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 · 第42卷第07期

分子诊断技术的发展加速推进了儿童感染性疾病病原体核酸检测向高通量、高灵敏度、自动化发展的进程。在临床常用的荧光定量PCR技术之外，多重PCR技术、数字PCR技术、等温扩增技术、微流控芯片的应用使病原体核酸检测在通量和灵敏度上有了显著提升，这些技术配合一体机的使用实现了儿童感染性疾病病原体核酸检测的自动化和高通量化。高通量测序技术可以最大程度获取标本中几乎所有病原体的核酸信息，已逐渐成为临床感染性疾病诊断的重要辅助手段。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产前筛查经历了从简单年龄筛查、血清学筛查、多种血清学筛查到孕妇外周血胎儿游离DNA产前检测（NIPT）组合的历程。产前筛查在染色体异常、开放性神经管缺陷等出生缺陷防控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血清学产前筛查指标已经从反映胎儿和胎盘的功能状态拓展到子痫前期、胎儿生长受限等严重妊娠并发症的风险筛查。在更大范围内进行的妊娠风险筛查有助于进一步保障母胎安全、降低出生缺陷。

目前临床上男性不育患者的诊治手段有限，随着辅助生殖技术的不断发展，对精度更高的技术的需求日益迫切。拉曼光谱技术是一种高灵敏度的、样品无标记无损的快速分析技术，可以检测到分子层面的异常，是评估男性生育力和协助辅助生殖治疗的重要方法。本文综述了拉曼光谱技术的基本原理、主要分类及其在精液分析等男性生殖领域中的研究近况。

分子检验项目在临床的应用越来越广泛，对分子检验项目检验程序的验证或确认是其临床应用的前提，建立适用于临床分子检验项目检验程序的验证或确认模型，有助于临床分子检验从业人员更便捷、高效地开展验证和确认工作，对检测标准化和质量控制有着重要的意义。本文将从分子检验项目验证与确认现状，ISO15189认可体系的要求、验证确认模型的建立及展望等方面进行阐述。

目的 分析α-羟基丁酸脱氢酶（α-HBDH）在卵巢癌（OC）患者血清中的表达水平，并探讨其在OC诊断中的应用价值。 方法 采用回顾性研究方法，收集2014年1月至2018年8月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妇产科医院确诊治疗的OC患者319例作为OC组，同期选取卵巢良性病变患者400例为良性组及健康体检者400名为正常组，每组进一步分为未绝经组和绝经组，统计分析所有研究对象血清α-HBDH和糖类抗原125（CA125）的表达水平，分析其与OC临床、病理参数的关系、两种指标在OC的诊断效能。两组间比较采用Wilcoxon秩和检验，多组间比较采用Kruskal-Wallis H检验。绘制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评价所观察指标的诊断性能。 结果 血清α-HBDH水平（中位数）在OC组为134.0 U/L，良性组为120.0 U/L，正常组为110.0 U/L。OC组与其他2组之间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H=129.5，P<0.001）。血清α-HBDH水平与OC患者是否绝经、临床分期、有无淋巴结转移相关（Z=－5.2，P<0.001；H=31.5, P<0.001；Z=-3.2, P<0.001）。ROC曲线分析表明，α-HBDH对OC的诊断性能低于CA125[未绝经组（α-HBDH：曲线下面积（AUC）=0.685；CA125：AUC=0.796）；绝经组（α-HBDH：AUC=0.749；CA125：AUC=0.915）]；在Ⅰ期OC的诊断性能中，α-HBDH在非绝经组中的诊断性能与CA125接近，但敏感度却明显高于CA125（α-HBDH：AUC=0.646，敏感度=79.41%，特异度=41.61%；CA125：AUC=0.691，敏感度=58.82%，特异度=74.71%）。 结论 血清α-HBDH水平在OC患者中表达升高，且与是否绝经、临床分期、有无淋巴结转移相关，其在Ⅰ期OC未绝经组中比CA125具有更高的敏感度，有助于Ⅰ期未绝经患者的诊出。

