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 · 第42卷第11期

糖化血红蛋白（HbA1c）是监测糖尿病患者长期血糖控制情况的金标准，也是临床调整降糖治疗的重要依据。近年来，世界卫生组织（WHO）和许多国家的糖尿病学会将HbA1c纳入为糖尿病的诊断指标。血红蛋白变异体是影响HbA1c检测和结果解读的重要因素之一，血红蛋白变异体可以通过干扰某些HbA1c检测方法影响HbA1c结果，也可以通过改变红细胞寿命和（或）血红蛋白糖基化速率影响临床医生和实验室人员对HbA1c结果的正确解读。

由糖尿病和高血压导致的慢性肾脏病已成为全球性公共健康问题，尿白蛋白是慢性肾脏病诊断和分级的关键指标之一，已在临床上广泛使用。尿白蛋白检测结果的准确可比是临床应用的重要基础。本文讨论了尿白蛋白检测现状和标准化工作推进情况，以期帮助实验室正确解读检测结果，促进诊断产品质量提高。

及时准确的监测血糖，有效管理血糖水平对治疗糖尿病和预防并发症至关重要。糖化白蛋白是评估血糖波动的重要指标之一，已越来越多地应用于临床。了解糖化白蛋白在血糖评价中的优势和局限性，有助于正确应用此指标评估血糖。

血糖监测是糖尿病治疗和管理过程中重要环节和手段。组织间液中的葡萄糖浓度与血液中葡萄糖浓度间存在高度相关性，实时监测组织间液葡萄糖浓度具有重要临床意义。持续葡萄糖监测（CGM）是一种新兴的血糖监测技术，以监测皮下组织间液葡萄糖水平来间接反映血糖水平，展现一段时间内连续、全面的血糖变化的信息和规律。CGM主要有3大类：微创植入式、无创微透式和无创检测式。无创血糖监测技术是未来发展方向，但准确度及与血糖数值延迟性将是临床应用需要克服的最大挑战。

检测血液中葡萄糖和糖化血红蛋白的浓度，可辅助用于糖尿病的诊断和治疗监测。随着世界范围内糖尿病的高发，该类试剂一直是注册申报的热点。本文参考国内外相关标准和技术性文件，结合血糖和糖化血红蛋白检测试剂的特性，对注册申报过程中的技术要点进行解析，以期为企业研发和注册工作人员提供一些思路和帮助。

目的 分析抗可溶性肝抗原（抗-SLA）抗体阳性肝病患者的特征及临床意义。 方法 收集2010年1月至2018年12月于北京佑安医院就医的77例抗-SLA阳性患者血清，免疫印迹法检测抗-SLA、抗肝细胞溶质Ⅰ型抗体（抗-LC1）、抗糖蛋白210抗体（抗-gp210）和抗核蛋白体100抗体（抗-sp100）；间接免疫荧光法检测抗核抗体（ANA）、抗线粒体抗体（AMA）、抗平滑肌抗体（SMA）、抗肝肾微粒体抗体（抗-LKM）等自身抗体。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比较抗-SLA不同强度组间的年龄；采用非参数秩和检验比较抗-SLA不同强度组的肝功能指标和免疫球蛋白，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多组间进一步作两两比较，对检验水准（α=0.05）进行校正后α'=0.008 3，P<0.008 3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果 77例抗-SLA阳性者平均年龄（52.50±1.25）岁，女性70例（90.9%），男性7例（9.1%）。抗-SLA阳性者80.5%（62/77）初诊时抗体即强阳性（+++~++++）。抗SLA++组的丙氨酸氨基转移酶（ALT）水平高于抗SLA++++组（232.7 U/L比65.6 U/L，χ2=7.751，P=0.005），抗SLA+++组的免疫球蛋白M（IgM）水平低于抗SLA++++组（1 270 mg/L比2 270 mg/L，χ2=8.337，P=0.004）；抗-SLA不同强度组间的年龄、其他肝功能和免疫学指标之间未见统计学差异。抗-SLA与ANA共阳性70例（90.9%）、与SMA共阳性13例（16.9%）、与抗-LKM和抗-LC1无共阳性者。抗-SLA阳性者诊断自身免疫性肝炎（AIH）58例、自身免疫性肝炎/原发性胆汁性胆管炎重叠综合征（AIH/PBC OS）12例、药物性肝损伤2例、慢性乙型肝炎2例、甲型肝炎、戊型肝炎和艾滋病伴肝损伤各1例。AIH和AIH/PBC OS的病例占抗-SLA阳性者的90.9%（70/77），另7例诊断非AIH（及OS）的患者中5例均有IgG水平升高，表现出AIH的特征。抗-SLA与AMA（中高滴度）共阳性者12例诊断为AIH/PBC OS。抗-SLA阳性者中已进入肝病晚期或终末期患者36.4%（28/77），包括肝硬化失代偿期22例、慢加急性肝衰竭4例、肝移植1例及肝衰竭死亡1例。 结论 抗-SLA对AIH具有高度诊断特异性，在PBC患者中抗-SLA阳性应作为诊断AIH/PBC重叠综合征的重要依据。

