤胃球菌属（FC=0.42）、Blautia（FC=0.27）、Dorea（FC=0.57）在CAP组中丰度降低（P<0.05）；假单胞菌属（FC=2.43）、乳球菌（FC=2.84）、土芽孢杆菌属（FC=2.07）和不动杆菌属（FC=2.36）丰度升高（P<0.05）。 结论 与HC肠黏膜组织相比，CAP患者腺瘤组织中菌群的丰度和多样性存在显著的差异，表明腺瘤性息肉患者黏膜中菌群存在失衡现象。这种肠道微环境的失衡，对研究结肠腺瘤性息肉的发生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目的 评估B族链球菌肉汤增菌培养法（Todd-Hewitt型，T-H）、直接培养法、液体显色培养法及核酸环介导恒温扩增法（LAMP）在孕晚期妇女筛查中的临床应用。 方法 回顾性研究。采集2016年10月至2018年4月在广州医科大学附属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产科门诊产检妊娠35~37周孕妇直肠阴道分泌物标本969份，采用双盲法，以T-H肉汤增菌培养法为参考方法，分3个研究阶段先后比较直接培养法、液体显色培养法及LAMP法的检验性能。以敏感度、特异度、符合率、阳性预测值、阴性预测值及尤登指数为评价指标，一致性用Kappa检验。 结果 增菌培养法共检测标本969份，阳性90份（9.3%）。以增菌培养法为参考，敏感度从高到低依次为LAMP法[100%（25/25）]、直接培养法[81.5%（22/27），95%CI：65.8%~97.1%]、液体显色培养法[71.1%（27/38），95%CI：55.9%~86.2%]；特异度则依次为直接培养法[100%（282/282）]、液体显色培养法[98.1%（455/464），95%CI：96.8%~99.3%]、LAMP法[94.0%（125/133），95%CI：89.9%~98.1%]；符合率依次为直接培养法[98.4%（22+282）/309]、液体显色培养法[96.0%（27+455）/502]、LAMP法[94.9%（25+125）/158]。而直接培养法（0.889）、LAMP法（0.832）与增菌培养法的一致性Kappa值均≥0.75，液体显色培养法则为0.708。直接培养法有18.5%（5/27）的漏检率，LAMP法漏检率为零、假阳性率为6.0%（8/133），液体显色培养法的漏检率、假阳性率分别为28.9%（11/38）、1.9%（9/464）。 结论 本研究所比较的几种GBS筛查方法中，仅LAMP法与增菌培养法在敏感度、特异度及符合率上均具较好的一致性，而其他两种方法存在一定的漏检。临床实验室可根据实际条件、技术力量选择使用，或参照欧美指南推荐的孕晚期增菌培养筛查与产时核酸检测相结合，以最大程度满足临床需求。

目的 了解科氏葡萄球菌解脲亚种的溶血性、耐药性及同源性。 方法 对13株科氏葡萄球菌解脲亚种进行回顾性研究。经质谱仪再鉴定后观察菌株在血平板上的溶血特性，测定菌株与金黄色葡萄球菌的协同溶血情况；聚合酶链反应检测溶血素基因和耐药基因；脉冲场凝胶电泳技术及质谱技术进行同源性分析；琼脂稀释法测定菌株对常用抗菌药物的敏感性。 结果 明确鉴定的13株科氏葡萄球菌解脲亚种表现出不同程度的溶血，金黄色葡萄球菌具有促进溶血作用。13株菌对万古霉素和替加环素敏感，携带mecA基因、cfr基因和ermC基因的菌株数分别为12、7和7。质谱仪聚类分析可将13株菌分为3个组，脉冲场凝胶电泳技术将其分为6个分子型别。 结论 科氏葡萄球菌解脲亚种不同菌株的溶血作用存在差异，金黄色葡萄球菌能促进其溶血作用。尽管科氏葡萄球菌解脲亚种携带多种耐药基因，但都对万古霉素和替加环素敏感。

目的 探讨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CAD）患者固醇调节元件结合蛋白-2（SREBP-2）的启动子甲基化水平与血浆miR-33a以及血脂和心肌酶等生化指标的相关性。 方法 病例对照研究，2017年8月至2018年4月在湖北医药学院附属太和医院心内科三病区招募冠状动脉造影检查受检者100例，其中冠状动脉造影显示梗阻的CAD患者50例以及冠状动脉造影阴性的对照者50例。采集外周血样本，提取白细胞DNA，通过焦磷酸测序法检测SREBP-2启动子区两个片段，共计12个CpG位点的甲基化水平；提取血浆RNA，定量qPCR检测血浆miR-33a水平；分离血浆，采用全自动生化分析仪检测血浆中血脂、心肌酶、炎症相关因子等15项生化指标。通过Pearson和Spearman相关系数及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等统计学方法分析其相关性。 结果 CAD患者SREBP-2启动子区F1-4 CpG位点（转录起始点上游-103bp）甲基化水平显著高于对照组（4.56%±0.70% vs 3.54%±0.72%，t=-3.864，P<0.001）；F1-4位点的甲基化水平与血浆中miR-33a-5p水平和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HDL-C）水平呈负相关（r=-0.318，P=0.001；r=-0.225，P=0.024）。此外，校正年龄、性别、高血压、高脂血症和糖尿病病史混杂因素之后，F1-4高甲基化是CAD的独立风险因素（OR=2.452，95%CI=1.398~4.299，P=0.002）。 结论 DNA甲基化和miRNA可能协同调控CAD发病机制中异常的脂质代谢。

磷脂酰肌醇蛋白聚糖-3（GPC3）是一种细胞表面硫酸乙酰肝素蛋白多糖，属于与甘氨酸相关的整体膜蛋白多糖亲缘蛋白。很多研究表明，GPC3在肝癌的发生、诊断、治疗、预后等方面有重要意义，本文将对近几年来GPC3的相关研究作一综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