目的 分析2017年杭州地区腹泻儿童A组轮状病毒（RV）的感染状况及其基因型特点，为A组RV感染的监测、防控及疫苗研发提供参考。 方法 前瞻性收集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儿童医院2017年1至12月门诊急性非血性腹泻儿童的粪便标本，利用乳胶法检测RV抗原（乳胶法检测RV抗原包含A组RV所有型别），RV阳性标本进一步用逆转录聚合酶链式反应（RT-PCR）扩增，扩增成功的产物送测序及比对确定G、P基因分型。不同性别、年龄及月份的RV检出率比较采用χ2检验分析。 结果 本研究共采集20 895份符合要求的标本（男12 389份，女8 506份），男∶女为1.46∶1，乳胶法检测出RV阳性患儿5 012例，检出率为23.99%（5 012/20 895），其中男性患儿2 964例，阳性率23.92%（2 964/12 389），女性患儿2 048例，阳性率24.08%（2 048/8 506），男女患儿RV检出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2=0.049，P>0.05）。各月份均有RV检出，以1、2、12月为检出高峰，不同月份RV检出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2 654.681，P<0.05）。RV阳性率最高的年龄段为18~24月龄组[40.41%（896/2 217]，最低的为<6月龄组[7.86%（387/4 921）]，2岁以内婴幼儿占总阳性数的76.56%（3 837/5 012），5岁以下儿童占总阳性数的98.72%（4 948/5 012），不同年龄阶段RV阳性检出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1 013.832，P<0.05）。按照随机分层抽样原则，每月根据RV阳性率的差异分别随机抽取不同量的样本共116份进行扩增，并按照VP7（G基因型）和VP4（P基因型）进行基因分型研究，共检测出4种G基因型，依次为G9型99株（85.3%），G3型11株（9.5%），G2型4株（3.5%）、G1型2株（1.7%）；2种P基因型分别为P[8]112株（96.6%），P[4]4株（3.4%）；4种G/P组合基因型分别为G9P[8]99株（85.3%）、G3P[8]11株（9.5%）、G2P[4]4株（3.5%）、G1P[8]2株（1.7%）。 结论 A组RV是2017年杭州地区儿童腹泻的常见病原体之一，5岁以下婴幼儿为主要感染人群，尤其以18月至2岁幼儿多见。RV感染具有明显的季节性，冬季为发病高峰期。G基因分型以G9为优势流行株，P基因型以P[8]为主，G/P组合基因型以G9P[8]为主要优势流行株。

目的 探讨白细胞数（WBC）、中性粒细胞比例（NEU）、C反应蛋白（CRP）、白介素6（IL-6）、降钙素原（PCT）对诊断未足月胎膜早破（PPROM）亚临床绒毛膜羊膜炎的价值。 方法 采用回顾性分析方法，选取2013年1月至2017年6月在陆军军医大学第三附属医院入院的单胎未足月胎膜早破病例74例为研究组，根据其临床表现、实验室检查及组织病理学诊断分为PPROM对照组21例（A组）、PPROM亚临床型绒毛膜羊膜炎组43例（B组）、PPROM临床型绒毛膜羊膜炎组10例（C组）。另选取同期收治正常足月孕妇46名为正常足月对照组（D组），观察4组孕妇分娩前24 h内外周血WBC、NEU、CRP、IL-6、PCT水平，分析5项炎性指标诊断亚临床绒毛膜羊膜炎的临床价值。 结果 PPROM对照A组WBC、NEU、IL-6显著高于正常足月对照D组（T=5.412，Z=-3.312，T=2.798，P均<0.05）。PPROM B、C组5项炎性指标均显著高于正常足月对照D组（Zb=-5.797，Zb=-5.296，Zb=-5.116，Zb=-3.279，Zb=-4.36，Tc=7.732，Zc=-4.622，Zc=-4.591，Zc=-3.509，Zc=-4.387，P均<0.05）。PPROM B组CRP、IL-6、PCT显著高于PPROM对照A组（Z=-3.10，Z=-2.95，Z=-2.202，P均<0.05）。PPROM C组5项炎性指标均显著高于PPROM对照A组（T=-5.285，Z=-2.536，Z=-3.819，Z=-3.228，Z=-3.719，P均<0.05）。PPROM C组WBC、NEU、IL-6水平显著高于PPROM B组（Z=-3.296，T=-2.738，Z=-3.501，P均<0.05），在诊断亚临床绒毛膜羊膜炎方向，CRP、IL-6和PCT曲线下面积（AUC）分别为0.740、0.671和0.728，诊断截值分别为10.3 mg/L、5.995 pg/ml、0.055 ng/ml，敏感度分别为（39.5%、60.5%和74.4%），特异度分别为（100%、85.7%和61.9%），CRP+IL-6、CRP+PCT、IL-6+PCT及CRP+IL+6+PCT联合筛查曲线下面积（AUC）分别为0.746、0.805、0.776和0.816，敏感度分别为51.2%、74.4%、81.4%和62.8%，特异度分别为95.2%、81%、66.7%和90.5%。 结论 PCT、CRP、IL-6能有效辅助诊断PPROM亚临床绒毛膜羊膜炎，两联合优于单一炎性指标，而三者联合诊断价值更高，为临床提供参考。