目的 测定心力衰竭（heart failure，HF）合并心房颤动患者的血浆可溶性致癌抑制因子2（soluble suppression of tumorigenicity-2，sST2）水平，探讨其在HF合并房颤患者中的临床诊断及预后价值。 方法 前瞻性队列研究，连续选取2018年1至6月期间泰达国际心血管病医院心内科和CCU住院的HF患者185例，按入院前是否合并房颤分为窦性心律HF（heart falilure with sinus rhythm，HF-SR）组90例和合并房颤的HF（heart falilure with atrial fibrillation，HF-AF）组95例。收集同期健康体检者40名为对照组。比较HF-SR与HF-AF的基线资料及不同射血分数分组中的血浆sST2水平。sST2采用酶联免疫法测定。采用非参数检验及Spearman相关性分析等统计方法进行分析。采用受试者工作曲线（ROC）分析sST2在HF-SR和HF-AF中的诊断价值，采用COX风险模型对患者预后进行分析。 结果 HF患者的血浆sST2水平[32.93（20.31~51.39）]ng/mL高于健康对照组[15.99（7.97~22.69）]ng/mL（Z=-4.373，P<0.001），HF-AF组[39.86（27.20~59.21）]ng/mL高于HF-SR组[24.74（14.83~44.11）]ng/mL患者（Z=-6.783，P<0.001），在射血分数中间值的HF和射血分数保留的HF亚组，HF-AF组患者的血浆sST2水平均高于HF-SR组（Z=-2.381，P=0.017；Z=-3.701，P<0.001），Spearman相关性分析显示，在HF-AF患者中，sST2与舒张压、高血压、纽约心脏病协会（New York Association，NYHA）心功能分级Ⅲ~Ⅳ级、丙氨酸氨基转移酶（alanine aminotransferase，ALT）、Υ-谷氨酰基转肽酶（Υ-glutamine transaminase，Υ-GT）、外周血白细胞数（white blood cell，WBC）、B-型利钠肽（BNP）呈正相关（r>0，P<0.05），sST2与左心室射血分数（left ventricular ejection fraction，LVEF）、估算肾小球滤过率（estimated glomerular filtration rate，eGFR）呈负相关（r<0，P<0.05）。sST2诊断HF-AF的ROC曲线下面积（AUC）为0.872，（95%CI：0.805~0.935，P<0.001），最佳临界值为25.33 ng/mL在此临界值下的敏感度为81.1%，特异度为87.5%。sST2诊断HF-SR时ROC的AUC为0.665（95%CI：0.570~0.761，P<0.001），最佳临界值为23.34 ng/mL，在此临界值下的敏感度为55.6%，特异度为77.5%。BNP和sST2在鉴别诊断HF-SR、HF-AF时ROC的AUC分别为0.604、0.699，sST2高于BNP。经多因素COX分析后，血浆sST2水平、BNP、NYHA心功能分级是HF患者心脏事件的危险因素，血浆sST2、左心房直径（left atrium diameter，LA-D）、伴发心肌病是HF-AF患者心脏事件的危险因素。血浆sST2≥20.31 ng/mL的HF患者随访6个月内心脏事件发生率明显高于sST2<20.31 ng/mL的患者（χ2=7.625，P=0.006）。血浆sST2≥39.86 ng/mL的HF-AF患者心脏事件发生率明显高于sST2<39.86 ng/mL的患者（χ2=4.287，P=0.038）。 结论 HF-AF组患者血浆sST2水平明显高于HF-SR组和健康对照组患者，血浆sST2在HF-AF组患者的诊断价值高于HF-SR组患者；在鉴别诊断HF-SR、HF-AF时，sST2价值高于BNP。血浆sST2≥39.86 ng/mL的HF-AF患者易发生心血管事件。