目的 比较同位素稀释质谱法与两种化学发光免疫法间醛固酮测定结果的相关性与一致性，结合国家卫生健康委临床检验中心2018年醛固酮室间质评数据，评价我国醛固酮检测现状。 方法 方法学评价。2018年7至11月收集北京医院内分泌科剩余血浆标本，用同位素稀释质谱法、进口系统A与国产系统B检测45份临床血浆样本、4份质控品、5份冻干牛血清样本与3份新鲜冰冻混合人血清样本。根据EP15-A3指南评价方法不精密度，以Deming回归分析方法间相关性，Bland-Altman图分析方法间绝对与相对偏差，以一致性相关系数（CCC）评价方法间一致性。 结果 3种方法的不精密度均满足生物学变异导出的适当性能要求。进口A系统与LC-MS/MS间具有较好相关性与一致性（R2=0.985，CCC=0.967），国产系统B与进口系统A或LC-MS/MS间相关性与一致性较差（R2分别为0.538和0.547，CCC分别为0.605和0.528）。以LC-MS/MS为参比方法，方法间平均相对偏差均不满足生物学变异最低偏倚要求（18.60%）。 结论 LC-MS/MS法与两种化学发光免疫法测定血浆醛固酮结果存在差异，建立醛固酮参考方法研制有证参考物质，完善醛固酮检测溯源体系，改进免疫试剂特异性，是推动醛固酮临床检测标准化的努力方向。

目的 应用微阵列芯片法检测北京地区孕期女性常见耳聋基因突变，分析北京地区孕期女性常见耳聋基因突变位点的分布情况及临床意义。 方法 本研究连续纳入2016年6月至2018年4月期间就诊于北京大学人民医院产科门诊的孕期女性共1 709例，提取全血基因组DNA，采用微阵列芯片法检测4个常见耳聋基因，共9个突变位点，包括GJB2（35delG、235delC、176-191del16、299-300delAT）、SCL26A4（IVS7-2 A>G、2168 A>G）、GJB3（538 C>T）及线粒体基因（1494C>T、1555A>G），并采用Sanger测序法对先入组的256例患者检测结果进行验证。分析各基因突变位点的阳性检出率及分布情况，采用Kappa检验比较两种检测方法的一致性，并对其配偶和产后新生儿进行随访。 结果 微阵列芯片法与Sanger测序法的检测结果一致，符合率为100%。在1 709例孕期女性中，共89例检出耳聋基因突变，总体阳性检出率为5.21%（89/1 709），其中杂合突变共83例（GJB2 235delC 35例，GJB2 299-300delAT 12例，GJB2 176-191del16 1例，SLC26A4 IVS 7-2 A>G 30例，SLC26A4 2168 A>G 3例，GJB3 538 C>T 2例），纯合突变1例（GJB2 235delC纯合突变），双位点突变2例（分别为SLC26A4 IVS 7-2 A>G/GJB2 299-300delAT、IVS 7-2A>G/GJB2 235delC双位点突变），线粒体基因1555A>G均质型突变3例。GJB2各突变位点235delC、299-300delAT及176-191del16的阳性检出率，分别为2.17%、0.76%及0.06%；SLC26A4突变位点IVS 7-2A>G、2168 A>G的阳性检出率分别为1.87%、0.18%；GJB3 538 C>T和线粒体基因1555A>G的阳性检出率分别为0.12%（2例）、0.18%（3例）。截至2018年11月，共成功随访突变位点检测为阳性的孕期女性56例，其中有26例配偶进行耳聋基因测序，2例配偶检出与女方携带相同基因位点突变，1例经羊水穿刺产前诊断证实胎儿为IVS 7-2A>G杂合突变并顺利娩出，随访至本研究终点该新生儿听力正常；另外1例拒绝产前诊断，顺利分娩235delC纯合突变的新生儿1名，该患儿听力测试右耳未通过，于3月龄时植入人工耳蜗。 结论 在北京地区孕期女性常见耳聋基因突变位点中，以GJB2 235delC、SLC26A4 IVS7-2 A>G阳性检出率最高，对孕期女性进行耳聋基因突变位点筛查，可预测其后代患听力障碍的风险。