目的 研究长沙地区解脲支原体（Uu）和人型支原体（Mh）的感染和耐药变迁，为临床用药提供实验室依据。 方法 采用回顾性研究，统计2010至2017年长沙地区湘雅二医院和湖南旺旺医院53 006份疑似生殖道支原体感染患者标本，分析Uu和Mh的感染率和耐药率。 结果 2010至2017年共检测53 006份标本，其中Uu感染16 830份，感染率为31.75%；Mh感染2 471份，感染率4.66%；Uu和Mh混合感染1 071例，感染率2.02%。男性Uu感染率为19.48%（5 989/30 749），低于女性感染率[48.71%（10 841/22 257）]，χ2=5 091，P<0.001；男性Mh感染率为3.16%（973/30 749），低于女性感染率[6.73%（1 498/22 257）]，χ2=369，P<0.001。生殖道支原体感染人群集中在20~40岁，占71.76%（12 077/16 830）。Uu和Mh的耐药性分析表明，两者对强力霉素、美满霉素耐药率均低于2%，对喹诺酮类抗生素耐药率较高；Uu对大环内酯类抗生素中的环酯红霉素、交沙霉素、克拉霉素耐药率均低于2%，而对阿奇霉素、红霉素耐药率较高，分别为29.74%（5 006/16 830）和53.74%（9 045/16 830），Mh对大环内酯类抗生素（交沙霉素除外）耐药率均大于90%。Uu对阿奇霉素的耐药率呈上升趋势，从2010年的3.81%（46/1 206）上升至2017年的53.15%（1 503/2 828），对加替沙星和甲砜霉素的耐药率呈下降趋势，分别从2010年的76.78%（926/1 206）和60.28%（727/1 206）降至2017年的34.23%（968/2 828）和37.87%（1 071/2 828）；Mh对加替沙星、甲砜霉素的耐药率呈下降趋势，分别从2010年的68.93%（122/177）和41.81%（74/177）降至2017年的53.54%（159/297）和21.21%（63/297）。 结论 强力霉素、美满霉素和交沙霉素对生殖道支原体的敏感率较高，适合于长沙地区临床用药。Uu对阿奇霉素的耐药率呈上升趋势，提示长沙地区存在阿奇霉素的滥用，需加大抗生素用药的监管力度。

目的 调查我国2009至2016年耐碳青霉烯类肺炎克雷伯菌的药物敏感性及分子流行状况。 方法 挑选2009至2016年中国细菌耐药监测研究项目收集的肺炎克雷伯菌中厄他培南耐药菌株为碳青霉烯类耐药肺炎克雷伯菌（CRKP），采用美国临床实验室标准协会（CLSI）推荐的平皿二倍稀释法检测14种抗菌药物对其最低抑菌浓度（MIC）。改良碳青霉烯灭活试验（mCIM）和EDTA改良碳青霉烯灭活试验（eCIM）法检测CRKP中碳青霉烯酶；PCR扩增检测碳青霉烯酶基因。多位点序列分析（MLST）和脉冲场凝胶电泳（PFGE）检测不同菌株的同源性。 结果 在2 502株肺炎克雷伯细菌中筛选出193株CRKP。193株CRKP除对多黏菌素E（4.0%）、替加环素（7.3%）、磷霉素（25.4%）、阿米卡星（38.3%）和米诺环素（38.9%）的耐药率低于40%，对其余9种抗菌药物耐药率均高于65%。其中143株（74.1%）检测出碳青霉烯基因，最多的分别是blaKPC-288株（45.6%）和blaNDM-1 40株（20.7%）。126株产KPC-2和NDM-1型碳青霉烯酶的肺炎克雷伯菌株包含33个ST型，以ST11（59.5%）为主。所有ST11菌株均产KPC-2型碳青霉烯酶。受检菌株经PFGE指纹图谱分析共得到111种克隆，其中12种含有2株或以上同克隆菌株。 结论 2009至2016年肺炎克雷伯菌对碳青霉烯类的耐药率不断上升，临床医护人员应采取合理措施加强对CRKP的耐药性监测，控制其在全国范围内的传播。