目的 探讨脑脊液（CSF）中肝素结合蛋白（HBP）水平在颅内感染性疾病中的临床应用价值。 方法 病例对照研究。收集2016年12月至2018年5月在辽宁省人民医院神经科住院的开颅术后患者150例（术后细菌性颅内感染组73例，术后未感染组77例），并收集同时期未手术患者46例（非细菌性颅内感染组14例，选择脑脊液WBC<10×106/L的非颅内感染性疾病患者32例作为对照组）。根据重症颅内感染诊断标准将细菌性颅内感染患者分为轻症颅内感染组26例、重症颅内感染组47例。根据患者出院时格拉斯哥预后量表评分（GOS），分为预后良好组（GOS评分为4~5分）30例、预后不良组（GOS评分为1~3分）43例。采用胶乳免疫比浊法测定脑脊液中HBP浓度，采用电化学发光法测定脑脊液以及血清降钙素原（PCT）浓度，采用仪器法检测脑脊液常规，采用比浊法检测脑脊液总蛋白（TP）浓度。统计分析各组检测指标的差异，并比较不同颅内感染程度、不同预后患者的脑脊液HBP水平。两个独立样本的比较采用Mann-Whitney U检验。 结果 术后细菌性颅内感染组、术后未感染组、非细菌性颅内感染组和对照组患者脑脊液中HBP值分别为187.00（73.00，635.00）ng/ml、10.00（3.50，32.00）ng/ml、1.50（0，4.00）ng/ml、3.00（1.00，4.00）ng/ml，脑脊液WBC计数值分别为1 280.00（363.00，4 327.00）×106/L、63.00（18.50，300.00）×106/L、5.00（3.00，14.75）×106/L、3.00（2.00，5.75）×106/L，脑脊液中性粒细胞绝对值分别为1 216.00（225.50，3 895.50）×106/L、24.00（2.00，209.50）× 106/L、1.00（1.00，3.00）×106/L、1.00（1.00，1.00）×106/L，脑脊液PCT值分别为0.16（0.10，0.32）ng/ml、0.09（0.07，0.14）ng/ml、0.07（0.06，0.12）ng/ml、0.07（0.06，0.13）ng/ml，血清PCT值分别为0.36（0.15，1.09）ng/ml、0.09（0.04，0.16）ng/ml、0.08（0.04，0.13）ng/ml、0.07（0.03，0.11）ng/ml。术后细菌性颅内感染组脑脊液HBP、WBC、中性粒细胞、PCT和血清PCT均显著高于术后未感染组（Z=-9.246、-6.759、-6.741、-4.477、-6.202，P<0.05）、非细菌性颅内感染组（Z=-5.840、-5.412、-5.259、-2.923、-5.104，P<0.05）和对照组（Z=-7.905、-7.919、-7.335、-4.397、-5.474，P<0.05）；术后未感染组与非细菌性颅内感染组之间脑脊液HBP、WBC、中性粒细胞差异有统计学意义（Z=-3.763、-3.444、-3.041，P<0.05），而脑脊液和血清PCT差异无统计学意义（Z=-0.869、-1.850，P>0.05）；术后未感染组与对照组之间脑脊液HBP、WBC、中性粒细胞差异有统计学意义（Z=-4.496、-6.685、-4.842，P<0.05），而脑脊液和血清PCT差异无统计学意义（Z=-0.676、-1.303，P>0.05）；非细菌性颅内感染组与对照组之间脑脊液HBP、PCT和血清PCT差异无统计学意义（Z=-0.861、-0.514、-0.273，P>0.05），脑脊液WBC、中性粒细胞差异有统计学意义（Z=-2.756、-3.060，P<0.05）。重症颅内感染组脑脊液HBP水平显著高于轻症颅内感染组（Z=-6.267，P<0.05）。预后不良组脑脊液HBP水平显著高于预后良好组（Z=-7.064，P<0.05）。脑脊液中HBP、WBC、中性粒细胞、TP、PCT和血清PCT诊断细菌性颅内感染的ROC曲线下面积分别为0.986、0.987、0.945、0.945、0.770和0.914，鉴别诊断细菌性颅内感染和非细菌性颅内感染的ROC曲线下面积分别为0.994、0.958、0.961、0.929、0.747和0.936。 结论 脑脊液中HBP是较理想的辅助诊断细菌性颅内感染的指标，对鉴别细菌性颅内感染与非细菌性颅内感染具有重要意义，升高幅度与感染的严重程度和疾病预后相关。

目的 探讨不同时期慢性乙肝患者乙型肝炎病毒（HBV）S蛋白变异频率与变异模式差异，并分析病毒变异的临床意义。 方法 采用病例比较，分析各组间S蛋白变异率与变异位点的差异。选择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曙光医院就诊的112例慢性乙型肝炎患者，分为4组即乙肝耐受期（immune-tolerance，IT）组36例，男性为20例，女性为16例，年龄为28.00（25.00，30.75）岁、清除期（immune-clearance，IC）组28例，男17例，女11例，年龄为29.00（25.25，31.75）岁、低复制期（low-replication，LR）组25例，男17例，女8例，年龄为39.00（35.00，45.50）岁及复发期（reactivation，RE）组23例，男15例，女8例，年龄为43.00（36.00，48.00）岁。基因测序法用于检测HBV S蛋白基因序列。分类变量间差异分析采用χ2检验，非正态分布数据采用非参数秩和检验（kruskal-wallis H与Mann-Whitney U）。 结果 主要亲水区（major hydrophilic region，MHR）区域内IT自然产生的变异率为16.67%（6/36例），主要集中于"a"决定簇的LOOP1中，与IC（21.43%，6/28例）、LR（20.00%，5/25例）、RE（34.78%，8/23例）相比，4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2=2.814，P=0.421）；MHR区域外变异频率IT与IC分别为11.11%（4/36例）与14.29%（4/28例），LR期病毒基因多变性呈逐步增加，变异频率为24.00%（6/25例），复发期达峰值为52.17%（12/23例），4组之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15.041，P=0.002）。 结论 HBV S蛋白变异可能不仅是宿主免疫压力所致的后果，可能也是乙肝再发作的原因。

目的 探讨多重耐药假单胞菌属细菌对碳青霉烯类和氨基糖苷类两类抗生素耐药的分子机制。 方法 2012年6月至2013年3月，海南省三亚市人民医院检验科收集到6株产碳青霉烯酶铜绿假单胞菌和恶臭假单胞菌，来自该医院4个不同的病区。VITEK-2 Compact全自动微生物鉴定仪和16S rDNA扩增测序比对鉴定核实细菌种属。E-test法测定菌株对临床常用抗生素最低抑菌浓度。Carba NP法检测菌株是否产碳青霉烯酶。PCR扩增和测序比对明确碳青霉烯酶和氨基糖苷类甲基化酶的基因亚型。PCR和重叠PCR（overlap PCR）扩增Ⅰ型整合子及重要耐药基因侧翼基因环境，测序并拼接PCR产物明确耐药基因座位排列。SpeI酶切后脉冲场凝胶电泳（SpeI-PFGE）判断菌株之间亲缘关系，S1酶切后脉冲场凝胶电泳（S1-PFGE）进一步明确菌株间携带质粒的大小及其关联。 结果 6株耐碳青霉烯类抗生素的假单胞菌属细菌，其中有3株为恶臭假单胞菌，3株为铜绿假单胞菌，且均为Carba NP试验阳性，产B组碳青霉烯酶。PCR进一步确证携带blaIMP-45，介导对除氨曲南外所有的β-内酰胺类药物耐药，且同时携带16s rRNA甲基化酶armA基因，介导对所有的氨基糖苷类药物耐药。基因环境的研究显示blaIMP-45和armA共同定位于Tn1548相关区域。SpeI-PFGE电泳表明除2株铜绿假单胞菌外，其他菌株彼此之间都不是近缘的克隆。S1-PFGE电泳结果表明这些菌株都携带大质粒（300~600 kb），质粒的大小并不完全一致。 结论 在我院内检出同时携带blaIMP-45和armA的铜绿假单胞菌和恶臭假单胞菌，这些耐药基因在不同菌株之间的播散可能涉及质粒的接合转移及含耐药基因的可移动元件在不同种间的水平转移。

子痫前期（PE）是危害孕产妇和新生儿生命的严重疾病，其病理生理机制尚未完全揭示。微小RNA（miRNAs）是一类小分子单链RNA，在机体生理和病理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近年来有学者对孕妇胎盘组织中的miRNAs进行分类，探究了这些miRNAs在PE发病过程的作用及不同来源miRNAs在子痫前期早期预测、诊断中的价值。本文就胎盘来源的miRNAs在PE发病过程中的作用机制及诊断价值作一综述。

高甘油三酯血症是以甘油三酯合成异常或降解障碍为表现的临床综合征，是发生心血管疾病的独立危险因素。研究发现除生活方式外，遗传因素也决定着血浆中甘油三酯的浓度。脂蛋白脂酶（LPL）是甘油三酯降解的限速酶，在脂代谢、胰岛素抵抗、脂肪细胞分化中有重要作用。近年来，家系分析与全基因组关联分析（GWAS）已经鉴定出与高甘油三酯血症相关的基因，其中包括LPL基因，其发生基因突变后会降低脂蛋白脂酶活性并影响其蛋白的含量，从而导致高甘油三酯血症的发生。本文针对LPL基因的结构、功能、表达调控、常用检测方法及LPL基因突变与高甘油三酯血症关系的研究进行阐述。