目的 探讨脑脊液肝素结合蛋白（HBP）检测在小儿化脓性脑膜炎（PM）诊断和预后预测中的价值。 方法 采取回顾性研究方法，选取2018年8月至2019年1月湖南省儿童医院收治的化脓性脑膜炎患儿（PM组）76例，病毒性脑炎患儿（VE组）55例，另选择同期40例脑脊液白细胞计数正常的非感染性疾病患儿作为对照组。PM组患儿按照出院时的格拉斯哥临床结局评分分为预后良好亚组（65例）和预后不良亚组（11例）。测定PM组入院第1天和第7天、VE组和对照组入院第1天的脑脊液HBP、白细胞计数（WBC）、中性粒细胞百分比（N%）、葡萄糖（Glu）、总蛋白（TP）、乳酸脱氢酶（LDH）及血清降钙素原（PCT）水平。利用非参数检验分析各组间检测指标的差异，Spearman相关检验分析HBP与其他各指标的相关性，建立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 curve，ROC）评价各检测指标对化脓性脑膜炎的诊断价值及预后预测能力。 结果 入院第1天PM组、VE组和对照组之间脑脊液HBP[63.09（18.10~272.19）ng/mL、5.90（5.90~6.40）ng/mL和5.90（5.90~5.90）ng/mL]、WBC[365.00（20.00~1285.00）×106/L、21.00（8.00~30.00）×106/L和13.50（7.25~21.00）×106/L]、N%[0.65（0.50~0.79）、0.19（0.10~0.25）和0.21（0.15~0.27）]、Glu[1.97（1.07~3.08）mmol/L、2.89（2.66~3.42）mmol/L和3.04（2.68~3.42）mmol/L]、TP[1.43（0.63~1.88）g/L、0.23（0.16~0.32）g/L和0.13（0.10~0.31）g/L]、LDH[152.00（46.50~461.50）IU/L、16.00（13.20~22.00）IU/L和16.00（10.25~19.75）IU/L]及血清PCT[1.35（0.19~9.33）ng/ml、0.06（0.03~0.11）ng/ml和0.08（0.05~0.14）ng/ml]水平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HHBP=138.62、HWBC=69.72、HN%=106.67、HGlu=34.08、HTP=68.00、HLDH=85.11、HPCT=79.20，P<0.001）；各检测指标用于诊断化脓性脑膜炎的曲线下面积最大为HBP（AUC=0.997），HBP最佳诊断界值（11.84 ng/mL）时敏感度、特异度、阳性预示值、阴性预示值分别为98.70%、97.90%、97.40%、98.94%。PM患儿预后良好亚组入院第7天与第1天比较，脑脊液HBP、WBC、N%、TP、LDH及血清PCT水平均降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脑脊液Glu入院第7天与第1天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预后不良亚组入院第7天与第1天各指标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入院第1天各指标预测PM患儿预后不良，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入院第7天各指标用于预测PM患儿预后不良，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AUC最大为HBP（0.976），HBP最佳预测界值（128.84 ng/mL）时敏感度、特异度、阳性预示值、阴性预示值分别为100.0%、93.8%、73.3%、100.0%。脑脊液HBP与WBC、N%、TP、LDH及血清PCT水平均呈正相关（rWBC=0.670、rN%=0.802、rTP=0.562、rLDH=0.524、rPCT=0.436，P<0.001），与脑脊液Glu水平呈负相关（r=-0.469，P<0.001）。 结论 脑脊液HBP检测在小儿化脓性脑膜炎诊断与预后预测中具有一定的临床价值。

目的 应用全自动分析前标本质量核查系统筛查不合格标本，探讨提高止凝血检验标本质量的可能性。 方法 预选30例不合格标本交由13位检验技师核查，评价操作者目测判读的一致性。以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检验科2018年4至5月期间2 949例止凝血检验标本为对象，通过目测法和自动化标本质量核查系统在分析前评估标本质量，比较两种方法检出溶血、脂血、黄疸或凝集的能力。 结果 操作者目测判读存在较大差异，3组两两比较的Kappa系数分别为：0.32、0.26和0.38，表明人工目测判读的一致性较差。2 949例标本中目测法检出2例溶血，1例脂血；而自动化核查系统通过检测吸光度改变的方法识别出不合格标本19例，各型占比为黄疸26.32%（5/19例）、凝集21.05%（4/19例）、溶血5.26%（1/19例）、脂血36.84%（7/19例）和溶血伴脂血10.53%（2/19例）。但是目测法拒收的1例溶血样本，TOP 750仪器的自动化核查系统未拒收。7例标本脂血未影响凝血酶原时间（prothrombin time，PT）和活化部分凝血活酶时间（activated partial thromboplastin time，APTT）检测，仅干扰D-二聚体；2例标本因溶血干扰PT、APTT和纤维蛋白原的检测，同时其脂血还干扰D-二聚体的检测，显示了项目特异的质量核查能力的优越性。 结论 全自动分析前标本质量核查系统提高了不合格标本的检出率，辅助了检验科的质量管理。

目的 建立适用于儿童血细胞的复检规则，保证血细胞分析结果的准确，确保病理细胞不漏检。 方法 抽取2018年5至6月在山西省儿童医院就诊的门诊和住院患儿血细胞分析标本共计1 420份，采用SYSMEX XN-350和XN-A1全自动血细胞分析仪检测，同时进行血涂片双盲法人工镜检。其中463份用于复检规则的建立，586份用于复检规则的验证，371份用于复检规则的应用效果研究。参照国际血液学复检专家组推荐的41条复检规则，结合儿童生理、病理、疾病特点及血液分析仪异常报警信息，建立适合儿童血细胞的复检规则。 结果 通过对国际41条复检规则的评估和优化，制定了23条儿童血细胞分析复检规则，复检率25.09%，假阳性率14.16%。定向选取血液病患者标本371份用于复检规则的应用效果研究，假阴性率2.96%，无病理细胞漏检。 结论 本研究建立的儿童血细胞复检规则经过验证和应用评估，既保证报告质量，又提高了工作效率，为儿童白血病、传染性单核细胞增多症及其他血液系统疾病的诊断和鉴别诊断提供了重要依据。

目的 提高基质辅助激光解吸/电离飞行时间质谱（MALDI-TOF MS）鉴定葡萄球菌的能力。 方法 收集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2017年9月至2018年6月分离自临床标本（血液、尿液、脑脊液、胸腔积液、腹腔积液等）的葡萄球菌中临床鉴定分值低于2.0的菌株110株，选用Bruker microflex仪器和biotyper软件重新进行直接点靶法和提取法鉴定，以16S rRNA基因、延长因子（tuf）基因测序为"金标准"。对仍低于2.0的菌株，生成主要谱峰图（MSP），并与数据库同种菌株的MSP进行树状图分析，计算相对进化距离。 结果 经重新直接点靶法鉴定，78.18%（86/110）的菌株鉴定分值达到2.0；经提取法鉴定，94.55%（104/110）的菌株鉴定分值达2.0，通过卡方检验分析，提取法优于直接点靶法（χ2=12.505，P<0.001），但仍有5.45%（6/110）鉴定分值低于2.0，测序结果（质谱鉴定结果）分别为：巴氏葡萄球菌（巴氏葡萄球菌1.803）、缓慢葡萄球菌（缓慢葡萄球菌1.885）、孔氏葡萄球菌（孔氏葡萄球菌1.876）、模仿葡萄球菌（模仿葡萄球菌1.979）、佩滕科夫葡萄球菌（佩滕科夫葡萄球菌1.845）、鸡葡萄球菌（无鉴定结果）。 结论 对于葡萄球菌，鉴定分值为1.7~2.0，且显示为同种，可报告至种水平。直接点靶法标准化可提高葡萄球菌鉴定可信度。若提取法未能鉴定到种，需自建库，或通过增加菌株优化数据库。

结直肠癌和肺癌均是目前中国发病率和病死率持续攀升的恶性肿瘤，治疗效果均不尽人意。随着表观遗传学的发展，近些年DNA甲基化在肿瘤的发生发展机制、早期诊断和治疗方面取得了一系列非常有应用前景的研究成果，全面认识其现状和进展对于个体化精准医疗具有重大意义。本文旨在概述DNA甲基化在结直肠癌和肺癌诊疗中的研究和应用进展，并展望了未来发展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